所謂城市化，就是把農民化入城市的過程。由于制度設計、文化背景、思想觀念、歷史沿襲等方面的差異，中國和西方在城市化進程中有很大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農民城市化后徹底斬斷了和鄉村的聯系，而中國農民進入城市之后，根脈仍與鄉村緊密相連。
一是難以分割的集體利益。在西方私有制國家，農民進城后，將土地一賣了之，與土地的關系就此割斷，物質上也不再有任何聯系。我國是公有制國家，農民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土地是集體所有，農民只擁有土地的承包權、經營權， 沒有自由買賣土地的權利，要進城落戶可以退出承包地，但退出后村集體要給予合理的補償。集體經濟強、土地價值高的地方，集體組織有能力補償，但農民不愿意退出， 還想從集體獲得更多收益；集體經濟弱、土地價值低的地方，農民愿意退出，但集體組織又無力補償。在我國58萬多個行政村中，絕大多數是集體經濟發展較弱的村，因此，從物質層面看，我國農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徹底割斷與土地和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
二是與生俱來的鄉土觀念。西方國家大多是移民社會，歷史上一直以動態擴張為理念，到處攻城墾地，掠物殖民，缺乏故鄉觀念，更沒有留戀故土的情結。北歐海盜自公元8世紀到11世紀盛行幾百年， 從北極圈到地中海，從黑海至大西洋，勢力遍及西歐、東歐、北非、中東和北美；隨后的大航海時代揭開了殖民歷史的大幕，直到上世紀中期，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美國六個國家的殖民地遍布全球。中國從歷史上就是農耕社會，尋求穩態的安逸，安土重遷。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誰不說咱家鄉好”， “月是故鄉明”，對故鄉的感情十分深厚。窮家難舍，故土難離，背井離鄉是萬般無奈時的選擇，即使遠走他鄉，也會抱著“樹高千丈， 葉落歸根”的思想，回鄉安度晚年。即使生前未能回鄉，死后也要“馬革裹尸還”，魂歸故里，回鄉安葬。今天每逢春節期間數十億人次的人口大流動，就是中國人對家的眷戀、對鄉的懷念的生動寫照。故鄉永遠是中國人的情之所系，這是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的一種文化， 是代代相傳的民族基因。
三是根深蒂固的鄉緣意識。中國人心中對家鄉的語言、文化、飲食、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宗教習俗等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一衣帶水，桑梓之誼，老鄉不僅是一種地理空間上的關系，更是一份情感的聯系。親不親故鄉人，對于長期遠離家鄉的人來說，老鄉如同親人。農民進城打工， 同鄉人往往從事相似的行業，也更傾向于同鄉聚居。比如浙江人從事服裝、制鞋等行業，福建人經營木材生意，廣東人經營鋁合金、建材等，由此也形成了很多大城市中的“浙江村”“福建村”“廣東村”“河南村” 等同鄉聚居、行業趨同的現象。各地的同鄉會、地方商會不僅遍布各大城市，甚至在縣城也有分會組織，在海外更是6000萬華人華僑團結的載體。各類以鄉緣為紐帶發育出的組織也從最初的同鄉聯誼逐步轉變為穩固的商業同盟和利益共同體。“鄉緣”在華夏子孫的意識里具有獨特的認同感、歸屬感、親近感，向心力、凝聚力、組織力。
四是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移民社會是一個一盤散沙的陌生人社會， 運行規則只能靠契約。契約是西方社會運行的普遍邏輯。契約關系具有普適性，可以隨時終止舊的契約， 也可以迅速建立新的契約。靠契約建立的西方社會的團結是外律型機械組合。而中國的鄉村是熟人社會， 世代聚族而居的鄰里關系使得人與人的關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一套建立在感情、誠信和互惠基礎上的交往規則與行為規范，注重人際關系的協調，講究人情、關系和面子。以感情生成的人際關系具有獨特性，情感的建立與消除也不像契約那樣可以立馬兌現，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中國人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團結是內生性的有機融合。這也使得中國農民與世代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鄉村人際關系很難割舍。
五是歷史積淀的價值取向。西方國家崇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決定了他們更看重個體價值，提倡人的自由和個性發展，家族意識相對淡薄。中國人看重族群，重視家庭，崇尚大家族觀念。以姓名為例，西方習慣名前姓后，強調個人特性，而中國人則習慣姓前名后，更強調家族傳承。梁啟超曾說，“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也”。受儒家忠孝、仁義及三綱五常等思想影響，中國鄉村形成了以家規、家教、家訓為核心的家族文化體系和宗法制度，其傳統和精神理念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面，植根于每個中國人心中，即使遠涉重洋，以姓氏族群為旗幟的尋根問祖仍是6000萬華人華僑心中解不開的情結。
與拔根就走、徹底了斷、無牽無掛的西方農民進城落戶不同，中國農民在鄉村的根扎得既深又廣， 且根系發達，千絲萬縷，源遠流長，既有物質層面的聯系，又有精神層面的寄托。這種獨特現象決定了中國不能簡單照搬西方城市化的模式，而應采用集成改革的方式解決中國城市化問題。
一是變革思維方式。首先，應充分考慮公私兩種所有制農民選擇進城的自由度不同。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農民個體的自由選擇權在某些方面勢必受到共同體的約束。其次，應充分考慮兩種精神寄托的追求不同。西方移民社會以動態擴張的四海為家為追求，中國安土重遷以葉落歸根和鄉土鄉緣為追求。再者應充分考慮兩種人際關系生成的基因不同。陌生人社會以契約為基因生成的機械式組合不需時間，熟人社會以情感為基因生成的有機性融合則需要過程，愛一個人不容易，忘掉他甚至一生都難。因此，中國城市化的制度設計，必須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弄清“拔根”與“扎根”的區別，從中國的發展現實出發。
二是變革城市化理念。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三次城市化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旨在建城立邦、鞏固政權，建有城池七八百座；第二次是宋代，旨在促進商貿、繁榮經濟， 僅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就有四十多座， 史書上可見到名字的鎮4600多個，首都汴京人口超百萬，世界第一；第三次也就是當前正在進行的城市化，主要目的是繁榮經濟和宜業宜居。今天的城市化，最重要的是正確理解城市化的內涵。城市化不是把人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也不是一定要有一個聚集居住的“城”或者“鎮”，而是居民無論在哪里生活都能享受到與城市相同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就目前情況看，我國農民進城買房大多集中在縣城或集鎮，因此只在大中城市下功夫不符合城市化發展規律和現實社會需求，也不是城市化的本意。大多數發達國家承載人口的主體都是小城鎮，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城市化還是應以發展小城鎮為重點， 走費孝通先生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的“小城鎮大戰略”的路子，讓農民就近、就地城市化。
三是變革產業布局。要實現就近、就地城鎮化，產業支撐是基礎，解決農民就業是關鍵，要圍繞小城鎮發展符合農村需要、適合農民就業的二、三產業。應充分發揮制度優勢，通過行政干預將國有企業總部及一些大學和科研院所搬遷到小城鎮。從世界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來看，許多小城鎮都是圍繞企業和大學發展起來的，如西雅圖的林頓鎮、舊金山灣區的硅谷、英國的劍橋和牛津等。據了解，德國前100位的企業， 只有3家企業總部設在首都，其余均在中小城鎮。我國96家央企全擠在首都，每個省幾十上百家省級國企也都擠在省會，在交通、通訊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這些企業總部完全可以下遷到鄉鎮去。“總部經濟”、大學帶城的效應一旦釋放，將會極大地促進和帶動當地產業和小城鎮發展。
四是變革治理思路。城鄉兩棲、居業分離的生活狀態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道獨特風景。采用過去穩態的人口治理方式已經無法滿足實際需要，亟需調整路徑、創新方法， 應探討無論戶口在哪里，居住二十天以上的都要在社區進行登記，作為常住人口管理的治理思路。也可以借鑒美國社會安全號碼等更加靈活的常住人口管理方式。農忙回鄉務農，農閑進城打工，將農業作為副業，將農村作為退路，這可能會成為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國農民的生活常態，城鄉統籌治理，變靜態的被動跟蹤服務為動態的主動超前服務，是適應這一生活新常態的必由之路。
五是變革城鄉體制。要從根本上改變資源配置方式，應該按照人口密度和人口集聚程度，而不是按照城鄉或行政級別配置資源。一個一萬人的村莊，就應該按照一萬人的社區去配置資源；一個幾千人的集鎮，就應該按照幾千人的實際需求去配置資源。只有打破按城鄉、按級別配置資源的舊思路，才能從源頭上杜絕城貴鄉賤、重城輕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
作者簡介：劉奇，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安徽大學等院校兼職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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