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我國各地區、各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使我國經濟面臨“新形勢”。從短期看，這次疫情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拖累”效應；從長期看，則具有“轉型”意義。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特征比較明顯的發展中大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是我國在新形勢下保持經濟活力、穩定經濟增長的基石，對新形勢下的經濟增長具有多重意義。對此，可以從微觀主體、產業結構、土地制度、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方面進行完善，為推動新形勢下的經濟增長、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關鍵詞:新形勢 經濟增長 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融合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新形勢”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態勢，其增長速度在世界發展史上堪稱“奇跡”。這種增長“奇跡”源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在改革和開放兩大制度變遷的共同推動下，企業等微觀主體提高了要素供給水平，增強了商品和要素的流動性，由此推動了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力發展。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40多年間保持了經濟總量持續快速增長，這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特征事實”，它對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對華經濟關系，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在國內，伴隨著經濟總量基數不斷攀高，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呈現自然下降態勢。與此同時，在持續高速增長背景下，我國經濟領域的結構性問題逐漸凸顯，這導致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的變化。現階段我國強調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推動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國際，伴隨著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加劇以及中美經貿格局變化，美國加快了對華戰略定位及與華經貿關系的調整節奏。近年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美國發起并由此引致的中美貿易摩擦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國內經濟增長的基數效應、經濟結構的調整進程以及外部格局的逆轉趨勢，三者相互疊加，導致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出較為顯著的下行態勢。考慮到增長速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而且會對其他經濟社會領域產生作用，因此，我們既應明確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合意部分，即因國內結構優化和新舊動能轉換而導致的增速下降；也要理解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行的挑戰部分，即因外部格局逆轉而導致的增速下降。迄今為止，無論從主要國際組織的界定還是從中國經濟自身的發展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較長時期內保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仍具有基礎性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現階段我國需要審慎平衡經濟總量增長和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確保同時實現經濟規模的合理增長和經濟發展質量的穩步提高，規避因多重因素相互疊加而出現經濟增速迅猛下滑的情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自發生以來伴隨著人口流動和人際接觸迅速由湖北武漢擴散至其他地區，并演變為一場對中國幾乎所有地區、各領域均產生廣泛影響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發展態勢還不明朗，其持續時間和影響范圍還不能準確判斷。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整體部署下，我國現階段正處在整合調動全國醫療和物質資源、堅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關鍵時期。就經濟領域而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無疑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盡管這種影響程度與疫情后續發展態勢以及疫情防控舉措的實施狀況緊密相關，但疫情作為一個突發的“沖擊”因素，其會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是確鑿無疑的。從疫情防控期間看，疫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活力激發和速度提升總體上起到了抑制作用，其對增長的“拖累”顯而易見。短期內，經濟結構調整、中美貿易摩擦、疫情發展擴散三者存在著疊加效應，很可能導致經濟活力迸發受到進一步約束、經濟增速在現有水平上呈現繼續下降態勢。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著新形勢、新格局、新挑戰，因此，新形勢下如何激發經濟活力、穩定經濟增速是我國亟待解決的重大經濟發展問題。
疫情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在疫情發展及疫情防控期間，疫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從需求和供給這兩個維度進行分析。從需求角度看，疫情會對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均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影響總體而言是負面的。
在疫情發生和擴散時期，城鄉居民的消費普遍收縮至維持生存狀態，對發展型、享受型生活資料的消費出現大幅度下降，部分消費甚至出現“暫時停頓”狀態。與人群集聚緊密相關的若干產業，例如餐飲業、旅游業、交通運輸業等的消費需求下降極為迅猛。在疫情的外部沖擊下，與消費需求下降相伴隨的情況是，企業因市場需求變化而縮減其投資規模，部分企業因收入流量的斷崖式下降而出現再生產難以為繼的情況，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因城鄉間的勞動力流動受阻，而被迫壓縮業務甚至停產歇業。除了能替代線下業務的網絡信息產業之外，絕大部分產業因疫情沖擊而使經營活動暫緩、投資意愿收縮，在成本抬升和市場收縮的雙重壓力下，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面臨嚴峻挑戰。伴隨著企業經營周期的拉長、投資規模的收縮以及線上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替代效應，我國整體經濟的就業創造能力受到制約，城鎮調查失業率可能呈現攀高態勢。疫情發展還影響到中國與域外的商品和要素流動，伴隨著世衛組織將此次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部分國家和地區可能會抬高中國勞務以及產品輸入的壁壘。從供給角度看，經濟增長取決于要素供給和要素組合效率這兩類因素。在疫情防控階段，短期內企業的投資意愿以及基于收入流而形成的投資能力總體呈下降趨勢，此外，地區、城鄉之間的隔離導致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流動受到明顯抑制，這不僅對勞動力要素的供給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且對要素再配置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產生了制約作用。總而言之，短期內疫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廣泛且明顯的，因此，必須緊密關注疫情和其他經濟社會因素的相互“疊加”，著力回應疫情對經濟增長活力和速度產生的“拖累”效應。
從長期來看，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國，疫情不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趨勢產生根本沖擊。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國在疫情發生后具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大國效應則使我國在疫情防控方面具有厚實的物質基礎。作為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國已將疫情防控任務列為當前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疫情將會隨著防控舉措的實施和不斷完善而漸趨消散，特別是，新型藥物的研發和應用將在疫情防控中發揮關鍵作用。伴隨著疫情防控形勢的好轉，我國在短期內被壓制的城鄉居民消費會得到釋放，商品和要素的流動性也會得到恢復，這將促使經濟增長呈現出向此前正常狀態的“復歸”。
除了這種“復歸”態勢之外，還應看到疫情在長期視角下對中國經濟產生的“轉型”推動意義。這場疫情必定會影響微觀主體的行為方式，并轉變宏觀層面的治理方式，進而引致、推動或倒逼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經濟領域內的“轉型”將很可能是長期且深刻的。這主要體現為：疫情發展將加劇推動中國的信息化、網絡化進程，此前高度依賴勞動力密集投入、線下開展業務的企業，很可能會將部分業務或環節加快轉向線上操作。醫療衛生等與健康關聯的產業也會得到快速發展，與新藥研制相關的生物產業、與環保緊密相關的垃圾處理產業等會受到更多關注。與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變動相伴隨，就業市場中勞動力的需求結構會發生明顯轉變，與快速增長產業相關聯的、具有獨特人力資本含量的勞動力將廣受青睞，而不具有獨特人力資本含量的普通勞動力，其就業選擇以及薪酬范圍會變得更為有限。在國家治理層面，此次疫情的發生和擴散也暴露出治理體系的若干短板，疫情防控無疑是對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它彰顯了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性，推動我國著力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倒逼我國加快完善疾病防控體系、國家儲備體系、區域協調機制以及央地間制度安排等體制機制。
新形勢下保持經濟增長活力需要進一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在疫情持續時間還不明確、影響范圍仍在擴大的情況下，我國的當務之急是完善疫情防控舉措，并盡量降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程度，在新形勢下保持和激發經濟活力，從而達到“控疫情”和“穩經濟”的雙重目標。在新形勢下，規避疫情與其他因素的“疊加效應”、最大程度激發經濟活力必須考慮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的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也得到了顯著提高。然而，迄今為止中國仍存在較為顯著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農村人口仍占我國戶籍人口的絕大多數。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動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并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素之一，但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的非農化流動基本是不改變身份下的職業流動，其流入城鎮后在職業選擇、工資獲取、福利保障等方面與城鎮戶籍人口存在著制度差別，以致在城鎮形成了本市戶籍人口與外來務工人員之間的“新二元結構”。由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消費差距仍然較大，農民工在城鄉、地區、行業之間進行頻繁流動，其工作、生活具有城鄉之間“鐘擺式”轉換的特征。除此之外，城鄉居民在獲取基本醫療、基本養老、基本教育等社會保障資源方面也存在差異，特別是，相對于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在獲取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資源方面處于劣勢地位，這意味著我國在二元經濟結構之外還存在二元社會結構。立足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國情，新形勢下更好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對我國回應疫情沖擊、穩定經濟增長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這主要體現為：
第一，此次疫情發生在春節前夕，即農村外出人口大規模返鄉的背景下。在當前城鄉間、地區間甚至家庭間嚴格隔離的情形下，防控農村疫情和防控城鎮疫情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農村人口占我國戶籍人口的大多數，且在現階段主要居住或停留在農村地區，其對疫情防控的認識程度和農村防控疫情的舉措落實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后續疫情的發展態勢。考慮到城鄉醫療和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均衡，更應緊密關注農村疫情的后續發展態勢及由此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二，在疫情防控階段，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均出現了顯著收縮，其消費主要是圍繞食品等基本需要而展開。當前，食品供給水平、供求對接效率以及價格水平對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具有基礎作用。從供給角度看，種植業和養殖業與食品供給緊密相關，這兩個產業主要分布于農村地區。換言之，在疫情防控階段，農村產業發展以及食品供給能力，對我國抵御多重因素的疊加沖擊、推動經濟高質量 發展具有“壓艙石”作用。
第三，無論是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均會導致我國就業格局發生轉變。企業短期內的經營周轉受阻以及長期的轉型升級困難，均意味著就業創造能力的相對減弱。特別是，人力資本含量相對較低的農村勞動力，很可能成為此次疫情沖擊背景下企業縮減就業崗位的“結果承擔者”。與之相關聯的是，農村地區有必要為返鄉農民提供必要的就業崗位，從而在農村勞動力的城鄉轉換中發揮就業“蓄水池”功能。
第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形成了獨特的城市化道路，即農村勞動力通過保持農民身份特征，進行城鄉間“鐘擺式”流動，家庭內部分工實現非農化，并通過依靠種地獲得家庭經營性收入、打工獲得工資性收入的方式達到家庭收入最大化。這種方式導致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之間的明顯落差。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發展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但同時也伴隨著農村要素單向度外流、農村空心化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城鄉間大規模、持續性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期，客觀上也加劇了擴散風險。從空間角度看，如果各類要素在城鄉可以獲得大致相同的生產率以及回報率，則城鄉經濟差距會得到顯著縮減，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會在城鄉間形成“分離均衡”，城鄉經濟相對均衡發展對于減弱疫情和其他因素的疊加效應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推動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基礎上，也逐漸加快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轉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以“新農合”“新農保”的實施為集中表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加速推進。然而，也應該看到城鄉居民在獲取社會保障資源方面仍存在制度落差，由于這種差距的存在，“農民”仍具有“身份”和“職業”雙重屬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城鄉融合發展還體現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居民只有獲得政府提供的、更為充分的普惠性社會保障服務，才能因人力資本含量提高而增強就業談判能力，才能對不同的突發事件形成穩健的回應機制，才能因激發資本下鄉而創新農村經營方式與產業形態，這些無疑對我國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新形勢下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舉措
新中國成立以來，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不同時期服務于特定發展戰略實施了不同的城鄉經濟社會政策，城市與鄉村在整體上經歷了從相互割裂到漸趨融合的轉變。改革開放之后，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始終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議題，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背景下，城鄉一體化被視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強國戰略目標的基礎條件。當前，疫情發展與其他因素相互交織疊加，導致我國經濟格局面臨著新挑戰、新形勢，城鄉融合發展對回應這種形勢具有多重意義，其重要性、必要性和急迫性更為充分地凸顯出來。考慮到城鄉融合發展在本質上需要特定的微觀主體（特別是農村微觀經濟主體），在一系列經濟社會制度條件下通過轉化農村產業形態、促使城鄉要素生產率或回報率趨向一致而實現，則當前我國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可從如下幾方面切入：
一是拓展農村微觀經濟主體。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轉型，我國農村居民的經濟自主權也在漸趨擴大，要素組合方式走向多元。同時，農村居民也從傳統農民這一單一類型分化為離土農民、離鄉農民、新型農民等諸多類型。現階段，我國必須立足于稟賦條件、市場能力等方面的差異性，進一步拓展農村微觀經濟主體的類型。特別是，從提高農村要素生產力的角度出發，應重視“新農人”在農業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推動農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發展壯大。采用財政、金融等經濟制度設計，激勵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依靠契約形成產業鏈、供應鏈關聯，推動不同類型農村經濟主體之間形成利益分享機制，通過“以點帶面、分工協作”方式推進農村不同類型主體的整體發展。
二是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長期以來，種植業和養殖業等傳統產業在我國農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在任何時候，糧食和農產品供給都“不能出現閃失”。然而，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轉變的情形下，農村產業結構的多樣化、高級化不可避免，農村產業融合也在農民收入增長等方面發揮著正向提升作用。在農產品供給規模穩步增長的條件下，我國應更加強調綠色、有機、健康、營養農產品的供給，將食品規模增長與食品品質提升有機結合，不僅要側重于數量上的“糧食安全”，還應品質兼顧保證“食品安全”；應將農產品供給概念從終端的產出品，拓展至“從田間到餐桌”的完整產業鏈，重視農業生產過程中生態、文化、休閑等服務功能的挖掘和開發，將鄉村旅游、養生等作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重要載體；應推動農村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借助信息化進程推動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注重科學技術創新在提高農村產業全要素生產率中的作用。
三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不僅對農業農村經濟績效具有直接影響，對城市化進程以及城鄉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也具有重要作用。現階段我國應以“三權分置”為基本方向推動農村耕地、宅基地的產權制度改革，即在保持耕地（宅基地）集體所有權、耕地（宅基地）農戶承包權或資格權的基礎上，著力放活耕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從而實現農村土地在更廣范圍的社會化配置。當前我國應明確界定耕地承包權以及宅基地資格權的權限，規范農村土地流轉的流程，降低土地流轉的交易成本，在加快農村土地流轉的基礎上，為農村產業結構升級和經營主體創新提供有力條件。此外，我國還應進一步完善農村集體土地轉向城鎮國有土地的制度安排，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縮減地方政府主導的農村土地征用范圍，加快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機制，按照“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給予農民土地補償，使農民能夠更為充分地分享土地再配置的經濟社會收益。
四是補齊農村基礎設施短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伴隨著“工業反哺農業、城鎮支持農村”政策的提出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然而相對于城鎮地區、相對于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農村基礎設施領域還存在多個“短板”，這對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和治理體系完備形成“阻滯”。我國應立足于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將農業農村作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領域，在財政資源投放中充分關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現實需要。當務之急是在充分考慮農村人口空間集聚的背景下，重視對中心鄉鎮、中心村的基礎設施資源投放，推動過度分散或顯著空心化的村落逐步向中心村鎮集中。依據農村人口空間集聚特征，將道路、廁所改造、信息網絡建設、垃圾分類設施等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以此降低農村商品要素的交易成本，激發農村和城鄉經濟增長潛力，并促使基礎設施改善成為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是加大農村社會保障供給。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政府對農村生活型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不斷提高，但城鄉社會保障供給的制度差異依然存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需要加速轉化。在新形勢下，我國亟待切實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特別是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使農民能夠獲得更多具有普惠性質的社會保障資源。特別是，2020年我國要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續應避免農村貧困人口返貧，并著力建立健全解決農村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應深化農村教育體制改革，在基礎教育穩步發展的同時，以更大力度推動農村職業教育發展。在推動農村“新農合”“新農保”持續發展進程中，綜合考慮經濟增長、財政能力、物價變動等因素，逐步提高政府支付水平，持續改善農民生活和健康水平，增強農民個體和家庭對經濟社會風險的應對能力。考慮到地方政府在農民社會保障供給中承擔著重要作用，我國還應加快完善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機制，將轄區內民生水平的提高程度作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標，賦予地方政府與其財政支出相匹配、相對應的財政收入來源，以此為城鄉融合發展和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奠定制度基石。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7ZDA06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 ；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國家治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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