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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中國減貧經驗為世界提供有效方案

[ 作者:李小云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0-09-04 錄入:王惠敏 ]

貧困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反貧困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項歷史任務。當前,貧困問題依舊困擾著世界,是社會發展的首要挑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自1982年啟動實施“三西”專項扶貧計劃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積極探索、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

數據顯示,中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連續7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也明顯改善。中國減貧成就舉世矚目,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了“中國經驗”。

近日,圍繞世界減貧的難點、世界反貧困的經驗以及中國減貧經驗的借鑒意義等話題,記者采訪了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李小云。

記者:世界減貧的難點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李小云:今年是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小康的決勝之年,這意味著從1982年正式開始農村扶貧工作到現在的38年間,中國將成功地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從全世界范圍看,減貧工作主要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減少或者消除絕對貧困,二是緩解相對貧困。無論是解決絕對貧困問題,還是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都是全世界的難點。

就絕對貧困問題而言,世界各國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有著不同的經驗。對于很多原發性工業化國家而言,如英國和西歐,這些國家主要是通過長期的工業化、城市化推動社會轉型來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英國、德國、法國在歷史上是實現工業化最早的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和無產化。因此,在歐洲滋生了長期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工人政黨和社會主義黨所組織的各種類型的工人運動不斷地沖擊了歐洲資本主義制度,并推動了歐洲國家逐步轉向福利型國家。

總體而言,歐洲國家的貧困問題不像美國那樣突出,主要原因是長期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以及工黨和社會黨的反復執政,從而在制度層面形成了有利于工人階級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這也來自于歐洲在工業化后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就業的增長。而對于后發性工業化國家而言,如日本和韓國,雖然在戰后也經歷了貧困的困擾,但基本上按照原發性工業化國家的模式,比較有效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這些國家由于從體制上如教育、醫療、社會救助等方面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福利體系,以及最低工資標準和有效的稅收政策,因此也大多都在解決了貧困問題之后比較好地處理了相對貧困問題。

20世紀中葉以來,發展中國家紛紛走向民族獨立的道路,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當務之急是解決貧困問題。但是,除了中國之外少數國家以外,大多數國家在客觀上依然無法擺脫貧困的泥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減貧難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現代意義上貧困的緩解依賴于經濟增長,而且依賴于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因為如果沒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和高速的經濟增長,很難為國家減少貧困提供基礎保障。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取得民族獨立和建國的幾十年間,雖然都有過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但是很少有像中國這樣的保持三十年以上高速的經濟增長的國家。

第二,經濟增長只是減貧的基本條件,要想實現減貧,經濟增長必須要具備益貧性。世界減貧工作最大的難點地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這些地區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實現了比較高的經濟增長,但是這些國家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部門并非大多數人口就業的部門,也就是說這些國家雖然都有了比較可觀的經濟增長但是沒有形成益貧性增長的格局,出現了增長與減貧脫節的困境。就相對貧困而言,這是大多數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的減貧難題。

緩解相對貧困與消除絕對貧困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說通過益貧性的經濟增長可以大幅度地減少絕對貧困甚至消除絕對貧困,那么經濟增長與相對貧困本身基本沒有這樣的關系。緩解相對貧困更多的是收入和福利的分配問題,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福利和收入的分配問題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歐洲的貧困問題是在長期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的過程中得到逐步緩解,而對于很多國家而言,解決相對貧困最大的難點來自于競爭性政黨的體制問題。

美國是全世界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其貧困問題突出地表現在少數民族、教育、醫療等收入和福利的嚴重不平等,緩解相對貧困是美國社會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最近,民粹主義在美國愈演愈烈,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會的不平等。但是在競爭性政黨和各種利益集團的捆綁下,美國的相對貧困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奧巴馬的全民醫保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這方面,美國和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記者:世界反貧困的主要經驗有哪些?

李小云:從全世界反貧困的實踐可以看出,反貧困大概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經驗:首先,絕對貧困的緩解、減少和消除必須要有經濟發展作為基礎,經濟發展的減貧機制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是通過就業提高收入,刺激市場需求和資金流動,反過來促進教育和醫療行業發展,同時,經濟發展為稅收提供基礎,然后再通過稅收建立國家基礎的福利體系。這是比較經典的來自于原發性工業化和后發性工業化國家的基本經驗;

第二,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實現減貧的重要基礎是高速的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因為這些國家大多都采用趕超型的發展戰略,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不大可能按照歐洲的模式,通過漸進地發展逐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經濟增長必須是有利于窮人就業和窮人受益的;

第三,對于緩解相對貧困而言,需要建立起有利于收入和福利公平分配的基本制度,建立這樣一個制度需要克服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超越政黨的黨派紛爭?!?/p>

記者:中國減貧經驗可為世界提供哪些借鑒?

李小云: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施農村減貧工作到現在,歷經了38年時間。在這期間,中國的減貧工作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貧困的緩解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成果之一。總的來說,中國減貧一方面是中國融入全球發展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取得了明顯的社會轉型。這一轉型的特征與原發性發達國家和后發性發達國家的特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中國呈現出了一個超大型國家在短期內實現了大規模減貧和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成果的國家,這一點本身對于世界減貧就具有非常的意義。

同時,中國的減貧又是一個具有明顯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特點的發展過程。從減貧的領導體制、減貧的過程和減貧的機制等方面看,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中國減貧的經驗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為世界的減貧事業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

第一,貧困的減少是一個高度的政治化的過程,要想實現大規模的減少貧困,執政黨必須要有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和強有力的政治承諾,同時,執政黨也必須具有能力來領導國家克服來自不同利益集團和不同黨派的紛爭,形成應有的政治共識和社會共識。因為減貧的過程涉及到資源的投入、分配、利益結構的調整等,所以,減貧不會隨著經濟增長必然發生。

第二,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基礎,而且經濟增長也必須是益貧性的增長,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農業發展以及隨后的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都始終圍繞著農民這個中心。農民通過農業發展和鄉鎮企業實現收入增長,通過城市化發展進入城市打工提高了收入。因此中國減貧的經驗是,沒有益貧性經濟的增長,大規模減貧很難實現。不僅是益貧性經濟增長,減貧的機制必須始終按照經濟社會的規律進行轉化。

第三,在實現經濟增長以后,不平等將會不斷出現,這是處于發展中的國家以及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平等程度的升高直接導致相對貧困的惡化,中國在進入到本世紀以來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中國脫貧攻堅的總體目標就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實現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目標。中國的經驗表明,在不平等程度不斷增大的情況下,必須通過超常規的減貧政策來超越利益集團以及社會結構本身的制約,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將貧困人口拉出貧困泥潭,這包括采用綜合性的福利措施以及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的長效減貧機制。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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