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三農”問題和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二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內在統一性，在歷史邏輯上具有前后相繼性，在實踐邏輯上具有協同耦合性。實現二者無縫對接、有效銜接，仍面臨著覆蓋主體擴展難、聚焦空間延伸難、完成目標跨越難、任務時限貫通難、政策力度持續難等多方面難題。當前，必須統籌謀劃，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綜合銜接：堅持人民立場，發展思想上無縫銜接；構建產業體系，發展產業上無縫銜接；培育人才隊伍，發展動力上無縫銜接；抓好基層黨建，鄉村治理上無縫銜接；完善政策體系，機制保障上無縫銜接。
關鍵詞：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鄉村治理；二元結構；城鄉一體化
2020年是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后，中國將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那以后該怎么辦?如何防范脫貧再返貧?今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提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1]。當前，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扶貧工作的重心將轉向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無縫銜接、平穩轉型。因此，從學理上闡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相關理論問題，對于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貫通的內在邏輯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新時代我們黨為解決“三農”問題和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二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內在統一性，在歷史邏輯上具有前后相繼性，在實踐邏輯上具有協同耦合性。
(一)理論邏輯的內在統一性
一是價值取向的一致性。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價值取向都是為了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凝結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明確規定我們是“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并發出莊嚴誓言：“為天下勞苦大眾謀美好生活”。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我們黨的價值立場和根本宗旨始終不變。無論是當初鬧革命，領導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還是執政后搞建設和改革，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脫貧致富奔小康”，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本質上都是為了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二者都把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人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
二是主體力量的同一性。農民既是脫貧攻堅的主體，也是鄉村振興的主體。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社會實踐的主體、社會價值的主體。毛澤東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不管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盡管都是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推進的，但都必須緊緊團結依靠人民群眾，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發揮農民首創精神，順從農民意愿，做到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強化廣大農民的主動參與和責任意識，從而激活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基層政府和領導干部絕不能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換取鄉村的表面繁榮，決不能大包大攬、越俎代庖，替民做主、逼農致富，只能帶民致富、教民致富。
三是最終目標的統一性。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最終都是為了解決“三農”問題、推進農村農業農民的現代化，最終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二者“統一于“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農村、農民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成為我國現代化發展的短板。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城市現代化已經到了比較發達的階段，但農村現代化仍任重而道遠。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我們黨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矛盾、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所作出的重要部署，旨在通過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城鄉融合發展，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最終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二)歷史邏輯的前后連貫性
貧困自古以來就是困擾人類的歷史難題，脫貧奔小康一直是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夢想。而這一切直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才迎來希望的曙光。從歷史邏輯來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我們黨堅守初心、牢記使命，一以貫之執著于為民減貧事業的前后兩環。
一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土地革命減貧。封建社會，農民貧困、被剝削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土地生產資料。“農民群眾最關心的是土地問題，農民所希望的就是：奪取地主的土地，使他們不再強迫農民服工役”[4]。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也是中國農民減貧、農村發展的基本前提。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使廣大貧雇農在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改善，極大調動了農民積極性、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促進了農村農業發展，為新中國農村減貧脫貧奠定了制度基礎。盡管在民主革命的不同歷史階段，我們黨的土地政策有所調整，但黨的為民減貧事業的步伐始終勇往直前邁進。
二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生產扶助式扶貧。新中國成立以后，盡管絕大部分農民都獲得了土地，但由于國家百廢待興、農村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生產設施破敗等原因，農民的貧困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為了解決人民普遍貧困問題，我國實行了“以生產自救為主，政府救濟為輔”的減貧方針。[5]第一，組織城市貧民參加各種生產自救。有的參加挖土方、運送建筑材料、修馬路等勞動生產；有的從事小五金加工、膠木制品等工廠勞動；有的糊紙盒、編織竹藤、柳等手工勞動。很多貧民通過參加勞動，生活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第二，全國農村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50-60年代，農村地區廣泛開展大規模道路交通、水利灌溉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大改善了農村生產生活交通條件，有些水利基礎設施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三，政府扶助。國家對農村中“三無”人員(“無法定撫養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等貧困弱勢群體予以救濟，實行“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為保教)”的五保戶供養制度。以上這些減貧舉措，雖然沒有取得長遠成效，但為后來我國扶貧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開發式扶貧。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深刻意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將扶貧工作視為重中之重，將改革發展與扶貧工作同步推進。第一階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以市場化為取向的農產品產易制度，大大激發了農民脫貧致富的內動力，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大部分農民逐漸解決了溫飽問題。據統計，“全國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人減少到1985年的6.6億人”[6]。第二階段：1986年，國家成立扶貧工作專門機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集中發揮扶貧資金效用，促進貧困地區依靠自身力量脫貧。經過八年開發式扶貧，國家貧困人口極大減少。1993年統計，“農村貧困人口減至8000萬人；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由14.8%降為8.7%”[7]，剩余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老少邊窮等地區。第三階段：1994年，中央政府頒布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專項安排了“新增財政扶貧資金”和“貧困地區九年制義務教育”，力爭用7年時間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到2000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000萬左右，貧困發生率不足3%”[8]，剩余貧困人口多分布在生產生活條件極度惡劣地區。第四階段：2001年頒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扶貧開發對象包括：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和初步解決溫飽問題的溫飽人口。經過十年努力，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00年的9422萬人減少到了2010年的2688萬人”[9]，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
四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精準扶貧。201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穩定實現扶貧對象“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的總體目標。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明確指出“必須切實抓好脫貧致富這個戰略性任務”[10]。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等文件中，明確脫貧目標“不僅要解決貧困群眾的溫飽問題，還要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11]。2017年，黨的十九大對民生工作確立“兜底線、織密網、建機制”的原則，并提出了鄉村振興發展戰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12]。據統計，“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至0.6%”[13]。7年共減貧9000萬人以上，扶貧工作成績顯著。
(三)實踐邏輯的協同耦合性
一是目標任務的層次遞進性。從目標任務來看，脫貧攻堅針對的是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瞄準的是“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通過“五個一批”舉措，使貧困戶實現“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完成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的任務。而鄉村振興指向農業農村現代化與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瞄準的是“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見，鄉村振興戰略是脫貧攻堅的向前推進，是更高層次的目標、要求的繼續與延伸，即：從解決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向解決相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躍進；從消除農村貧困問題、解決人的生存問題向統籌城鄉發展、解決人的發展問題轉變。
二是實踐過程的前后相繼性。從實踐過程來看，脫貧攻堅是“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而鄉村振興是其深化和繼續。脫貧攻堅通過貧困戶的精準識別和精準退出，從根源上消除絕對貧困，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吃飽肚子的問題；而鄉村振興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統籌推進農村“五位一體”建設，解決脫貧攻堅后鞏固脫貧成果、提升脫貧質量以及讓脫貧群眾過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問題。兩者在實踐過程上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一場一脈相承、前后相繼的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接力賽”。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這一歷史主題將具體化為鄉村振興這一時代課題。因此，鄉村振興不是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接著干、往前行。習近平指出：“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貧困村和所在縣鄉當前的工作重點就是脫貧攻堅，要保持目標不變、靶心不散、頻道不換。”[14]
三是功能作用的有機互補性。從戰略與戰術關系來看，脫貧攻堅屬于短期性減貧策略，而鄉村振興屬于中長期宏觀戰略。在“三農”工作大系統中，二者相互配合、互為補充。一方面，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奠定了基礎和前提。“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15]脫貧攻堅解決的是貧困戶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需要，只有農民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鄉村振興才有充分的物質、技術、組織、群眾等基礎。可以說，脫貧攻堅的前期成果越厚實，鄉村振興的推進就越順利。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為鞏固脫貧成果、提升脫貧質量提供了保障。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并非意味著減貧工作就可以鳴金收兵。由于內生動力不足和諸多不確定因素，部分脫貧群眾脫貧之后易再次返貧。而鄉村振興通過補牢鄉村產業發展短板、夯實基礎設施、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并激發出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能夠增強脫貧的可持續性，最大程度地減少返貧現象。
四是機制保障的相互融合性。國家在脫貧攻堅過程中采取了一整套有效的工作機制、政策體系等，不僅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保障，也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保障。比如，脫貧攻堅過程中實施的“五級書記抓扶貧”的治理機制，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管理體制，聯席推進、結對幫扶、產業帶動、互學互助、社會參與協作的協作機制，產業扶持、醫療救助、教育幫扶、金融信貸等一整套政策體系，東西部扶貧協作、中央定點幫扶、駐村幫扶等一整套組織制度，以及第三方評估、省際交叉考核、市際交叉考核等一整套考核評估體系，這些被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機制政策在鄉村振興中還可以繼續沿用。
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貫通的現實困難
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兩個重大戰略布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盡管具有統一性、兼容性，但在目標、任務、對象、實施策略等有諸多差異。脫貧攻堅具有特殊性、局部性、緊迫性和突擊性特點，而鄉村振興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漸進性和持久性特點。實現二者無縫對接、有效貫通，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挑戰。
(一)覆蓋主體擴展難：從個體到全體
脫貧攻堅的對象是農村貧困地區的絕對貧困戶。2013年，我國實施精準脫貧戰略之初，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有九千多萬人。從數量來看，只占農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從結構來看，主要是老弱病殘等特殊困難戶。而鄉村振興所涵蓋的是整個農村群體，不僅人口數量更大，而且群體范圍更廣。既包括老弱病殘特殊困難戶、普通農民、農民企業家、農業技術員、知識分子等農村原住民，還包括返鄉務工人員、大學生、鄉賢以及下鄉投資興業的外來人員。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對象只有很小一部分重疊，如果說脫貧攻堅群體的重點是貧困戶，那鄉村振興群體的重點是新型農民。兩大戰略因對象群體不同，政策實施中難免不匹配、不適應而發生沖突。比如，脫貧攻堅的政策是幫扶貧困戶和貧困個體。而鄉村振興政策不僅要關注已脫貧了的群體，防止脫貧戶再返貧、甚至產生新的絕對貧困戶，政策更要有普遍性，能覆蓋更大更廣的群體。比如，加快農村道路交通、文化休閑娛樂、健身養老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滿足整個鄉村人口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就要求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解決個體與全體、針對性與普遍性的矛盾，不僅僅只聚焦農村絕對貧困個體的脫貧問題，更要關注鄉村人口的整體發展和全面需求等問題，調動鄉村各個群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二)聚焦空間延伸難：從區域到全域
脫貧攻堅聚焦的區域是農村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縣、貧困鄉、貧困村。從分布區域來看，它們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邊、窮等地區；從地理環境來看，這些地方往往山高路遠，自然環境惡劣、自然資源短缺、生存條件差、脫貧難度極大，且脫貧后極易返貧，是難啃的“硬骨頭”。鄉村振興聚焦的是整個農村地區，除了脫貧攻堅所定位的貧困村之外，還包含廣大的非貧困村。這些非貧困村發展差異極大，大致可分為傳統落后鄉村、欠發達鄉村、農業為主的中等發達鄉村、非農產業的中等發達鄉村和發達鄉村等。脫貧攻堅對貧困村堅持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給予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貧困村發展速度和關注度大大高于非貧困村。而鄉村振興既要關注農村的發展短板——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村，防止貧困村脫貧摘帽以后發展陷入停滯，更要著眼于鄉村發展的全域性，強調農村農業農民的整體提升，統籌農村“五位一體”協調發展，對農村進行全方位“把脈問診”。這就要求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解決點與面、區域與全域的矛盾，在頂層設計上統籌協調、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施策，既照顧區域的差異性，又突出鄉村整體性。
(三)完成目標跨越難：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
脫貧攻堅的基本目標是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工作重點是滿足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即解決吃飽肚子，消除絕對貧困的問題。而鄉村振興要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工作重點是滿足農村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即解決過好日子，緩解相對貧困的問題。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有“天壤之別”。脫貧攻堅只需要解決好不到一億人的基本生存問題，僅涉及農村一小部分人；而鄉村振興則要解好農村全部近6億人的美好生活問題，涉及到全國所有省份、所有農村農民農業的發展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成就巨大，即將消滅存在了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但農村整體發展依然存在不少瓶頸。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基本公共服務不夠完善、內生發展動力明顯不足、農業發展質量效益依然不高、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亟待提高等。此外，與絕對貧困不同，農村相對貧困的根源主要在于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相對貧困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因此，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既要著眼現實，補齊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短板以鞏固脫貧成果，又要立足長遠，建立防止返貧、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穩定機制。
(四)任務時限貫通難：從短期性到長期性
脫貧攻堅的任務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問題，兌現我們黨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的莊嚴承諾；鄉村振興的遠景規劃是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實現我們黨提出的“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的未來愿景。從任務時限來看，脫貧攻堅是短期階段性任務，具有突擊性、緊迫性特征，是殲滅戰；而鄉村振興是長期性任務，具有漸進性、長期性特征，是陣地戰。為了打贏脫貧攻堅這場輸不起的“戰爭”，我們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舉全黨全國全社會之力，只爭朝夕、攻堅克難，在短期內集聚大量資源對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進行幫扶，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脫貧攻堅工作成效顯著，但鄉村“自我造血”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實踐中仍有不少薄弱環節，“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欠賬較多，農村環境和生態問題比較突出，鄉村發展整體水平亟待提升”[16]，貧困群眾內生動力激發不夠等。此外，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內部發展不充分等問題縱橫交織，且更具隱蔽性、長期性、多維性和復雜性，加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其自身客觀規律，這就決定鄉村振興將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步步為營、久久為功。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貫通，如何確保政策的長期穩定性、連續有效性，仍是民眾關心的問題。
(五)政策力度持續難：從特惠性到普惠性
在脫貧攻堅階段，國家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采取了超常規的幫扶舉措，出臺了金融扶貧、產業扶貧、易地搬遷、福利救助等一系列特惠政策予以傾斜支持。比如，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可以在縣域定點醫院享受“先診療，后付費”“一站式結算”服務，而非貧困人口無法享受；貧困縣可以享受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而非貧困縣無法享受。這些特惠政策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也產生了一些負效應。一是“政策懸崖”。脫貧攻堅的特惠性幫扶政策，在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呈現“政策懸崖”，易引發一些非貧困戶尤其是臨界貧困戶的不滿情緒。二是“福利依賴”。脫貧攻堅特惠性福利政策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條件改善和發展機會的賦予，容易讓部分貧困戶滋生“等靠要”的心理，缺乏內生發展動力。如果說脫貧攻堅側重于政府主導，政策導向具有特惠性，那么鄉村振興則側重于市場機制，政策要求具有普惠性。既要不斷“補短板”“強弱項”，又要擴大各項政策的覆蓋范圍和惠及力度，將關注對象由特殊群體擴大到全體農民，從特殊區域延伸到整個鄉村。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銜接，要解決特惠與普惠的矛盾，既要考慮特惠的社會救助政策，又要考慮普惠性覆蓋廣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服務政策；“既要考慮短期的‘救急難’性質的政策，又要考慮長遠的“社會投資”性質的社會發展政策”[17]。
三、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貫通的實踐路徑
現在，正處于打贏脫貧攻堅最后關頭，決不能有松氣歇腳、到站下車的想法，必須順勢而上，實現脫貧扶堅與鄉村振興的無縫對接、有效銜接。
(一)堅持人民立場，發展思想上無縫銜接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前提在于思想認識到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本質上是我們黨為解決中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使人民群眾過上美好幸福生活。做好二者銜接，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重要論述和鄉村振興戰略思想的精神實質，強化理論指導的連續性，牢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是將人民群眾作為鄉村振興的服務對象。“盡管鄉村振興的主戰場在鄉村，但市場主要是在城鎮”[18]。鄉村的產業興旺和農產品銷售主要依靠消費拉動，而消費者60%以上居住在城鎮。因此，鄉村振興既要服務好廣大農民，也要服務好廣大市民。只有為城鄉消費者提供多元化、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全體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鄉村振興之路才是可持續的。二是圍繞人民群眾需要制定鄉村振興的對策。新時代，城鄉人民需求的能力變強、范圍變廣、層次變高、結構變優。各地制定鄉村振興政策，應順應人民群眾需求變化，準確把握城鄉人民需求差異，強化頂層設計、注重精準指導、分類施策。同時，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和演變趨勢，堅持從農村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搞一刀切，不搞統一模式，杜絕“形象工程”。三是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農民是脫貧攻堅的主體，也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實施鄉村振興，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最大限度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讓廣大農民參與到鄉村振興建設中來，激發出他們的智慧和潛能，鄉村振興才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四是讓人民群眾共享鄉村振興成果。鄉村振興必須把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人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切實讓農民增產增收，著力改善鄉村人居環境，在鄉村振興中改善和保障民生，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構建產業體系，發展產業上無縫銜接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基礎在于產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從長遠來看，實現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村相對貧困人口長效機制的牛鼻子。鄉村振興要在現有扶貧產業基礎上，壯大產業規模、優化產業結構、延伸產業鏈條，推動產業扶貧向產業振興轉變，激發鄉村內在發展活力。一是做大產業規模。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農業應對殘酷市場競爭的必然選擇。在脫貧攻堅時期，很多貧困地區通過發展特色種養、手工制作、光伏發電、電商、旅游等產業扶貧提高了農民收入、促進了農民就業。但是，很多扶貧產業仍然基礎弱、規模小、鏈條短、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弱。鄉村振興要整合產業資源優勢，壯大一批抗風險強、附加值高、競爭力強的富民產業，提高產業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和集約效應。二是做強產業龍頭。龍頭產業是產業發展的生力軍、領頭雁，起著引領帶動作用。鄉村振興戰略應著眼于農村農業農民現代化，從對貧困戶的產業扶貧轉到培育和發展縣域內主導產業、優勢產業和龍頭產業上來，扶持規模大、科技含量高、帶動力和競爭力強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充分發揮輻射帶動效能，穩定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三是做優產業特色。結合各地的地理環境、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和產業基礎，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研發特色產品，避免同質化、低質化競爭，打造“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的發展格局，走出“人無我有”“人有我特”的發展之路。四是做好產業融合。推動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實現產業優勢互補，強化產業聯動能力，實現鄉村三大產業從“單一”向“融合”轉變。加強農業科技創新，發展高效農業、生態農業，打造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積極培育農村電商、物流商貿、休閑觀光農業、鄉村民宿等新產業、新業態，有效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完善利益鏈。
(三)培育人才隊伍，發展動力上無縫銜接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核心在于人才振興。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必須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如果沒有內生動力，僅靠外部幫扶，“輸血”再多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脫貧攻堅時期，我們把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改進幫扶方式，強化技能培訓，倡導自力更生、勤勞致富，著力提高貧困群眾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有力提高了幫扶成效。鄉村能否振興，關鍵也在人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強化人才支撐。通過“內育”與“外引”相結合，激活存量、吸納增量。一是激活人才存量“尖兵”。在脫貧攻堅階段，各地都涌現了一大批“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擔當、特別能奉獻”的黨員干部。他們攻堅克難，舍小家為大家，帶領群眾脫貧奔小康，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尖兵”。在鄉村振興階段，要繼續讓扶貧“尖兵”擔當“挑重任、打硬仗”角色，發揮其帶頭引領示范作用。二是擴大人才培育“苗圃”。建設一批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教育基地，精心開展針對性、實用性較強的職業技能和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技能。通過加強教育和培訓，培養一批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扎根農村的“土專家”“田秀才”和農業職業經理人。三是增強人才吸引“磁場”。廣開進賢之路，廣納天下英才，引進懂科技、懂管理、懂市場、懂法律的現代化專業人才、黨政人才下鄉創業和服務，引導外出農民工、退伍軍人、農村大中專畢業生等人才返鄉創業創新，吸引眼界寬、思路活、資源廣、有資本的企業家、科技人員、鄉賢等回鄉投資興業，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和智力保障。同時，搭建創業創新平臺，優化人才發展環境，創新鄉村人才培養、引進、激勵、保障等體制機制，確保人才育得出、引得進、留得住、干得好。
(四)抓好基層黨建，鄉村治理上無縫銜接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關鍵在于組織振興。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離不開黨組織的堅強引領。脫貧攻堅之所以取得這么大成就，關鍵在于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在脫貧攻堅中，各地探索出多種“黨支部+”的產業脫貧模式，實行支部引領、黨員帶動，將黨組織活力變為脫貧動力，將黨建優勢變為扶貧效能。在鄉村振興中，要繼續堅持以黨建為引領，發揮組織優勢，把廣大基層黨員和群眾的思想、力量和智慧凝聚起來，以組織振興推進鄉村振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黨組織向基層延伸，把基層的工作做好，這樣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19]。一是抓好“主心骨”。支部書記是基層黨組織和基層黨員的“主心骨”、領路人。要強化領頭雁工程建設，從致富能手、復轉軍人、優秀大學生村官中選拔政治過硬、群眾信賴、能力突出的人作為基層廣大黨員的“主心骨”，發揮好村黨支部書記“領頭雁”的作用。同時，繼續向相對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持續抓好駐村幫扶，做到幫扶工作不放松、力度不減弱切，打造一支帶不走的工作隊。二是配強“好幫手”。嚴格選人用人標準，采取內選、外引、下派等措施，不拘一格選優配強村級班子“兩委”隊伍，切實提升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凝聚力、戰斗力。在抓好班子、配強隊伍的基礎上，利用駐村干部振興、第一書記振興、對口幫扶振興等方式，建立起相對完善的組織力量，提升鄉村治理的領導能力。三是備好“接班人”。加強農村后備干部力量的培養，將政治上可靠、致富能力強、群眾基礎好的青年致富帶頭人發展成黨員和村干部，選拔、培養、儲備一支德才兼備的農村基層黨員干部隊伍。通過加強黨支部建設，以組織振興促進鄉村治理，創新基層治理方式，打造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堅持以自治增強鄉村自我管理服務能力，以法治提高規范和保障水平，以德治提升鄉風文明程度。
(五)完善政策體系，機制保障上無縫銜接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落腳點在于政策體系。各地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完善的體制機制、政策體系，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對摘帽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要“扶上馬，送一程”，主要政策措施不能踩急剎，駐村工作隊不能撤，要保持現有工作機制和幫扶政策總體穩定，“要嚴格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要求”[20]。一是強化領導機制銜接。在領導機制上，嚴格落實黨的領導制度，從中央到地方的扶貧開發機構轉化為鄉村振興機構，五級書記抓脫貧的聯動機制轉向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在工作機制上，沿用“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解決貧困問題長效機制；在投入機制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財稅優惠、貼息貸款三種渠道的脫貧攻堅財政投入體系轉向鄉村振興財政投入體系；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轉向鄉村振興工作格局。二是做好規劃銜接。搞好規劃頂層設計，設計一張圖、一盤棋，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年接著一年干，把脫貧攻堅規劃還需持續推進的任務、工程、項目等納入鄉村振興規劃，強化接續支持，發揮長效作用。要遵循鄉村建設規律，科學規劃，通盤考慮，銜接好各專項和行業規劃，形成城鄉融合、區域一體、多規合一的規劃體系，“構建均衡、共贏、包容的城鄉融合發展體系”[21]。三是做好政策銜接。研究現行支持政策的延續時限與脫鉤方法，分類確定需要取消的、接續的、完善的政策。那些脫貧攻堅中行之有效的成熟經驗、政策措施，能夠延續的要繼續保持，不能延續的要平穩過渡，推動部分臨時性、超常規、特惠性政策舉措向長效性、常態性、普惠性政策轉變。四是做好督考機制銜接。建立健全鄉村振興的監督、考核、評估等督考制度體系，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杜絕形式主義和形象工程，防止盲目跟風攀比，克服短期化行為和虛假繁榮，增強其鞏固脫貧成果及內生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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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姜正君，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家治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0年12期，第107-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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