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陜蒙交界區觀察之二
上下兩篇晉陜蒙交界區村莊和農戶調查案例顯示，農村幾大人口群體的動態如下：第一，中青年勞動者大多進城謀生。第二，留守老人有養老金和政府及社區支持下的食物保障，其中高齡或病殘老人有低保金兜底生活所需。他們能夠方便地購買生活用品，近距離地得到基本醫療服務，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居民醫療保險基金支持。但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護服務供給，仍然是一個未解的難題。第三，部分婦女兒童隨家庭主要勞動者遷往城市或落戶家鄉縣城，多半享有遷移人口為自己創造的公共服務。然而這些服務在城市沒有得到足夠的財政支持，很大程度上還遭受各種名目的排斥。
筆者在上篇晉陜蒙調查報告中，依據農村遷移人口長期落戶城市的制度路徑，把城市化區分為三種類型：將發達國家那種不設制度藩籬的鄉-城人口遷移，視為自然演進式的城市化。相形之下，把中國政府將特定群體和部分農區及居民劃歸城市的舉措，視為行政性城市化；將農村遷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視作自主城市化。
迄今，農村人口自主城市化呈現為“代際接力”的進程，其間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莊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學，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遷移勞動者及原生家庭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開支，竭盡所能投資于家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為的是切斷貧窮的代際傳遞，實現整個家族的向上社會流動。顯然，他們的行動目標與整個國家的減貧目標一致。那么，消除城鄉戶籍居民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獲得權方面的不平等，或者說消除隱性的城鄉分隔，即可憑借農村人口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取得穩固的減貧之效。
鄉-城人口遷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狀況。繼而引發農地和房屋等資產的產權流轉，導致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與此同時，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強化、現代生產生活方式及行為理念的城鄉交匯，留守人員亦向本縣城、本鄉鎮和本行政村內具有區位優勢的地方遷移。在整個國家的城市化大潮中，農村地區的人口聚居與公共服務集中供給相互促進，一方面帶來了社會管理資源的節約；另一方面，遷移人口進一步付出了家庭結構殘缺及生活成本增高的代價[2]。
如此劇烈的社會變遷，是怎樣地影響老人、兒童和女性等脆弱群體當前的生活和未來的命運？對于保障和改善脆弱群體的福祉，鄉村社會已有哪些制度安排？還有哪些薄弱或空白之處需要彌補和強化？2020年9月，我們一行三人在山西、內蒙和陜西交界區的農村調查，部分地圍繞這些問題展開，本篇特選如下案例予以說明。
1.與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相關的縣域內居民遷移
記得上世紀80～90年代下鄉調查，無論進入哪個村，總有一群小孩鬧嚷嚷地跟在身后。近20年來，這種情景悄然消失。受訪村民都清楚，村里兒童數量明顯減少，一是因為以往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生育率驟減；二是育齡夫婦的生育意愿隨著育兒成本的上升而下降；三是兒童跟隨外出謀生的父母遷移；四是學齡兒童由長輩陪同去縣城、鎮上或其他城市讀書。
我們在與右玉縣政府職能部門座談時得知，近些年來村莊人口凈流出。例如，1980年丁家窯鄉白家窯村的常住人口為210，到2020年僅余13人。人口凈流出的結果，是全縣的自然村從355個減少到2017年的288個。與此同時，中小學布局亦發生巨變。4鎮6鄉1個風景區當中，僅3個鎮有小學，初中和高中都分布在縣城。我們在入戶訪談時也注意到，村民為陪伴孩子上學而遷居已成常態。9月11日，我在右玉威遠鎮康平村遇到的李女士，就有這樣的經歷。
右玉縣康平村：老齡化的村莊不易見到少婦幼童。坐在陰涼地的王先生57歲，不久前因胃穿孔做手術，總費用1.6萬元。個人交1000元，新農合給結報了其余的醫藥費。如今他和夫人每天在家門口為一家蔬菜公司揀選香蔥，日收入20多元。
李女士是方家堡人，那里距康平村10公里。她54歲，初中學歷；丈夫57歲，小學畢業。她家有三處住地，方家堡村的房子只是偶爾去住住，因為家里還有30多畝地。地里主要種洋芋，一畝地的毛收入最多300元。兒女到縣城上學時，她和丈夫便相跟上打工并照顧孩子。在縣城租房兩間，面積50多平米，每月租金150元。孩子們中學畢業外出后，夫婦倆就只租25平米一間，每月租金100元，時不時回去一趟。李女士在康平村的住處，就在新建的愛心超市的套間，面積也是25平米，明亮整潔、溫馨舒適。她是應聘來愛心超市當管理員的，一年收入5000元左右，丈夫仍在縣里打工。李女士還在超市院子里種了幾畦菜用于自食，菜地需要施肥時，她便找養羊戶給些羊糞。因為用量少，對方不要錢。
如今李女士的一兒兩女均已成人，最大的30歲，最小的26。三個孩子都在外打工，有的在太原有的在右玉縣城。30歲的女兒已經出嫁，那日帶了孩子來看望母親。李女士說，小外孫不到4歲，明年（2021）就去縣城上學前班。她和丈夫之所以到目前還未買房或蓋新房，就是為了攢錢給兒子娶媳婦。買房買車再帶辦喜事，一共得50多萬元。她們夫婦一點兒都不敢松懈，必須繼續離村打工。
為了盡可能讓學童獲得優質學校教育，有的家庭不僅放棄“三代同堂”，而且還全家總動員，分居于不同地方，以便實現收入增長及物質和人力資本投資等多重目標。一位家在山西垣曲的京城養老院護理員W女士告訴我，老家的村小2008年撤銷。她丈夫的哥哥因采石場事故去世，嫂子用將近1/3的賠款（15萬元），在縣城買了一套面積80平米的二手房，和婆婆一起帶著兒女到縣城上學，公公則留在村里種地（曾在化肥廠做工，每月退休金3000多元）。嫂子先后在縣城和北京打工，不到三年也意外身亡。W女士一手操辦后事，成了這個擴展家庭的“頂梁柱”（婆婆的話語）。
2015年，侄兒去部隊當兵，2020年復員回鄉。目前，侄女（16歲）正在上高中。W的小女兒也在婆婆那里吃住，每月花銷最多200~300元。她的大女兒在運城工藝美術學院上學，每年無息貸款7400元，足夠交納學費及其他，W只需每月給大女兒1500元生活費。考慮到侄兒歸來需相親婚配，大嫂留在縣城的房子肯定不夠住，W于2019年在縣城買了一套90平米的二手房。房價23萬元，其中除了她們夫婦的積蓄，W的娘家給了2萬元，婆家給了3萬元，她還從姨姨家借了2萬元。
W家的積蓄皆來自夫婦二人在外打工的收入。丈夫在建筑隊當架子工，如果有活兒，一個月能掙5000~6000元。若找不到活兒，則無收入。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建筑隊有兩個多月沒活干，直到2020年5月才進入太原工地。相形之下，W女士自2015年打工以來，雖然換過4次工作，但崗位都相對穩定，例如餐館服務員、商場售貨員和住戶家政服務員（保姆）等等。
2019年初，W聽本村熟人說起，縣城養老院護理員工資每月1500元，北京的工資要高得多，而個人日常支出大致相同。于是便跟了熟人到京城的養老院做護理員，每月工資收入4200元~4500元。她打算，趁著公婆生活尚能自理，在京城干上幾年，攢錢還債并供孩子上學。她只有兩個女兒，不像養兒子的人家那樣必有大額花銷，而且她也沒想嫁女的時候向男方要一分錢。
山西案例顯示，人口自主流出與學校撤并兩個因素相互作用，促使村莊居民向縣城集中。至于村莊幼兒園和學前班的設立，則與特定年齡組的人口規模相關；同時，還取決于村莊住戶基于自家經濟水平及人力狀況的選擇。達拉特旗樹林召鎮東海心村高書記提供的信息，也說明了這一點。
樹林召鎮是達拉特旗政府駐地，距離東海心村6公里左右，車程約10來分鐘。高書記有一兒（26歲）一女（10歲），女兒小時候給送到鎮上幼兒園，接著上學前班，2020年上三年級，都是高書記開車接送。女兒上幼兒園時，一學期交費1500~1600元。2020年的價格為2600~2700元一學期，加上保險費3000元。學前班的費用和幼兒園差不多，小學屬于義務教育，費用反而大為降低。東海心村50%以上的戶籍人口外出，沒有辦幼兒園。相距大約4公里的林原村有將近80%的戶籍人口常住村中，設有一個幼兒園。
如此看來，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提倡“一（行政）村一（幼兒）園”，或許忽略了村莊人口規模及結構的變遷。在兒童數量減少的趨勢下，單純按行政村區劃部署學前教育機構，或許既難滿足村民的教育需求，又導致公共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倒不如順勢而為，興辦聯村幼兒園和學前班，并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出資，為入園兒童的家庭提供交通補助。
進一步講，為了減輕農村地區“撤點并校”帶給家庭的新增通勤成本，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獲得良好的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普惠性的通勤補助制度勢在必行。發達地區的一些村莊已有這方面的制度安排。2018年，我們課題組走訪廣州市白云區江高鎮長崗村時得知，自從本村小學合并到3公里以遠的雙崗村小學，村委會即出資雇用大巴車免費接送小學生往返學校。常住本村的學生無論是否擁有當地戶籍，享有同等的免費乘車權利。中等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的村莊，大多不具備白云區所轄村莊的經濟實力。若要在這些地區推廣如此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制度，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財政支持無疑不可或缺。
2.中心村落的公共服務和人口聚集
改革開放前的鄉政府駐地，一般即為鄉域內的中心村落。不但設有社會經濟服務網點，而且還承擔集市功能。近40多年來，絕大多數鄉政府駐地或轉變為小鎮，或發展為中小城市。行政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辦公地點，往往設在區位相對有利的自然村。出于節約管理成本的考慮，村小學、衛生室、圖書室和老年活動站等多種公共設施也隨之聚集于此。這樣的自然村，不言而喻地成為行政村范圍內的中心村落。
我們此番西北行中見到的中心村落又新添了幾抹亮色：其一，村內移居搬遷。在行政村自有土地范圍內，山西右玉的大堡村和殺虎口村整村遷移到現址。陜西榆陽區南部的柏蓋梁村則不同，村委會利用異地搬遷、危房改造等多渠道扶貧項目資金，再加村民自籌款項，組織工程隊在中心村落的陽坡開辟平地圍院蓋房，將散居在山梁溝坎的110戶農家，從四面八方集聚一處形成新的住宅區。位于榆陽區北部的井克梁村也有部分住戶搬遷，為的是避開煤礦采空區。礦業公司出資在沙灘地上建新村，經第三方評估每戶補償27萬元，居民遷新宅，牛羊入新圈。
無論何種原因搬遷聚居，住宅基礎設施的改善顯而易見。集中供水供電排污及連結互聯網和公路，因成本遠低于散居而得以實現。網上常有批評者議論，如此整齊劃一的居住區建設，毀壞了村莊的歷史風貌。但此類批評者可能未充分關注村莊居民對舒適生活的向往。
柏蓋梁村黨委高書記的介紹，或許能夠引發批評者的“同理心”：“山上的窯洞差不多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修的，原先住了1100多人，到2015年只剩100多人常住。男人外出打工，剩下女人和小孩住著害怕，行走、上學和看病都不方便。”受訪的搬遷戶陳述，每家拆掉一孔窯，補償一間房，每戶補貼1.2萬元。每套兩居室新房加一個院子和兩間儲物棚大約造價12.4萬元。受益者對于家居條件的顯著改善自然滿心歡喜，覺得“跟城里人住的差不多。”
其二，村級養老機構。榆陽區所屬行政村的中心村落均設有“幸福院”，大多利用村小撤并前的校園。院內場地寬敞平坦，房屋修繕一新，廚房整潔有序。我們參觀的大紀汗村幸福院入住老人8位，柏蓋梁村幸福院入住老人15位。入住者條件為：本村70歲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有的村還規定，入住者為70歲以上的喪偶者。
柏蓋梁村幸福院雇用管理員和廚師（女，兼保潔員）各一名，入住老人年齡最低者74歲、最高者88歲。入住老人住宿免費，每人每日伙食標準5元。其中，老人為一日三餐支付3元，余者由財政補貼。魚河峁鎮的李鎮長介紹，榆陽區民政局每年補助每個村幸福院約6.5萬元運行經費。
事實上，多數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者的長期照護，至今仍是一個難題。僅就資金限制而言，村委會難以聘用專職護理員（當地零工工資為每天140～150元，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每人每月150多元）。生活不能自理者若為五保老人，便去鎮敬老院，全部費用由財政承擔。若非五保老人，村委會便召喚其子回鄉照顧。當地百姓不大認可子女送長者入住縣鎮養老院，陷入老年照護困境的家庭，也未找到妥當的出路。
山西右玉的3個調研村雖無養老機構，但農戶全部聚居在中心村落，老人可以方便地獲得一些社會服務。殺虎口村80歲的李老太認為，現如今她主要靠國家給錢（基本養老金和低保金）生活：“孩子們也給一兩個，不如國家給的多。公家每年還給3～4袋子面，20斤米，足夠吃了。冬天買菜，夏天吃自己種的菜。”村里常來流動貨車，買肉買菜買日用品都便利。她心肺功能不佳，每年都要輸液，大概花1000元左右。若需住院治療，新農合給報銷醫藥費。若見大夫或輸液，就步行一公里左右去殺虎口小鎮。
中心村落一般都裝置了健身器材，為留守老人增添了一種休閑樂趣。大堡村的張女士是1953年生人，20年前做過結腸手術，不得不常年掛一個糞袋。但她還能下地勞動和操持家務，村頭的健身器材全玩得轉，說話間順手為我示范了一遍。她和丈夫因社保兜底而衣食無虞，政府除了發米面，冬天還給采暖補助。張女士過得平靜而樂觀，小院里既種蔬果也栽花草。村頭還有一座色彩斑斕的戲臺，她笑言：過年的時候村里會請戲班子，不是唱晉劇就是演內蒙的二人轉。
如此看來，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和村莊常住人口以老年、婦女和兒童為主的情況下，幫助留守家庭向中心村落集聚，既有利于提高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性價比，也有益于增進脆弱群體的福祉。
3.村域里的城鄉人員交流
歷經40多年改革開放，鄉村不再封閉。村域里的城鄉人員交流日漸頻繁，萌發出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新元素。晉陜蒙交界區農村經濟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農牧基地吸納的企業、人力資本、經營管理方式和工藝技術，有望生發出連通城鄉的產業鏈。2020年9月17日，榆陽區大紀汗羊場養殖部張經理和場內零工提供的信息，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圖景。
羊場隸屬一家民營農牧集團公司，公司總部在甘肅省慶陽市，張經理即來自總公司。自2011年始，該公司先后在慶陽建成3600萬只白羽肉雞和1000萬只肉羊兩個全產業鏈項目。2019年，榆陽區政府與該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意在推進百萬只“榆陽湖羊”全產業鏈建設，包括飼草種植、飼草加工、肉羊養殖（附加有機肥料處理）、定點屠宰、精深加工、冷鏈物流、科研檢測、自繁自育和終端銷售等等。張經理介紹，公司之所以選擇小紀汗鎮大紀汗村建設首個存欄10萬只的羊場，一是出于領導的政治意愿，二是因為此地正處毛烏素沙漠邊緣農牧業交錯帶，飼草資源豐富，亦有天然防疫屏障。
榆陽區政府為引入農牧公司提供了多種服務和支持，例如對企業使用扶貧貸款專做制度安排。羊場集中使用區內80個貧困村2800個貧困戶的扶貧貸款限額共計2560萬元，用于買羊買飼草。羊場承諾給貧困戶保底分紅和經營分紅，預計2020年每戶可分紅3000元。羊場與大紀汗村簽有20年租地合同，所涉地塊經第三方草業公司評估才談定了租金。其中，3000畝飼料田每畝租金500～800元/年，180畝荒灘每畝租金300元/年，594畝羊舍及附屬建筑用地每畝租金200元/年。
企業落腳大紀汗村地界，既為村民帶來資產收入，又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若不計企業管理人員，參與羊場建設和生產一線工作的群體大致可分為四類，他們當中除技術員外皆為本地村民：其一，機械手。年齡30歲左右，擁有鏟車和挖掘機等，承包羊場的土方工程和青貯飼料堆積等作業。扣除機械油耗等費用，每日凈收入約700元。其二，包工頭組織的綠化隊。務工者年齡60～65歲，按日結算工錢。綠化工總共20人，男性3位，余者皆女性。男女同工同酬，每日工資150元。其三，飼養員。共30人，男女對半，平均年齡45歲，工資按個人飼喂的各類羊只計算。其四，技術員。共35人，其中女性7位。這組人員平均年齡25歲，畢業于西北省區的農業院校，可謂經歷城市文明熏陶的群體。
年紀輕、學歷高的企業管理和技術人員進駐村域，看似優化了當地人口結構，可他們與村莊原住民的交往，僅限于羊場范圍內的生產活動和勞務交易。這一外來群體并未融入大紀汗村的鄉土社會。如果不考慮城市的排斥，此種情形與農村遷移人口游離于城市社會之外頗有相似之處。村域里的企業對當地村民的明顯影響，并非城鄉人員的深度交流，而是工作崗位帶來人口的空間集聚。右玉康平村周邊香蔥基地的工作崗位，穩固了異地搬遷的移民；榆陽井克梁村地界的煤礦和大紀汗村地界的羊場，為不同年齡段的勞動者提供新增收入來源，以至兩個村的常住人口占戶籍人口的比重高達80%，遠超晉陜蒙調研村一般水平。
真正介入村民社會的城里人，是執行脫貧攻堅任務的駐村工作隊。他們參與村莊基層治理的一些工作細節令人過目難忘。首先，工作隊員有的來自政府機關，有的來自國有企業。我們每到一個村莊，即使村干部外出，也總有駐村干部接洽。其次，把現代公共空間行為準則引入村落。例如，柏蓋梁村的駐村第一書記設計了一套公益服務積分制度。村民參與村莊定期大掃除、保持路段衛生、收集廢舊干電池、幫助留守老人辦事和勸解鄰里糾紛等等，都可得到既定數額的積分獎勵。攢下積分票券，便可在本村愛心超市換取生活用品。購買這些用品的資金，來源于社會各界的扶貧捐贈。無論是積分獎懲條例，還是票券發放和社會捐贈收支，都張榜公布細目。這種做法，既有推廣環保意識和改良村風村貌之效，也能在細微之處增強社區凝聚力。
非官方鄉村建設項目團隊，為村莊注入了來自城市的青春活力。在達拉特旗林原村和東海心村，陪伴我們做調查的是中國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年輕人。這支鄉建團隊常住林原村，與鎮政府和村兩委合作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具體從事制度創新試驗和村莊改造規劃及設計。新華社曾報導此地的村民協商議事會和產權交易平臺等制度創新，達拉特旗政府業已決定在林原村設立鄉村振興學院。這一因素再加村莊改造藝術，使林原村既為社會組織示范村，又成農家旅游點。城鄉審美在此碰撞交匯，就連通向公路的道口設計也非比尋常。林原村的路口聳立一座高臺，上豎晶瑩剔透的雕塑大白菜，彰顯該村的蔬菜種植特色。路對面東海心村的標志是一條大鯉魚，無疑展示該村的水產養殖優勢。
林原村里青磚或紅磚平房匹配著原木色圍墻，使一個個院落自然富含親和力。如果說典雅的村落設計在一些藝術家聚居的地方也能碰到，女性菜農組建的旗袍表演隊卻不多見。她們的隊伍27人，名叫“夢之原文藝隊”。隊長是鄉建院設計人員的房東，我們調查結束時還享用了她掌勺的美味農家菜。起初，設計師們說動房東組隊，并利用業余時間教練加陪練。后來，鎮政府和村兩委資助了服裝和道具，還支持她們與旗里的烏蘭牧騎一起演出。這不僅把現代審美情趣引入鄉村的尋常日子，而且豐富了農家女的生活和娛樂，密切了村民之間、村民和鄉建院團隊之間的交往。我曾看到文藝隊成員在菜地勞作和在村頭用“旗袍秀”歡迎新村民的照片，只覺眼前一亮、心弦震顫。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駐村工作隊的活動，多屬有組織的項目。融入城市社會的農家子女，自發利用各自專長支援家鄉建設，創造了一條可持續的村域城鄉交流途徑。經濟學同行張維迎就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我們課題組成員曾稱贊他為“鄉村賢達”。在一次微信聊天時張維迎精準定義：“故鄉是記憶，家鄉是生活。”他的吳堡人物系列寫作，使自己的家鄉聞名遐邇，也讓我對其筆下的山川人物好奇十足。9月20日出榆林城之前，我給他發了一條備車返京的消息，不想竟成就一次體驗豐富的“吳堡行”。
我們的車駛入高速公路不久，張維迎的一連串語音信息就從京城飛來，邀請大家去吳堡看看柳青文化園。還一再解釋，若知道我們自駕車下鄉，定會早做安排。隨即發來好友張永強的電話號碼，要讓他前來作陪。我本不想麻煩別人，但一聽到張永強的名字就興奮起來：“多謝，我們馬上出高速！”永強是張維迎所撰《掛面書記與柳青作品收藏家》中的主角之一，我們仨都樂意認識他。更何況，柳青的作品曾滋養我們的精神，到他的故里表達敬意，也是我們的共同心愿。
與黃土高坡渾然一體的柳青文化園果然非同凡響，滿坡青翠、四周悄然。我們徜徉在窯洞展館，如同沉靜地接受一場文學洗禮。站在作家群像墻邊，我還猜想：當地百姓是否也似外來游客那般向往這個地方。2021年春節期間，看到永強發來的視頻和照片，方知文化園的紅火遠超我的想象。大年初一（2月12日）就來了4000多人，接下來幾天依然人流不減。老鄉們像逛廟會趕大集一樣，呼朋喚友進園子看展覽、聽民歌、鬧秧歌。多功能文學館的效用，在此可謂發揮的淋漓盡致。
我們去文化園的時候，張永強剛上任柳青文化園園長，癡迷于收集作家題詞。2021年2月14日，他在微信中提到，臘月二十八（2月9日）又讓一位作家哄了，白跑西安一趟：先前答應給文化園題詞，卻不知何故不給寫了。我當即回應：“不要再向作家求字了，晾著他/她們！您的收藏已經夠吸引人了！”永強這番經歷也越發讓我明白，推進山區文化事業是多么不易。
此前，我曾向專攻文學評論和女性地方志的老友力薦吳堡，期待她為柳青文化園引入文學教研支持。老友隨即把吳堡列入陜北考察計劃，張維迎還為之建了個微信群。初六（2月17日）陜北農村慶小年，她帶車自佳縣去往吳堡。雖是紅燈高照時分才趕到張維迎的家鄉辛莊村，村主任霍東征和眾鄉親還是歡聲笑語匯聚一堂，拿出準備妥當的農家美食與合唱節目相待。老友一行也不負眾望，帶去設立“女作家展館”和傳播“掛面女人”故事的動議。這自是后話。
2020年9月20日那天，我們進出多個專題展館，早已過了午餐時間。永強輕聲告訴我：“維迎打電話來了，村里給備下飯咧”。我們仨頓覺暖心，因為本就想看一看：張維迎出自怎樣的山村，他的發小和鄉親們都是什么樣。辛莊距離柳青文化園（寺溝村）大約7公里，山道崎嶇溝壑縱橫，一眼看去便知平地稀缺。難怪霍東征會冒出“削山填溝”的奇思妙想，也難怪張維迎義無反顧地動用自己的社會聯系鼎力相助。
東征一邊引領我們觀看村貌一邊介紹：2019年，村里種了800畝花椒，14畝葡萄，近200畝桃杏和油桃。辛莊總共100多戶人家，大約有30~40戶在城里買房。有的是為小孩上學，有的是在外工作，有的是打工做生意掙了錢，不打算再回村居住。看著填溝造地而成的廣場我順便問了一句：“既然住戶和人口都在減少，還弄這么大的工程干什么？”東征堅定地回答：“農村還是要發展的，沒有平地村子就沒有前途。本想用這塊地給村里建公共設施，后來想建吳堡大講堂。”無論他的設想能實現多少，這份執著都令人肅然起敬。柳青文化園和辛莊之行也再次提醒我，城鄉融合的萌芽并不止生發在城市。
4.結語
上下兩篇晉陜蒙交界區村莊和農戶調查案例顯示，農村幾大人口群體的動態如下：第一，中青年勞動者大多進城謀生。第二，留守老人有養老金和政府及社區支持下的食物保障，其中高齡或病殘老人有低保金兜底生活所需。他們能夠方便地購買生活用品，近距離地得到基本醫療服務，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居民醫療保險基金支持。但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護服務供給，仍然是一個未解的難題。第三，部分婦女兒童隨家庭主要勞動者遷往城市或落戶家鄉縣城，多半享有遷移人口為自己創造的公共服務。然而這些服務在城市沒有得到足夠的財政支持，很大程度上還遭受各種名目的排斥。
因此，政策性的結論也顯而易見：依靠更加廣泛和深入的社會動員，排除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的制度障礙，保障農村遷移人口享有與城市戶籍居民同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利，同時進一步強化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差距，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彌合。但只要為個人、家庭和社群追求自身幸福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城鄉融合發展的光明前景必定可期。
注釋：
[1] 經拙文上篇的讀者指正，遵從調研地區的常規簡稱，修改調查報告副標題。在此，特向批評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2] 參見朱玲、何偉、金成武，2020，《農村勞動力轉移與養老照護變遷》，《經濟學動態》，第8期。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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