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發展格局下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出發點和內涵
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整個城市中彌漫著一種對鄉村的浪漫的情懷，這種情懷在我們的歷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現了，這是令人擔心的。我認為這種浪漫主義，有些是出于善意，有些則是出于各種目的，這對鄉村來說可能不一定是好事。因為鄉村本身是一個系統，由農民、農業、農村組成。9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進程持續推進下去，原則上鄉村問題應該能夠得到解決，那為什么現在要提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呢？是因為在高速的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是存在問題的，僅通過城市化是無法很好解決的。
第一個問題是“人”。最大的問題出自三類人：
第一類人是40、50、60后，他們是真正的農業工作者，對土地也有感情，但這部分人目前不能搞農業了，他們已失去了從事農業勞動的能力，而且他們的家人從鄉村離開以后，這些家庭中的老人是非常孤獨和絕望的，所以第一類人的問題是40、50、60后這一代人未來在哪里老去。
第二類人是70后、80后，這批人基本就沒有從事過農業，他們已經走出鄉村，對農業和土地的感情跟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樣。這類人的問題是，他們未來的落腳點在哪里。
第三類人是孩子，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是被留在家中的，和老人生活在一起，那時候老人也沒有那么孤獨，而留守兒童是最嚴重的問題。現在農民工的孩子基本上是第二代農民工打工時帶出去的，在城里也沒有人管他們，這些孩子在城市中的事故率非常之高，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心靈，他們初中或高中時都回到了老家，這些孩子對城市的情感問題和他們直接接觸、感受到的不平等帶來的心理問題，是這一類人的問題所在。
第二個問題是“業”。未來誰來種地，這個問題取決于農業的回報。從現狀來看，整個中國鄉村的產業，首先是“業”變得越來越單一，中國傳統的農業原本是非常豐富的，但中國的農業結構現在怎么會變得那么單一，這一點我們要反思；其次是現在由于農業越來越單一，整個中國的農業越來越變成以土地為生的農業了，這是我想提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住”。整個中國的住房狀況越來越好，我們村93%的家庭都蓋了兩層樓房，但現在的問題是鄉村蓋的這些房子利用率極低。此外，城市化以來，農民在城市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但不是在城市繼續做資本形成，回到村落變成大量的閑置資本，農民的資本形成如果不是在城市進一步擴張的話，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怎么可能縮小呢？所以住的問題看起來是利用率低，但背后是城鄉差距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占地。現在整個農村的占地面臨的問題在哪里？最大的占地是農民的住房，農民住房的占地問題怎么造成的？傳統的鄉村都是以耕地為半徑的，但現在鄉村已經開始發生了變化，大量的老村閑置變成空心村，而農民為了便利把房子建在路邊，路邊建房用地都是好的耕地，大量的房子越建越好，越建越多；農村有大量的耕地、菜地和墳地，原來農村的菜地現在甚至變成了極其奢華的墳地，家族之間不僅僅攀比房子也攀比墳地。這些現象實際上源于，農民對他原來的村落和住房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功能發生了觀念上的變化。
如果把當下農村的景象構圖，就會提煉出四個現象：
第一，農業越來越單一、越來越“內卷”；
第二，農民的住房明顯改善，但占用了大量農民在城市積累的資本，沒有進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資本積累，造成了城鄉之間在資本積累上的差距；
第三，大量的耕地被住房、墓地占用；
第四，人——老人的絕望，農二代的歸屬不定和留守兒童的心靈創傷。
這些問題本質是什么？我認為是整個中國的城市化模式造成的，即“回村”的城市化的模式。對于整個中國的城市化模式，很多人都是在贊揚它的低成本，但這個低成本的模式實際上是鄉村在承受：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低，大量的保障和福利沒有配套；城市政府低成本體現在本該由城市政府對進城農民支付的成本沒有支付，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共品沒有被充分提供，因此這些人就會回到鄉村，所以低成本的模式實際上是以農民一定要回村為前提的。要理解城鄉融合，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單純的城市化的模式解決不了中國的鄉村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目前有一批理想化的觀點，試圖把人搞回鄉村，認為多給鄉村一點土地、讓資本回到鄉村就能實現鄉村振興，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因為中國在近代有過一場很大的討論。我認為核心是我們要重新思考城鄉關系，城鄉關系的本質是城市和鄉村這兩個文明應該共融共生，城市和鄉村兩個空間應該共同發展。此外，要素之間要互聯互通，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權利也要相互對對方開放。這會使得城市與鄉鎮只有功能和空間上的差別，但沒有地位和身份之間的差別，這會形成整個中國城鄉融合的局面。
2.實施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路徑及可能遇到的挑戰
這里談談我對城鄉融合的認識。我認為現在實施城鄉融合戰略的關鍵是，我們能不能找到一條路徑，將整個城鄉系統打通、統一起來之后再進行重構。
第一，我們講的是人，人是低成本城市化的核心。上一代人是回到村里，這樣城市化的成本是低的。現在人可以分為兩部分，40、50、60后還是在村里面，而70后之后，尤其是80后這批人現在繼續用回村的城市化模式已經行不通了，這批人基本已經城市化了，他們對農村不了解，也沒有種過地，如果讓這批人再回到鄉村的話，中國的城市化是一條什么樣的路徑呢？我現在是難以想象，因此要解決之前這種回村的城市化模式。
關于城市化成本的問題。這批人如果留在城市，這個城市化的成本是可以做分解的。第一是70后在城市貢獻著基本的公共服務，這些人實際上是對城市是有貢獻的，現在很多積分制落戶的做法分類地落到城市，實際上是對他們在城市做貢獻的回報；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擔基本上保障了這些成本，基本的、基礎性的保障應該是中央政府來提供，地方政府通過激勵的辦法解決追加的部分；第三個是住房和教育，住房的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對于現在大量農民在城市的房子的問題，集體土地、公租房應該把這些人納入進來。關于教育問題，實際上是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的問題，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一個人的城市權利。
第二，在人有變化以后，農村的問題落在解決農業的問題上。原來山區和貧困地區的問題是最嚴重的，現在實際上最嚴重的恰恰是糧產區。我認為糧產區和非糧產區都面臨著一場農業要素重組的革命，我們現在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的結構反常，25%的人口僅貢獻了7%的GDP，如果是這樣的話，農業是沒有希望的，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差。我最近的一個研究發現，農業份額下降到了5%以后會進入穩態，即5%的GDP、5%的人口，在農業內部實際上已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不是某一個單一要素的增加和減少，而是整個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我們講的工業化的過程。如果不解決這個要素重組的問題的話，現在整個中國農業最大的問題就是回報低。農業回報低很重要的因素與現在要素重組的整體力度不夠有關，通過改變單一要素解決農業問題的途徑，比如擴大規模、機械化等等，這些最終反而導致了農業的成本更高，勞動生產率的低下。
第三，村落的新定義。農民從原來的老村搬到新村，實際上是農民已經對村落重新進行了定義。原來的村落是與耕地相關的，以耕地為半徑來形成村落，現在農民與耕地的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村落不需要大量的時間去跟耕地去發生關系，而是與農民的生活便利性發生了關系。村落的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要適度地解決未來老人在一起的聚居問題。比如說現在很多鄉村老人很絕望，但40、50、60后是不可能到城市去的，還是會留在鄉村。但在原來的自然村落里，老人之間的居住是相對隔絕的，如果老人的隔壁還是老人家庭，那么生病時喊人都沒有人應。所以村落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便利的問題，第二是解決老人的問題，第三，村落是未來在城里的人回到鄉村真正找鄉愁的地方。村落要適度的集聚而不是我們現在搞的城市化的集聚，比如兩三個自然村就可以有適度的集聚。村落的集聚可以保障文化場所及養老院的集聚、養老服務的供給和鄉村公共服務的提供。
城鄉系統重構的核心是城鄉的互動和融合，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各種要素下鄉，但下鄉以后面臨低回報，而且很多人是帶著情懷去的，所以我覺得核心的問題就是要打通城鄉之間的要素，來形成兩個發展空間之間的機會。這里有幾個重點：
第一，城鄉融合的重點區域是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
第二，很多縣城的城鄉融合區域。我不大同意以縣城為單位的城鄉融合是從縣城直接到村的觀點。實際上縣城的延伸區域會形成一個相對集聚的，解決人口、產業、教育、文化和經濟活動的聚合。
第三，都市圈的城、鎮、村體系是重點。城市是可以直接延伸到鄉村的，在都市圈里面的城鄉融合跟縣城的城鄉融合是不大一樣的。
第四，一定比例的村莊活化。我現在是不大同意鄉村振興就是幾十萬個村莊都活化，我認為有10%的村莊“活”就可以了，90%的村莊只需要保持體面即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包括老人生活的體面。
最后，如何看待縣城的功能和定位，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考慮。因為中國傳統的國家治理是以縣為單位的，但這是農業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現在整個中國的城市化已經達到這么高的程度，中國應該是一個城市社會。在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和人口活動上，實際上城市應該更加占主導地位。未來縣城如何定位，這是首先要想好的。我現在不大傾向于仍把縣城作為整個中國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的基本單位，因為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農業社會了。當然縣城也起到它一定的作用，縣城可以是一個行政和政治的單元，但很難說它未來還是城鄉經濟融合的基本單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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