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田野工作是認識鄉村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研究品質的有效路徑。面對鄉土中國的現實處境，研究者多重身份的轉換，既是破解鄉村問題的現實需要，也是促進生命變革的心靈修煉。25年的鄉村問詢之旅，突出的是田野工作與行動研究并軌的實踐過程。這種對自身生命價值不斷反觀之后的領悟，不僅拓展了鄉村研究的維度，也彰顯了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的學術意義。
關鍵詞：田野工作；行動研究；促進變革；鄉村建設；角色切換
田野工作是認識鄉村的重要方法，行動研究是提升為學品質的有效路徑。二者的并軌既是研究者破解鄉村問題的現實需要，也是促進生命變革的心靈修煉。我的田野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當時我在沈陽師范大學中文系講授“民間文學”和“中國民俗學”課程，為了讓課堂有自己采錄的村落故事，呈現豐富多彩的民間生活，我嘗試在遼北和遼西進行了一些調研活動。1998年之后的5年時間里，我的田野工作集中在兩個主題：其一是都市化進程中城中村居民的文化重組問題；其二是鄉民社會的文化心理與農村婦女的自殺問題，這也是我博士和博士后期間的核心工作。2003年，我開始執教于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此后的18年間先后有3個研究領域的田野工作，都不同程度地深化了我對鄉土社會的理解。
2005年，社會學系師生開啟了妙峰山追蹤研究。在其后的8年間，我帶領10屆本科生圍繞著廟會進香儀式，走訪了北京城里城外的32檔香會組織，記錄了都市化背景下民間社會組織的傳承機制和生存處境。2011年至2013年，我們受學校之命進行中國鄉村教育調查，兩年間走訪了7個省8個縣，目睹了鄉村學校正在經歷的多個面相，也讓我多年對鄉村的經驗直覺轉換成了對于鄉土社會的理性判斷。2013年之后，源起于200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起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簡稱GIAHS）受到農業農村部的高度重視，成立了GIAHS專家委員會并開始審批認定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China-NIAHS）。我有幸參與到這項由中國政府規劃的文化工程中來。正是這樣的機緣，最近7年我得以行走于幾十個村落之間，專注于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如何在田野工作中落實行動研究的理念，也因此成為我專業定位和重新思量個人、群體與社會的核心命題。
一、問詢來處：關注底層的生活直覺
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沈陽市鐵西區度過的，它是這座重工業城市的代表性地域，從北一路到南十四路構成了它整體的街區圖景。沈陽鑄造廠、機床廠、熱電廠、重型機械廠、電工機械廠、紡織機械廠等等這些在共和國工業史上赫赫有名的工廠，就在我生活的近旁；保工、衛工、啟工、肇工、輕工、重工這類街區的名號無不彰顯這里是工業重鎮的特質，那些作為工業化標志的高大的煙囪，幾乎是我頭腦中定格的城市意象。我童年的玩伴、少年時的發小和同學，都生活在這個區域里，對父母所在的工廠有著極高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子承父業的“接班”事實，使“俺廠子”成為掛在嘴上的口頭禪，因為工廠是每個家庭的衣食父母，企業的興衰關乎每個人的命運。
“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位于鐵西區西南部，東至衛工街，南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面積0.60平方公里，有200多棟樓房，據說是新中國最早的工人住宅樓群。我的家鄉記憶和對生活的體悟與這里息息相關，這里是我看中國社會開放變革的窗口，是我體會城市工人生活的無可替代的場域。這樣的生活環境，讓我從小就有一種意識——我是工人子弟。我知道這個群體的喜怒哀樂，我理解他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暢快，也熟悉他們耿直得有些粗暴的個性特征。我雖從骨子里排斥，但無可置疑的是，這樣的環境養育了我，我的性情中早已打上了這個群體的烙印。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學做工》，他通過民族志的深度描寫，以工業城鎮里12個家庭的男孩為例，解釋了工人階級子弟之所以繼承父業的深層原因。這本書我每每讀來，都唏噓不已，他好像描述的就是我周遭的生活。我的父母是工人，我的哥哥姐姐是工人，在他們的觀念中，我能考大學而后成為老師，那真的是一種理想、一種奢望。
1991年我從沈陽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又被分配到了鐵西區的一所薄弱中學工作。言其薄弱，是因為它位于城區的邊緣，生源質量差。我學生的父母大多是知青一代，他們返城后大多當工人或小商販，生活的艱難，婚姻的糾糾葛葛，對教育孩子的無奈，在我的每一次家訪中都會獲得真切的認識。通過他們的講述，我對知青這一輩人的生活、底層民眾的境遇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中學兩年短暫的停留之后，我考取了遼寧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而后又回到母校工作。這期間，工人的命運一波三折。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工人下崗、再就業，成為大街小巷熱議的話題。在我的印象中，1999年1月底的一幕令我難忘，更難以釋懷。那時我正在廣州中山大學讀博士，寒假回家途經機床廠的時候看到很多工人在工廠大門外徘徊，他們用無聲的語言表達著心中的不滿和憂慮。這一幕雖已過去20多年，但在我的記憶中卻清晰的就如昨天。每一個工廠都連帶著可能是一家兩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生計。因此，工廠破產或轉制對于以廠為家的工人來說，簡直就是滅頂之災。2011年上映過一部由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電影《鋼的琴》，描述了工業城市這一時期破敗與蕭條的景象，傳遞的是底層工人無奈與憂傷的情緒。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宛如回到了自己年輕時的歲月，想到了我在北一路到南十四路之間騎車狂奔的狀態，想到了那些由大大小小煙囪匯聚而成的城市景象。不得不說，那些曾經機器轟鳴的聲響與影片中呈現的落寞蕭條的狀態一并而至時，我的心情里好像只剩下了惆悵。正是因為這樣的記憶，讓我始終不敢回望家鄉。故鄉對我來說，每每念起時就會多幾分傷痛。學過人類學之后，人們常常說可以回過頭來研究自己的家鄉，但我卻從不敢想。這就是我對工業的記憶和對家鄉城市底層難以言說的情感。那么，我的生命和鄉村又有怎樣的聯系呢？
我的祖籍是遼寧省法庫縣包家屯鄉，那是埋葬我祖父和曾祖的地方。那里距離沈陽只有110多公里，但是在當年交通不便之時，老家非常遙遠。更為遙遠的是，它對我來說僅僅是作為符號的老家。我第一次跟家父回到大三家子村，已經是1994年夏天的事情了。那一次，我目睹了父親口中常常提到的連綿的群山，那是他7歲時放羊走過的地方。而在我的眼里，家父口中的群山，不過是一個又一個小小的山丘。那個破敗的村落，在爺爺1959年去世之后，就已經沒有什么親人了。但是對我的父親來說，那里卻是他時常想念的故鄉。他15歲就到沈陽謀生，1987年退休后總是念叨回老家，惦記著在他百年之后跟他的爸爸、爺爺埋葬在一起。這樣的情感直到我不惑之年后才更加理解。
我的祖上是農民，我的父母是工人，這種身份的疊加與轉換，讓間接的鄉村總是不離我的左右。在我的記憶里，我們家一直是鄉村親戚來沈陽看病辦事的“客棧”，甚至一些我父親都沒有印象的“屯親”也會從天而降。若是辦急事兒還好，如果是來看病，十天半月里我家擁擠的小兩居還要騰出一間作為“觀察室”。多年后，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父母那一系列令我們不解的善舉。他們收入微薄，省吃儉用，卻不肯回絕任何一位來求助的人。在感慨他們生活不易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和老家之間的聯系與我們和老家之間作為符號式的聯系是截然不同的。
走入大學之后，我對城鄉之間的關系，對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有了不同的理解。學習中文專業，讓我有機會透過作家的文字看到百態人生，中外名家的藝術作品讓我不斷回望我有限的生活閱歷，并以此為基點勾勒著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那個時候，正值路遙《平凡的世界》出版，那里的少安與少平兩兄弟，成了我記憶中揮之不去的形象。他們是農民的兒子，家境貧寒，盡管承受了生活各種各樣的痛苦和磨難，卻精神豐富，從未屈服。他們的青春與夢想讓我們在黃土地的蒼涼中，看到了普通人不平凡的人生。尤記當年帶著眼淚閱讀時的心潮澎湃，卻不曾預知這部作品在20多年之后竟然成為了我走入陜北村落去進行學術研究和社會行動的前緣。
二、結緣妙峰山：廟會追蹤的田野發現
2003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出站，供職于農大社會學系。在這里工作的第三年，開啟了與學生同行的田野工作。其核心目標有兩點：其一是培養學生的專業意識，讓他們接受完整的科研訓練；其二是闡釋民間文化現象，尋找鄉土社會的變遷動力與歷史脈動。妙峰山廟會及其香會組織也因此成為我這一時期關注的重點。這里被稱為京津冀地區民間宗教的圣地，從明代開始的廟會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每逢農歷四月初一到十五，有數百檔香會前來朝頂，有數十萬香客來此進香，表達他們對老娘娘的虔誠。妙峰山的學術前緣可以追溯到1925年，這一年的4月30日至5月2日（農歷四月初八到初十），北京大學的顧頡剛與孫伏園、容庚、容肇祖、莊尚嚴一行5人在這里進行了為期3天的廟會調查，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民俗學有組織的田野調查的先河。在這條學術脈絡之下，我們對妙峰山的追蹤研究，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談及妙峰山廟會，就要講文會和武會，它們共同構成了香會的組織形態。文會的主要職責是積德行善，舍茶、舍粥，替老娘娘施恩撒福。武會則通過“幡鼓齊動十三檔”等形式的獻藝表演給老娘娘當差。除了香會之外，廟會的主體就是香客。以往對廟會的研究多集中在每年會期的儀式過程，而對香會缺乏深入細致的了解。社會學人類學研究關注這些民間組織，以及組織中作為玩角兒的生命個體。因此，從2005年開始我們先從廟會入手，看香會表演，觀察香客行為。前5屆學生都曾駐扎妙峰山下的澗溝村，關注進香儀式和廟會經濟。那個時候我和學生討論最多的問題是，這些香會組織在村落社會里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脫下靚麗的行頭之后，這些玩角兒在日常生活中又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呢？基于這樣的追問，后5屆學生的關注點從山上轉移到山下，我們踏訪了京城內和郊區縣依舊有活力的32檔香會，記錄了香會組織的當下形態，同時也把玩角兒們被淹沒的人生故事一個又一個翻起。然而，在北京快速都市化的過程中，隨著村莊的消失，許多村落里的香會面臨著文化重組的問題。它們會不會與村落的命運一樣永久性地與村民的生活告別？因此，香會的生存處境、玩角兒的人生感悟成為了我們探詢的主題。這種研究路徑的選擇，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香會的興與衰，也對民間文化的適應與轉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村落拆遷是北京都市化進程面臨的一個共相事實。在這個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件中，村落里的香會組織充當了怎樣的角色？我們發現，村落拆遷之前香會是村落認同的文化標志。拆遷之中，香會是村民、開發商和政府進行博弈的中間機制。拆遷之后，香會是否會就此解體呢？事實上它存續依舊，只是以不同的適應性表現了民間組織的生命力，并成為重新建立社會關系所依托的最有感召力的文化傳統。除了妙峰山朝頂進香之外，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二，各類香會組織還會以其獨有的方式，在新安置的社區舉行踩街等儀式活動，以此表達村民對過往生活的共同記憶。我們還注意到，作為文化的組織，香會所發揮的社會功能不只如此，會理會規的江湖論道、揚名立萬的價值追求、拜師收徒的傳統儀式，無不顯示民間文化在適應不同環境過程中潛在的創生性力量。妙峰山研究見證了北京民間社會變遷的經驗，也記錄了鄉民社會向都市社區轉型的歷史過程。因香會組織不斷被激活的集體記憶，表面上看不過是都市村民追溯村落歷史的文化鄉愁，但就實質而言，它是社會再生產的情感力量，是都市村民以記憶的形式應對現實處境的生存智慧。
回首8年的調研，我們記錄了廟會的歷史瞬間，記錄了香會的組織形態以及那些被塵封的人生故事。這種關注點的轉向呈現了我們對妙峰山研究不斷深化的過程。具體說來，就是研究路線從廟到村，由會到人。我們發現，正是因為有了村落紀事，廟會不再是無名氏群集的祈福空間，因為有了玩角兒的生命敘事，一檔又一檔香會才有了活的靈魂。不僅如此，香會組織研究呈現出的深層意義在于，它彰顯了民間組織的社會功能。這項具有搶救性價值的工作，對于我個人來說，可謂“曲終情未了”，可以說，沒有在此獲得的新知，缺少了對民間文化“不死”的篤信，也便不可能有其后多年的鄉村研究。這份對民間文化的認識，讓我更加堅定一點，邁向田野的研究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別人的資料據為己有，而是要能夠折射出自己的生命感知，走到心靈深處去思考我們身處的社會，以及所肩負的使命。
2009年，我寫了一篇文章《離土中國與鄉村文化的處境》，認為鄉土文化的狀態是“形散而神聚”。我的同事曾質疑我，難道你對凋敝的鄉村置若罔聞嗎？但每每想到妙峰山，都會讓我對民間文化的力量充滿積極的想象。它的“形”可能和原來不同，甚至無影又無形了，但我堅信它的“神”尚在。十年過后我對鄉土社會依然抱以這樣的判斷。我相信民間社會自身的適應性和創造力是無限的，這是文化能夠持續長久的內在原因。我的學生將這種田野工作的經歷和感悟稱為“社會學專業訓練的成年禮”，而對我個人來說這是獨有的心靈教育，在這個過程中我陪伴學生們記錄了一檔又一檔香會，訓練了他們的基本功，他們也以自己年少的稚嫩和激情，讓我知道新一代的生命意志是多么值得期待。這項研究不僅僅讓我們穿梭于四百多年來廟會的時空變換之中，也讓我們看到以村落為中心的香會組織的傳承機制。與“30后”老人和“80后”年輕人的交往，讓我在拓展心靈維度的同時，也擁有了自我精神成長的深度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說，田野工作更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啟蒙。不曾預期的是，2009年多種機緣輻輳聚合，妙峰山的故事講到了臺灣，也使“行動研究”闖入了我的視野，從而為我田野工作的轉向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三、行動研究：兩岸交流的心靈沖擊
2009年10月，受夏林清教授邀請，我到臺灣輔仁大學參加了“社會發展差異結構與心理學探究路徑研討會”，并以《廟會、香會與村落記憶：都市村民的生活經驗》為題，講述了我在妙峰山的研究發現和心得體會。雖然此前導師沙蓮香教授多次提及夏老師在臺灣的行動研究，但于我而言，它還僅僅是一種研究方法的名號，沒有切身的感受。然而在臺灣10天的行程中，除了兩天的會議和令我目不暇接的工作坊之外，尤為令我興奮的是，還專門走訪了幾個民間組織，了解他們的在地實踐。有兩個地方給我的沖擊最大。10月5日，在李易昆博士的帶領下，我們到了新竹縣臺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該協會的核心工作是維護精神障礙者的基本人權，推動其重回社會生活，協助建立自主與自尊的生活模式。到了風信子有機農場之后，與負責人劉小許的交談加深了我對其工作宗旨的印象。她是輔仁心理學系畢業的碩士，當時已經在NGO組織工作多年。她說她人生的喜怒哀樂都是從風信子開始的。在和她的暢談中，我問她：“生活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人生又是什么？風信子帶給你的最大啟示是什么？”她說：“生活是實踐，大學在社工系讀書的時候，認為社會工作者不切實際，也不真實，但是等自己身體力行去做了，發現可以將理念轉為現實。風信子最大的啟示是有機地對待土地，有機地對待精障朋友。人生是苦的，人生做也做不完，而實踐就是在解決我自己的苦。”與小許的交流，時至今日我依然記憶猶新。我無法想象一個年輕人陪伴精障者的生活，也難以像她那樣追逐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里。換一種眼光來看小許、看風信子，我覺得她是修行之人，與精障伙伴一起耕耘的農場就是她修行的場所！
此次臺灣之行對我影響更大的是在蘆荻社區大學的工作坊。夏老師在這里用心理劇的形式為我們呈現了一場行動研究的現場教學。如果說行動研究在我的頭腦中曾經僅僅是一種方法，那這一次的親身體驗簡直超乎了我的想象，無數的追問縈繞心頭。平凡的生活、普普通通的百姓、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就在那一瞬間變成了演繹學理的經驗。夏老師就像一位魔法師，游走于肉體與心靈之間。也是在這一次工作坊期間，我聽聞了那里的工作者、學員都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了社區大學帶給他們的改變。易昆說：“我人生的青春十年，從30歲到40歲，最有學習力的十年都放在這里了。”曾經是學員后來成為工作者的玉女說：“當學員是快樂的，但是當轉成工作人員之后，就是沉默與堅守。在這樣的工作中，我清楚我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們彼此相互影響，我的生命經驗和他們共同的坐落在一起。”她說：“發展是以自己愿意投入與否來決定的。到蘆荻社大來，會把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變為可能。”玉女的這句話，讓我體會到了社區大學對于改變每一個人的生命質量，甚至是他們的活法，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那一刻間我想到的是中國大陸，特別是鄉土社會，我們能不能用教育的方式去撫慰農民的心靈、去為他們艱辛的生活經歷療痛呢？
在這里我看到了夏老師以及輔仁大學社工系、心理系的一批年輕人，他們把自己的生命投置到服務他者的工作中，一做就是八年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他們讓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在國際家庭協會的工作坊中，我目睹了一撥“國際老公”，他們的媳婦來自東南亞的泰國、緬甸、老撾等國家的下層。在他們的交流會上，有一位叫金德的中年人說：“大學教授像天邊的一朵云一樣！”其本意是說大學教授與下層百姓之間的距離很遠，但是在蘆荻社區大學，夏老師和這些年輕的碩士博士竟然就在自己的身邊。這樣的一幕讓我看到高校服務社會，大學教師服務民眾，不僅可行，而且可為！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多年在鄉村的田野工作，想到了那些與我生命有過關聯的村民。與此同時，也大膽地追問自己，如果有此機緣，我能不能也為大陸的鄉村、農民做同樣的事情呢？現在回想起來，正是這樣的一念，4年后催生了河南輝縣南太行深處的川中社區大學。
2010年10月，我再度前往臺灣，參加臺灣行動研究交流研討會。此行與前次的不同在于，一場又一場論壇、一個又一個工作坊填滿了我的整個行程，讓我對臺灣的民間社會及其行動力量看得更加清楚。可以說，我直接走到了臺灣社會生活的內部，了解了那里不同群體的生活狀態。記憶尤深的是，在臺北論壇上，我聽了成虹飛老師的發言——《新竹教師的實踐及公立華德福的實驗教育之路》。他講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成老師和父親兩輩人對于大陸復雜的情感卻令我難忘，在模糊的淚眼中能夠感受到他自身的生命歷程是如何和行動研究結合在一起的。我也越發覺得行動研究需要這種呈現，這是方法上的要求。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對自身的深刻洞察，才能夠不斷地反觀自身，去理解他人、理解社會行動，才能把握住社會變革的脈絡和基本的動向。
兩度臺灣之行，讓我對行動研究有了真真切切的體驗，也愈發理解了它對促發生命變革和社會變革所具有的特殊價值。承此，我反復閱讀夏老師回觀自身經歷、學術思考和行動脈絡的三篇文獻《一盞夠用的燈》、《卡榫》和《在地人形》，結合自己多年的田野工作琢磨行動研究的意涵。我的理解是，所有的行動者都是自己行動的研究者，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一種自主的和有意識的行動，研究的目的是尋求并促發改變。行動研究的核心技術是“反映對話”，通過這樣的方式，行動者辨識自己的行動邏輯，找到阻礙行動的因素，最終促發意識與行動的改變。這種行動對于行動者個人而言，是尋求改變的覺醒；對行動所涉及的對象而言，扮演的則是意識啟蒙者的角色。十年來，在深化理論認識的同時，我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把行動研究的理念在我們的鄉土社會落地深耕。
四、田野轉向：尋求鄉村教育的出路
與妙峰山研究接踵而至的是，兩年的鄉村基礎教育調研。這項研究為我對鄉村處境的判斷，以及以田野工作為體、以行動研究為用的鄉村建設，打下了基礎，做好了鋪墊。
2011年至2013年，我和我們系的兩位老師共同主持開展鄉村教育調研，大量的數據和訪談使我們對鄉村是否還有未來深感憂慮。在國家教育政策調整過程中，鄉村學校日趨萎縮，村落里尚存小學者，簡直是稀罕之物。那么，撤點并校在整合優化教育資源的同時，對鄉村意味著什么？縣城和鄉鎮不只帶走了學齡兒童，也把作為父母的年輕一代一并卷走。在這種嚴酷的現實之下，衰敗與孤寂也就成為了鄉村的必然結局。與鄉村凋敝同步出現的是城鎮化的高速發展。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總人口141178萬，其中城鎮人口90199萬，占63.89%。流動人口37582萬，與十年前相比增長了69.73%。這些數字全面展現了中國城鎮化、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在這樣的背景下，鄉村教育又能呈現出怎樣的狀態？
兩年間對7省8縣的深度走訪，讓我對鄉土社會做出了一個整體的判斷，那就是鄉村已經處于“集體失憶”的邊緣。我用四個“失憶”概括中國鄉村教育的現狀，也顯示了鄉村自身潛伏的危機。第一是與家庭生活的游離。孩子們很小就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家里對他的影響、父母的耳提面命都已經弱化。第二是與自然環境的疏遠。雖然個別的學校還在鄉村，但是高墻大院幾乎把他們和外界隔離。我們到山區調研發現，那里風景優美，但孩子們卻只能眼望群山。學校近旁有小河，但是不敢親近，小蝌蚪也只是在視頻里看看。第三是對家鄉歷史文化的無知。我在河南輝縣太行山區的侯兆川調研時，問那里的老師是否知道這群山環繞的侯兆川曾經是岳飛大元帥練兵的地方，學校近旁的南平羅村有藺相如的墓。遺憾的是，這些足以令我們榮耀的歷史早已漸行漸遠，孩子們還能否生起對家鄉的愛戀之情也便可想而知了。第四是對村落禮俗的漠然。鄉村文化到底在哪里？4個字就可以概括全部：迎生送死。這是人的生命周期，也是鄉土社會的生活節奏。所謂“迎生”是誰家生小孩了，全村人為他祝福；“送死”則是為陪伴了幾十年的老人送行。這樣的儀式活動正是村落禮俗的綜合展演。然而，住校的孩子們卻無緣參與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經身處忘卻鄉土的失憶的時代。也許有人會追問，遺忘過去有什么不好，對鄉土的失憶會讓我們活得更輕松些。真的是這樣嗎？一個人失憶意味著什么？如果一個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醒來后，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了，這不僅意味著這個人沒有昨天，也就意味著他沒有今天，更沒有明天了。一個家庭呢？如果沒有共同的生活經歷，那就等于這個家沒有歷史，世代傳承的家風也不過就是一句空空的口號。一個國家呢？沒有歷史的孩子們還知道國家的未來嗎？為什么說是“邊緣”？因為此時的鄉村呼吸還在，往昔的記憶猶存，所以我說它身處失憶的邊緣。如果鄉村已經徹底失憶，也就沒有必要再去喚醒了。
我們調研結束之后，《人民政協報》通過我們學校統戰部邀請我去參加一個座談會。在這次會上，我以《文化失憶與農村教育的使命》為題，講述了兩年調研帶給我的切身感受。可以說，對鄉村教育的關注給我帶來的沖擊和影響，讓我思考了中國鄉村向何處去的大問題。過去做學術研究，我更多的是專注于某個儀式活動，即使是8年的妙峰山研究，也不過是圍繞一個山頭，探究幾十檔香會組織的形態和它們背后幾百年的歷史。換句話說，我沒有關注中國鄉村的命運，沒有思考更大的城鄉格局。
對鄉村教育的研究讓我看到了中國鄉土社會的共相，也愈發覺得無論我們對于回歸土地和留住記憶抱以怎樣復雜的情感，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村落的消失、農民的終結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社會學家H.孟德拉斯所說的“農民的終結”，對中國社會來說是一個夢想。如果我們承認這一事實，有兩個問題就是我們必須求解的：一是如何進行鄉土重建以應對鄉村凋敝的處境？二是如何讓文化回歸鄉土以存續鄉土中國的根脈？這是中國農村教育調查引發的追問，也是催促我在后續行動中反復思考的學術命題。
五、川中傳奇：鄉村復育的教育實驗
“川中傳奇”是川中社區大學5周年慶典的時候，奕陽教育研究院董事長張守禮先生贈予的一件紀念品，是一幅有很多解讀深意的畫作。那么，在這南太行的山區我們做了什么？所謂的“傳奇”又有何所指？
河南輝縣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是我們2013年鄉村教育調研的最后一站，兩年的走訪就此終結。然而，無法排解的憂慮一直縈繞心頭——年紀大的教師等待退休，年紀輕的教師等待回城。他們的這種狀態使鄉村教育前景黯淡。當學校以優化整合資源的名號撤并，當教師不能安心于教學，鄉村學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曾幾何時，鄉村學校是傳播鄉風文明的中心，現如今封閉式的管理已經徹底割斷了學校和鄉村之間的聯系。在這種處境下，兩個癥結必須破解：第一，如何讓工作在鄉村的教師傾情于教育教學，并從中獲得職業成就感；第二，如何讓鄉村學校敞開大門，使之成為村民接受終身教育的公共空間。缺此，鄉村教育無法延續，文化之魂也就蕩然無存了。因為鄉村文化復育的前提是人的培養。我希望以臺灣蘆荻社區大學的形式，讓終身學習的觀念深入到村民的內心，讓那些沒有自信的村民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義，讓他們擁有守望鄉土的熱情和希望。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在多方力量的籌措下，2014年5月30日，川中社區大學在西平羅鄉中心幼兒園舉行了揭牌儀式。我以“川中社大與鄉村生活”為題，為村民講授了第一堂課，并對這所學校做了明確的定位：它不是家長學校，不是農業技術學校，而是一所成人終身學習的公民學校。當時來聽課的大多是學校周邊十幾個村落的老百姓，300多人把小學的禮堂坐得滿滿的。對于這些村民來說，在幼兒園里辦大學，還有一位北京的教授跑到這里來上課，這是新鮮事兒。對于20位幼兒園老師來說，他們也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中師畢業生，怎么還能成為社大講師，都緊張得不得了。我對他們說，鄉村社區大學實際上就是農民學校，讓那些很少讀書的村民享受一份終身學習的快樂。
“終身學習”這個詞對于鄉村來說非常陌生。在村民的心目中，學習和學校是屬于孩子們的。但是社大充滿了美和鄉土智慧的課程日益改變了他們的觀念，也強化了我們義工團隊的教育意識。可以說，如果沒有辦社區大學的經驗，我無法想象那些村莊里的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的本事有多大。他們沒有機會多讀書，但他們對美和藝術的渴望卻是熾熱的。因為社區大學的課堂，那些留守的寶媽們告別了麻將桌，拿起筆開始練書法、學畫畫。20位幼兒老師十八般武藝樣樣都行，他們周末返城回家，平時住在學校，每天晚上各自組隊，練習舞步怎么走，琢磨鼓點怎么敲，力爭讓每一次課都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每年一屆的社大周年慶典，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會聚集在學校的廣場，共度這個比過節還歡樂的侯兆川不眠之夜。這一天，學員們、老師們以及幼兒園的孩子們，都會穿上從新鄉、輝縣借來的盛裝，在舞臺上展現屬于自己的最美的畫面。那些年輕的寶媽們登臺結束之后也舍不得換下演出服，我知道她們是希望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在微信的那一邊能看到。這樣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地發生，也一次又一次地讓我感動。因此，對于社大的義工老師和學員而言，這不是一臺普通的晚會，而是“社大幸福課”的綜合展演，是展示他們一年所學的高峰時刻。值得一提的是，慶典第二天的座談會，多年來不曾變更的序曲是全體學員的誦讀。但他們深情念誦的作品不是名家的名篇，而是幼兒園老師寫的詩，是學員老大娘新創作的快板。尤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每年30萬字的《川中社區大學年刊》，承載了老師和學員們共同走過的歲月。那些飽含深情的文字不僅記錄了教與學的收獲與感受，也呈現了他們彼此傳遞溫暖的一年又一年。對于幼兒教師來說，他們每年堅持編輯文集、寫觀察日志和讀書札記，這是了不起的進步。2020年他們撰寫的生命敘事，文字質樸真切，我更愿意將其視為一次認識上的自我超越。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的教育實驗改變了人的生命形態，讓鄉村教師、鄉民從此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回首共同走過的日子，那些充滿歡笑的課堂、那些令人激動不已的演出、那些漫溢著喜極而泣的座談，所有的場景都會在我的淚目模糊中重現。
社區大學如今怎么樣？在輝縣組織部門的安排下，幼兒園15位教師在西平羅鄉的15個村掛職村委會副主任。這項兼職工作讓他們時常走村串巷、到訪農家。在全面了解鄉村老人的生活狀態之后，也堅定了他們把社大延伸到村落的決心。2020年9月15日，川中社區大學西平羅學堂開課了。與此同時，兆村學堂也舉行了開工儀式。老師們和村里的老人們共同出力，把村里廢棄的麻將屋改造成了讓他們歡聚的學堂。可以說，有社區大學印記的地方，鄉村不再寂寞，留守的老人們獲得了被關注的幸福。幼兒園所在的西平羅鄉在籍人口22,000多人，現在留在村里的有6,000人左右。社區大學所做的工作正是給留下的村民注入一種活力，讓他們依然對自己的生活充滿期待，對自己的家鄉心存愛戀。我每一次給學員上課之后，年輕的和年老的都會悄悄告訴我，她們家的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得到了改善，這里的老師不僅教會了她們各種時尚生活的技能，也給了她們敢于登臺表演成為歌者和舞者的勇氣。這是社區大學帶給她們的幸福。
自2014年以來，已先后有636位村民加入到學員的行列。我們以幼兒園的教育資源為依托，以期通過拓展學校的教育空間與功能，實現個人、群體與社會的變革。事實證明，川中教育實驗不是烏托邦式的構想，而是可以跨越這個時代鄉村困局應有的一種形態。川中社區大學的實踐在破解兩個鄉村教育癥結的同時，也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2019年被評為全國終身學習品牌項目；2020年2月又被中央文明辦授予學雷鋒“4個100”最佳志愿服務項目。值得欣慰的是，這項公益行動，提升了農民熱愛生活的能力，也使鄉村教師成為自覺的行動研究者，在寂寞的鄉村重新發現了自我存在的意義，重新認識了活著的價值。
如果說促發改變是行動研究所追逐的目標，那么川中教育實驗實現了三個層面的變革：我個人的生命變革是源頭，繼而啟發年輕教師在奉獻中踐行教育的理念，其直接后果就是農民學員觀念的轉變。這種接續性的變革帶來的必然是鄉土社會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川中社區大學不僅是教師發展和教育境界提升的階梯，更是為鄉村傳遞溫暖、促進生命變革的重要場域。作為行動者和研究者，川中的教育實驗也讓我更加堅定——必須將學術研究的判斷轉換成學者自身的身體實踐。這是讓學術研究更有力量的依據，也是我們服務社會、積極倡導社會變革的思想源泉。
六、農業遺產：尋求鄉土重建的契機
如果說妙峰山研究給了我一種靈感，透過延續了四百多年的廟會，看到了“形散而神聚”的民間文化，那么中國鄉村教育調查則讓我看到了鄉土社會面臨的處境。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才愈發覺得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急需一種力量讓瀕臨失憶的鄉村重新擁有記憶。這就好像中醫大夫看病，號脈之后就要開方子。鄉村教育調查帶給我的最大收獲是為鄉村做出了判斷，同時還要自己去踐行驗證。既然我對鄉土社會的判斷是身處集體失憶的邊緣，緊隨其后的事情就是喚醒記憶，這也是我接下來的7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兒。
開始于2013年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工作，任務很重也很緊迫。作為一種遺產類型，GIAHS是FAO在2002年發起的一項國際計劃。大家熟悉的世界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與此不同，農業文化遺產強調兩個多樣性的保護，一個是生物多樣性，一個是文化多樣性，目標直指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截止到2020年底，FAO已將全球22個國家62個農業系統認定為GIAHS。我國農業農村部高度重視這項工作，從2013年開始認定China-NIAHS。截至目前，已經評審了5批118項。盡管我們擁有幾千年農耕史，中華文明未曾間斷過，但就如同現代化背景下農業的命運一樣，農業遺產已處于“被遺忘”的境地。這些地方都蘊含豐厚的文化資源，不僅滋養了一輩又一輩當地人，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以我國第一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為例，其關注點不止于“非遺”研究的魚燈舞，而是既關注稻，也關注魚，還關注這片土壤以及和它共生的上千種生物、關注這里的村莊、關注守護稻田的農民、關注他們的婚喪嫁娶和喜怒哀樂。所以農業文化遺產是一個極為綜合性的研究領域，它最重要的特點是和老百姓的生產、生活融為一體。
作為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對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的解讀我是外行，但是有一點我非常清楚，就是如果沒有農業景觀周邊的村落，沒有在田地里耕作的農民，就不會有農業文化遺產的永續。所以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質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徹頭徹尾的鄉村建設。換句話說，做好鄉村建設才是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工作。那么，鄉村建設怎么搞？讓老百姓增收這是世人皆知的藥方，關鍵是用什么樣的方式促成這一結果，而且能夠可持續。我們認為，缺乏對村落社會文化的認知與情感，缺乏對老百姓滋根式的培育，中國的農業文化遺產就沒有長久的未來，就會名存實亡。
2014年5月，我專門組建了一個由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共同參與的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團隊。5年間有18位學生加入到隊伍中，先后在陜西佳縣的泥河溝村、內蒙古敖漢旗的大甸子和大窩鋪村、河北涉縣的王金莊村等地進行駐村調查。這之中，我投注心力最多的一個點是陜西佳縣的泥河溝村。這里的36畝古棗園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棗園中樹齡最長者有1300多年，依然枝繁葉茂、碩果累累。棗園掩映的泥河溝是黃河邊上一個貧瘠的古村落，晉陜大峽谷雖風光絕美，但凋敝破敗的村落卻無法掩飾呂梁特困片區的滄桑與無奈。我們剛進村的時候，全村213戶806人，常年在村的只有158人，其中111位年過花甲，是一個看不到活力的村莊。“80后”的年輕人只有一個，在做掏沙生意。古棗園是這里極具特色的文化資源，但它能否因GIAHS 這一名號給村民帶來希望？我和學生進村之前充滿了對千年棗樹和古村落的想象。然而，令我們不解的是，查遍縣里的史志資料，對泥河溝村的記載加在一起也不超過三百字。于是，我們便決定從撰寫村志入手，為村莊找回過往，這既是每一處農業文化遺產地應該具備的文化資源，也是培育農民熱愛家鄉情感的重要路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幾撥學生先后與我駐村調查76天，一撥畢業，一撥跟上，始終保持著對陜北這片土地的熱度。在田野工作中，我努力回答一個又一個新問題：曾經為鄉村開的藥方在這里能否適用？村里沒有學校，只有老人，除了假期幾乎看不到孩子和年輕人，這樣的村子還可救嗎？如果把農業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干預，它是否能為鄉村發展帶來一線生機？我們能否從鄉村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條通往精準扶貧之路？
我們的工作從收集老照片、老物件開始，以此結識每一位在村的老人，熟悉每一戶人家的生活狀況。而后，請村民帶著我們踏查村落周邊的山林，熟悉村莊的每一處地名，畫出文化標志地圖。在熟悉村莊的基礎上，從有特殊技能的石匠、木匠、艄公、水手等訪談開始，對近百位村民進行口述資料的搜集工作。這樣的訪談絕對不是簡單的文字轉錄，我反復和學生講的一種認識是，邁向鄉村就是讓你觸摸到人的生命，感受到人的溫度，知道他的所需，了解他的困惑。這是做好文化研究的根本前提，也是我們在田野工作中需要悉心領會的核心要義。因此，我們表面上是喚起講述者對生活往事的記憶，實質是讓他們重新發現自己、重新發現村莊，讓他們體會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進而激發他們建設家鄉的熱情。
在一點點挖掘老人記憶的過程中，我和他們一起流了很多淚，好像自己也曾和他們一起走過了那條往返40里的背糧路，一起度過了一次次洪災之后的艱難日子。我也因此理解了為什么棗樹被河水沖走時，老人會坐在地上痛哭，因為那是她剛嫁過來時種下的第一棵棗樹，那片棗林是和他們的兒子一起長大的。正是在這樣的收集工作中，陜北地域文化得以清晰呈現，講述者也在往事的追溯中回歸了昔日的歲月。這是一個彼此傳遞溫暖和幸福的過程。
搜集村里的資料和整理村民口述史到底為哪樁？除了基本的現實關懷，為這個古老的村落存留歷史之外，我更希望以此為契機復活鄉村。為此，我們以群眾聯歡的方式在村里連續舉辦了三次“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暨中國傳統村落周年慶典”，還于2016年夏、2017年冬和2018年春，開辦了三次“泥河溝大講堂”。每每想起村民自編自演的晚會和那無論冬夏村民都積極參與的大講堂，我依舊會像村民一樣沉浸在那一刻的幸福之中。如果以此來評判我們的田野工作，我是歡喜且欣慰的，因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走到了老百姓的心中。從此，保護不是農業農村部的保護、不是地方政府官員的保護，而是泥河溝老百姓自己的保護。所有這些都催促著我思考知識分子的當代使命，思考鄉土中國的未來圖景。
我們在陜北的工作成果是跟村民共同完成了3本書，既是我們對農業文化遺產的貢獻，也是中國農業大學青年學子對無字鄉村的精神回饋。正是通過這樣的行動方式，村民不再是旁觀者而成為主動的講述者。當他們翻開書，發現那里有他們講述的故事，他們會因此而流淚。看似一個平常的口述文本，卻給老人們帶去了太多的精神力量，也讓年輕人通過他們父母和祖輩的講述知道過往生活是多么不易。我把這種記憶和情感看成是一種社區感的回歸，這也是鄉村社會發展的內生性動力。
在搶救村落記憶的過程中，我們客觀上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讓鄉村老人孤寂的心靈得到了慰藉。因為有這么多年輕人住在他們的身邊，愿意聽他們講，并且記錄下他們年輕時那些并未如煙的往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工作讓這些老人感受到了一份生命的溫暖。2018年5月26日《中國慈善家》雜志有一位記者要采訪我，她看到了我們在泥河溝為農民做的口述史。她說：“看到最后哭了，想到了我的家鄉沂蒙山區的那個小山村，想起了我的爺爺奶奶還有爸爸媽媽……，好像他們的生命也被溫柔對待過了。感謝您的這些文字，我之前真的是不太愿意相信有人重視鄉村，一直以為專家學者口中的鄉村文化重建是荒誕的民國想象，您讓我看到真正做事的力量。”她寫給我的這段文字，深深地打動了我，尤其是那句“好像他們的生命也被溫柔對待過了”。她領悟到了我們做這項工作對人的生命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泥河溝參與式的行動，讓我重新思考了活著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也愈發覺得當我把那里的老人看成是父母，把“60后”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把“80后”和“90后”視為自己晚輩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力量和沖動要為鄉村做點什么。
七、角色定位：“三師”身份的切換合一
2017年9月25日，系里安排我為同事和博士生講講田野工作。在那次工作坊的主題發言中，我將自己多年的調查實踐總結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闡釋文化特質的田野工作；第二種是揭示社會問題的田野工作；第三種是促進生命變革的田野工作。在那之后，我不斷地反觀田野工作到底帶給我什么，對為學、對生命有怎樣的特殊價值。“人生鏡象”是我此時對田野工作的感悟。可以說，最近7年對農業文化遺產和中國傳統村落的研究，改變了我對田野工作的理解和行動的取向，讓我更加關注每一個生命的意義，也不斷喚起作為學者的良知，努力為鄉土社會做點實實在在的事兒。
2018年8月、2019年1月和2020年10月，我三度前往云南寧蒗彝族自治縣的油米村做調研。這個摩梭人的村落有83戶405人，東巴教是這里的全民信仰，一年間有四百多場驅鬼消災儀式在這個小村子里如期上演。作為東巴文化的傳人，全村有9位東巴和2位俠武，他們過著清貧的生活，常年履行著為村民安撫心靈的神圣職責。每當東巴神鼓從房屋天井處落下，每當東巴誦經從土掌房中傳出，我就會覺得好像跨越了千年，走進了歷史深處，跨越時空的錯亂感在那一瞬間就會縈繞心頭。我在那里過摩梭人的新年，與村民一道轉神山、拜神靈。在這個過程中，多吉扎實東巴的講述讓我一次又一次動容。他七八歲時，開始跟著爺爺學東巴。“文革”時期被迫燒東巴經書，之后曾歷時十余載在四川、云南的大小涼山等地搜尋、借閱并謄抄東巴經書。當往事一幕幕呈現、當淚水模糊雙眼的時候，我知道遠道而來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記錄東巴的各種儀式、挖掘村落文化，更是與他的歲月同行，是和一個鮮活的生命對話。
石農布是超度儀式上的舞者，被稱為“俠武”。在村里調研期間，我每天早晨都會上山，遠眺無量河和坡地上這個靜謐的小山村。有一天，當我上山走到半路的時候，看到他正圍著一棵樹走來走去。我說：“老村長，你在干什么呀？”他說：“孫老師，我在看梅花，梅花就要開放了，我們油米村的春天到了。”那一刻間，我竟不知如何回應，只是站在遠處看著那些吐露新芽的梅花，看著這位欣賞梅花的老人。鄉村如此落寞，生活如此貧困，卻無法遏制他們欣賞美和以此傳達他們熱愛生活的感受。
與摩梭人村寨的故事相通的是，2019年夏天我在河北涉縣王金莊調研期間，一個臨近子時的夜晚，鄉村青年王虎林的聲音打斷了我和學生們的討論。他站在樓頂喊我：“老師，你快抬頭看天上的月亮，我們王金莊的月亮和別處不同！”聽他如孩童般激動的聲音，我一下子想到了前一年在油米村那珍藏在記憶中的一幕。這生命的意義到底在哪里？我們對生活的理解是否也如他們一樣深刻呢？生活在城市里還有幾個人能留意我們身邊樹的發芽，還有幾個瞬間去欣賞月亮的圓缺？這生活的藝術到底離我們是遠還是近呢？
同樣是這次王金莊調研，我的學生郭天禹給我講了他采訪一位老人的經歷。他說：“老師，我們住在亮紅家，亮紅的婆婆叫李愛勤，60歲，沒念過書，不識字。我要采訪她，大娘就是不肯。我問她叫什么名字，大娘說叫李愛勤。”可是，“愛勤”怎么寫，老人家不知道。于是他請大娘把身份證拿給他看一看。我的學生看完之后說：“大娘啊，你的名字好有講究啊，你知道嗎，愛是愛家的愛，是愛國的愛。勤，是勤快的勤，是勤勞的勤。”老人滿臉疑惑地看著他。天禹說：“大娘，你不懂嗎？勤快，你每天早晨5點下地去摘花椒是勤快，每天6點打豆面、給我們做豆面湯是勤快，8點送孫子上學是勤快。你的名字是愛國愛家，又勤快又勤勞啊！”當老人聽他講到這里的時候，突然間捂住自己的臉，失聲地哭了。而后說：“我已經活了60歲，但是我卻不知道我的名字還有這么多的意思。”我的學生把這件事講給我的時候非常感慨。他說:“老師，您在河南創辦鄉村社區大學，讓無形的鄉土文化有了形，讓那些不識字的老人在六七十歲的時候還要學會寫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多么有意義的工作啊！”
諸如此類的故事在最近幾年間帶給我無數次的感動。我也因此覺得每一次鄉村之行都有特別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難忘的瞬間，而是一個又一個深度思考生命價值的時刻，這里珍藏著田野工作的真義。
回歸到問題的原點：我們如何來拯救日趨瓦解的鄉村社會生態，鄉村怎么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一介書生能為這個時代做點什么？如果說我多年的田野工作曾經被標簽化為“烏托邦的鄉土”，那么近6年來在4個工作點的實驗證明了一個事實，將“浪漫的幻想”轉化為扎根鄉土的實踐，是我們這一輩學者共同的使命。我一直認為，三個角色的切換構成了我田野工作的生命意象。第一個是“巫師”。為什么叫巫師？因為巫師是招魂的，我們的鄉村已處于集體失憶的狀態，我們要喚回鄉土文化之魂。一個巫師夠嗎？我帶學生下鄉，讓他們理解鄉村，并寄希望于他們成為小巫師。在與鄉民互動的過程中，更期待他們自己成為巫師為鄉村招魂，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鄉村自救。第二個是醫師。失憶的鄉村留下了太多的傷痛，招魂后的狀態宛如大病初愈，誰來療治鄉土社會的創傷？我們要成為“三農”工作隊伍中的一極，要來安撫失魂落魄的鄉村。第三個是教師。鄉村在被招魂和療愈之后，要培育鄉民熱愛生活的能力。我曾向學生們一遍一遍地重復法國思想家羅曼·羅蘭的話，平凡的英雄主義者就是在看透了生活的本質之后依然熱愛生活。我們要通過教育這種最溫暖的形式，培育鄉民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生命。這是三部曲。如果沒有巫師為鄉村招魂，鄉村就難以持續；如果有傷痛而不治愈，精神就難以豐滿；當鄉村有了魂，軀體也趨于健康的時候，能力的培育就是迫切的工作。三者是繼替的，也是同行的。這是行動研究帶給我的思考，也是田野工作讓我明晰的角色定位。
從文化闡釋到促進變革，在這個田野工作與行動研究并軌的過程中，我們不僅僅可以看到鄉土社會的變化，更能夠看到自身生命的悄然變革。25年的田野工作已成過往，幸運的是，曾經的工作方法轉換成了此時對人生的體悟，曾經的田野工作因行動研究理念的注入，讓自己的為學與生活更有價值。那就從當下做起，從自己做起，相信我們渴望的生命變革和社會變革一定會如期而至吧！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民俗研究》2021年06期 原標題為：并軌:扎根鄉村的田野工作與促進變革的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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