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正確處理好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扶持小農戶之間的關系。通過概念思辨、理論分析和發展趨勢判斷等對相關經濟學概念進行辨識,澄清了一些傳統認識上的誤區。在此基礎上,試圖說明我國農業長期存在的小農戶問題并非是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產生的,而是先天資源稟賦不足和人地比例失調的結果。農戶家庭經營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元必須得到堅持,但小農經營的先天不足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現代化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配套。建立健全面向小農戶的多元化、多層次、社會化服務體系,通過小農戶之間的橫向聯合來獲取外部規模經濟,可以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夯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
黨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當前,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號角已經吹響,但也有一些問題需要得到澄清,其中一個重要誤區就是對家庭經營、小農經濟、規模經營以及規模經濟等問題的認識存在混淆。其實,當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但這種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也留下了一些弊端,例如廣大小農無法分享現代市場分工的收益,缺乏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耕地細碎化及規模細小化,無法與現代農業相銜接等問題,因此對這一基本經營制度的質疑和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特別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包括新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耕地流轉的蓬勃發展,各類新型經營主體的異軍突起,工商資本下鄉躍躍欲試等,針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方興未艾。更有觀點認為,農戶家庭經營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應當以現代工業經營的思路推動農業向公司化規模農場轉變,通過規模經營獲得規模報酬是建設現代農業和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等。
那么,真的可以用現代工業經營的思路來經營農業嗎?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實施中,處于十字路口的以家庭經營為核心的小農經濟又該何去何從?討論這些問題,都不能離開中國農業人多地少這樣一個基本國情農情。這就導致小農戶必然會長期占到農民群體的絕大多數,實現好小農戶的發展和福祉,讓廣大農民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關乎國民經濟的基礎,關乎黨執政的群眾基礎。但是,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程中,社會對小農經濟、家庭經營、規模經濟、規模報酬和規模經營等一些問題的認識普遍存在誤區,極有可能產生政策上的誤導。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思想是行動的指南。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基于此,本文重點就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進程中涉及的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和認識誤區進行澄清,重新理清其中存在的邏輯和因果關系,并就鄉村振興中小農戶家庭經營的歷史發展趨勢及其前景提出一些前瞻性判斷和政策建議。
一、農業的特殊性
農業是人類利用自然環境條件,依靠動植物的生理活動機能,通過人類勞動來干預、強化或控制生物體的生命活動過程以獲取所需物質產品的社會生產部門。其生產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有機體,是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有機結合,具有不同于一般只進行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產業部門的一些典型特征,這就與現代工業生產經營等存在極大不同。
第一,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生產資料。農業生產利用各種自然力的基礎是土地,農業生產分布在廣闊的土地上,人類的農業活動主要通過土地對動植物發生作用,而土地又具有自身的自然特性和經濟特性。其數量的稀缺性、位置的固定性、收益的級差性等特點使得農業生產具有空間上的地域性、位置上的不可移動性等性質,并產生了土地集約經營、規模經營、空間合理布局等一系列特有的經濟問題。這些都要求農業勞動者必須充分了解本地的自然資源條件,因地制宜地進行農業生產等。
第二,農業的生產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要受到氣候環境和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不同地域環境和氣候條件下農業生產周期、生產季節和生產結構都不盡相同,農業生產也就具有周期性、季節性和時間長等特點。與工業等其他部門不同,農業生產經營者也就必然面臨著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雙重作用。
第三,農業的生產周期長,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會存在相當大程度的分離,勞動成果必須在最終產品中才能反映出來,加上土地收益的級差性、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和地域性,使得農業勞動成果的計量和分配非常復雜,容易產生激勵失效等問題。在各具體生產環節上,農業生產的集結性較差,產品難以實現標準化,導致農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較低。例如,斯密就曾指出分工與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農業生產的分工程度較低,導致其生產率要遠遠落后于工業。而且這對單個農業勞動者的人力資本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其掌握更多的生產技能。
經濟學話語體系中規模經濟概念的研究對象最初是工業企業,其是工業生產的典型特征。上述農業與工業等其他產業不同的特殊性質,使得農業規模經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工業生產中的那種規模化活動。農業生產經營必須遵循自然和經濟兩個規律,這是農業再生產的本質特征,并導致其存在監督和計量的先天性困難,監督成本較一般產業要高得多,更容易因為信息傳導機制過長和生產過程過于復雜而產生信息不對稱、失真及委托—代理等問題。因此,農業的特殊性質對農業生產的經營組織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現實中農業生產也極少采用完全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經營等形式。
二、家庭經營的特殊性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將企業視作一個“黑匣子”,而并沒有將其充分打開,以科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關注企業的內部組織形式。但在農業領域,家庭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組織形式。新家庭經濟學開始將家庭及家庭內部組織分工納入經濟分析的框架,并認為其內部存在利他主義,這種內部互惠性質主要因為血緣和親戚等關系而存在,并因此非常適合于農業生產。
第一,家庭是一個特殊的利益共同體,維持其內部關系的更多是血緣、感情、婚姻等超經濟紐帶,并不局限于經濟利益,所以家庭內部更容易產生利他主義行為。
第二,家庭內部世代交替的特殊穩定性,家庭內上下代際存在特殊的繼承關系,這使得家庭經營存在長期而穩定的預期,并在這種預期下自愿協作,家庭內部具有其他組織形式不具備的特殊機制來實現激勵相容。雖然這種機制在現代社會有所淡化,但在兼業程度較低或者從事純農業生產的農戶中仍然存在并發揮著作用。
第三,家庭內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較少,因為長期生活的緣故,各家庭成員之間更容易實現有效的勞動分工,而無需高昂的監督成本、勞動計量費用等,這恰好與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質高度吻合。
總之,家庭如果跳出社會的基本生活單元的定義而作為一種特殊的經營組織形式的話,其勞動激勵形式多樣,高度靈活,基本不存在委托—代理問題,一般無需監督,管理和計量成本小,是農業先天的最適組織形式。正如陳錫文指出,“不是家庭選擇了農業,而是農業選擇了家庭,世界各國概莫能外。”這一點對于幾千年來已經形成了以家庭為核心的中國農村鄉土文化就更為突出。
三、農戶規模經營問題
對農戶家庭經營最為流行的一個認識就是其無法實現規模經濟,或者獲取規模報酬,喪失了參與社會化大分工的機會而損失了效率。這其中除了要注意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區別外,在理論上也有一些概念需要澄清。
首先,規模經濟與規模報酬。已有研究大多用耕地面積來度量農戶規模,這就包括耕地面積的最適規模及其經濟性等問題,因而得出的結論大多與土地政策有關,例如規模經營、耕地流轉、新型經營主體補貼的規模標準等。經濟學理論一般將規模報酬定義為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同時變化而產生的規模收益變化,已有很多研究證明這種理論意義上的農業規模報酬是不變的。其實,這種理論上的規模報酬概念在農業領域更多的是一種理論探討,實際應用并不多。因為上文提到的耕地要素的特殊性質等,農業所有要素投入按照相同比例進行變化在現實中很難發生。但很多文獻將實踐操作中的規模經濟概念與純理論意義上的規模報酬概念混淆在一起,這必然帶來政策上的誤導。尤其是,農戶耕地面積規模也不能與農戶整體經濟規模混淆在一起,耕地只是農戶整體經濟投入的一種要素投入而已,必須嚴格區分開來。
其次,農戶規模與農戶最優經濟規模。從經濟學理論上看,最優經濟規模是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U”型的最低點,在該最低點上,必然會對應存在一個相應的耕地面積數量。實際上,這個最低點對應的耕地面積大小才是需要尋找的最優耕地面積。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耕地由于其空間位置的不可移動性、短期調整剛性等因素,其在短期內更多地被視為一種固定或不變投入,常以作為農戶規模經營的“短板”出現,是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重要制約因素。但在長期內,耕地投入也是可變的,更重要的是去尋找一種與農戶整體最優經濟規模相匹配的最適耕地規模。在完善的要素市場條件下,農戶作為理性的經營主體,其會自發地去尋找以實現這樣一種可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耕地規模的方式,比如耕地流轉等。而不是倒過來,事先去人為地設定一個農戶最優耕地規模,特別是武斷地劃定一個具體的耕地規模數字作為判定農戶是否實現了規模經營的標準,這種關系就更加顯得因果倒置。這也就是經常提到的“宜大則大,宜小則小,不可人為壘大戶”的理論含義。
最后,從理論上講,一個產業之所以具備規模經濟,主要是因為該產業會用到不可分割的要素投入。例如支持農業規模經濟的重要依據就是農業生產中存在大量不可分性要素投入,特別是農業機械包括拖拉機等具有不可分性。但Schultz等早已證明了農業機械不可分的虛假性。例如,日韓等人多地少的東亞國家通過走中小型機械化的道路同樣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就目前中國農業的生產技術而言,絕大多數要素投入都是可分割的,即使就機械化而言,中國農業也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條件下通過服務“外包”等方式走出了一條有特色的機械化道路。而且,現代農業技術已大大不同于傳統農業技術,許多農業生產環節是可以實現某種程度的標準化并進行專業化分工的,比如當今農業的育苗、整地、植保、收割等環節由統一的社會化服務組織提供。中國農業中大量出現的各種形式的服務“外包”現象,一方面說明了現代農業生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實現有效分工,“斯密定理”在更大程度上描述的是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業;另一方面進一步說明了農業可以通過生產環節的有效分工來獲得規模經濟,耕地集中只是規模經營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總之,農業規模經營與農戶家庭經營并不沖突。
四、農戶家庭經營效率問題
談到農戶家庭經營,就必然要討論其效率問題。因為否定家庭經營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其效率低下,包括農業經濟學界長期致力于證實或證偽Sen提出的農戶規模—生產效率呈逆向關系的假說。但是在當下的討論中,對“農戶效率”的定義本身一直并不十分清楚。
因為從農戶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率等視角全方位來看,農戶效率與農戶耕地規模的關系結論并不相同。例如,逆向關系假說雖然長期被作為傳統農業的經典特征,但其實際上指的是農戶耕地規模與其土地生產率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小農戶與大農戶對成本的衡量并不盡相同。大農戶的成本較容易通過市場價格來衡量,包括小農戶的物質投入成本等,但兩者成本核算的難點主要在于勞動力成本。理論上,因為恰亞諾夫意義上自我剝削機制的存在,在缺乏外部就業機會以及資本投入的情況下,小農會投入過高的勞動成本以及對資本進行替代,導致其勞動邊際報酬率會低于其市場工資。如果同樣用市場工資來衡量小農的勞動力成本的話,就會高估小農的成本從而低估其競爭力。“入世”以來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實踐表明,小農戶并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缺乏競爭力,其維生能力是相當強的。
從生產效率的表現來看,就土地單產而言,因為自我剝削機制的存在,小農戶的單產要高于大農戶,這已經為發展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文獻所證明,即所謂的IR假說。從利潤率來看,關鍵是如何核算總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如果完全按照市場價格來進行核算的話,大農戶是優于小農戶的;如果按照勞動的邊際產出來核算勞動力成本的話,小農戶就不一定會低于大農戶。從勞動生產率來看,因為大農戶傾向于雇傭勞動和多使用機械,而小農戶傾向于增加勞動投入強度,所以小農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一般要低于大農戶。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因為資本與勞動等存在替代關系,大小規模農戶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所以,經濟學說史上并不缺乏小農優勢的案例。舒爾茨就曾提出過“效率小農”的概念,他明確指出小農的經濟理性并不遜色于企業家,改造傳統農業依賴于引入新的現代生產要素,包括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等。恰亞諾夫闡述了小農戶相對大農場的優勢,認為農業未來經營主體應是小農農場而不是資本主義“農業工廠”。黃宗智認為中國農業的未來方向應是資本—勞動雙密集型的小規模家庭農場,而非工商資本主導的“橫向一體化”。
五、小農的歷史前景與家庭經營
家庭經營很好地解決了農業生產的內部組織問題,比如在傳統農業階段,家庭經營就曾煥發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但家庭經營也并非包治百病的良方,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分工日益專業化的條件下,小農戶家庭經營與現代市場經濟不匹配的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是無法分享到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化大分工的收益,其即使融入市場也很容易產生“羊群效應”,再就是小農抵抗市場和自然風險的能力都很弱,因而只能長期處于一種簡單的維生性質,關于小農的歷史發展前景確實也值得討論。因此,無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還是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沒有小自耕農的歷史地位的。諸多觀點更是直指超細小的農場規模是改革開放以來現代農業建設成效不顯著的“罪魁禍首”,不改變這種狀況,就無法實現鄉村振興和產業興旺。
其實從更為嚴格的經濟學定義來看,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其更多是指自耕農經濟,具有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性、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封閉性和生產目的是滿足家庭生活需要的自足性等特征。這種經濟形態在封建社會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其并不等同于自然經濟。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相對應的概念,小農經濟則強調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從現實經濟發展和歷史變遷來看,當今時代的農戶家庭經營也早已不再是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桃花源”式小農,而是早已嵌入到“社會化”分工網絡中的“社會化小農”。雖然其在對接市場與現代農業等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困難,但其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能力仍然是在不斷提升的,這與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小農存在嚴格區別。所以,本文所指的小農更多的是指戶均耕地規模意義上的小農戶。
那么,中國長期以來的小農戶問題是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或者家庭經營這種組織制度安排帶來的呢?還是因為我國特有的剛性資源稟賦條件決定的呢?如果這個邏輯沒有理清楚的話,很多問題就會變得似是而非。比如采用其他形式的農業制度安排,就不會產生小農戶經營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了嗎?因此,這里主要想討論的是農業資源稟賦條件——人多地少問題。考慮到這樣一個大前提,可以提出一種“制度無關論”:當前農業小農戶經營所產生的各種問題,與家庭經營或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具體組織形式的關系不大,小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各種問題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我國農業所面臨的剛性資源稟賦條件,具體包括人地比例失調以及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等。如果進一步推論的話,這種狀況應該會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比如人地比例壓力相對不大的東北地區與南方丘陵地區應該會存在較大的不同。
從平均意義上來看,人多地少作為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并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全國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表明,2016年全國2.3億農戶中有2.1億農業經營戶,戶均承包耕地規模為8畝;雖然2008年以來耕地流轉速度加快,到2016年,流轉土地面積占到全部承包耕地的35%,30畝以上耕地規模的農戶為1052.1萬戶,50畝以上為356.6萬戶,但實際上仍然有65%的耕地由原承包農戶耕種。即使2050年全面實現鄉村振興,城市化率達到70%,人口總量達到峰值15.34億,農村會有4.6億人口,勞動力至少會在1億以上,如果按照18億畝的耕地紅線計算的話,每戶大約也只有18畝耕地。這不僅仍然將長期遠遠低于北美模式如美澳等國的農場規模,也要低于東亞模式如日韓等國約30畝的平均規模。按照世界銀行30畝以下農戶為小農戶的定義,可以判斷小農生產模式仍將長期占據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地位,仍將屬于東亞小農類型,鄉村振興和產業興旺的實現,絕不可能離開廣大小農戶的廣泛參與。
因此,當今農業小農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并非家庭經營這種組織形式帶來的,先天的剛性資源稟賦條件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才是根本原因。一方面,無論采取何種組織形式的制度安排,如公司農場、合作社、集體化農場等,在本質上,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也就無法解決勞均耕地規模狹小而產生的各種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其他組織形式或制度安排卻并不具備家庭經營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其在應用農業生產時可能產生各種激勵問題,例如監督成本過高、信息不對稱與失真、委托—代理問題等。從國際經驗來看,即使在以美加澳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規模農場中,家庭經營也仍然是最基本的組織形式——家庭農場。在歐洲發達國家如英法荷和東亞經濟體如日韓等的農業模式中,家庭農場也都占據了主流形式,并沒有發育出完全工商資本雇傭勞動的公司農場或者其他組織形式。其實,在現今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的各種模式中,絕大部分仍然是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的,例如“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等,農戶家庭作為農業生產基本單元的實質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只是“三權分置”條件下隨著耕地流轉等的進一步發展,農戶耕地規模會得到某種程度的擴大,農戶會進一步演化成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的新形式,但其家庭經營的實質并沒有發生改變。
六、結論
總之,基于農業生產和家庭經營的特殊性,農戶家庭經營不僅可以適應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也可以適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無論是“貧窮而有效率”的傳統農業,還是高度商品化、規模化和社會化的現代農業;無論是社會主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資本主義家庭農場等,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家庭經營性質。家庭農場是全世界農業生產經營的最主要形式。我國農業規模的細碎化并非家庭經營的產物,而是先天資源稟賦條件不足的自然結果,尤其是與人地比例失衡有關。
誠然,經營規模是決定農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當前剛性資源稟賦約束的條件下,通過擴大單個生產經營單位的規模以獲取內部規模經濟的可能性不大,只有通過生產單位之間的橫向聯合來獲取外部規模經濟。這就需要給農戶家庭經營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條件——現代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這具體是指由社會上各類服務機構尤其是各類專業化市場化服務組織為農業生產提供產前、產中、產后過程的綜合配套服務。因為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許多農藝和生產環節是可以分離的,可以由專業化的社會化服務組織統一提供,許多面向小農戶需求的多元化多層次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逐漸發育起來,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蓬勃發展的農機跨區作業等生產服務的“外包”模式、各種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等。社會化服務體系還可以引導小農戶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與聯合,支持小農戶開展聯戶經營、聯耕聯種,接受統耕統收、統防統治、統銷統結等服務,通過橫向聯合降低生產成本、獲取規模經濟。
所以,當今農業面臨的問題仍然是先“動人”再“動地”的問題,尤其是要高度重視當前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條件下農民工的返鄉問題。這就必然依賴于整個宏觀經濟的總體增長過程,需要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為農業規模經營創造條件。對此,要清醒地認識到小農戶家庭經營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國農業基本經營形態的國情農情,正確處理好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扶持小農戶的關系,不搞一刀切,不搞強迫命令,保持足夠歷史耐心,確保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走得穩、走得順、走得好。這一過程中,要相信農戶家庭經營自身也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進行自適應性調整。現代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僅可以幫助農戶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更重要的是其不存在規模偏向,不排斥小農,可以幫助廣大小農分享到規模經濟和市場分工的收益,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當前,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立足于農業仍然是以小農經營為主的基本國情農情,以建設現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抓手,補齊小農戶發展的短板,對小農戶家庭經營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這既可以讓數以億萬計的小農戶共享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也可以為其他同樣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的發展中國家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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