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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天下一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家戶起源

[ 作者:徐勇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4-11-28 錄入:易永喆 ]

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無疑是對既有理論的巨大超越,但這一思想和主張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它既有現實和未來的需要,也有傳統文化中的思想源泉。其中,中國歷史上長期延續的家戶命運共同體是重要的思想資源。在傳統中國,人們喜歡用“天下一家”來描繪所有人和諧共處的理想圖景。這一理念,源于獨特的中華文明進程。人類的共同起點是血緣家庭單位。由于市場交換和宗教傳播,西方世界率先“出家”。由于定居農業和祖先崇拜,中國的文明進程長期“在家”。家戶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也是中華文明的根基。在中國,家戶是生活、生產、利益、情感、認同等多重要素構成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命運共同體內生出原生性、依賴性、互惠性、對等性、共享性等機理,支撐著共同體的持續運轉。中國的儒家文化將這種基于家戶日常生活的機理提升為意識形態,用“一家”定義“天下”,建構命運共同體的理想圖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人類進入各民族相互交往日益緊密的時代提出的嶄新理念,是對家戶、階級、國家等組織單位的巨大超越,它強調人類命運的共同性。與家庭、階級、國家相比,“人類”涉及地球上的所有人,是“類”的共同體。這一共同體既尊重不同人群和國家的差異性,更注重人類的共同性,注重每個人命運均與他人的命運息息相關。生活在地球村的人們,盡管各自的利益存在巨大差異,但也面臨著共同的問題,需要每個人共同參與、共同解決。如果沒有人類整體的存續發展,個體也難以存續發展;只有通過共同創造涉及每個人福祉的幸福生活,世界所有人才能像一家人一樣和諧共處。從人類文明進程看,共同體與人類構成的單位相關。單位愈小,共同體的構成愈容易;單位愈大,共同體的構成愈困難。由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范圍所有人的共同體,境界高,推進難,所以,更值得向往和努力。

關鍵詞:人類 命運 共同體 家戶

“天下一家”是古代中國人描述所有人的關系猶如一家人一樣的和諧共處景象,也成為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源泉:“世界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擁有同一個家園,應該是一家人。世界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張開懷抱,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由于人的認識是有根源的,任何話語的表達和概念建構都是與文明的積淀分不開的。中國之所以用“一家”來定義“天下”,主張世界同是“一家人”,并以“和睦的大家庭”比喻人類命運共同體,其重要背景,不僅在于中華文明進程長期未“離家”,還在于家戶是中國長期延續的基本單位,更在于家戶基本單位內含的命運共同體特性及其機理。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得以提出,與中華文明積淀及其智慧密切相關。

一、家戶單位與中華文明進程

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以各種組織單位的方式生存和延續的。不同的組織單位具有不同的特點。從社會關系看,人類存續的基本單位主要有: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單位,包括部落、家庭等;以地域關系為基礎的單位,包括村落、城市等;以利益關系為基礎的單位,包括階級、階層等;民族、國家等則是更大的組織單位,但都是在基本單位上構成的。在摩爾根(L.H.Morgan,1818—1881)看來,人類社會的“基本單元的性質決定了由它所組成的上層體系的性質,只有通過基本單元的性質,才能闡明整個的社會體系”;“基本單元是怎樣的,其復合體也是怎樣的”。馬克思(K.H.Marx,1818—1883)也非常善于運用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單元觀察和研究更大的社會體系。他在分析印度為什么不斷地被征服和重建的原因時,認為與其古老的村社組織這一基本組織單元密切相關:“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其表現為:“村社的邊界很少變動。雖然村社本身有時候受到戰爭、饑荒或疫病的嚴重損害,甚至變得一片荒涼,可是同一個村名、同一條村界、同一種利益,甚至同一個家族卻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保持下來。居民對各個王國的崩潰和分裂毫不關心;只要他們的村社完整無損,他們并不在乎村社轉歸哪一個政權管轄,或者改由哪一個君主統治,反正他們內部的經濟生活始終沒有改變。”

基本組織單元決定著更大社會體系的特性,也規制著不同社會體系的文明進程。

人類最初和原生的聯結與關系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的血緣關系,人們以此組織為家庭以及擴大了的親族。“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親屬關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血緣關系可以說是人類最初始和本源的關系。恩格斯因此認為:血緣“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系”。依照血緣關系組成的家庭,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出發點。

古希臘世界率先“出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以及階級的對立等新社會成分的生長,“以血緣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于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對立性的階級超越了狹隘的血緣家庭,國家以范圍更廣的階級為基本單位組成,屬于典型的階級國家。伴隨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衰落是蠻族的進入,宗教由此興起,且進一步弱化了血親家庭關系。“基督教一千數百年的訓練,使得犧牲家族的小群而盡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的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氣。”

與古希臘西方世界不同,中國的文明進程一直是“在家”。其特點是:以家組國。中國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業生產以土地為生產資料。土地與其他生產對象不同,在于其空間地域的不動性。“定”是農業生產生活的特質。人們以家庭組織的方式“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從事物質生產和“種的蕃衍”。血緣關系、生產關系與地緣關系相互重迭,血緣組織、生產組織與地域組織三位一體,家庭因此成為社會的最基本單元,并長期延續。

孤立分散的農民家庭無法形成一個相互有機聯系的階級整體。“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在農業社會條件下,利益性的階級關系寓于血緣性的家庭關系中,階級組織寓于家庭組織中。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不是階級。如費正清(J.K.Fairbank,1907—1991)所說:“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從前,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國家由無數個家庭組合而成。一個地方一個家庭,若干個血緣關系的家庭形成一個村落,若干個村落組成一個國家。基于血緣關系的“祖賦人權”及其祖先崇拜,強化著血緣家族意識。作為中國第一個以地域關系建立起來的秦帝國,不僅沒有淡化血緣家庭關系,反而通過造就一個個獨立的家戶,強化了人們的血緣家戶意識。在社會學家韋伯(M.Weber,1864—1920)看來:“氏族,在西方的中世紀實際上已銷聲匿跡了,在中國則完整地被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單位,以及經濟團體的運作中。并且,氏族發展的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及的。”“中國的氏族性家族組織,在與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氏族發展(多半是斷絕)相對照之下,不管其內在本身有多少變化,其中的氏族血緣紐帶(或擬血緣性的凝聚關系),歷數千年,一直到近代,恒為一切關系中極具支配性的一道鎖鏈。”他在論述“中國法”時專門引述道:“氏族團體在中國從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團體早因城市的發展和基督教的緣故而瓦解了。”因此,在中國,當國家產生以后,血緣關系及其組織并沒有如古希臘國家那樣被割斷和淡化,反而在國家組織中延續下來。“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庭放大而成為國家。”

血緣性家戶作為基本單位長期存續,并深刻影響和制約著中國的文明進程,成為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

二、家戶是多重單位疊加的命運共同體

人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會形成相對穩定和持續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有其自身的特點,并因為其特點而發生變化。

人類以個體的方式存在。從人與他人的交往看,可以分為以下共同體:(1)生產共同體:基于共同生產而形成的共同體,如家庭、部落、集體經濟組織、企業等。(2)生活共同體:基于共同的日常生活形成的共同體,如家庭。(3)情感共同體:基于共同的愛好和情感形成的共同體,如俱樂部等。(4)利益共同體: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的共同體,如階級、階層、群體等。(5)命運共同體:基于共同的生存發展命運而形成的共同體。

不同的共同體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有所不同。生產、生活共同體由于當事人的意愿不同而會改變,如家庭承包替代人民公社,夫妻離婚,等等。情感共同體因為情盡而散。利益共同體因為利散而散。命運共同體有著共同情感、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超越了一般的狹隘的情感、利益,屬于最高層次的共同體。

在中華文明進程中,家戶是基本組織單位,是具有多重屬性的命運共同體。

家戶是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共同體。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不同于工業,其與自然的交換和分散性特質決定了最合適的組織單位是家庭。中國之所以得以創造出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在于找到了最適合農業生產的家戶制,“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正是由于家戶為單位的物質生產能夠為人們的生存提供源源不斷的源泉,使得家庭這一基本生活單位更為穩古并得以持續。

家戶是基本的利益共同體。家戶是基本的產權單位。農業與自然條件交換。自然條件中最為稀缺的是可耕土地。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的占有、經營和繼承都是以家戶為單位進行的。在家戶制下,國家的稅收、勞役、管理、秩序等活動是以家戶為基本單位進行的,實行家族連帶。為了維系家戶的存在,家戶成員必須努力從事生產勞動和遵紀守法。

家戶是情感共同體。人的生命因家庭而產生。在家戶制條件下,人們終生在家。家庭為個體遮風蔽雨,并在共同生活中建立起默認一致的共同情感,被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家庭關系基礎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滕尼斯(F.Tonnies,1855—1936)稱之為“和睦或家庭精神”。由于家庭是基本單位,人們在長期歷史上形成家規、家教、家風、家傳習俗,以維持家戶共同體的存續。

家戶是具有超越性的命運共同體。正是由于血緣、利益的相關性和與生俱來的情感,造成家戶成員對家戶的高度認同感和歸屬感,并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生存發展格局。家戶成員的行為不是純粹的個人行為,而是關涉家戶興衰的家戶行為。家戶成員因此將“發家致富”和“光宗耀祖”視為自己的榮耀與責任。家戶制在本質上是一種責任制,即在特定的外部環境下家戶成員對自己的行為與境況的自我負責。

正因為家戶是以生產、生活、利益、情感為基礎同時又超越其上的命運共同體,因此成為中國人的生活之根,“家和萬事興”是基本準則,“安居樂業”是理想境界。中華文明得以長期延續、破碎重建,在于有家戶這一命運共同體為根基。

三、形成家戶命運共同體的機理

家戶作為命運共同體,不是外部性的組合,而有其內在的機理。

一是原生性在滕尼斯看來:“人們在共同體里與同伙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人的生產首先是生命生產。生命生產以家戶為單位,生在什么家庭,與生俱來,不可改變。出身不由己,命已事先定。生命生產將個人與家戶的命運聯結起來。基于血緣家庭關系產生的祖先崇拜觀念,其根源在于,是祖先賦予自己生命及其存在的正當性。人們理所當然,不言自明地會認為:沒有祖先哪有我?人們作為家庭成員資格,是因為與祖先的關系,與生俱來的。正如韋伯所說:“氏族的凝聚,無疑地,全然仰賴于祖先崇拜。”“不管怎樣,在歷史時期,中國人民最根本的信仰是對于祖先——雖然并不止于自己的祖先,但特別是對自己的祖先——的神靈力量的信仰。”得到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評價的摩爾根,對比人類社會基于血緣關系形成的組織的延續時,專門針對中國說:“當野蠻階段早已過去之后,它們竟一直維持到現代,這卻是值得驚異的事;同時,這也是他們這個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證據。”正是因為原生的血緣關系的連續性,便得家戶能夠不斷地實現再生產和再復制。

二是依賴性在農業自然經濟形態下,人們“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從事生產生活,并形成人對人的依賴關系。每個人都以一個具體的角色存在,要么是父,要么是子,要么是夫,要么是妻,要么是親,要么是友,相互之間形成互相以對方為存在依據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離開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生產生活就難以存續。

三是互惠性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以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恩惠為前提的。中國分家定居的標志是“在一口鍋里吃飯”。家戶成員的關系是相互恩惠,各個人都從家戶中獲得相應的好處。

四是對等性家戶作為共同體,由一定成員所構成,并會形成上下尊卑關系,只是這種關系不是單向,而是雙向對等的。等級地位不是一種特權,更多的是一種責任。費正清對比美國依靠契約與中國依靠習俗的治理方式時指出:“尊卑制(與我們那種由契約關系決定的個人獨立制相反)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自動認識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他有一種安全感,因為他知道,如果履行了指定給他的那部分職責,他可指望這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反過來也對他履行應盡的職責。”正是這種“對等”關系,使得人們愿意按照家庭人倫習俗支配自己的行為。

五是共享性。中國家戶的鮮明特征是“同居共財”,人生使命是“守家立業”“傳承香火”“光宗耀祖”,由此激發起勞作的動力。特別是勞作之后的成果共享,實行“諸子均分”,意味著每個家庭成員都在為家庭做出貢獻后得到成果共享,而不是“長子”獨享。滕尼斯將“家庭”定義為“共同體”的重要原因是:“共同體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財產。”

存在決定意識。作為傳統中國意識形態的儒家經典在相當程度上是對血緣家庭關系內在機理的提煉,并規范著人的行為。如從人生使命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生命繼替是人生職責;從人生活動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從人生關系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禮義廉恥”等。

更為重要的是,在長期歷史上,基于以家組國、家國同構的事實,人們從血緣家庭關系及其組織中尋找組織和治理國家的依據,并模擬血緣家戶關系建構理想社會圖景。“天下一家”便是傳統文化中對理想社會的美好向往。早在遠古,堯便提出了:“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即主張先由家族和諧,擴展到社會和諧,乃至不同邦族之間的和諧。中國古代經典《禮記·禮運》中提出“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即道德高尚的人將天下看成一家。盡管國比家大,天下比家、國大,但天下萬眾要像一家人一樣和諧共處,實現“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因此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對美好社會圖景描繪的重要思想資源。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超越性

人的交往與人的認識是不斷擴展的。當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們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的美好追求,具有前所未有的歷史超越性。

首先,超越了家戶。家戶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從事物質生產和“種的蕃衍”。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家庭組織具有天生的狹隘性。從社會生成看,人類社會由氏族到個體家庭,本身就意味著私有意識的產生。家庭具有強大的內聚力,但這種內聚力又是以排他性作為前提的。中國從原始氏族社會走向家庭社會的標志就是由“天下為公”到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天下為家”。人們根據血緣親近關系決定自己的行為,形成自家人、本家人的家庭認同,同時也有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血統正宗,非種必鋤”的排他意識。特別是國家是擁有特殊公共權力的高級組織。在以家組國的中國,由個別家族壟斷國家權力,造成“家天下”,更加強化了血緣家庭的排他性。而作為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理念,無疑是對家戶共同體的巨大超越。

其次,超越了階級。階級是因為經濟利益關系而產生的更大的社會集團。盡管中國的文明進程一直是“在家”,但并非不存在階級關系,只是階級關系更多地是以家庭單位表現出來。特別是越到現代社會,基于經濟利益關系的階級單位表現得愈突出,甚至超越了狹隘的血緣家庭關系。如在1949—1978年時曾提出:“貧下中農是一家。”“貧下中農”便是超越家庭的更大的組織單位。這一單位能夠將同一階級的更多人凝聚在一起。但是,從階級產生和階級特性看,階級本身就是社會分化的產物。人類因為對生產資料、財富占有不同而分為不同階級,并內生出階級矛盾、階級對立,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論述了這一特點,認為“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基礎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以階級為單位的社會具有本階級的凝聚力,也具有對其他階級的排斥性。作為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無疑是對階級社會的巨大超越。

最后,超越了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現代交往中因為利益、權力和領土的界定而形成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是現代世界更高級的組織形態,是歷史和文化共同體與政治和領土共同體的融合。不同的家庭、階級、民族通過民族國家融合為一體,具有共同利益,形成對國家的認同,產生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是多方面的,但更多地是利益關系。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本身便意味著對自己所在國家的最高忠誠。正是基于民族國家,在國際交往中,人們經常所恪守的是“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的原則。

與家庭、階級、國家相比,“人類”涉及地球上的所有人,是“類”的共同體。它意味著,對歷史上過往的家庭、階級、民族國家等共同體的歷史性超越。這一共同體既尊重不同人群和國家的差異性,更注重人類的共同性,注重每個人命運均與他人的命運息息相關。面對人類共同性的問題,每個人共同參與,共同解決,以共同創造涉及每個人福祉的幸福生活,讓世界所有人像一家人一樣和諧共處。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無疑是對既有理論的巨大超越。但這一思想和主張不是憑空想象,既有現實和未來的需要,也有傳統文化中的思想源泉。其中,中國長期歷史上延續已久的家戶命運共同體是重要的思想資源。

家戶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多重共同體疊加基礎上的命運共同體。人們生于家庭終于家庭。盡管家庭成員不同,但家庭共同性始終超越于家庭差異性之上,家庭個體與家庭整體的命運息息相關,“一個整體必須有所局限,才能發揮作用”。人類進入“世界歷史”進程以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生活在地球村的人們,盡管各自的利益存在巨大差異,但也面臨著共同的問題,需要共同參與解決。沒有人類整體的存續發展,個體也難以存續發展。

家戶作為命運共同體所蘊涵的內在機理,有助于深刻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是原生性。原生性,意味著人類的起始點和生存基點的不可改變性。人類共同居住的地球是人們的原生地。這種所有人原生的地方,表明人類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運,也有共同的責任維護好共同生活的地方。如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就涉及地球村所有村民的生存和命運。即使是逃離地球,也不過是尋找一個再生地。何況美麗的未來世界還充滿著未知的變量,“到目前為止,地球是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家園,珍愛和呵護地球是人類的唯一選擇”。

二是依賴性。如果說在前現代社會,人類還是以地方和民族的單位各自獨立地生活的話,那么,現代社會愈是向前發展,人類之間的聯系愈益緊密,相互依賴性愈強,“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這種相互依賴性,將人類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只有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共同治理好人類共同的問題。反之,仍然以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來處理問題,則會使世界公共生活變得更糟糕。“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三是互惠性。人類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每個個體在訴諸自己的行為時都需要考慮他者的存在和利益,特別是使自己的行為能夠惠及他人。近代世界充斥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導致的是人類的自我傷害。不僅是被加害方受到巨大痛苦,就是加害方也未能獲得太多益處。

四是對等性。人類社會是由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構成,相互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其發展十分不平衡。這是長期歷史形成的,需要得到尊重。但是,人類作為具有共同命運的共同體,要求每個民族和國家都能獲得尊重,特別是那些具有優勢地位的民族和國家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五是共享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共同創造美好生活的一種愿景。要將這種愿景變為現實,必須使人們共同參與,并在共同參與中共同享受美好生活的成果。“每個國家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其他各國共同發展。”“只有各國共同發展了,世界才能更好發展。”獨占獨享是無法激發全人類共同治理難題、共同創造美好生活的積極性的。

共同體與其人類構成的單位相關。單位愈小,共同體的構成愈容易;反之,單位愈大,共同體的構成愈困難。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范圍所有人的共同體,境界更高,推進更難,也更值得向往和努力。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國學術》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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