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食物系統轉型已成為國際共識，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的中國方案能夠在全球食物系統治理上發出更多的中國聲音，推動中國和全球食物系統轉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漸進式地選擇適應不同發展階段的制度和政策，高度重視糧食安全、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科研推廣，大力實施減貧和國民營養計劃，積極保護自然資源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努力推動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增強食物系統抗風險能力。這些措施使得中國在推進食物系統轉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農業生產增速放緩且小農依舊占據主導地位、多重形式的營養不良問題并存、水土氣資源約束趨緊和災害頻發、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進口依賴持續和國際市場波動、部門間缺乏有效協作等。為推動中國食物系統向高產高效、營養健康、環境可持續、更具韌性、更具包容性的目標轉型，應構建跨部門的綜合管理決策機制，加大農業產業發展支持力度，構建現代農產品流通體系，改革農業支持和科研政策，建立營養導向型和可持續的農業生產體系，促進居民膳食結構轉型。同時應加快鄉村振興，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國際食物系統治理。
關鍵詞：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食物系統轉型;可持續發展;食物與營養安全;
一、食物系統迫切需要轉型
近年來，食物系統(Food Systems)的概念在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中越來越受到重視(Béné等，2019;Fan等，2021b)。食物系統涵蓋農業(包括畜牧業)、林業、漁業和食品工業的食物生產、收獲、加工、分配、消費和處置環節所有的參與者、與參與者們相互關聯的增值活動，以及這些所嵌入的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HLPE,2017;FAO,2018;Von Braun等，2021b)。一方面，食物系統轉型對于實現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取健康膳食至關重要(FAO等，2020)。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2020年全球饑餓人數和占比都在上升，30億成年人和兒童由于經濟負擔過重無法獲取健康膳食(FAO等，2021),食物系統面臨包括氣候變化、自然資源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疫病頻發等各種風險的“完美”疊加(Fan等，2021a),國際食物市場失靈問題更加凸顯(陳志鋼等，2021)。另一方面，食物系統是氣候變化、淡水資源枯竭、氮磷污染的主要驅動源，如不采取措施，食物系統對環境的影響會超過安全界線(Springmann等，2018)。
從國際上看，食物系統的概念被廣泛接受，食物系統轉型已成共識。特別地，2019年EAT-柳葉刀委員會發布《食物、星球與健康》報告,同年糧食和土地利用聯盟發布《更好的增長：糧食和土地利用的十大關鍵轉型》報告,2020年全球農業及糧食體系促進營養專家組發布《未來糧食體系：人民、地球與繁榮》報告。這三份報告都強調了食物系統轉型的必要性和推進食物系統轉型的關鍵策略。三大報告的發布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國際農業組織也都把食物系統轉型作為機構的重點工作。例如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2020年、2021年連續兩年的年度報告都以食物系統轉型為主題(IFPRI,2020,2021)。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2022—31年戰略框架》中提出“著力推動轉型，建設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韌性且更可持續的農業糧食體系，實現更好生產、更好營養、更好環境、更好生活，不讓任何人掉隊”的戰略，并認為食物系統轉型要從策略轉向行動(FAO,2021a)。
目前中國學界對食物系統也越來越重視，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沖擊下，食物系統轉型顯得越來越重要。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報告2019》基于農業產業價值鏈角度，重新估算了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對國民經濟的真實貢獻，報告發現“農業—食物系統”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23.3%,這比單獨的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高出15.4個百分點；“農業—食物系統”的就業比重達36.07%,比單獨的農業就業比例高出9.17個百分點(中國農業科學院，2019)。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營養導向型食物安全戰略(陳志鋼等，2019;Fan等，2020)、營養導向型的農業(盧士軍等，2019;孫君茂等，2019)、農業食物營養轉型發展(陳萌山，2019),以及從強調“糧食安全”概念要全面向“食物安全”轉變(黃季焜等，202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19年召開了以“新時代國民營養與糧食安全”為主題的雙清論壇(成升魁等，2021),并在2020年和2021年管理科學部重大項目指南中設立了“國民營養與糧食安全若干重大管理問題研究”重大項目,項目的核心即是可持續食物系統及“營養—食物—環境”耦合。許多科研機構也成立了專門的研究食物經濟與政策的機構，包括2020年中國農業大學成立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食物經濟研究室。各科研機構也發布了一些有份量的報告。例如2021年4月，中國農業大學、浙江大學、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科學院、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五家機構聯合發布了中國第一個專門的食物政策報告——《2021中國與全球食物政策報告》,報告的主題為“后疫情時代農業食物系統的重新思考”。
國內決策者也逐漸意識到要樹立起“大食物”觀(劉奇，2021)和“食物供給安全”的概念(陳錫文，2021b)。但在政策實踐中，政府對食物系統的認識多從農業全產業鏈角度來理解。例如，國家統計局在2020年出臺《農業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2020)》,這一統計分類把農業及相關產業定義為農林牧漁業生產、加工、制造、流通、服務等環節形成的全部經濟活動。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在“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一節中提出：“依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把產業鏈主體留在縣城，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加快健全現代農業全產業鏈標準體系……穩步推進反映全產業鏈價值的農業及相關產業統計核算”。2021年5月《農業農村部關于加快農業全產業鏈培育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到：“農業全產業鏈是農業研發、生產、加工、儲運、銷售、品牌、體驗、消費、服務等環節和主體緊密關聯、有效銜接、耦合配套、協同發展的有機整體”。雖然從農業全產業鏈這一“大農業”角度來思考已是很大進步，但還需要把大農業與營養健康、資源環境等結合起來系統思考。
二、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概覽與中方行動
食物系統轉型是聯合國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核心議程，關系到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2021年9月23日，首次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UN Food Systems Summit, 簡稱“峰會”)在紐約召開*,聚焦可持續和公平的全球食物系統轉型，旨在實現四個目標,包括：“(1)制定重大行動和可衡量的進展方案，以推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2)提高認識，促進公眾討論如何改革食物系統以有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3)制定原則，以指導各國政府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利用其糧食系統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4)建立后續行動和審查制度，以確保峰會的成果繼續推動新的行動和進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峰會上發表《行動聲明》,明確五個行動領域，以幫助為實現2030年議程愿景所需的過渡提供信息：(1)養育全體人類；(2)促進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3)促進公平生計、體面工作并賦能社區；(4)建立抵御脆弱性、沖擊和壓力的韌性；(5)加快實施手段。峰會上100多個國家政府做出了承諾，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必須要加快采取后續行動，確保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承擔責任。
峰會設立了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科學小組(簡稱“科學小組”),科學小組提出五個行動軌道(Action Tracks),即(1)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安全而有營養的食物；(2)轉向可持續消費模式；(3)促進對自然有積極影響的生產；(4)促進公平生計；(5)培養抵抗脆弱性、沖擊和壓力的韌性(Von Braun等，2021a)。這5個行動軌道成為未來全球食物系統轉型的目標(見表1),它們之間沒有高低、先后之分。為實現上述目標，要加強科學與政策的對接(Singh等，2021),以更好地探索食物系統可持續發展路徑(Food Syste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s, FSDPs)(Gaupp等，2021)。
峰會召開之前，在意大利羅馬召開了峰會前會晤，全球多個國家舉辦了國別食物系統對話，中國也舉辦了多場由不同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主辦的中國食物系統對話。例如，2020年12月18日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等機構聯合主辦了首屆“中國食物系統對話”,邀請國際組織、學界、政界、商界、民間人士等利益相關者共同探討中國食物系統轉型問題；2021年4月26日，農業農村部主辦、中國農業科學院承辦了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中國國家對話會報告“推動可持續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一方面提高了國內研究者、決策者和民眾對食物系統及其轉型的關注，另一方面也通過來自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對話來凝聚食物系統轉型的共識。
中國代表團在峰會期間發布了《中國糧食系統可持續發展路徑報告》和《聯合國糧食峰會：中方的立場》,響應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路徑報告重點介紹了我國糧食安全的巨大成就、糧食系統面臨的挑戰、以及應對糧食系統轉型和發展的基本考慮。中方立場文件從確保糧食供應安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農業綠色和可持續發展、重視食品質量安全、提升居民營養水平、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科技創新引領糧食系統轉型、促進國際發展合作八個方面進行了闡述。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峰會發言中提出三點倡議，“一是共同提升糧食生產能力，把糧食和農業擺在優先位置，增加農業農村投入，加快科技進步，改善基礎設施，推動綠色轉型，可持續擴大糧食供給；二是共同維護供應鏈暢通，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取消不合理的貿易限制，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構建高效、開放、公平的糧食供應體系；三是共同完善全球糧農治理，發揮聯合國機構作用，深化南北、南南及三方合作，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支持，推動建立更高效率、更為合理的全球糧食治理體系”。
國際社會對食物系統及轉型的關注，特別是聯合國食物系統峰會的召開，為中國深入總結食物系統轉型的經驗提供了契機，也為中國未來食物系統轉型提供思路。中國更要在全球制定食物系統轉型議程方面發出聲音，為其他國家的食物系統轉型提供中國方案，推動中國和全球食物系統轉型。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促進食物系統轉型的典型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食物系統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僅用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養活了世界18%的人口；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持續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達到474公斤，遠超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線。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高為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奠定了基礎。過去30年，全球擺脫饑餓的人口中有2/3在中國，中國是第一個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二(SDG2,零饑餓)的發展中國家。同時，1990—2020年中國營養不良率從22.9%下降到2.5%以下，人均卡路里攝入量從1980年2161卡路里/天增加到2018年的3203卡路里/天。隨著經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結構向高能量、高蛋白轉變；與1997年相比，居民每天的蔬菜、水果、肉類消費量增長了一倍多(Zhao等，2018);2020年全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0.2%、29.2%、32.7%。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促進食物系統轉型方面的典型經驗主要概括為幾個方面：
1.漸進式選擇適應不同發展階段的制度和政策。
1978—1984年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開啟了中國食物系統轉型的歷程。該項制度的改革不僅大幅度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增加了食物供給(McMillan等，1989;Fan, 1991;Lin, 1992;Sheng等，2020),同時也為后續改革鋪平了道路。例如，1980年開始的市場化改革(Huang等，2004;Huang等，2006)、1990年開始的農業貿易改革(Anderson等，2004;Huang等，2007)、穩定土地產權政策的改革(Gao等，2012),以及勞動力和金融市場的改革均是以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成功為基礎。
2.堅持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
中國一直將糧食安全作為農業政策的首要目標，高度強調糧食生產能力建設。2006年劃定18億畝耕地紅線，將耕地質量保護擺在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突出位置。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提出“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堅持“藏糧于地、藏糧于技”。2014年實行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明確地方政府在糧食安全保障上的責任；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扛起糧食安全政治責任，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糧食生產目標任務成為各級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標。
3.重視加強對農業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
中國從改革開放前就開始對農田水利、交通設施進行大量投資(程漱蘭，1999)。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脫貧攻堅期間，進一步加大了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尤其是在灌溉、防洪、土壤改良、農村道路、批發市場等領域。2004—2018年，農林牧漁業投資規模擴大近42倍、年均增長30.8%;2018—2022年鄉村振興投資總額在7萬億以上(毛世平等，2021)。這些投資推動了市場化改革、農業轉型、非農就業、減貧等的順利實施(樊勝根等，2002;陳錫文等，2018)。中國是少數幾個在治水、土地整治等方面進行大量公共投資的國家之一(Wang等，2020a),目前中國有一半的耕地是可灌溉的22。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由1978年的58.6萬公里增加到2020年底的438萬公里，實現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農村道路的修建對農業轉型、非農就業和減貧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Zhang等，2004)。
4.建立全球最大的農業科研和推廣體系。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水稻上發展和推廣“綠色革命”的國家之一(Stone, 1988),這主要得益于政府對農業科技進步的推動。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人數規模最大的、由公共部門主導的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體系，這促進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Fan, 1997;Jin等，2008;Sheng等，202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一半,這主要來自于政府推動的公共研發投資。2018年農業研發支出達到258億元人民幣，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農業公共研發支出最多的國家(Chai等，2019)。在農業技術推廣方面，中國自2007年起陸續建立了 50 個包括主糧、雜糧、蔬菜、水果、畜禽、水產等在內的覆蓋全國所有鄉鎮的農業推廣體系，極大的提高了小農戶對新技術的應用能力。
5.廣泛推廣脫貧攻堅策略和國民營養計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了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長期的脫貧攻堅戰略，通過開發式減貧策略與兜底保障的政策體系相結合的方式推進農村減貧(Liu等，2019)。中國在2020年底徹底消除了絕對貧困，過去40年累計減少貧困人口7.7億，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0%。與此同時，扶貧政策的成功也使得中國全面消除了饑餓。此外，中國還實施了許多營養干預計劃和政策來改善國民營養，包括《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國民營養計劃(2017—2030年)》,尤其是2016年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進一步將國民營養健康納入國家戰略高位推進。
6.積極采取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中國堅定不移推動農業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制定實施《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通過政策補貼、化肥農藥零增長專項行動等措施，激勵農民采用更加環境可持續的生產技術，從而減少化肥和化學品的過量施用，提高畜禽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率。通過提倡節水灌溉技術推廣應用、培育用水協會組織，提高了水資源的利用效率。2015年，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要求加快美麗鄉村建設。2017年，印發《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對推進農業綠色發展作出全面部署。同年，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生態宜居被列入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國內和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在“雙碳”目標下加強了農業減排技術創新和政策支持力度，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7.將減少食物損失與浪費納入國家戰略。
中國自2013年開始提倡“光盤行動”,2021年頒布《反食物浪費法》,是第一個制定類似法律的發展中國家。2021年9月11日在中國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糧食減損大會，大會取得包括行動減損、機制減損、平臺減損、生產減損、收獲減損、儲運減損、加工減損、流通減損、消費減損、意識減損在內的十項減損共識成果,發布了《國際糧食減損大會濟南倡議》,為各國開展糧食減損提供借鑒。同年10月印發《糧食節約行動方案》,要求加強糧食全產業鏈各環節節約減損。這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和行動舉措有利于中國率先實現將糧食損失和浪費減半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8.大力發展信息通信技術和農村電子商務助推小農戶對接大市場。
信息通信技術和農村電子商務為農業食物系統轉型增添了動力，有利于小農戶與市場對接(郭紅東等，2021),對社會發展和婦女賦權(Yu等，2019)、就業以及家庭收入(Li等，2021)都有積極作用。2020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1.79萬億元，2016—2020年均增速19.1%,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到4159億元。中國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成為促進減貧和共享繁榮的重要措施，中國數字農業轉型的經驗可以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FAO等，2021)。
9.近期多措并舉增強食物系統的韌性。
新冠疫情以來，中國食物系統表現出來的韌性得到全球廣泛認可。中國增強食物系統抵御風險沖擊能力的措施主要包括充分發揮綠色通道作用確保食物供應鏈正常運轉，政府及時反應、組織嚴密，構建了包括政府、公司、科學家、非政府組織、電商平臺、農業技術人員等在內的多方合作機制，同時注重城鄉之間的協作和聯動(Zhang等，2020;司偉等，2020;樊勝根等，2021)。
四、中國食物系統轉型面臨的挑戰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食物系統轉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推進中國未來食物系統轉型仍面臨以下方面的挑戰。
1.農業生產增速放緩，依然以小農為主。
過去增長較快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近年來有所放緩(Gong, 2018;Sheng等，2020),工資上漲和農村勞動力短缺導致中國農業和食品部門失去競爭力和盈利能力(Liu等，2018)。盡管自 2000 年代中期以來，鄉鎮土地流轉和“三權分立”等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促進了全國的土地整理(Huang等，2016;Qing等，2019),但農業生產依然以小農為主導。2016年全國農業經營戶20743萬戶，其中規模農業經營戶398萬戶，僅占1.92%32。如何提高小農的農業生產力對于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村收入平等仍然至關重要(Sheng等，2019)。
2.多重形式的營養不良問題并存且與膳食相關的疾病發生率不斷增加。
中國在消除饑餓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仍面臨多種形式的營養不良，如微量營養素缺乏和超重肥胖。城鄉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普遍存在維生素A、鐵、鋅和鈣等微量營養素缺乏的情況(Yang等，2010)。成年居民超重肥胖超過50%,6～17歲、6歲以下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別達到19%和10.4%。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微量營養素缺乏預計每年造成國內生產總值損失約25～50億美元(0.2%～0.4%)。與此同時，多種膳食相關疾病帶來高額的健康和經濟成本。超重率和肥胖率正在進一步上升，高血壓、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負擔占國內生產總值的近4%,如果不采取預防措施，預計到2025年這一數字將翻一番(Popkin, 2008)。中國由于膳食所導致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癥死亡率在2017年位居世界人口前20位國家中的首位。
3.水土資源約束趨緊且氣候變化引致的災害頻發。
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對自然資源的巨大需求，然而中國卻面臨著水土資源短缺和質量惡化的現實問題。中國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2%,近70%的耕地被劃分為低肥力或中肥力(Jiao等，2018;Luan等，2020);農田土壤污染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不足5%上升至2014年的19.4%(陳印軍等，2014);不同類型的農業經營主體在綠色生產轉型中的優先序不明確、主要矛盾不清晰(張林秀等，2021)。與此同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氣候及相關風險影響的國家之一，2008—2018年中國農業受氣候災害影響遭受的損失累計達976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農業累計損失總量的55%(FAO,2021b);中國未來氣候變化將持續加劇，且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風險增加(Rosenzweig等，2020;Wang等，2020b),提高農民應對極端事件的適應能力非常重要(Huang等，2015)。
4.伴隨區域發展不平衡，地區及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政府三農工作的重心已由 “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然而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為政策制定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帶來挑戰。盡管城鄉收入比近年來有所下降，但2020年這一比例仍高達2.56(國家統計局，2021)。近十年來，沿海和內陸地區的人均GDP增速差距不斷擴大，由2013年的0.3%增長至2017年的1.9%(Rozelle等，2020)。此外，區域發展不平衡還體現在城鄉之間的財富分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營養保障、就業機會等方面(Huang等，2021;葉璐等，2021)。中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不平衡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包容性，而社會包容性是食物系統轉型的核心之一(Gaupp等，2021)。
5.大宗農產品進口依賴度增長且全球糧食市場不確定性延續。
作為食物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農產品貿易在“入世”20 年來格局劇變，已經由農業貿易順差國轉變為全球最大的逆差國，且大宗農產品全面凈進口的趨勢難以阻擋(楊軍等，2019)。2020年我國農業貿易逆差已飆升至947.7億美元，全國進口大豆1億噸，玉米1130萬噸。未來農產品的供需失衡現象趨向突出(黃季焜等，2019),這會進一步加劇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Zhao等，2021),同時農產品進出口格局的轉變亦帶來多方面的挑戰，如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風險、各國政策的不確定性、運輸斷點、進口來源國自然災害和供應斷點、農作物替代能源、地緣政治(陳錫文，2021a),特別是持續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增加了國際市場與農產品貿易的不確定性。
6.食物系統相關的政府部門間缺乏有效協作。
雖然中國在1993年成立了由農業農村部主導，食物、營養、衛生、經濟、貿易等領域的有關專家組成的國家食物與營養咨詢委員會，但這一委員會只是一個掛靠在農業農村部下的議事咨詢機構，委員會各方的職責不分明(陳志鋼等，2019)。總的來看，目前食物系統相關部門的職能整合未突破原有的權責配置基礎，亟待厘清農業、食物、營養、衛生、經濟、貿易等相關部門的權責，建立起有效協同體系。
五、中國未來食物系統轉型的目標及對策建議
未來全球食物系統需要朝著更健康(Healthy)、更公平(Equitable)、更有韌性(Resilient)和更可持續(Sustainable)的方向轉型(Barrett等，2020),進而實現包括人類健康和地球健康在內的多重目標(Fan等，2021)。因此，中國未來食物系統轉型應實現高產高效、健康營養、環境可持續和氣候適應、更具韌性、更具包容性五大多贏發展目標(Fan等，2021b)。
值得高興的是，中國政府已將糧食安全、國民營養和可持續發展納入國家發展議程，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反食品浪費法、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這些舉措為進一步促進中國食物系統轉型提供了支撐。針對中國食物系統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的發展目標，還需采取以下幾方面的關鍵策略。
1.構建跨部門的綜合管理決策機制，完善食物系統轉型的體制機制。
食物系統涵蓋從生產到消費多個環節，涉及農業農村、營養疾病、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儲備流通等多個管理部門，需要突破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邊界，構建國家層面的跨部門的綜合管理決策機制，以協調國家和地方關于食物系統的支持政策和投資優先序，更好支撐糧食安全、國民營養、“雙碳”等國家重大戰略。
2.加大農業產業發展支持力度，提升農業產業發展的綜合水平。
在農業科研投入體系方面，加大農牧漁業養殖技術和農業投入品包括農機、化肥、灌溉、加工、倉儲等方面的研發投入力度，并將其放在公共部門優先支持的位置。激勵私人部門積極參與農業科技創新投資，鼓勵公私合作參與農業研發推廣活動，營造全社會推動農業科技創新的氛圍，提升農業科技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食物系統的生產力。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持續推進土地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推動土地流轉市場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建設，激發土地經營權在不同主體之間進行交易；加強非農就業、創業等支持政策，引導小規模農戶有序退出農業經營活動，有效促進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在農業發展支持政策方面，加快培育壯大農機合作社等社會化服務組織，強化新型服務性人才培養，切實提高社會化服務組織服務農業生產能力。加大農民專業合作社培育力度，健全合作社的規范化運行管理機制，提高其對農民的帶動能力。
3.構建現代農產品流通體系，提升農產品供應鏈水平。
加強電子商務和現代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并在此基礎上深化農產品市場改革，穩定糧食價格。加強農產品供應鏈的基礎設施建設，降低與倉儲、運輸、營銷和消費有關的成本。加強互聯網、信息化等新技術在農產品質量和營養安全監測中的應用，構建營養和綠色的農產品信息智能化的監測預警機制。擴大和加強農業保險體系，建立病蟲害和動物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以減輕自然和市場風險，提高農產品供應鏈的應急管理能力。
4.改革農業支持政策，推動綠色和可持續生產。
加強在氣候智能型農業技術和可持續農業等方面的投資，提高食物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通過增加對土地、水等資源保護的投資力度、加強農業環境法規建設與執法力度，促進自然資源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特別是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提高土地資源的生產力，實現食物可持續生產。同時改革現有農業補貼政策，鼓勵農民采用綠色生產技術，支持引導農業可持續發展。
5.建立營養導向型農業生產體系，促進居民膳食結構轉型。
改革農業補貼和科研支持政策，支持建立營養導向型農業生產體系，以實現產量增加、營養提升、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多重目標。將健康可持續膳食模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加強對健康和可持續膳食的宣傳推廣，引導居民健康膳食，增加全谷物、雜糧、水果和豆類的消費，減少對精制谷物和紅肉的過量消費；減少食物損失和浪費，提倡適度飲食，通過居民膳食結構轉型促進“食物—營養—環境”的耦合。
6.加快鄉村振興建設，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的需求，摸清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薄弱環節和薄弱地區，形成各級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并提出精準化的財政支持政策。加快衛生廁所、污水處理設施、供水設施等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補缺提檔建設。加大以教育、醫療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支持力度，推進農村、欠發達地區學校標準化和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的建設，完善教師、醫技人員等基層人才支持政策，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
7.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促進全球食物系統轉型。
積極參與全球農業和食物貿易治理，維護農產品貿易環境穩定。多樣化農產品進口來源國，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降低農產品貿易風險。加強與國際農業研究磋商小組的合作交流，利用科學研究推動中國和全球食物系統轉型。通過南南合作、技術轉移等加大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分享中國在食物系統轉型中的經驗，促進其他國家食物系統轉型。
（注釋、參考文獻略）
（作者樊勝根系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院長，經濟管理學院講席教授；龍文進、馮曉龍、司偉 單位系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盛譽單位系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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