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時進1900年出生于重慶墊江,北京農業大學畢業后,考取清華大學公費留美班留學美國1926年獲康奈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不同于跳龍門的學子,少年董時進離開故鄉出外求學時,便立定改良中國農業的志向。他曾到歐洲考察當地農業和土地制度,回國后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校教授農業經濟,出任過江西省農業院院長,并曾在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職。
董時進始終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后來干脆辭掉公職,回鄉辦農業。董先生1938年在成都創辦《現代農民》,組織農業協進會,推廣農業技術,從農民的角度評論時事。月刊和協會一直堅持到1949年。那是個風起云涌的年代,留學歸來者,紛紛卷入政治。1945年10月,董時進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但他因為不認同民盟 “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的綱領而退出。他認為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同時,西方求學的生涯,令他樹立了頗為堅定的民主理念。
1947年5月12日,董時進在上海成立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道:“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并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中國農民黨側重于鄉村建設,謀求鄉村與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剝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一方面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
1949年12月,董時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他“迂腐”的觀點不關政治,只是一個農業經濟學家對中國土地問題的建言: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勢必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也會導致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董時進六十年前的見解,經過歷史的考驗,讀《兩戶人家》令我們理解他對中國農業和農村政策先知一般的遠見從何而來。上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而致力于社會改革或革命的知識分子中,幾乎沒有人像董時進一樣生長在農村,到西方研習農業經濟,再回國事農,兼備理論和實踐,對農村有深入了解的人。
他在開篇表明,“本故事上的人名和地名,一概是虛構或借用”。故事發生在四川墊江縣,那是董先生的故鄉。筆者再三向董先生后人求證,本書所有人物,無一杜撰,記載之年份以及情節,都基于真實。主人翁三個弟弟及子女的經歷,均有據可查。董先生是書中的“可生”,他的經歷與董時進完全吻合;“可法”乃弟弟董時光。韓戰爆發,他在美國因親共被驅逐出境,回到中國,后成右派,死在勞改營。有理由相信,本書為董先生的家族史,亦是他的自傳。
董時進在后來的著作中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于雙方自愿,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于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地主不是一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
擁有土地不是犯罪,絕不等同少數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的罪人。勤勞致富的土地擁有者,應當受到尊重。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富裕農民不應當被羞辱,被殘酷地斗爭。中國歷代優秀人才,大多來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數,地主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失去這一目標,農民缺乏動力。
他的觀點在《兩戶人家》中都有生動的故事佐證。這“兩戶人家”,即董的父輩兩弟兄家的興衰史,在風雨飄搖的動蕩時代,代表了勤勞致富的樸素真理,告訴我們一個不能以階級論是非的農村。
敘事始于19世紀中葉,作者的祖母,帶著三個孩子的寡婦章氏,克勤克儉,善于經營,置田買地,漸自將日子過出來了。書中描繪的細節,將概念演繹為歷史的真實。“細娃望過年,大人望買田”,那時還是細娃的董時進的父親,睜大眼睛看著母親買田的“儀式”,“當契約寫好,念過,大家簽押之后,照例說句,恭喜你們子子孫孫永遠管業。三個孩子都感動得眼淚長流”。
莊稼人的夢想不限于土地,尤其年輕人,志向在讀書。董的父親進了當地秀才設的私館念書。在親人眼中,他“由一個鄉童逐漸蛻變成一個儒生模樣”。正當他躊躇滿志時,年過四十的母親將他召回料理家務和田土。未曾多讀書,他終身引以為恨,寄望下一代補救。書開篇的伏筆,延伸到他后來為兒子求學,在村里策劃奔走,促成私塾,到不惜代價送兒子進省城,后遠赴上海求學,到他傾家產送兒子留學美國,感人地刻畫出一個農民對教育的追求,推進這個民族走向現代。
鄉村人際關系的描寫,是這本書的精華所在。富農和佃農的關系,常常出乎我們的想象。兒子滿周歲,抓周抓到筆桿,讓主人大為高興,他跑出門,看見在翻曬谷子的長工,大聲喊道:“老陳,我的兒子將來要做官,那時候你不必在大太陽下曬谷子,也無須在寒冬天氣犁水田。你可以在衙門里面做一個跟班”,老陳不買他的賬。他“懶洋洋地答道,‘等他做了官的時候,我早已經埋了爛了。’又告誡他的東家‘不要把鍋蓋太揭開早了,當心敝了氣’。”
忠心、智慧的老陳,饑荒將到未到時,見女主人在米飯中摻紅苕。他“面有不懌之色,道,‘老板娘,你的谷子不是可以吃到下年收割時候嗎?何必這般節省呢?’”書中寫到一位佃農對外出挑煙土掙錢,“地主”好生寂寞,終于盼到他歸來。“邱大漢滔滔不絕,正緒聽得津津有味。他們一邊談,一邊吃,一邊喝,直到半夜之后,沒有一人顯得疲倦”。
該書展現了跨越一個世紀的農村社會圖景。在勤勞致富、農而商的主線索外,對天災人禍、土匪來襲、賭博敗家、民國革命等的記載,均都從農民的切身體驗來描繪,令人耳目一新。對各種民俗,例如分家、擊鼓伸冤等生動的記錄,仿佛將讀者帶入時光隧道。百年前,四川鄉村里,孝道既是給人看,也是兒女的真性情。董的父親正緒喪母后,在墓邊搭了一個篾棚,守墓七七四十九天。道場做完,兩弟兄要在陽世為母親留紀念,揚聲名,立節孝碑。
“這樁事情,必須向縣衙門申請,轉成都總督衙門,向北京請皇帝圣旨,方能舉辦,需要時間至少數年”,事情數年后終于辦妥,書中詳盡的描寫,為中國民間文化留下重要的注釋。例如墊江初通郵政,“寫信的人很少,郵件運輸一概是人挑步行,兩個輕細的包裹擔在肩上跑步走,行人遇到都得讓路”。全書都是普通農人的故事,也觸及官場的污糟、無能,官匪勾結。
回憶錄的成敗,作者對細節的記憶至關重要。《兩戶人家》對四川農村各種節慶,婚嫁喪葬儀式的記載,都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記錄。書中記載了許多民間歌謠,例如送財神,“一進財門大打開,四福天官送財來;一送千年寶,二送萬年財,三送三吉利,四送四發財,五送五子登科早,六送狀元題金榜,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過海來,九送狀元打紅傘,十送狀元轉回來,十一送搖錢樹,十二送聚寶坪。日落金,夜落銀,初一起來撿四兩,初二起來撿板金,初三初四不去撿,秤稱銀子斗量金。滾進不滾出,滾一大堂屋。”作書時董先生已年過70,去國數十載,想必對童年往事一念再念,才會記得如此清楚。有兩章對村民自辦私塾描寫,溫馨有趣,好笑之極。
董時進筆觸謙和,在書中隱姓埋名,讀者不難猜到是誰在為董家做傳。他自出世便充滿靈性,兒時就表現出對人情世故的感悟,對生靈萬物崇敬。作者青少年時代最密切的朋友,是替他家一生勞作的一頭牛。對此,他另外一本小書《阿寶護牛記》,有更為詳盡地描寫。他在大學時代就對學習美國先進農業,農業機械有所保留,其精辟見解,今天讀來字字珠璣:“中國農業乃是中國環境的產物,是整個社會和經濟解構的一部分,是歷代經驗演變出來的成績。要使農業方法和農業用具發生重大改變,必須市場、運輸、工商業,以及土地與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變,才能辦到。”他后來反對實施土改,以至于對其它政黨的農村政策失望,自創中國農民黨,都基于他對農村與其它知識分子不同的見解。
作者在描寫舊的風俗習慣時,并無站在道德至高點的鞭笞、批判態度。他記述了以生命來反叛包辦婚姻的年輕人慘烈的故事,也寫出他自己在內的同輩“為父母娶媳婦”樂天安命的心理。作者帶著深深的敬意,由衷的佩服,描寫了多位農村婦女,尤其祖母章氏,母親熊氏。本書所有人都用化名,只有作者的母親保留了真姓氏。
董先生的文字簡潔、傳神,“節令甫入仲秋,包家寨已呈冬意。寨墻上立著三個小娃,他們消瘦的身體,被棉襖襯托成肥胖,他們蒼白的面龐,被寒風染成紫紅”,“餓死的人好似一陣烈風襲來,樹葉紛紛墜地,路邊,街上,廟門口,到處是死尸”。書中佳句處處,風格獨特,不落窠臼。
錢穆先生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被看成是對中國鄉土文化精髓的最佳闡釋。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鄉土中國》對20世紀初農村社會的描述,被中外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視為經典,一再引用。《兩戶人家》,無論對同時期中國農民的生計、社會關系、民風民俗、官民沖突和地方管治,社會動亂,農民的生老病死,婚姻和婦女地位等等,都有詳盡的、從農民自身視角的描繪,堪與迄今看到的名著比美,是了解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中的中國農村必讀之書。八十年代初在臺灣出版后,曾獲甚高評價。三十年后,這部書終于被學林出版社的編輯慧眼見到,得以在大陸出版。
董時進出版了多本專著,如《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以及《食料與人口》《農村合作》等書,還出過兩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離開大陸,輾轉香港、臺灣,后赴美定居,常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掛職研究。1984年在美辭世。他留下遺囑,將政府發還的農場及房產作價款全數捐給西南農業大學,設立“董氏獎”,鼓勵年輕人從事農業科學研究。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尋求救國富民之道憂心忡忡,不少理想主義者以為中國可以靠某種主義得救。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讀幾本小冊子,聽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很容易迷上某種主義,將之奉為真理;而研究問題則須具備多年積累的專業知識,還需要付諸社會實踐。遍地哀鴻的年代,知識分子沒有那個耐心。
在當年的農業大國中,董時進是極少有學識和經驗,了解農村,兼備中國文化和國際潮流視野,又恪守理性常識的人才。可惜他的真知灼見,淹沒在高昂的革命口號聲中。看到土改橫禍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卻并不氣餒。“民主自由本是難得而可貴的寶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為它而奮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還有下一代,最后總是可以獲得的” 。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主任、作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辛莊課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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