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關于東勢水果經濟的個案研究
摘要：水果經濟的高速擴張，是臺灣農村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顯著特征，然而在以稻農為敘事中心的主流農村史中，果農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了 。由于預設傳統的小農經濟難以適應資本主義變遷，無論是現代化理論還是依賴理論，都無法妥善解釋為何臺灣的小農經濟能夠催生出活潑的多樣性水果經濟。本文希望結合歷史社會學視野和田野民族志研究，聚焦臺灣知名水果產區東勢的歷史經驗，探究文化情感和社區等因素如何左右了農民“轉作”的經濟選擇。東勢的經驗顯示，農民放棄稻米而轉作市場價格更高的水果，不一定是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也可能是在農村貧窮化的長期趨勢下，被迫以商品化的手段提高家庭收入，筆者稱這個過程為“謀生型商品化”。就這個層次而言，農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反而避免了農村的無產化。本文希望指出，東勢水果經濟的崛起不是某種農村企業化的轉化，而是小農經濟在家庭責任、草根人情網絡等農村固有的社會文化條件交互作用的產物。
關鍵詞：小農經濟 轉作 家庭責任 水果經濟 草根人情網絡
一、前言
在既有的臺灣戰后農業史敘事中，“小農經濟”(peasant economy) 本身很少被問題化。這并不是說，臺灣學者不關心農村。 問題在于，臺灣學術界過去的爭論，大多集中于界定“國家”與農村的關系，尤其是在工業化的問題上， 更集中于相關農業政策是否直接導致了農村凋敝。在臺灣內部，相關的討論大致可以粗分為兩大陣營: 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的觀點相信，在臺灣現代化的過程中，小農經濟逐漸為大工業生產取代，不但符合市場經濟的自然規律，也符合城鄉關系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 ; 抱持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觀點的學者則認為，臺灣的工業化發展事實上以犧牲農村福祉為前提，高度傾斜的農政體制導致農村落入低度發展 的陷阱(詳見下文) 。圍繞“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 、“以農養工” 以及具體農業政策等問題，雙方提出了激烈的正反意見 : 右派主張應該任由小農經濟為市場淘汰，左派則要求當局提出積極的農村保護政策。
雖然在許多方面,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彼此針鋒相對，但他們一致認為:傳統的小農經濟很難生存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場爭論中,“小農經濟”本身被忽視了,被簡化為一種簡單、抽象的生產方式,即某種相對于美國式大規模機械化企業經營現代農業的落伍小規模家庭農業,其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內涵,都被當作次要的、補充的因素。小農經濟內在的差異,以及歷史變遷,往往也不被考慮。自197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即不斷警告農村即將破產,然而右派與左派的分野,不過在于爭論當局應該扮演的角色:究竟應該放任傳統小農自然淘汰，讓農業朝企業化的方向邁進,還是站在同情的立場,集中力量扶持小農?
本文無意重拾這項爭論,而是希望指出一個基本事實:和過去的預期不同,臺灣工業化近半個世紀以來,雖然舊有的“米糖經濟體制”已然解體(詳見下文),然而小農經濟非但沒有隨之消滅,還出現很多新的變化。的確,單單觀察臺灣稻米的產量、產值和種植面積的變化,很可能會得出農村衰微的印象,但若將其他作物納入考慮,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風景。以水果種植業來說，1960年時全臺水果產量只有392,807 噸，2010年時已經增長到2,690,364 噸。同樣的期間,水果產值更增長了101.56 倍。或許更關鍵的是,1960年代臺灣真正具有規模的商品化水果作物主要只有香蕉、菠蘿和柑橘等數種,而今全臺穩定生產的主要水果品項已經超過50種,次要的品種更是難計其數。“水果王國”的封號,可謂名副其實。而且臺灣水果產量、產值以及水果種類的大幅增長基本建立在既有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企業經營的大規模水果農場極為罕見。
表 1 臺灣糙米、果品產量比較(1953—2014)
臺灣的水果經濟體現了小農經濟的另類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水果產業的崛起,是晚近的現象。從統計數據上,我們可以看見近半個世紀以來,臺灣農村的作物生產結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1960年時臺灣稻米、蔬菜和水果的產量比分別為61%、26%和 13%,產值比則為85%、9%和 6%;而到了 2010 年,稻米、蔬菜和水果的產量比已經變成18%、41%和 41%,產值比則為 20%、33%和 47%。
表 2 臺灣稻米、蔬菜和果品產量變遷圖(1953—2014)
然而,即便水果的產量與產值早已于 1980年代中期雙雙超越稻米,成為臺灣最主要的作物,但在以稻農為敘事中心的主流臺灣農業史中水果經濟的重要性卻被嚴重低估了。論者幾乎還是以稻米為標的,強調臺灣農村已經走向衰微,應和“弱勢農民”的主流印象。一些學者甚至認為臺灣水果經濟的高增長,是某種農村企業化的表現(詳見下文)，借此強化傳統小農經濟式微的論點。
表 3 臺灣稻米、蔬菜和果品產值變遷圖(1953-2013)
事實上,由于 1960至1990年代臺灣農村危機的沖擊過于強烈,再加上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典范的遮蔽,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把小農經濟視為傳統、被動與弱勢的象征,將注意力集中在農政體制的層次上:強調農地保護政策阻礙了農村的城市化發展,或者控訴小農淪為工業化發展的棄子。
在臺灣的主流認識中,由于小農經濟被理解為前現代的殘余，而眾所期盼的美國式的“現代農業”又被證明無法實現,于是農村仿佛始終處于某種“尚未崩潰”的延遲狀況中,好似另一種“歷史終結”……由于受限于既有的認識框架,因此諸如“臺灣農村是怎么樣的農村?具有何種歷史性格?臺灣小農經濟的特質是什么?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什么?和中國大陸農村有哪些異同?我們可以展望怎樣'另類(altermative)發展的可能”等問題意識,是無法被提出來的。
當然,農村實際的情況遠非如此。農民雖然仍是臺灣社會平均收入最低的群體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農村是“停滯不變”的。就實踐和歷史變遷的向度(或者就馬克思所謂“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的角度),臺灣工業化半個世紀以來,面對時代的變局,為了解決生活的難題,農民不曾停止嘗試尋找出路——許多實踐失敗了,但也有不少案例成功改變了現狀,甚至出現一些令人驚喜的突破。確實,1970年代米糖經濟瓦解以后農政機關的控制力松脫,各地農村出現了多樣、分歧的發展,令人目不暇接:一些農村找到了新的立足點,一些農村就此蕭條了。然而受制于既有的歷史敘事和理論典范,臺灣農民的努力被遮蔽了,他們遭遇的真正困難也被誤解。
本文認為,“水果經濟”是很好的切入點,協助我們了解臺灣小農經濟的現代變遷。用過去的眼光來看,臺灣果農是諸多品詭的結合:在維持小規模家庭耕作的前提下實現了全面商品化,極具生產力與創新能力但始終沒有擺脫家計農業。本文希望了解為何是農村的貧窮化而非企業化,催生出高產而多樣的臺灣水果經濟?東勢的小農經濟如何可能克服眾多困難,實現稻米向水果的“轉作”?回答這些問題,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臺灣的小農經濟何以存續至今。
二、農村貧窮化的長期趨勢
2014年至2015年期間,我在臺中縣東勢區進行田野調查,發現當地農民于1960年代晚期放棄種植稻米,紛紛轉作果樹,結果形成相當活潑的水果經濟,如今這里不但成為臺灣最重要的高經濟作物產區之一還獲得“水果之鄉”的美譽。有趣的是,東勢果農憑借精湛的水果栽培技術,能夠不斷根據市場行情的起落“轉作”價格更高的作物,甚至自行開發臺灣前所未見的高價新型作物,打破了我們過去對小農經濟的想象。表面看來,全面轉作經濟作物、水果栽培技術水平極高、對于價格起落極為敏感等特征,似乎顯示東勢農業已經“企業化”了。但深入探訪以后，發現當地仍普遍為“古老”的小規模家庭農業:農場面積狹小,仰賴家庭勞力,以滿足家庭需求為首要目標。根據當地農民的說法,東勢幾乎不存在企業經營的雇傭農場,既有的家庭農場僅在農忙季節雇傭臨時工人。
毫無疑問,東勢的水果經濟建立在既有的小農經濟基礎上。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世代種稻的東勢小農為何以及如何可能實現“轉作”推動水果經濟高速增長,甚至開發出多項新型“明星作物”?既有的歷史敘事和理論典范都難以回答這些問題。
(一)既有觀點的局限
面對臺灣農村問題,長期以來兩種詮釋策略蔚為主流,分別是“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圍繞著“以農養工”這個基本事實,兩種理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農村發展史觀(historical perspective)。有趣的是,兩種史觀實際上共享一個認識:傳統的小農經濟很難生存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現代化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利益原則,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小農經濟于工業化發展之后相對沒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953 年農政技術官員制訂了“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發展方針,致力于提高土地生產力,積極調動農業剩余挹注工業發展,以便啟動工業化進程,并且相信工業發展的成果可以通過“涓滴效應”(tickle-down efect)回饋農業部門。(沈宗瀚,1976;黃俊杰,1984;李國鼎等,1987;廖正宏等,1993)在這樣的觀點中,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可以相互提攜,一同發展。他們多將注意力集中于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技術官僚密切合作,通過農業經濟學方法探討臺灣農村的人口、勞動力、土地、生產率、收益比與產銷關系等課題,希望推動臺灣農業現代化。(張漢裕,1974;于宗先,1975;馬若孟，1979;毛育剛,1994)
然而臺灣農村非但沒有成功“現代化”,還陷入了貧窮化危機“涓滴效應”似乎沒有發揮作用。在早期著作中,農業現代化被設想為農藥、化肥和機械等現代要素之投入,即廣義的綠色革命,可是隨著臺灣順利工業化,土地生產率極高的小農卻始終停留在赤貧階段,他們轉而主張農業企業化才是唯一出路。(王作榮,1990;張研田,1980)土地與勞動力是另一個核心議題,最初他們認為確立現代私有產權的土地改革有利于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后來卻發現土地分割過小阻礙了資本大農場的形成。(王作榮,1970;陳武雄,2004)此外,和美國大規模機械化企業經營雇傭農場相比,由于臺灣工業化發展帶動平均工資提升,始終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的臺灣農業無法壓低勞力成本，不僅國際競爭力喪失殆盡連獲取基本利潤都很困難(黃樹仁,2002;陳宇翔,2005;陳希煌,2014)。隨著非農就業機會日益增加,青壯年勞動人口紛紛移往城市，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的臺灣農業,逐漸淪為夕陽產業。
“依賴理論”則指出臺灣農村之衰敗,實際上是資本與國家機器聯手剝削農村的結果。早在日本殖民時期，上層便通過各種強制手段掠奪農村剩余,迫使臺灣農村朝資本主義轉化。(涂照彥,1999;矢內原忠雄,2002;柯志明,2006)國民黨不但繼承了這套體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劉進慶,1992;劉志偉等,2002)繼承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觀點的學者他們主張農村凋敝不是工業化的結果,而是工業化的前提:在英國,圈地運動將一般農民從土地上排擠出去,造成廣大農民無產化,創造了第一批產業后備軍;在臺灣,善于剝奪農業剩余的強勢農政體制很快建立起來,在達成原始積累的同時造成農村貧窮化，從而將廉價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擠向工業部門。(柯志明,1988;陳玉璽,1995;隅谷三喜男,1995)他們強調農業剩余的大肆掠取導致農村落入“低度發展”陷阱,小農經濟恐怕于臺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走向無產化。
雖然小農經濟始終沒有真正瓦解,但是農民仍在商品經濟的侵襲下茍延殘喘。1974年當局轉而實施“稻米保價收購”的保護性政策后,榨取性政策基本解除了，小農卻又陷入市場產銷結構的剝削。(羅桂美，2008)1984 年臺灣簽訂“《中美食米協議》”、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臺灣農村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開放農產品進口、限制島內農業生產補助、規范島內農業生產份額等政策,再一次嚴重打擊了搖搖欲墜的臺灣農村，(吳音寧,2007;蔡培慧,2009)劇烈的市場競爭導致農村內部產生分化。(柯志明、翁仕杰,1993)由于農政當局基本已經放棄發展農業,重工輕農的政策導致農村飽受污染、缺水、搶地之苦。(張素玢,2014)在政權與資本的壓迫下,小農經濟瀕于瓦解邊緣。
今天臺灣學術界理解農村問題的方式,基本承襲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史觀。有趣的是,兩種史觀卻在一點上達成一致:傳統的小農經濟很難生存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都過于快速地認定小農經濟無法抵御資本主義的打擊,忽視危機后農村小農經濟仍舊存續的基本事實,難以解釋臺灣水果經濟崛起的歷史意義。他們很少正面討論水果、蔬菜和花卉等經濟作物的崛起,往往將其當作次要的、伴生的現象,甚至視為農業企業化的展現。
許多研究都注意到統計數據中水果顯著增長的現象,但都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吳田泉(1993:379-380)發現 1954年到1967年之間“果實生產之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14.5%,為各項農產品中增產率最快速者”此后不再關心這個問題,強調臺灣農業已然進入“衰退時期”。廖正宏(1993:26-27)也發現“農業生產趨向多樣化”，但只表示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及島內外需求的提高,所以“水果及畜產等愈趨重要”。蔡培慧(2009:212-213)感覺到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釋果樹農家的增幅呢?若是理解臺灣的作物分類中,檳榔歸為果樹類,或許就不令人意外了。她論定:“就結果而言,這是一個轉作失敗的例子。”
面對水果經濟高聳的成長曲線,研究者只能在很短的篇幅里,憑借過去的理論訓練提出猜測。許多聲音斷定這是農業生產企業化的表現。隅谷三喜男(1995:58)認為:“傳統的米糖生產后退,并轉向種植園藝作物(蔬菜、水果等),……其大部分是采取企業家的經營形態。”黃樹仁(2002:278-279)指出:“養殖業與高經濟作物栽培，使業者能在有限的土地里從事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而高利潤的經營，“他們已擺脫了傳統小農生計農業的意識,全然利潤導向”。一些學者認為,轉作果樹很難解決農民貧窮問題。蕭國和(1987:47)指出:“園藝業及養殖業者目前正狂飲轉作的苦果,非但無利可圖,且血本無歸。”陳玉璽(1995:124)持相同看法:“種經濟作物,需要資本投資和特別技術,而且受當局配額限制,并特別易受生產過剩和農村社區之外勢力操縱市場所傷害。”
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農村危機(詳見下文),但面對農村危機之后的復雜發展,未免有些后繼無力。礙于視角上的限制--無意識地預設小農經濟不容于資本主義“全面商品化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似乎成了一個悖論,與既有的農村發展史觀產生矛盾。
此外,三個基本傾向貫穿了多數農村研究:第一,無法跳脫“傳統一現代’“自然經濟-市場經濟”或“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歷史演進圖式的預設,而將小農經濟理解為前現代/前市場經濟/前資本主義的殘余范疇,否定小農經濟在現代社會持續存在的可能性;第二,片面根據政策的更迭與統計數據的指標來劃分臺灣農業史分期,將農村發展簡化為政策調動農民的過程,一方面高估了政策實踐能力,另一方面掩蓋了農村內在演變的復雜性;第三,下意識地將小農理解為孤立的理性經濟人或被壓迫者,根據幾個理論模型推估農村發展前景,忽略了具有豐富歷史、文化與空間意涵的家庭、社群或社區對農村發展的影響。
有形或無形的理論預設強勢介入的結果，是遮蔽了許多復雜、迂回和幽微的社會情節。在小農經濟終將衰亡的聲浪中,水果經濟的重要性被結構性地忽略了。誠如黃宗智(1990)所示，應該以“實體主義”(substantivism)的視角,取代“形式經濟學”(formal economic)的分析,即必須將農民的經濟活動置放于復雜的歷史、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脈絡中理解,結合切實的田野調查和歷史分析，才能揭開農民集體轉作背后的迷霧。
(二)農村危機與米糖經濟的解體
為了了解東勢水果經濟崛起背后的動力，我在東勢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進行了大量農民口述史訪談,并且特別注意調查“地方產業史”和“農民生命傳記”,進而發現1960年代末期東勢農民之所以普遍轉作果樹,主要不是基于某種“無止盡地牟取更高利益”的資本主義精神,而是在沉重的貧窮壓力下，為求家庭的延續而找到的替代出路。我稱此為“貧窮驅動”(poverty-driven)的轉作。誠如費孝通(1994:254)所言:“他們千方百計去開辟種種生財之道,農民常稱它為“找活路’。”這讓我意識到,如果不能把握農村貧窮的長期原因,就無法理解水果經濟的興起:不只要注意宏觀農政體制與政策的變化,也要把握農村內部變遷的趨勢。
自清代開發以來,稻米和甘蔗一直是臺灣農村的主要作物。(吳田泉,1993)當時漢族移民為了躲避原鄉的人口與貧窮壓力，不得不來到臺灣開墾。(馬若孟,1979;陳紹馨,1979;吳田泉,1993)臺灣原本地廣人稀,謀生容易,然而隨此人口壓力也日益增高,最遲到 18 世紀中葉,臺灣的小農經濟已經建立起來。(陳其南,1989)臺灣農村基本繼承了華南農村的典型特征:在人多地少的基本條件下,以家庭勞力為基礎,從事高度集約的精耕細作,副業發達(養畜為主),租佃比例很高。(吳田泉,1993;劉進慶,1992)但臺灣的小農經濟也有許多特殊的地方,例如由于缺乏制作基本手工藝品的能力(如織布),必須頻繁與中國大陸貿易,才能獲得這些日常生活物資。(陳孔立,1996)也因為如此,臺灣農村一開始就高度鑲嵌于海外長途貿易之中。(林玉茹,2004;黃富三,2009)19 世紀中期開港通商以后,臺灣更是與世界貿易體系緊密地聯結起來，躍升為世界級的茶、糖和樟腦生產重鎮,每人平均對外貿易份額高于大陸。(林滿紅,1978:2、2011)在日益升高的人口壓力下,農民很早就被迫學會盤算:到底是種植稻米還是甘蔗比較有利于家族生存?稻米是不可或缺的糧食作物,必要時也可以換錢;甘蔗售價可能較高,但市價并不穩定。
日本的殖民,并沒有改變臺灣小農經濟的基本形態,而是建立了掠取經濟剩余的經濟體制,形成獨特的“米糖經濟”。米糖經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廣大的小農生產者之上,還矗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透過特許的大型壟斷商社將大量農產品運銷海外。(矢內原忠雄,2002;涂照彥,1999;柯志明,2006)清朝統治時期的臺灣農村,雖然也向海外販賣大量的稻米和甘蔗,但并沒有嚴酷的國家機器介入這個過程。相對地，日本總督府逐步建立了一套能夠有效掠奪臺灣農業剩余的體制,并且逐漸壟斷米、糖外銷的管道。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政府并未改變臺灣農村的小農生產模式。(柯志明,2006)另一方面,在殖民當局力量的高強度介入下,臺灣農村的水利設施日益完善,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型的作物品種也獲得推廣,農民的技術水平不但提高了許多,還變得比較能夠吸收新知、接受新品種。(馬若孟,1979)而且隨著農會組織逐步建立,小農和殖民當局之間出現了有效的中介組織。在這段時期,臺灣農業的生產力提升了許多。即便如此，臺灣農民仍不好過,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貧農往往必須出售大部分稻米(多數遠銷日本),而以番薯糊口。(張漢裕，1974;周憲文,1980;柯志明,2006“糶精糴粗”四個字,頗能表現臺灣農民的生存處境。(蔡宏進,201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日本人在一些地區推動了香蕉、菠蘿和柑橘等外銷導向經濟作物的種植，(吳泉田,1993;賴建圖,2001;王振勛，2012;曾立維,2013)雖然規模有限,卻是臺灣商品化水果種植的先聲。
二次大戰之后,國民黨當局不僅完整接收了這套體制，還推動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然而,廣大的佃農雖然躍升為自耕農,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卻有增無減:當時的政策目標在于積極調動農業剩余,加速臺灣的工業化進程,即所謂的“以農養工”。(柯志明,1988;劉進慶,1992)與此同時,在戰后嬰兒潮之下,臺灣農村面臨極大的人口壓力,落入了黃宗智(1994)所謂“過密化”的困境:勞動邊際效應遞減和慢性失業等問題，導致貧窮像癌癥一樣蔓延。臺灣農村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都承受很大的壓力,好像一只沸騰的燜蒸鍋。
某程度來說,國民黨的策略奏效了,善于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在農復會的協助下發揮了強大的生產力。當時農政當局喊出“立體經營”的口號,力求提高小農經濟的集約程度和土地生產力。“在田地上先放水插秧,等到秧苗長到一定程度,把水放掉,在中間種作甘薯,等到水稻結穗,甘薯快成熟時,在田里插竹竿,種絲瓜。”(陳希煌,2014:XI)在整個1950 年代,臺灣農業生產的指標不斷翻新,農產品外銷的數字也十分亮眼,為工業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沈宗瀚,1976;黃俊杰,1984:廖正宏等,1993)然而到了 1960年代,農村貧窮化的趨勢卻超乎政府預期,一發不可收拾。
終于在 1960 年代中期,劇烈的“農村危機”爆發了:農村的快速貧窮化導致勞動力大量外流,連帶瓦解了“米糖經濟體制”的社會基礎。有學者指出,隨著城市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與非農收入差距急速擴大，光在 1959年到1668年之間平均農戶所得占非農戶所得比例就從98%減少到 71%,而農戶剩余占農戶所得比例更從 1961 年的 21.47%減少到 1969 年的 11.50%。他提出警告:“臺灣農家的所得與剩余確實發生了相對與絕對的減低傾向。”(1980:251)
與此同時，工業化的成功,帶動了城市就業機會的增加,大量農村子弟終于不堪貧窮壓力,奔向城市尋找非農就業機會,構成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島內人口移動。光是1966年到1976年之間,農業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就從 45.01%下降到 26.71%。從事農業越來越不足以糊口,專業農戶占總農戶比例在 1960 年還有 49.3%,1980年只剩下 9%。(高育仁等,1996:31)慣于集約耕作的小農經濟,短時間內流失了大量人口，米糖經濟體制原先穩固的基礎也逐漸瓦解。這個過程很類似黃宗智(1994)所謂的“去過密化(de-involution)’”。然而,即便臺灣農村卸下了沉重人口壓力，長期以來的貧困問題并未就此迎刃而解。
表 4 農業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結構比
“農村危機”是臺灣社會史的重要事件,也是農村命運的歷史分水嶺。臺灣農業史專家吳田泉(1993:383)認為作物復種指數開始下滑的1968 年,標志著臺灣農業進入了“衰退時期”。當時許多社會評論都顯示出情勢的危急:“平均一家六口農戶,耕作一甲,每人每月的所得還不及新臺幣七十元,六口農民種植稻米一月所得幾乎不及勞工一人一周所得,是龐大的農村勞力涌向都市的主因。”“因為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農村的確是衰蔽了，并且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所以目前的急務是如何拯救農村。”(1995(1970]:26、147)
面對劇烈的農村危機,農政當局亦感到事態嚴重,遂于1974年取消了“強制收購’“肥料換谷”等掠奪性政策,轉而實施“稻米保價收購”等支持性政策,這標志著“以農養工體制”的終結。(蔡培慧,2009)一些學者和官員提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張,認為臺灣農村的出路在于擴大平均耕地面積、推動機械化耕作和發展農企業，以利農業現代化，王作榮等,1970)并于1982年立法付諸執行。然而,歷史的發展表明這些嘗試完全失敗。此后“農政部門”不再提出積極的農業產業政策,角色趨于消極。
大規模離農、貧窮化與兼業化等趨勢,貫穿了1960年代以來的臺灣農村。到了2010年,農業就業人口只剩總人口的 5.24%,農戶平均收入只有全臺平均收入的78%,其中平均農業凈收入只占農戶總所得的21%,因此 76%的農戶必須兼業。正是在這樣惡劣的宏觀背景下,東勢農民走向了轉作水果的道路。
三、東勢水果經濟之興起
1960年代末期,東勢河階平原突然掀起了轉作水果的風潮。在沉重的貧窮壓力下,東勢農民大膽舍棄了世代種植的稻米,紛紛在田里種下行列整齊的果樹苗,迎向充滿不確定的未來,農村景觀也隨之不變。“轉作”是一個極為關鍵的課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小農經濟的現代變遷,具體認識臺灣小農的生存處境。本文主張,不能將“轉作”簡化為某種理性的投資:只有在具體的歷史、社會、經濟和文化脈絡下,同時納入道德情感、社區(community)和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視野,才能獲得比較恰當的理解。
(一)東勢農民的集體轉作
東勢位于臺中盆地東側,包括兩個地理區塊:大甲溪河階平原以及山地丘陵。作為近山的據點,每一個政權都在這里設立伐木基地,樟腦業也很發達,灌溉便利的河階平原則是水稻的天下。這一帶緯度適中，氣候宜人,土壤肥沃,每至夜里風從大雪山吹拂下來,加上河川切割地勢形成日夜溫差,相當適宜果樹生長,但在 1960年代以前,幾乎沒人意識到這點。“種水果,能賣給誰吃?”農民回憶。在過去物資匱乏的年代,種植果樹不是一個合理的選項。
香蕉是東勢最早較具規模種植的水果。1950年代晚期,在帶有半官方色彩的“青果合作社”鼓勵下,香蕉種植的范圍逐漸從霧峰擴張到東勢一帶的山面。當時是臺灣香蕉外銷日本的黃金時期,青果合作社不但提供香蕉種苗,還在當地設立集貨場保證收購(但未保證價格),農民只要專心栽培就好,這大幅降低了農民投入種植香蕉的負擔。由于平地生活愈來愈困難,許多青壯農民紛紛轉向山坡地開辟香蕉園。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即便種植香蕉的收益遠勝于水稻,平地的稻農也無意轉作果樹。香蕉種植在山坡上,彼此之間不相排擠。由于一年的生計幾乎全靠幾次收成,全面放棄家族固有的糧食作物而轉作水果,對重視風險管理的一般小農而言,是太過冒險的舉動。此時東勢的香蕉產業,仍是典型的由農政體制主導的大規模外銷導向單一作物,這有別于后來的“多樣性內需水果經濟”。
誰也不能預料,促使東勢農民集體轉作水果的歷史契機，竟是一場盛大的宗教盛典:1966年的“建醮法會”意外促進了東勢水果的發展加速平地稻田轉作果樹。由于連年天災,為祈求風調雨順,整個東勢地區都動員起來,許多農民將稻田貢獻出來搭設醮壇。該年醮典極為盛大,可說空前絕后、熱鬧非凡,人們無不放下手邊的工作,沉浸在盛大節慶的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之中,農民至今仍津津樂道。
建醮法會究竟在哪方面改變了農民的思維與心態?如今已不得而知。關鍵是“作醮期間人們的交流,是前所未有的廣泛”。(劉龍麟等2010:9)更重要的是,建醮法會促進了訊息的流通,頻繁的街談巷議有助于凝聚熱烈的集體心態。當時各地只有少數大膽農民嘗試種植的商品化水果,包括梨山的溫帶梨、新社的葡萄、卓蘭的枇杷等,突然為人所知，其價格、栽種方式、利弊等消息迅速傳播開來。農民開始打量彼此的田地,思考不一樣的可能性。在農村貧窮化的沉重壓力下,東勢農民決心尋找新的出路。農民回憶“轉作”的風潮席卷東勢,此后不到十年之間,平地的稻田幾乎全都轉作果樹了。原來綿延百年的水田景觀,從此一去不返。
“轉作”絕對不是容易的事。農民必須重新適應不同的作物特性與栽培模式,熟悉不同的產銷管道與市場生態。更何況,剛栽下果樹苗的前3至5年,農民將不會得到任何土地收入。對小農來說“轉作”意味著迎向全新的未來,農民甚至不確定自家土地栽種特定水果的效果如何,可說是壓上全家生計的賭注,伴隨著各式各樣的已知與未知的風險。盡管如此,由于種植水果的收益明顯高于水稻,鄉下消息傳得飛快:價格、轉作、技術成為熱門話題,農人互相揶揄、慫恿。七嘴八舌的“草根人情網絡”起了增溫的效果,他們不只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信心,也獲得許多必要的信息。“轉作”不單單是農民個人的經濟行為,草根人情網絡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背后的集體心態亦不容忽視。(不乏狂熱與盲目的成分)“經濟”從來就不只是經濟的,更是社會與文化的,許多力量同時發揮了作用。
1970年代,東勢的多樣性水果經濟崛起了,農民展現出極強的適應力與生產力。橫山梨、澀柿、柑橘、葡萄、梅子、桃子、李子、檸檬、枇杷等果品紛紛流行起來。農民以家戶為單位,根據土地狀況、親友鄰居的經驗、農藥行的推薦、自家勞動力情況和自己的興趣選種水果,呈現分歧和多元的風貌。
“頻繁轉作”成為東勢農業的特色。東勢農民通常能夠自行克服水果栽培技術的難題,他們經常和親朋好友一同討論如何解決各種疑難雜癥:經常被忽略的是,自日據時期以來,臺灣農民已在農會的督導下養成很強的農業技術學習能力。一座果園通常同時種植兩到三種水果,分散農忙期間的勞動力以及價格崩跌的風險。如果一種水果行情持續走跌，農民可能花費數年時間逐步汰換成另外一種水果,因此在他們的農業生涯中,往往種植過非常多種類的水果。此時絕佳的地理氣候條件發揮了作用,很少地區能像東勢同時擁有如此多樣的水果。“什么都種得出來啦。”東勢果農自負地說。
追根究底,農民的核心煩惱,還是如何維持家計。東勢農民眾口一聲,他們之所以集體轉作果樹,主要還是因為種稻收益太低,不可能養家糊口。農民回憶:“我很缺錢,我要很認真找錢,在土里找錢。”另外一位農民直言:“否則夫妻如何生活?”相較于種植水稻,若是成功轉作水果家庭收入必將大大改善。此外,合理分配家庭勞動力也是重要考慮。種植水果需要投入的勞動力較為瑣碎而分散,因此男主人可以從事其他兼職工作,果園交由女人與老人打理即可,農忙季節才投入勞動。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東勢,1960年代末期大規模水果轉作很大程度上是由兼業農戶帶動的。
表5 臺灣每人每年糧食供給量: 白米與果品比較( 1953—2014)
關鍵是,隨著臺灣順利工業化,城市消費需求的快速擴張為東勢水果經濟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在這個過程中,臺灣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果品的重量,從1960年的22.07公斤,爬升到1970年的45.83公斤,一路上升到 1997年的150.06 公斤高峰后,似乎因為臺灣經濟發展遲緩而趨于穩定。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位臺灣人一年消費132.62公斤的水果。
1970 年代初期,由于島內工資不斷提高以及一些政治原因,曾經感極一時的香蕉、菠蘿和柑橘等大規模單一外銷作物逐漸失去了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內需水果市場的快速擴張,卻提供給農民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多樣性水果經濟崛起了。一些原本不符合大量外銷要求的水果,如今獲得了內銷的機會:和外銷市場相比,內需市場相對免除了長途運輸、長期儲存、統一化規格和集中化通路的要求,反而歡迎多樣化的品種與口味,力求新鮮,不同等級的果品更可以針對不同的階層銷售。這個過程相當符合黃宗智(2010)所謂的“隱性農業革命”:農村人口壓力的紓解、城鎮消費需求的轉型與擴張,以及農民紛紛轉作更高價值經濟作物,推動了農業人均產值的大幅提升。
到了1980年代,東勢農民更展現出驚人的水果栽培技術創新能力，陸續開發出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等高單價的“明星作物”,竟使東勢躍而成臺灣最重要的高經濟作物產區之一,大幅提高了農民的家庭收入。當地人相當自豪,他們認為正是由于諸項明星作物的成功,高額的農民存款才使得東勢農會一度成為臺灣最富有的農會。
但我們不應過度吹捧東勢的水果經濟:生產過剩和價格崩盤等問題,導致果農的收入周期性地銳減。由于島內市場的消費需求相對有限,加之缺乏妥善的宏觀規劃,果農一股勁生產,很容易造成生產過剩的問題,導致特定果品價格崩盤。敏感且易波動的市場狀況，又迫使農民不斷“轉作”,尋找價格更高的新型果品,以“多樣化”來抵抗特定果品生產過剩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的多樣性水果經濟其實同時顯露了小農經濟的強韌與脆弱。此外,中間商長期壟斷了城鄉產銷管道,也成為臺灣水果經濟的痼疾。東勢果農是極優秀的生產者,瞬息萬變的商品市場卻非他們所能掌控。小農與市場的關系，也許未來再專文論述。
(二)家庭責任與謀生型商品化
一些學者直接將這些種植“高經濟作物”的果農,描寫為純然利潤導向的“企業家”。(隅谷三喜男,1995;黃樹仁,2002)然而,本文希望指出，直接將農戶視為某種微型“企業組織”容易造成理解的偏誤,而且無助于解釋東勢水果經濟的興起。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家庭制度都是小農經濟的核心。不過，小農也不拒斥營利行為,家計邏輯(household logic)與營利邏輯(profit logic)不相沖突,農民并不真正排斥其中一方。精確地說,小農經濟中的營利行為也從屬于家庭固有的經濟職能,關鍵是家庭同時還兼具眾多社會的、文化的使命(calling)。因此和資本主義企業不同,農家不可能是一個純為營利的經濟組織，家庭還包括太多復雜的情感和要求,這些因素深刻影響了農家的選擇。我無意提出另外一套決定論,而是希望指出:就韋伯所謂的“生活導引”(life conduct)意義而言,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無疑發揮了作用。為此,我希望建構“家庭責任”(familial responsibilities)的理念型,澄清還有哪些關鍵因素左右著農民的行動,同時構成小農經濟的條件與限制,意外推動多樣性水果經濟蓬勃發展。
首先“繼承家業”的責任讓農民不敢輕易拋棄土地。在農村的觀念中,土地不是簡單的“生產工具”,而是“祖產”,非不得已不能變賣,否則將被斥為不孝。和中國大陸不同,臺灣未曾經歷劇烈的土地革命,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農民與土地的親密關系綿延至今。費孝通(2014:163)的分析在臺灣農村依然貼切:“土地不僅在一般意義上對人們有特殊的價值,并且在一家所繼承的財產中有其特殊價值。……把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土地賣掉,就要觸犯道德觀念。這些規則當然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道德壓力。變賣家產是件大事,家族內部往往因此心生嫌隙，通常要有更具正當性的理由才能這么做。在農村社會保持相對完整的地區,這類道德壓力更嚴重。
回溯四位農民的經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何謂“繼承家業”的家庭責任。劉大哥是家中的末子,出生時父親已經六十歲了。由于較他年長許多的兄弟姊妹都已離鄉,劉大哥從小就必須幫忙干農活,初中畢業后沒有繼續升學,不到十六歲就成為專職農民,放棄了到大城市找工作的機會,就這樣一輩子待在東勢。許伯伯情況不同,畢業后到臺北中小企銀上班,待遇還算不錯。不料1979年父親生了重病,眾兄弟商議的結果,是讓身為長子的他回鄉照料父親與田地。那時他已經將近四十歲了，回東勢意味著一切都得重新開始。掐指一算,父親既有的經營方式根本不可能維持一家小康生活,左思右想,非得另尋出路不可:最后他竟成為全臺灣第一個成功試種茂谷柑的農民。張大哥工專畢業后，也是先到外地工作,還曾到深圳擔任臺干。1990年代初父親的果園經營不善,不斷負債,再加上姐姐生病長期住院,一家的經濟都被拖垮。這樣的情況若是持續下去,恐怕就要走向賣地的結局,張大哥于是毅然回到東勢接手這座充滿童年回憶的果園。由于缺乏經驗，一開始也經過很困難的時期，連孩子的健保費都交不出來。為了節省工錢,甚至用嘴巴含著人參熬夜采收梨子。葉大哥讀高中的時候父親忽然過世,意外繼承了土地,但當時根本不可能經營,于是交由長工管理。大學物理系畢業之后他也沒有回到東勢,而是在外地闖蕩。雖然葉大哥人在外地,但心中一直惦記著果園,明白自己總有一天要回來接手。直到三十七歲時,葉大哥才回到東勢,投入正值青春期的寄接梨經濟。我舉這些例子只是想表明，人與土地之間的羈絆(bonds)是真實(real)的: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人們仿佛可以隨時拋棄土地追求更高的利潤,但在現實社會中不可能如此,中間包含了太多掙扎與顧慮。忽略這些非經濟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小農經濟為何能夠延續至今。
因此無論農業收入多么微薄,農家通常仍會留下必要的人手看顧土地。要是長輩出現變故,可能會召喚長期在外工作的兒子返鄉。農民表示，以每戶平均耕地面積1至3公頃左右而言,基本上一對夫妻的規模就足夠應付,甚至不一定需要專職務農。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半個世紀以來農戶數量能夠基本保持穩定:雖然農業危機導致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但是持有農地的家庭數量沒有大量減少。單就“農業人口數”的劇烈衰退,論定臺灣農村已走向凋敝,恐怕太過武斷。
表 6 臺灣農戶數量( 1952—2014)
其次是“經營土地”的輿論壓力要求農民不能輕易荒廢土地。在當時農村的價值觀中,既然繼承了一塊田,那么如何使這塊田產出豐盛的農作,就考驗著一家之主的見識、能力與品行。“盡管土地的生產率只能部分地受人控制,但是這部分控制作用提供了衡量人們手藝高低的實際標準。名譽、抱負、熱忱、社會上的贊揚,就這樣全部和土地聯系了起來。……村民根據個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勞動來判斷他的好壞。……這種激勵勞動的因素比害怕挨餓還要深。”(費孝通 2012:162)如果土地能夠提供足夠的收入甚至致富,那么他們不但不必兼業,還能贏得親戚鄰里的尊敬,反之可能飽受閑言閑語。“土地收入”成了最簡潔有力的判準,鄉民據此評斷誰最有本事,而誰最懶惰。道德世界就這樣和商品經濟聯結起來。
妥善經營土地不只是一份責任，更是一份榮譽。因此,在農村危機的惡劣情勢下,東勢農民仍然認為經營土地是有意義的。在農村的日常生活中,東勢農民經常交流水果栽培的問題,還會比較彼此的技術,農藝精湛的農民可以獲得眾人的尊敬。直到實際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才真正體會到農村社群之間的褒貶評價,如何對一位農民產生深刻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東勢農民兼業的比例很高,他們也很少完全放棄“農民”的身份,和專業農同樣辛勤耕耘。過去一般將農民的兼業化視為農村蕭條的象征,但這種說法忽略了下述事實:廣大兼業農并非毫無生產力與創造力,他們和專業農聯手締造了1960年代以來高速增長的東勢水果經濟。
最后是“養家糊口”的義務,要求農民充分利用小塊土地來提高家庭收入。在小農經濟當中,若是全年總收入不能滿足最低家庭消費需求，就很難維持家庭的存續,不僅年輕子弟將被迫外出打工,還可能落入欠債、賣地的下場。雖然隨著非農就業機會不斷增加,農家的收入來源變得多元,然而在窮困的農村地區,即使兼業也未必能夠滿足家庭基本需求。在農村貧窮化的長期趨勢下,無論兼業與否，東勢農民無不想盡辦法提高來自土地的農業收益。只有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才能理解1960年代末期東勢農民的集體轉作:假如不愿離開土地,緊迫的生計壓力將逼使農民千方百計尋找增加收入的可能手段。除了提高兼業程度,轉作水果是另一條可能的道路。
和“資本主義農業”互相比較,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家庭責任”對小農經濟的影響:小農持有的土地是給定的,而且不得拋棄;即便收入微薄,仍然愿意基于文化情感繼續耕作;不必支付家庭成員工資,但也不能解雇他們;就算虧損也不能宣布破產,因為破產即意味著家庭的毀滅相反地,資本的邏輯是謀取最大利潤,土地只是生產工具,隨時可以離開特定土地追求更合理的利潤,甚至放棄農業生產本身另謀他圖。而對東勢的農民來說,祖傳的土地可謂家族榮辱的象征,必須竭盡所能保有它。也就是說,就在農村危機爆發的同時,東勢小農卻被繼承家業、經營土地和養家糊口等“家庭責任”束縛于土地,被迫與農村貧窮化的長期趨勢搏斗。
必須知道,世代種稻的東勢農民,最初并不清楚轉作水果的潛力,他們只是希望提高家庭總收入而已。政府官員最初對此也持保守態度,他們理想中的種植形態,仍然是由農政體制密切輔導的大規模單一外銷作物(例如由青果合作社主持的香蕉)。就這個層次而言,1960年末期以來東勢多樣性水果經濟的蓬勃發展,并非縝密計劃的產物,而是非預期的結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s)。轉作市場價格較高的水果,本來只是農民渴望提高收入的方式之一,卻意外開拓出一條新道路。誰又能預料在城鄉收入失衡、大規模離農、高比例兼業的惡劣條件下,東勢竟能在短短的十數年內,搖身一變為臺灣著名的高經濟作物產區。真正推動東勢水果經濟興起的,不是“農政當局”或大型企業,而是眾多平凡的小農。小農經濟展現了驚人的彈性與韌力。
我把這個過程稱之為“謀生型商品化”(make a living bycommercialization):在農村貧化的長期趨勢中,家庭責任要求農民在不離開土地的前提下,通過商品化的手段增加收入。這是貧窮驅動(poverty-driven)的轉作,而非某種企業化的轉型,家計邏輯仍然位于東勢水果經濟的核心。即便徹底鑲嵌進商品經濟當中,小農經濟的“謀生性質卻沒有根本的改變:農戶的優先考量始終是避免家庭的毀滅，實際上對農民而言,商品化就是“想盡辦法討生活”,或者如費孝通所謂的“找活路”。和“維生”(subsistence) 不同 “謀生”(make a living回避了社會科學所謂“自給自足”(self-suffciency)的理論想象,但能表達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生存心態。由于轉作水果成功提高了東勢農民的家庭總收入,從而避免了農村的無產化,成功度過了農村危機。就這個意義而言,更高程度的商品化維系了小農經濟的存在,但既未真正轉化它,也沒有消滅它。這是一種“沒有資本化的商品化”。
比較恰亞諾夫(1996)的和舒爾茨(2006)的理論，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臺灣小農的特性。恰亞諾夫指出農戶同時是生產與消費的單位,因此必須提高總收入以滿足家庭總體最低消費需求,這就意味著生產者可能需要不斷增加“自我剝削”的程度,直到瀕臨最大痛苦忍受極限為止。舒爾茨則將農民視為理性自利的經濟人，只要能夠便利地取得廉價的現代生產要素,他們自然會在市場的刺激下改造傳統農業,創造合理的利潤。
兩種理論都不能完整解釋臺灣的小農經濟。東勢果農高度嵌入商品經濟,能夠靈敏地提升栽培技術水平,甚至不惜頻繁轉作,不符合恰亞諾夫的“維生小農”的形象。然而,舒爾茨所謂的“理性小農”,不考慮小農經濟內部特殊的文化情感以及家計經濟的特殊邏輯,同樣難以完整解釋東勢水果經濟的興起。“謀生型商品化”這個概念,相對可以兼顧臺灣小農的兩幅面孔:以更多商品化的手段滿足家庭消費需求。也就是說除了提高勞力密集和自我剝削的程度以外,農戶也可能透過轉作、技術創新等手段,提高來自市場的收入。當然,我們不排除一些小農在最低家庭消費需求獲得滿足之后,仍然持續追求更高收入。關鍵在于,只有將農民諸多經濟考慮放在復雜的農村道德世界脈絡中(例如家庭責任的壓力),我們才能獲得較恰當的理解。
四、水果栽培技術的創新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印象中,小農被想象為無助、被動.技術落后的群體。然而實際走訪東勢,必然發現臺灣果農不只擁有優異的栽培技術,而且具有很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在緊迫的生存壓力下,農民每天在果園里勞動,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調整栽培方式,以便提高水果的質量和收購價格。水果栽培技術,不僅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戶收入的高低,同時也是小農的驕傲與榮譽所在。任何一位平凡的東勢小農，只要談到水果栽培問題就會變得滔滔不絕。
水果栽培技術的傳播與創新,是東勢水果經濟快速增長的前提。與過去的印象不同,我們發現在東勢的案例中,反應遲緩的農政相關單位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水果栽培技術的傳播與創新主要依靠農村既有的“草根人情網絡”。
(一)三種明星作物
普遍轉作果樹之后,東勢得天獨厚的氣候優勢逐漸顯露出來，多樣性水果經濟蓬勃發展。東勢可以種植的水果種類很多,但并不意味著這些水果的市場價格能夠高于其他地區。在狹小的臺灣內需市場,假若各地不約而同增加產量,生產過剩很容易導致價格崩跌。容易種植的作物往往廉價，顯然光是轉作還不足以真正擺脫貧窮。
需注意,水果之間也有層級(hierarchies)之分。“明星作物”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單位價格遠高于其他果品,其秘訣在于稀少與獨特。如果風味廣受市場青睞,甚至能夠產生品牌效應,協助農民翻身致富。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東勢果農憑借精湛的水果栽培技術和創新能力陸續開發出多項臺灣前所未有的水果品種,成功協助許多農民脫貧。考察東勢著名的明星作物,包括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誕生的歷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臺灣小農經濟較容易被忽略的一面。
1.寄接梨:退休老師張榕生的研究班
寄接梨(annual grafting pear)是東勢農民獨立研發的產物。“寄接”(grafting)這項技術由來已久,把不同品種的作物結合起來,有時可以產生奇跡般的意外效果,但要到達符合商業量產需求的階段,還有無數難關要克服。寄接梨的誕生要歸功于少數農民長期不懈的努力,其中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是退休小學老師張榕生。
張榕生是一位小學教師,在當時也算是一位頗具聲望的鄉村知識分子。1960年代許多東勢農民轉作亞熱帶橫山梨,相對于賤價的水稻，收入可謂優渥許多。為了就近照顧生病的父親,張榕生干脆辭去小學教職返鄉經營梨園。好景不長，1970年代左右高海拔地區的梨山試種日本溫帶梨成功,清脆細甜,橫山梨在市場上被重新定義為次級水果,加上本身生產過剩的問題,價格更顯弱勢。農民表示,當時橫山梨一臺斤頂多才10 元新臺幣左右(以下均為新臺幣),溫帶梨收購價格竟能超過 100 元。居住在低海拔地區的橫山梨農,種不出尊貴的高冷溫帶梨,只能望天興嘆。
異想天開的張榕生，認為只要在亞熱帶梨樹枝上嫁接溫帶梨的花苞,就能克服地理條件的限制,產生“借腹生子”的效果,在亞熱帶地區生產溫帶梨。于是他找來十余名朋友定期開會,有計劃地研究嫁接、催花授粉、疏果、套袋、施肥以及打藥等問題,并且詳細記錄果樹生長的情況,甚至遠赴日本購買不同品種的花苞逐一試驗,期盼逆轉橫山梨農窮困的命運。然而他們的嘗試卻不受當時制度環境鼓勵,政府農業專家也否定了嫁接溫帶梨的商業價值。加之試驗初期產量與質量都不穩定,勢必賠本經營,可謂困難重重。更何況,要把一群農民、肥料商、學者、老師、工匠等五花八門的人組織起來,長期無償地進行一項根本不知道前景在哪里的農業試驗，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即便如此,張榕生一行人仍然克服萬難,于 1970 年代中期突破了“寄接梨”的栽培技術門檻,并無私地向其他農民推廣嫁接溫帶梨的技術。由于市場價格優渥,寄接梨的種植范圍擴張飛快，讓許多農民成功翻身致富。1985年以后,東勢地區既有的橫山梨農基本都轉種寄接梨了,橫山梨逐漸為農民所淘汰,原本種植其他作物的果農也紛紛搶進。從此寄接梨幾乎成為東勢的代名詞,成了全臺知名的“明星作物”。
表 7 全臺梨產量( 1955—2014)
由于每年都必須重新嫁接,寄接梨的特色是工序繁復,必須投入相較于種植其他水果數倍以上的勞動時間。但是對農民而言,可能讓總收入提升3至5倍的寄接梨,依舊充滿魅力。只要高昂的收購價格能夠讓全年收入維持在較高水平,即便扣除自己的工資以后實質利潤大幅下滑(甚至可能虧損),背負養家糊口的家庭責任的小農仍然甘之如飴。在小農經濟當中,所謂的“利潤”不必扣除自己的工資,“無償勞動”的經濟邏輯是另外一項迥異于資本主義企業的特質。
1990年代是東勢寄接梨的黃金時期,夢幻般的收購價格驅使廣大小農瘋狂轉作。“古厝開始翻修,成為一棟棟洋房，…果農開著進口轎車,1978 到 1996 年間,栽種寄接梨的果農絕對是高收入戶。”(謝東華等:2000:69)張榕生于1992年去世,生前他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組成緊密的團隊,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研發寄接梨的栽培技術,胼手胝足創造了一個新的產業,成功改善廣大小農的經濟收入,被當地譽為傳奇人物。只是 2000 年以后生產過剩日益嚴重,收購價格逐年下滑,生產成本卻不斷攀升,寄接梨終于褪去了明星作物的光環。許多農民又開始思索轉作的問題。
2.甜柿:老農黃清海的試驗與推廣
甜柿最早由農會從日本引進臺灣,但真正適宜臺灣風土的田間管理方式,卻是由黃清海等農民花費數年時間逐步試驗出來的。甜剛進入市場的時候,由于臺灣人不熟悉這項品種,售價竟與過去常見的澀柿相差無幾。經過多年的推廣,甜柿搖身一變成為尊貴的高經濟作物,在中高海拔地區甚至有取代寄接梨的趨勢。
柿子可分澀柿和甜柿兩種。臺灣原來只有澀柿,1974年和平鄉農會從日本引進甜柿,可是試種效果不彰,不具商業價值。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臺灣與日本的風土條件不同,找不到適當的栽培方式。一些農業學者找來日本文獻照本宣科,往往鎩羽而歸,甚至無法確定合適的采收時間。黃清海是一名普通的老農,本來也種植亞熱帶梨,眼見 1970 年代后亞熱帶梨失去前景,不免尋思其他出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獲得了幾株甜柿穗,于是獨自在自家果園的角落嘗試馴服這株來自日本的品種,幾年后竟發現可以通過“環狀剝皮”強迫果樹結果,而且只要勤奮疏花就可以增大果實,大喜過望下,遂逐漸擴大甜柿的規模。此后他不斷摸索田間管理的方式,改善了甜柿落果嚴重的毛病,并且發現在果實八分熟時采收最為妥當,就這樣一步步掌握了適宜東勢氣候的甜柿栽培方法。十年光景匆匆過去,隨著甜柿樹日益茁壯,黃清海的名聲也傳播開來,每當有看好甜柿前景的農民前來觀摩,他無不大方地傳授栽培技術于是1980年代中期左右,甜柿的種植面積逐漸擴張開來。
表 8 全臺柿產量(1955—2014)
1987 年黃清海成立了全臺灣第一個“甜柿產銷班”,標志著甜柿的栽培技術即將跨過商業量產需求的門檻。這時黃清海等甜柿農仍舊面臨著兩大挑戰,首先是栽培技術尚未成熟,其次是甜柿市場知名度不高為了克服眾多瑣細的技術難題,產銷班積極與農業學者聯系，不斷更新種植技術和管理方法,還屢次邀請日本甜柿專家來臺示范栽培技術,吸引四方農民蜂擁觀摩,一時間蔚為風潮。(黃清海,2004)他們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數度前往臺北推廣甜柿,打開了市場知名度。在農民的努力下,甜柿一躍成為收購價一斤可能高達 200 元的高級果品,種植面積飛速擴張,甚至在一些地區排擠了寄接梨。
甜柿從原本水土不服的舶來品,一步一步成為東勢最重要的高經濟作物之一,中間花費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只有類似黃清海這樣不愿或無法拋棄土地的平凡小農,才有可能愿意投注數十年光陰,憑借其對于土地的熟悉以及改善家計的熱望,鍥而不舍地找出適宜臺灣風土的甜柿田間管理方式。無論專家學者還是營利企業都難以做到這點。
2000年以后,隨著種植面積不斷擴張,甜柿也面臨生產過剩的問題。過去不曾遇過的病害、蟲害開始流行。農民除了不斷引進新品種的甜柿，不斷改良栽培方式,似乎也別無他法。
3.茂谷柑:返鄉農民許博邦的“豪賭”
茂谷柑是美國學者自創的雜交品種，臺灣學者引進后試種效果不佳,因此沒有著力推廣。不料多年之后,返鄉農民許博邦竟自告奮勇取來植株,大量種植,結果相當順利,茂谷柑大受市場歡迎,掀起新一波轉作風潮。于是茂谷柑從原本不見經傳的實驗品種，一躍而成東勢的“明星作物”。
許博邦高中畢業后，如同當時大多數農村青年一樣,離鄉到臺北尋找工作,最后落腳于一間中小企業。1979年,父親突然生病,五兄弟商議的結果,是讓年近四十的許博邦回鄉照料父親與果園。許博邦回到東勢之后,仔細核算目前的經濟狀況,發現若要維持理想中的小康生活,每年農業凈收益必須達到新臺幣 60 萬元(不計算自己工資),因此扣除 40 萬元左右農事成本,該年利潤至少要達到 100萬元。以父親果園的現行經營方式而言,這是根本不可能達到的目標。接著他又評估了市場前景發現臺灣內需市場狹小,主流水果無不面臨生產過剩的窘境,除非開發新的品種,否則很難殺出重圍。其中柑橘便于管理,又深獲臺灣消費者喜愛,應當是可以發展的方向,于是他四處尋訪,先后嘗試了 10 余種新型柑橘,但都不能完全符合商品化種植的需求。
偶然地,許博邦通過農產運銷公司的朋友,輾轉得知臺大園藝系林樸教授手上有一款來自美國的稀奇品種,名為Murcott,是寬皮橙和甜雜交選育出來的品種,1970年代即引入臺灣,但在亞洲地區還沒有成功大規模栽培的例子。(臺南農業改良場,2009)Murcott 相對畏寒,結果期又需要日夜溫差,許博邦認為東勢的環境非常符合其生長條件,希望引進試種。林樸教授雖然沒有這么樂觀,卻也被許博邦的熱情打動,遂協助他展開試驗。
1983年,許博邦全力投入他那著名的“豪賭:“一口氣就買下二百棵茂谷柑苗,將五分地全種滿。”并且不斷摸索、試驗,希望找出最適宜的田間管理方式。就這樣,果樹一天一天茁壯,試種情況非常良好,從此臺灣又多了一種柑橘。臺大園藝系林樸教授根據英文諧音取名為“茂谷柑”,期許這項新品種未來能夠“滿谷繁茂
新品種究竟能否為市場接受。這才是最大考驗。1985年初，許博邦帶了6箱茂谷柑前往果菜市場,當時柑一斤不到10元,他卻直接開價60 元一斤。面對前所未見的新品種柑橘,大部分行口都持觀望態度,只有一家臺北行口抱持嘗鮮的心態,愿以每斤 45 元成交。第二天,許博邦就接到電話,臺北行口表示市場反應良好,希望派員親至東勢買下所有茂谷柑,收購價一斤 50 元。茂谷柑一夕成名,此后收購價格持續躥高許博邦的名聲瞬間響亮起來。“第二年賣到 60 幾塊,第三年賣到 90 塊，第四年賣到120塊,村子都轟動起來!”許博邦至今非常得意。茂谷柑在喜怒無常的臺北水果拍賣市場,成交價數度突破每公斤200元的關卡簡直已成傳奇故事。
表9 全臺茂谷柑產量(1955—2014)
在高昂收購價格的誘惑下,茂谷柑的版圖遂以東勢為中心，擴散到鄰近卓蘭、后里、石岡、豐原一帶。云林古坑的茂谷柑也崛起了,到了2000 年左右,種植面積已與臺中不相上下。深諳臺灣市場行情的許博邦,非常擔憂茂谷柑生產過剩的問題。“明星作物的平均壽命只有8年。”許博邦說。為了分散風險,他將茂谷的種植面積減少到一公頃，剩下兩公頃土地種植三月桃、溫州蜜柑和椪柑,并著手尋找新的品種。2000 年以后,茂谷柑收購價格攔腰砍半,較晚跟進轉作的農民不免大感焦慮。
到了 2000 年中期,茂谷柑逐漸失去“新品種”的光環,價錢總算蕩入低谷,一些農民又把果樹砍掉了。2010年左右,開始有中國大陸的貿易商前來收購茂谷柑,大筆外銷訂單讓市場價格又好轉起來。看來茂谷的好前景還能延續一陣子。
(二)草根人情網絡
不能孤立地看待農業技術的創新與傳播: 1980年代前后東勢一系列明星作物的技術突破，與小農經濟固有的社會條件息息相關。
東勢全面轉作果樹以后,農會等農政單位再也無法負荷農民復雜且龐大的技術指導需求,功能趨向消極。所幸對經驗豐富的農民來說，轉作雖然困難,倒也不是無法克服。他們非常熟悉農業栽培的原理，只要抓到竅門,就能慢慢掌握新作物生長的習性,甚至自創獨門栽培辦法。
一位農民告訴我,果園就像一所學校:盡管亦有賢愚勤懶之別,但農民作為學習者,經年累月在此摸索、思考與實踐,通常能自行解決問題,并將土地生產力推到極致——迫于養家糊口的家庭責任,他們必須如此。關鍵是,當他們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時,是否能有人指點迷津?事實上在臺灣農村中,農民雖堅持以家戶為生產單位,他們卻非孤立的生產者,而是生活在一個歷史悠久的、錯綜的“草根人情網絡”當中,即由宗族、鄰里和朋友構成的復雜人際網絡,大部分農業生產所需的實作知識都能透過這個網絡習得。在東勢,農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克服生產技術的難題,往往正是通過這般口耳相傳的方法,新的農業技術得以迅速傳播。
我并非說東勢是一個緊密互助的共同體,情況遠非如此:草根人情網絡是講究親疏遠近的私人關系，比較接近費孝通(2012)所謂的“熟人社會”與“差序格局”。人情網絡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因此人際關系較為邊緣的小農很難獲得足夠的協助,對于新技術、新品種的反應也比較遲鈍。或許可以稱此為“技術分享的差序格局”人們更傾向將農業栽培秘訣分享給至親好友。(楊弘任,2014:145)就此而言,草根人情網絡并不如斯科特(2001)所謂的“道義經濟”那樣緊密與團結,但東勢農民也非波普金(1979)所強調的那樣全然理性自利。無論如何,草根人情網絡促進了農業技術的創新與傳播,這是東勢水果經濟之所以可能頻繁轉作的重要社會基礎。
基本上,東勢果農仰賴三種管道解決生產技術的難題。第一,向親朋好友、街坊鄰居請教。這是最主要、也是最自然的管道。農民之間經常私下交流心得,甚至彼此吹噓、較勁,許多農業技術都是借由泡茶、吃飯等非正式場合四處傳播。雖亦不乏道聽途說的成分，但更多不符實際的農業技術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淘汰,或被修正。真正傾囊相授的行為并不多見,但農民一般很難直接拒絕熟人的請托。不只是礙于情面,更因為農業技術精湛與否,涉及社群對一位農民的評價,適度地分享秘訣是必要的。
第二,請教農業資材行(苗木行、肥料行、農藥行等小店鋪),這也是十分重要的管道。農民在購買農業資材的時候,勢必詢問使用辦法，而資材行老板為了招攬顧客,也要使出渾身解數分析氣候、土壤、植株等自然條件,滿足每位農民的特殊需求。農民會視實際種作的情形,再決定來年是否繼續光顧該資材行。如果情況順利,他們通常會和資材行老板建立私人情誼,大小問題都來討教。小小的東勢鎮約有50間農業資材行,可謂相當密集。這些小店鋪代表著一層又一層綿密的商業與人情網絡。
第三,向農政單位求助(農會、農改場、農試所、大學農學院等)。事實上農民很少這樣做,只有少數農民會積極參與相關課程、座談會、說明會等活動。除了不愿付出額外金錢與時間成本,長久以來農民對這些活動感到陌生與不信任,他們寧可依賴熟悉的人情網絡。此外,學術語言并不符合農民的需求,學院的知識習癖更與實際田間管理需求格格不入。何況農政單位的人力不足，以臺中農改場為例,專事果樹研究的研究員不到5位,不可能應付中部地區復雜多樣的需求。誠然,各大農業研究、試驗單位等公家機關在農業技術的引介和創新方面,的確扮演了無可取代的角色。不過,這些學院研究成果很難直接落實在鄉間,新農業技術必須通過人情網絡層層篩選、調整和轉譯,才能產生實質影響。(楊弘任，2014)
本文無意爭辯何者才是“真正”的知識,應該將學院的學院知識和農民的實作知識,理解為不同“形式”的知識。農民的實作知識比較接近格爾茨(2002)所謂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其感覺結構、思維模式和言談語境,雖與深受嚴格研究方法控制的學術語言存在難以忽視的鴻溝,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知識是無效的。相反地,看似觀念陳舊的小農經濟,事實上生產效率極高,農民往往比任何專家、學者還要熟悉作物栽培的原理,可以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得淋漓盡致。
此外,學院知識和地方知識之間也不是截然對立的，只要通過妥善地轉譯,雙方可以相互回饋,為彼此開拓新的格局與視界。其中,少數杰出農民和資材行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在學院知識與地方知識之間搭起橋梁,使其互相激蕩。一些草根農業領袖居功甚偉,他們能與學院精英溝通,同時理解田間管理實況,又身處地方人情網絡的核心位置,往往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每一個臺灣農業技術突破的故事,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總而言之,即便缺乏政策積極引導以及官方中間組織傳播農業技術,技藝精湛的東勢果農仍然憑借生機蓬勃的人情網絡,展現出極高的生產力與創新能力。
若無草根人情網絡的支持,東勢的水果經濟將缺乏彈性，無法滿足廣大小農五花八門的技術需求,也就失去了頻繁轉作以及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和過去的印象不同,東勢果農普遍認為農會等農政單位在技術指導方面,少有實質幫助。事實上,臺灣農民本身即具有創新能力,他們或多或少都正在自己果園里嘗試某些獨家做法。正如楊弘任(2014:118)所言:“很多技術都是農民瞎打誤撞先做出來的。”對農民來說,來自人情網絡的協助更為快速、可靠與有效,既有的農政機構不但行政效率遲緩,而且不理解農民的真實需求。
家庭責任和人情網絡是東勢水果經濟得以興起的兩大支柱:前者迫使農民想盡辦法提高土地收入,后者則為農業技術的創新與傳播提供了條件。一些農民投入了新品種的開發工作,忍受資本主義企業不可能接受的巨大風險與虧損,只為擺脫貧困的糾纏。就這個層次而言，通過農民的集體努力,草根人情網絡大幅降低了水果技術創新與傳播的成本催生了多樣化的水果經濟。而水果經濟的成功，又反過來保護了農村多樣的文化情感和社群網絡。只有同時將家庭和社區的向度納入考慮,我們才能理解為何臺灣工業化半個世紀以來，不僅水果的產量和產值高速增長,水果的種類與品種也能夠不斷增加。臺灣的水果產業,不是由大型貿易公司主導的大規模單一外銷作物,而是根植于小農經濟的多樣性水果經濟。
歷經農村危機的嚴峻打擊,東勢小農經濟沒有就此蕭條，反而被逼出了極為驚人的農業技術創新能力,開發出多項明星作物,將東勢打造為全臺聞名的水果之鄉。東勢的多樣性水果經濟,不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然演化,而是在農村危機蔓延、米糖經濟解體的宏觀背景下,憑借自身固有的社會、文化優勢所開創的小農經濟出路。我無意夸大東勢的經驗,無論如何,也許活潑的農村社區、草根社群或合作化組織,都有利于小農經濟維持一定的活力與彈性,從而面對商品經濟劇烈的挑戰。
五、結論
將小農經濟簡化為某種小規模生產方式,是過于片面的理解。小農經濟不是“純經濟”的。也許我們的問題是:怎樣的小農經濟?其歷史與社會內涵為何?尤其在當代,農村的面貌是極為復雜的。拉開歷史的縱深,同時考慮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我們更進步貼近農民的真實生存處境。
受到特定地理與歷史條件的影響,臺灣小農經濟的面貌當然是極為特殊的:與中國大陸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就社會史的眼光而言,由于沒有經歷過劇烈的土地革命和集體化農業時期，臺灣農村未曾遭遇斷裂性的變革。即便歷經幾個政權的統治與城市工業化的沖擊,成形于清代的臺灣小農經濟仍然綿延至今。我并非說臺灣農村毫無變化,相反地,它始終變遷著(緩慢或劇烈)。無論如何,一些關鍵的特征仍舊頑強地延續下來(或好或壞),諸如濃厚的家庭觀念、人對土地的情感、家戶生產模式和高度商品化的耕作形態等,不但提供了反思明清社會史爭論的絕佳素材,與當代中國大陸農村問題之間更具有豐富的比較意義,協助我們重新理解與想象小農經濟與現代經濟的關系。
事實上,無論是1960年代的農村危機還是米糖經濟體制的瓦解,都沒有導致臺灣小農經濟走向破產與無產化,各地農村反而呈現了多樣分歧的發展。在臺灣主流的農村史敘事中，由于預設小農經濟很難生存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現代化理論還是依賴理論,都沒有辦法充分解釋水果經濟的崛起,從而忽略小農經濟也可能具有蓬勃生產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的現實。
東勢的經驗表明，1960年代以來臺灣多樣性水果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主要不是來自農業的企業化,而是源于農村長期的貧窮壓力;推動商品化作物高速擴張的,不是資本主義企業,而是既有的家庭農場。事實上,自“農村危機”以來,即便城市提供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許多農民仍被家庭責任束縛在土地上,嘗試透過轉作水果來提高家庭收入,結果避免了農村的無產化。我把這個過程描述為“謀生型商品化”:農民不斷轉作市場價值更高的經濟作物,更高程度地嵌入市場,基本上不是基于資本主義式的營利精神,而是基于養家糊口的生存壓力。
關鍵在于,城市消費市場的快速擴張提供了經濟誘因,農村固有的草根人情網絡降低了水果栽培技術傳播和創新的成本，小農經濟展現出很強的生產與創新能力,不但催生出活潑的多樣性水果經濟,還陸續開發出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等“明星作物”,大幅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顯然,城市的工業化發展不一定會帶動農村的企業化轉型,都市多樣化的飲食消費需求也可能提供小農經濟新的生存空間。東勢果農的困難主要來自運銷方面,若能獲得農政體制和合作化組織的積極協助,也許能夠避免產銷剝削與生產過剩等難題。
本文希望指出,除了我們過去熟知的勞力密集、慣于自我剝削和單位面積很高等特質以外,小農經濟也可能擁有很強的農業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多樣化的栽培模式。在家庭責任、草根人情網絡等農村既有的社會文化基礎支持下,小農經濟反而有可能在資本主義企業難以生存的高風險、低利潤的惡劣條件中生存下來,甚至創造合理的收益。
作者系逢甲大學創能學院助理教授，世界經濟與產業轉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鄉村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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