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我從湘西團州委轉崗到吉首市做代理市長，開始了比較深入地接觸和服務農業、農村、農民的過程。我與“三農”結緣一直到退休后，有幸見證了這個階段農村的發展變化。
盼望寨子能通“動力電”
當時的吉首農村，稍偏遠的村寨，沒有通電通公路。已經通電的村，不少是用木桿架線接通本地小水電。小水電豐枯矛盾突出，電壓不穩時，照明昏暗。有的村寨缺水，遇到干旱，人畜飲水困難。下這些村需翻山越嶺，走舊時留下的鄉間小路。入村后村組干部和村民反映較多的，是解決飲水、通電、通路及水利設施老化失修等問題。有的村支書和村民要求，寨子通電最好能通可搞加工的“三相電”（即“動力電”）。
情況明了后，市里根據群眾意愿，按照“通動力電、架水泥電桿、主變壓器到村和人口多的自然寨”的標準，逐步實施農村通電工程。
吉首20世紀70年代才完成通鄉公路建設，之后陸續修建了部分通村砂石路。80年代中期，市里地方財政收入只有1000余萬元，加上上級撥補，預算入不敷出，拿不出多少錢來建設通村公路。
時機盼來了。國家在1984年啟動扶貧開發后，接著開展以工代賑，撥出糧棉布變現，幫助貧困地區興建道路和水利。之后又投入扶貧款，開建人畜飲水工程。省屬部門的幫扶，也給農村通電、人飲等基礎設施建設開辟了籌資渠道。
對農村基層的基礎設施建設要求，市委書記楊順初確定，從急迫項目入手，分輕重緩急解決村民反映的飲水困難、水利設施失修、發展農村產業急需配套的通村公路等問題。
一年的農業農村工作盤子，市委召開三級干部會作出部署。
會議定下的項目與實事，分解到分管領導、主管部門和鄉鎮抓落實。時任分管農業農村工作的副市長楊喬清、市農辦主任胡德敏、市水電局長李承斌，都有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的經歷。他們在動員農民投工投勞，提高建設質量，加強后續管理，延長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上，想了不少辦法。有的人畜飲水工程沒有找準水源，幾經反復。
到20世紀90年代初，吉首完成全市192個行政村的通電，初步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同時，新建、改造、修復了一批農村通村公路和農田水利工程。鄉村干部和市直部門同志，在實施工程中往返協調，日曬雨淋，辛苦不同尋常。
鄉村干部的付出，是需要安撫的。歲末年初召開的縣鄉村三級干部會（后來改叫經濟工作會議），是市縣領導做鄉村主干工作的機會。辦好會議伙食、確定一年任務、表彰激勵先進、兌現目標管理，這些事情做到位了，散會后的落實，基層自有辦法。對工作賣力的鄉鎮主干，市委注意關照、鼓勁。
省委1988年發出“五年消滅荒山，十年綠化全省”號召后，我下到蹲點的寨陽鄉曙光村，參加村組干部和村民大會。村支書楊昌順直接發動大家上山植樹，要求包栽包活。并告訴村民，封山育林、發展椪柑、板栗等干鮮果也是綠化荒山。他的講話簡短有力，村民一聽就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些長期在基層摸爬滾打的骨干，搞化繁為簡的動員，確有一套辦法。
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和建設標準，國家也在與時俱進。1998年啟動的農村電網提質改造，從接入大電網、電表入戶、減少電損、降低電價，提升農村供電保障能力和服務水平方面，提高了建設標準，將農村居民用電價格從每度1元多降到0.59元左右的正常水平。
湘西進入國家西部開發范圍后，朱镕基總理來州考察，確定扶持湘西退耕還林300萬畝。加上燒電、燒氣逐步替代傳統燒柴、燒煤，湘西再現青山綠水。
近幾年的脫貧攻堅，實施村村通水泥路。湘西許多偏遠村寨，國家投入巨資鋪設水泥路，新開、擴寬、硬化鄉村干線公路和旅游公路，建成了鳳凰臘爾山、花垣至里耶、永順小溪，吉首至保靖呂洞山等一批鄉村旅游公路。吉首矮寨懸崖上的家庭村和鳳凰山江涼燈村，通村盤山公路國家先后投資2000多萬元，為苗寨村民打開了交通瓶頸，被村民贊為惠及苗家的德政工程。
攢勁，搞碗飯吃
農民吃碗飽飯，在湘西荒年一直是個問題。1981年底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湘西糧食增產，但仍然經不起水旱災害沖擊。當年我在吉首補點村做調查，村支書向我反映，村里有20%左右貧困戶缺糧，要求市里解決通銷糧。他說，補點，補點，國家年年要補一點。這反映了當時農村的貧困現狀，表達了一些基層同志盼望上級扶持的思想。
1988年，湘西農村遭遇大旱。不少水源差的地方，糧食、經濟作物減產失收，吉首當年糧食減產38.2%。市委采取加大冬糧、冬油、冬菜開發，向廣州組織勞務輸出，對重災戶、貧困戶實行救災救濟等措施，實現了州委提出的生產自救、不因災造成成批人外出討米逃荒、不餓死人的目標。
1993年州政府換屆，我接任李遨夫同志分管農業農村工作。一些老同志提醒我：湘西山高土薄，易旱易澇，有的地方長期缺糧，農民收入不穩。要攢勁，才能搞碗飯吃。
搞碗飯吃，要依靠政策、科技和投入。農業生產看起來是祖祖輩輩從事的大路活，實際上，越往后走，科學種田越需要專業知識、專業培訓。
在市州工作崗位上，我有幸結識的農業專家，給了我許多指點。吉首市農業局局長郭學涵，推廣農業實用技術注重訓練農技人員和鄉村干部的動手能力。他講解“雙兩大”（即“雙株寄插、兩段育秧、大兜大行”水稻豐產技術）和旱地地膜玉米栽培技術，要求培訓對象扎褲子、挽衣袖下田操作。肖茂初農大畢業后分配到龍山縣工作，做過分管農業的副縣長、后調任州農業局局長、州農辦主任。他多年在基層為縣州領導辦點，對農業技術鉆研很深，樂于吃苦，駐村與農民打成一片。他對龍山洛塔精神有獨到見解：他說洛塔人為解決引水灌田，18人下80多米深的天坑堵水奮戰450天。大寨人是不怕苦，而洛塔人，是不怕死。郭、肖等農業專家的言傳身教，一度感染、提振了農口和鄉村同志從事農村工作的精氣神。
從1986年開始，國家農業部選派司局級干部掛任州領導，扶持湘西州實施發展糧食生產、畜牧養殖和多種經營項目，幫助推廣農村沼氣，為州縣農業部門改善服務條件。湘西同志赴京匯報，部領導與司局同志熱情接待，盡力排憂解難。在湘西州掛任副州長的朱杰同志，后來調任國家計委農經司司長，經省計委易鵬飛等同志幫助銜接，他關照保靖、古丈，新上了黃牛和茶葉產業化項目。農業部還助推花垣、保靖、永順三縣申報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中國3779”糧援項目。該項目在花垣雅酉開工時，陳耀邦副部長趕來參加。
20世紀90年代中期，永順、保靖、瀘溪等縣幾遭水災，沖毀大片河灘農田。在陳邦柱省長召開的永順救災座談會上，保靖縣委書記王德靖匯報到農民田地被洪水沖毀，沒有飯吃時，“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災后，州里啟動20萬畝口糧田建設工程，工程在保靖縣開工。湘西實施的農村建設工程，省計委、財政、交通、農辦、農業、林業、水利、扶貧、農開等部門，給了不少支持。
水稻、玉米、土豆，是湘西糧作大頭。通過推廣雜交良種和實用增產技術，加上國家采取全免農業稅、實行糧食直補糧補、農機補貼等措施，湘西糧食單產水平進一步提高。后來出現的外出打工潮，減少了農村的糧食消費，開辟了農民的增收空間。如今，湘西農村吃飯，已經不成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湘西人民脫貧攻堅歷史進程中，湘西涌現了帶頭參與扶貧建房、建校、修路和產業開發的吉首軍分區扶貧司令彭楚政，一心為民的州委書記鄭培民，他們被黨和政府樹為全國學習的重大典型。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湘西考察扶貧工作，在花垣十八洞村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經過省州縣的認真貫徹，湘西實現從解決溫飽到整體脫貧的歷史飛躍。
農業，靠延長產業鏈增值
2003年3月，省委調我任省農辦主任，給了我學習、參與全省農業農村工作的機會。
改革后的省農辦，主要負責全省農業農村工作的調研綜合，農業產業化、農村經管、減輕農民負擔、推廣農村能源沼氣等項工作。
到省農辦后參加調研發現，湖南產糧大縣多數是財政窮縣，農業農村發展后勁不足。湘西、湘南包括洞庭湖區的種糧農戶，多數賺不了錢。我問過一位洞庭湖區曾潰垸遭災的縣委書記，他告訴我：遭災，上級資金支持較多，政府的日子好過些；不遭災，農民的日子好過些。當時財政狀況稍好的縣，大多工業基礎較好，招商引資項目較多。而農村真正賺錢修房子的，絕大多數是靠種植高效經濟作物、經濟林果，發展規模養殖，從事建筑、運輸，開辦廠子、農家樂及經商發的財。湘西、湘南等地農村的山地開發，出現了一批小水果、香柚、臍橙、藥材、蔬菜等規模經營大戶。深入聽取部門專家和基層意見，多數認為農業是微利產業，具有自然、市場雙重風險。投資農業項目，在生產環節很難掙錢，賺錢主要靠做種苗培育和加工營銷兩頭，靠延長農業產業鏈增值。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研，省農辦向省委省政府建議：在實施國家中部崛起戰略中，要繼續保持湖南的糧食生產能力，治理耕地拋荒，推動土地流轉，發展規模經營。堅持向國家爭取資金、項目，實施洞庭湖治理和骨干水利建設工程。同時，破除農民增收瓶頸，應鼓勵農民自主選擇發展附加值高的經濟作物、經濟林果和規模養殖，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提升為農服務能力。要從發展農產品加工、營銷入手，培養農村加工、營銷人才，突出對龍頭企業創辦基地、實施技術改造、提質創牌的扶持，推動湖南農業產業鏈建設走上良性循環軌道。這些建議，得到省委、省政府領導認可。
那幾年，全省農民增收進入爬坡階段，上下都在為農民增收尋找新的門路。湘潭市在發展糧豬產業，做強生豬繁育、規模養殖、飼料獸藥生產、生豬加工出口等產業鏈上，培育了一批龍頭企業，呈現了生機勃勃的來勢。省委分管副書記戚和平、副省長楊泰波抓住這一勢頭，在湘潭市召開全省生豬產業化現場會，推介湘潭做法。
永州果秀公司，是任過企業會計的陽國秀創辦起來的。她注重研究歐美市場消費需求，與湖南農大、省農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采用歐盟、美國標準，生產果蔬罐頭，一舉打開出口市場。常德金健米業、洞庭水殖、株洲唐人神、長沙新五豐、祁東黃花菜、郴州臨武鴨、洞口辣妹子、南縣克明面業、湘陰藠頭出口等農產品加工企業，一時做得風生水起。按省領導要求，省農辦在培育、申報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推動品牌建設與招商引資、優化營商環境上，改進了服務工作。
省委省政府加強縣域經濟發展的綜合服務，開始歸口到省發改委。我們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為由，主動找省發改委主任陳叔紅及分管省領導匯報，在他們的支持下，爭取將全省縣域經濟發展辦公室放在省農辦，拓寬了農辦工作抓手。
綜合服務是農辦工作職能。我們注重綜合反映農口部門的問題和困難，就加強農林水等基層服務體系建設，開展村級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建設小型農田水利，加大對產糧大縣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問題，向國家、省里作了多次反映、呼吁。
在省農辦的幾年，我是幸運的。分管省領導開明務實，農辦歷任班子打下了好的工作基礎，農辦內部聚集了一批熱愛“三農”、擅長謀勢、敢于直言的同事。省直農口廳局長，多為經驗豐富、處事沉著的資深領導。市州農辦，有不少善于參謀、協調有方的骨干。我從這些同志身上，學習、汲取了許多滋養。
新農村建設宜示范先行
新農村建設示范，浙江起步較早。他們從2003年起開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共投入400多億元，示范村面貌明顯改觀，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
2004年，省農辦結合學習中農辦主任陳錫文推介的浙江經驗，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向省委省政府建議，按照“農民富、村莊美、村風好”的設計，重點抓了141個省級全面小康示范村建設。示范村建設突出產業開發、村莊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居環境整治。省農辦與省建設廳聯手，下達村莊規劃要求，設計印發了示范村建房圖紙。引導農民按規劃建房，節約耕地，減少重復拆建。
2006年初，黨中央基于我國總體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發展階段的判斷，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決策，確定“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五項任務，提出將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從城市轉向農村。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貫徹舉措，省農辦按照省委要求起草實施意見，拉開了我省新農村建設的序幕。
在新農村建設之初，市縣都有一些疑慮。擔心上面只是動員性、方向性部署，國家和省里拿不出大的資金投入農村。當時，部分市縣財政困難，鄉村債務包袱沉重，農口基層服務體系尚不完善，社會事業欠賬較多，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任務重，后期管理維護不易，有的鄉鎮農民增收難度大，負擔較重，上訪較多，基層維穩壓力較大。
一些長期與“三農”打交道的行家里手，認為新農村建設是個長期過程，宜抓點帶面，率先選擇辦好一批示范村，創造可推經驗，然后逐步擴大扶持范圍，惠及更多農民群眾。
恰好這年4月，省委安排我到常德市任市委書記，要求我帶好班子，抓好發展和穩定，爭取新農村建設在全省率先探索成功經驗。
常德是湖南的農業大市，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發展多年在省內走在前列。常德干部處事大氣、視野開闊、善于總結，組織動員能力很強。
謀劃常德新農村建設，我先后聽取了市委分管副書記劉本之，副市長徐萬發，農辦主任石成林、副主任賀麗君等同志意見，并下到鼎城、澧縣、安鄉、石門、桃源等縣區調研，了解基層情況和要求。之后，與市長陳君文、常務副市長陳文浩等班子成員商量，將市財政對新農村建設的投入從上年的5800萬增加到8500萬，明確了抓連片示范的年度安排及主要任務，通過開會作出決策。
這一年，算人努力，天幫忙，起步比較順。全市開展了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的十大“惠農行動”，啟動了鼎城灌溪、桃源馬鬃嶺等9大示范片和118個示范村的村莊整治和“三清三改”，出臺了加強村莊規劃、農村飲水安全和農村公路建設三個文件，重點抓了產業增收、村莊規劃、環境整治、安全飲水、鄉村公路建設等工作。全市新農村建設完成投資5億多元，建設農村通村公路2170公里，解決農村飲水困難10.8萬人，實現全市農民人均增加純收入350元。省政府在常德召開新農村建設座談會，推介了常德抓點帶面的做法。
開展農村工作，高手在民間，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原深圳警備區副司令員李元成，退役前后回到桃源縣劉炎村老家，先后籌資300多萬元，與村組干部一起發動農民種植柑橘、修建道路學校、創建村莊文明。他帶頭參加公益勞動，為桃源新農村建設開風氣之先。一些村組干部四處奔走，各顯神通，爭取在外經商做事的鄉賢支持，多方籌資，加快了新農村建設的進度。時任省委書記張春賢在漢壽縣召開農村基層干部座談會時，臨澧縣同心村支書王承宗的脫稿發言，把新農村建設講的生動鮮活，受到春賢書記的表揚，使在場同志為之一振。
湖區勞作是很辛苦的。農民春夏插田防汛，秋冬挑土筑堤，一年下來，很少有停歇的時候。三峽工程蓄水發電后，汛期長江來的洪水減少,湖區防大汛的壓力減輕，基層干部能夠騰出更多時間，組織新農村建設。
在常德工作期間，我接觸過的縣區鄉鎮和農口干部，不少思維敏捷，很會擇善而從，接納不同意見。有的同志睿智幽默，在不經意間化解了職場風險。一些善意助人的場景，至今使我難以忘懷。
沖刺千億茶葉產業，時機已到
2011年，我從省委組織部轉崗到省政協不久，省農辦同事鐘正紅與省茶業協會會長曹文成來辦公室找我，向我介紹湖南茶葉產業發展情況，希望省政協牽頭做一次專題調研。
省政協明確由經科委主任吳金明牽頭，組織部分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和部門領導，赴省內外開展調研，形成了“打造千億茶葉產業，建設湖南茶業強省”的調研報告。報告提出抓住消費轉型升級機遇，抓緊制定湖南千億茶葉產業發展規劃，重點扶持產茶大縣；引導中小企業整合，做大做強龍頭企業，整合打造一批公共品牌；實施科技興茶戰略，加強技術研發創新；拓展茶葉產業鏈等建議。省委分管副書記梅克保在報告上作出批示，請省農業廳牽頭專題研究報告建議，提出湖南“千億茶葉產業發展規劃”和系列措施。
經過徐明華、張碩輔兩任副省長的推動，省政府下發了“關于全面推進茶葉產業提質升級的意見”，制定了湖南千億茶葉產業發展規劃，并在岳陽召開專題會議進行部署。會后，省直農業、發改、扶貧、財政、供銷等部門積極行動，整合資金加大了對千億茶葉產業發展的投入。
茶葉市場走好，有一個大的背景。2003年非典疫情后，回良玉副總理在西安召開的部分省農村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大的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沖擊，通過遭遇非典，更加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使人們更加關注社會，珍惜健康，更加注重城鄉協調發展，注重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注重環境衛生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這為優化調整農業生產力布局，發展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提供了機遇。此后，綠色健康食品的生產與消費，逐步升溫。
在我省茶葉產業發展上，益陽市委書記蔣作斌、湘西州委書記葉紅專以及安化、保靖等多個縣市負責同志，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安化黑茶在明清、民國時期一度興盛，新中國成立后，作為邊銷茶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享有盛譽，后來遭遇起伏。蔣作斌到任后傾注精力，從拓展基地，培育市場，扶持龍頭企業入手，擦亮了這一傳統品牌。湘西保靖出產的黃金茶，品質優良，香氣濃郁，回味甘醇，被業界譽為中國綠茶中的上品。葉紅專帶領州縣同志抓住脫貧攻堅突出產業發展的歷史機遇，主攻擴面培管，推動科技興茶，將黃金茶面積發展到近50萬畝，全州茶園總量突破70萬畝，成為繼椪柑、獼猴桃、烤煙后，湘西農村脫貧致富的支柱產業。
“時來天地皆同力”。我省實施千億茶葉產業發展規劃，走的是一條黨政推動，市場運作的路子，注重調動基地茶農、加工企業、營銷實體、科研院所和茶業協會的積極性。一批企業家，馬不停蹄地興辦基地、改進加工技術設備，運作電子商務及茶文化，推動業態創新跨越。省茶業協會曹文成、周重旺兩任會長，滿懷激情地為茶企、茶農服務，連續多年舉辦營銷推介活動，發揮了社會組織助推發展的紐帶作用。省農科院茶研所所長包小村、湖南農大劉仲華院士等一批專家，多年堅持在基層做技術研發推廣，被茶農、茶企譽為農民增收、企業增效的“財神”。吉首市隘口村村支書向天順，從鎮政府辭職回到老家隘口村，克服困難帶領村民開發黃金茶，全村茶園從100多畝發展到1.9萬多畝，實現收入9000多萬元，農民人均種茶收入達到2萬多元，刷新了湘西農村產業致富的記錄。古丈縣牛角山村支書龍獻文，因組織村民種茶致富，當選為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茶葉在湖南順風起勢，形成了長沙湘豐、石門銀針、古丈毛尖、沅陵竭灘、桂東玲瓏茶、茶陵紅茶、新化紅茶、岳陽黃茶、桑植白茶等競相發展的生動局面。據省茶業協會統計,湖南全省茶葉面積、茶產量、茶葉綜合產值從2013年173.2萬畝、14.60萬噸，450億元增加到2021年338萬畝、32.28萬噸、1012億元，基本實現了省委省政府確定的千億茶葉產業發展目標。
回望結緣“三農”走過的路，我深感從事“三農”工作，應學習發揚老一輩領導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注重在鄉村住宿，結交鄉村干部和農民朋友，虛心聽取基層意見，尊重農民主體地位，避免出招脫離實際，遭受波折。農村大的產業布局，往往是靠政策扶持啟動，靠順應市場規律拓展。農業農村發展一直在解決問題中前行，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動農村變革的不竭動力。這些年,鄉村巨變凝聚著鄉村干部的心血，盡管社會對他們評價不一，但我對他們的堅守和付出，懷著深深敬意。農民的教育水平、謀生技能以及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理解，逐步在長進。正是農民的辛勤勞作，支撐了國家的轉型發展。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農村作為國家生態屏障和鄉愁承載，黨和政府應持續加大投入，幫助農民拓寬增收渠道，不斷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同時為農村人口向城鎮有序轉移提供接納承載條件，讓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成果，惠及農村千家萬戶，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武吉海
2022年8月
（作者系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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