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幾年，政協委員下基層成為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的一種新動向。這表現在：向鄉鎮（街道）村（社區）基層扎根下沉、聯動式協商、小微協商等。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有不少創新性探索，包括協商入“云”、協商到“家”、協商進“舞”、協商“亭”好。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最大價值是制度機制建立、精準協商、專業協商、“草根”協商。為解決目前存在的瓶頸問題，今后我國基層協商民主應著眼未來進一步做好如下工作：政協協商與原基層協商組織有效銜接、根據實際情況構建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創新模式、下大氣力推進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人才隊伍建設。
關鍵詞：政協委員；下沉基層；新動向；中國式基層協商；有效銜接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因此，我國協商民主不僅在國家治理而且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小覷。隨著國家協商民主的快速推進發展，基層協商民主在近幾年也有不少新變化，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及時把握、總結研討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的新動向，將有助于基層治理與鄉村振興，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推進協商民主下基層落地生根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層協商民主不斷取得新進展，其突出特點是為解決當地出現的各種矛盾問題所進行的協商。但是，這種協商一直存在孤立、困惑和不接地氣的局限，難以適應國家戰略發展和協商民主的高質量要求。近幾年，這一情況有所好轉，開始出現政協委員下基層、落地生根的巨大變化。
政協委員向基層特別是鄉村基層下沉。眾所周知，以往我國基層協商民主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基層社會的自發性。受傳統因素影響，有事好商量，遇到矛盾找調解，再大的事情也越不過“講理”二字，于是老年協會、調解委員會、說事智囊、議事團體等多有這方面的特點。這一方面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也帶來不少封閉性、滯后性和保守性，有時與法制形成某種矛盾、沖突甚至相左。二是受西方觀念的影響。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協商民主理論與方法成為中國基層的重要標準尺度，導致某些不切實際的西化傾向。三是中國化的過程。一些基層能將古今中外的協商民主進行融通，并結合本地實情探索創新屬于自己的協商民主，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就較有代表性。不過，能做到這一點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長期以來有這樣一個局限，政協主要停留在縣以上層面，真正下到基層并不多，導致“政協”與“基層”之間的“隔”。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這一制度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人民政協就是適合中國國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薄耙獔猿止ぷ髦匦南乱?，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做到知民情、解民憂、紓民怨、暖民心，多干讓人民滿意的好事實事?！被诖耍h和國家及各級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協委員下基層的制度規定，如上海市于2021 年4 月22 日召開政協委員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推進會，下發《關于推動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有效銜接，更好發揮政協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的指導意見》和《推進政協委員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實施辦法》。與此相關的是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種政協委員下基層的趨勢。如上海有越來越多的政協委員下沉到基層，除了在街鎮設聯絡組站，還將工作室延伸到田間地頭、村居門口，打通“最后一公里”。僅2021年上半年就有政協委員232場次與基層進行協商活動。另據統計，目前甘肅省98%以上的鄉鎮、街道和半數以上的村、社區建立了協商議事會和議事室，95%以上的省市縣政協委員下沉到鄉鎮、街道。這樣，就突破了政協委員止于縣一級的局限，打破了自上而下政協委員與基層的“腸梗阻”問題。
聯動式協商在基層愈加突顯。一般說來，協商就不是單一的，它需要雙方甚至多方進行協商；不過，政協深入基層協商強化了聯動性，也增加了協商的難度。一是跨行政區域的聯動協商。這既具有地域的聯動也包括協商主體的聯動，從而形成極具復雜性和難度的協商。如云南省臨滄市鎮康縣紅巖自然村的“一寨三縣三鄉六村”聯合協商，這是一個以“組建聯合黨支部、制定聯合村規民約”的協商，破解了邊疆跨行政區域交叉居住、多民族散雜居住村寨治理難題，打造了“邊寨協商”新型協商模式。二是政府搭臺、黨政群參與協商。如山東省德州市德城區政協修訂《搭建“協商面對面”平臺充分發揮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實施辦法》，橫向規范協商形式、制訂計劃、參加范圍、協商程序、工作機制等五個方面，縱向規范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邀請協商、重點提案辦理協商、住地委員聯合協商等六種方式，形成涵蓋協商“前—中—后”的一整套工作機制。還有，德城區延伸協商觸角，探索政協搭臺、委員“唱戲”、群眾受益的協商治理模式，并注重黨政點評、委員評議、群眾評價和組織者評析，年末對各基層平臺協商成效進行評估。三是線上線下聯動協商。有代表性的是杭州上城區清波街道信托統戰力量，打造“一坊一網一庫”基層協商民主新模式。所謂“一坊”，是“清波話坊”，在轄區五大社區建立基層民主協商分陣地，包括清波門社區的“柳浪聞音”、安定路社區的“早茶讀報會”、清河坊社區的“清風坊”、柳翠井巷社區的“睦鄰自治會”、勞動路社區的“人和議事會”。所謂“一網”，是指依托統戰大數據平臺、“幸福清波”官方微信公眾號、“民情E點通”三大網絡平臺。所謂“一庫”，是指依托上城轄區“校街社企”一體化共建圈，借助結對黨派的力量資源，打造“同心文化智庫”。很顯然，這是更具多元復雜聯動的一種協商模式。在縱橫交錯、盤根錯節、錯綜復雜的矛盾糾葛中，通過協商達成共識，必然離不開聯動共治。
“微協商”成為基層協商的鮮明特色。協商內容更多的是民生問題，協商方式也要暖心有效，因此，“小微協商”或“微協商”成為近年來基層協商的最大亮點。首先，“微協商”注重一個“微”和“小”字，是圍繞老百姓身邊的民生細事。以往，基層協商比較注重治理中的大事、要事，如浙江省溫嶺市民主懇談主要涉及的是群眾利益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這主要包括城鎮建設、重要工程項目、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村務財務收支、學校教育等；“微協商”則從百姓身邊的“微”“小”“細”“瑣”“碎”事上下功夫。如湖北省竹溪縣政協“雙月民意懇談會”關心和選擇的是那些“麻煩事”“瑣碎事”“煩心事”“阻梗事”，即事情不大甚至小而又小，但卻讓老百姓煩心撓頭。其次，“微協商”強調針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關鍵小事”展開協商。在微小事情中，也不是沒有重點的“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著眼于“關鍵”，這樣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云南省大姚縣政協針對金碧鎮衛生院與縣中醫院合并后就診難的問題，通過相關方協調推動就診公車，群眾一次就診費用由原來的40元降到4元。這雖是件不能再小的事情，但涉及面廣，又與基層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還是便民之事，所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再次，“微協商”也有相關性，需有制度機制作保障。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縣兩級政協為例，為更好推進政協委員下基層活動，他們采取“微調研”“微監督”“微視察”“微建議”等方式保證“微協商”工作順利開展。山東省郯城縣還推出《郯城縣政協“微協商”活動實施方案（試行）》，開設“微協商議事會”，在全縣13個鄉鎮（街道）、39個村、18個社區和企事業單位逐步鋪開。如果只注重重大問題協商，不關心“微協商”，容易挫傷人民群眾積極性；但是從“微協商”入手，解決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既能達到暖心作用，又能充分調動其參與熱情，還會促使協商能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微協商”有大功能和大能量，可起到事半功倍、內化于心的作用。
“微協商”歸根結底是一種人民群眾協商。長期以來，基層協商雖然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參與度，但有限參與、被參與的情況較為突出。換言之，許多基層協商民主還沒達到真正的民主程度，因為民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遠遠不夠。許多協商主要是領導協商，是由領導決定的協商?！拔f商”則不同，它實現了一個重要轉換，即由領導決定向廣大人民群眾全過程參與轉變的協商民主形式。一是協商問題由群眾提，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在此，具有本質的變化，是協商主體性的巨大轉換。如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微協商”實行居民群眾“出題”、政協委組“審題”、委員和部門等多主體“解題”，從而構建了從選題、調研、協商到落實、評價的閉環運行機制。自2019年以來，區政協組織開展小微協商130余場次，群眾提出意見、建議890 條，主要集中在山區群眾出行、鄉村幼兒教育、農村安全飲水等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群眾反映說，他們由原來的“要我協商”，變成現在的“我要協商”。二是政協委員提議，最后群眾說了算。盡管政協委員有調研，有設計，但不一定真正了解實情，更不一定知道百姓所急需，所以再好的提議都要經過群眾同意，以群眾的滿意度為準。像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的老舊小區舊貌換新顏就是一例，先由政協委員提議，再由業主商量確立可行性，才讓天嘉物業公司進駐，達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三是將協商地點設在基層第一線。以往，即使有人民群眾參與的協商，也多是被叫到領導確定的地點，一般也是參會式的發言；政協委員下基層進行的“微協商”則向下延伸，直接到基層一線，有的在田間地頭、小區、村莊、廠礦、工地，有的就在事情發生現場，這是接地氣、關心百姓、到人民群眾中間的協商氛圍，深得百姓擁護。如上海5000多名政協委員深入基層，凝心聚力第一線、決策咨詢第一線、協商民主第一線、國家治理第一線，成為群眾知心人。湖北省襄陽市襄州區打造“鄉村月月談”“社區協商議事廳”“企業發展懇談會”三個示范點，統一懸掛了“協商在一線”的標識。四是輕松、快樂、平等、自由的協商?！拔f商”沒有嚴格的規定，不設制度、只重成果，還是隨意自由和無拘無束的活動，所以往往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是一種平等交流對話，深受群眾喜愛。如2019年以來，湖北省恩施一場場有說有笑、有問有答的“院壩協商”座談會，開到田野、工廠、小區、工地，也開到群眾的心坎上，于是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在協商中變成大伙的自家事、開心事。還有甘肅省政協委員下沉到鄉鎮，他們與群眾坐在一個板凳上，成為界別群眾的貼心人。這種人民群眾作為協商主體的自豪感、自信心、自主性可能只有在“微協商”語境下才能生成。
政協委員一竿子插到底，深入基層，到人民群眾中間，從“微協商”角度，以平等方式進行交流對話協商，這是將協商民主精神落到實處，富有成效的關鍵一招。這對于加強政協與基層聯系，達到上下溝通貫通融通，實現真正的基層協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探索創新
鄧小平早在1979 年就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并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等進行表述。其實，中國基層治理特別是協商民主更需要走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從而突破西化或固守傳統的單一思維模式。自政協委員下基層以來，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有一些新的突破創新，值得認真梳理和總結。
關于中國化基層協商民主創新模式。從整體而言，多年來的基層協商民主成就斐然，但真正有中國特色并能做到中國化的并不多。這既與其初創期有關，更與價值理念和思維定式有關，還與難以將基層實踐上升到理論有關。近幾年，通過政協委員下基層，摸索出一些既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基層實際，又有一定現代思想意識的創新方式。
其一，協商入“云”。這是將基層協商民主與新科技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微信群”等融合起來的一種方式。一方面，中國基層特別是廣大鄉村是熟人社會，這就決定了鄰里親情、互幫互助、彼此關愛、相知相守，有助于通過協商交流溝通對話達到和諧共處；另一方面，高科技特別是手機“微信群”可以將人們更方便、快捷、有效地集聚于一起，形成一種關系共同體。這也是為什么互聯網與“微信群”在中國快速發展，在廣大基層更是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的原因所在。具體到基層協商民主也是如此，它仿佛讓中國基層協商民主插上翅膀，直入云霄。以浙江的“云協商”為例：早在2003年，浙江政協門戶網站建立；2006年，浙江政協開始探索網絡直播提案辦理工作；后來，又在QQ和微博上建立委員工作室；今天，又推行“智慧政協”“政協云”“微信議政”“云協商”等。由此，政協協商民主在浙江逐漸從線下向“線上”與“線下”整合發展的轉變。尤其是浙江用各類移動互聯網平臺在基層開展多種多樣的遠程協商、微協商等“云協商”活動，在全國具有引領性。浙江還通過“請你來協商”“鄰禮通”平臺，采取“固定+移動”“集中+分散”“云協商+微協商”，嵌入“三通一智”中的“村情通”“政企通”，畫好同心圓，群眾來點單，實現市、縣政協與鄉鎮資源信息共享。有的政協委員甚至說，直接拉個“微信群”，就能使基層協商民主轉起來?？梢哉f，協商入“云”使中國基層協商民主進入快車道，也獲得了巨大發展空間和無限動能，這是借用先進技術的成功嘗試。
其二，協商到“家”。以往，政協主要設置在縣級以上，所以它無法在基層安“家”，在基層也沒有自己的“腿”，即使下基層往往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政協向基層下沉以來，它逐漸有了自己的“家”，也使基層協商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一是讓基層政協有了“家”。嚴格說來，各級政協是離不開基層這一厚土的，它必須將根深深扎入基層，這是煥發生命活力的關鍵，也是基層協商立足高遠的前提?；诖?，全國各級政協特別是縣級政協全面在基層安“家”。如2020年，河南省襄城縣成立5個“委員之家”、16個鄉鎮政協委員聯絡室，建立駐鄉鎮縣政協委員活動召集人制度，16名鄉鎮黨委專職副書記提名推薦為縣政協委員，兼任政協委員會聯絡室主任和政協工作召集人，讓基層協商有了“家”。充分發揮鄉鎮政協委員聯絡室作用，打通縣政協“委員之家”與村莊人民群眾的聯系，基層協商民主也就有了堅實可靠基礎。二是以群眾為協商之“家”?；鶎訁f商不僅從高堂會所轉身“一線”，還進一步走進或飛入百姓之家，形成一種極具家庭氛圍的溫馨協商。如山西省陽曲縣泥屯鎮政協聯絡組把協商“搬”到百姓家門口，并打造“有事來商量·陽光協商”議事室，令基層協商變得可敬可親可愛。又如，2020年11月，在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水布埡鎮南潭村十二組村民彭濤家的院壩內，數十人圍坐在一起，熱火朝天“拉家常”，協商美麗家園建設。在家中“拉家?！保劦挠质敲利惣覉@，這樣的協商就有了溫度，也會注入美好的憧憬。三是使基層協商充滿“家”的文化氛圍。眾所周知，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非常濃郁，一個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離不開“家”的牽掛，這是溫暖、安定、幸福的源泉。基層協商民主的關鍵是“協商”，有了“家人”的感覺，就一定會“有事好商量”，所以，使整個基層協商有濃濃的“家”味兒，就變得特別重要。如南京市于2019年出臺《政協南京市委員會關于加強“委員之家”建設的意見（試行）》，除了“委員之家”外，還有“家站室”“盟員之家”“信仰之家”“參政之家”“民主之家”“團結之家”，從而形成一個關于“家”的聯合體。此時，基層協商變成一個“家”中充滿和諧愛意的行為，這自然將陌生、僵硬、對抗、敵意、仇恨自覺不自覺地排除在外。
其三，協商進“舞”。如何讓基層協商有效，且富有中國特色，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因為一些協商不是過于西化，就是過于傳統，或者流于形式，很難在基層茁壯生長，也不容易走進人民群眾生活中來?；诖?，有的地方探索將協商融入舞蹈，以便更接近民間，也更有旺盛的生命力。如四川省峨眉山市羅目鎮工作聯絡站組織青龍社區居民編制了一套《有事好商量》廣場舞，他們將協商規則、議事要點編入廣場舞，目的是能潛移默化地增強群眾的協商意識，讓政協“飛”入百姓家。因為鄉鎮層面的協商多與群眾切身利益有關，如果不將它們融入日常生活，就會陷入繁瑣復雜的規則形式中。而通過廣場舞，將協商制度編成順口溜，唱幾次就記住了，再把相關的協商議事規則給大家解釋一下，就容易理解了。其實，有不少人將太極拳、劍術等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廣場舞，既健身又練武還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當然還有一種優雅颯爽之美。因此，四川省峨眉山市羅目鎮將協商進“舞”，就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一項值得推廣的工作方式。
其四，協商“亭”好。作為基層協商，如果只照搬西方的理論模式，沒有中國傳統文化滋養，特別是不能通俗易懂和朗朗上口，就很難有文化品質，也不能被人們記住。安徽省滁州市因為有醉翁亭，又有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所以試圖將“醉翁亭文化”融入基層協商民主中來，這是用“亭”與“挺”諧音，以獲得機智妙趣和易懂好記的效果。為此，滁州市于2021年4月出臺《打造“協商亭好”品牌，進一步推進全市基層協調民主建設的意見》，于是，“協商亭好”正式成為滁州政協工作的品牌形象。在滁州市老百姓看來，協商文化就在全市城鄉開展的“協商亭好”里，流傳千年的“醉翁亭文化”被賦予現代政協精神新內涵?；诖耍菔性谌÷氏扔谒牭? 個縣（市、區）建立鄉鎮（街道）政協委員召集人制度，113名鄉鎮（街道）政協召集人到基層一線，中心區街道每月召開一次“微協商”，其他的每季度召開一次，僅2020 年一年全市就召開700 多場。滁州市半功能型黨支部作為“協商亭好”品牌的關鍵，通過“醉翁亭文化”，用“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理念，不斷擦亮品牌底色。與此同時，滁州政協工作也不斷推進“協商亭好”品牌建設，由協商規范化向協商品牌化跨越，并使協商民主更加深入人心。這是一個將地域文化、傳統文化、品牌文化、精神文化融入基層協商的創新案例，很有啟發性。
總之，政協全面下基層進行民主協商的時間雖然不長，也還顯得比較稚嫩；但一些探索頗具中國特色，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創新，讓人眼前一亮。基層協商民主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正因如此，這些探索創新的腳步才彌足珍貴。
三、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價值
政協委員向基層下沉，全面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向縱深發展，有不可忽略的價值。它能整體撬動長期以來形成的板結固化狀態，使基層協商民主進入不斷提升、煥發生機活力、現代化的快速通道，政協委員也會得到鍛煉，加強了與基層群眾的密切聯系。概括地說，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有以下重要價值：
建立協商制度機制。有學者指出：“在現代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中，協商民主的一個中軸性問題就是如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一旦離開可操作化的程序，就沒有真正的治理效率?！被鶎訁f商民主也是這樣，“不建機構建機制”是對它的基本概括，也是對于制度機制的重要性的高度重視與強調。一是全過程基層協商。從某方面說，基層協商是局部協商，主要是“微協商”；不過，站在基層社會角度看，它又是一個整體系統，是全過程協商。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從選擇鄉鎮試點到全縣全面啟動，采取的就是有序推進、環環相扣，將“搭建平臺、制度保障、精準選題、協商為民、推動協商成果采納和轉化落實”作為工作準則和關鍵核心，將“不斷豐富拓展協商形式、加大協商成果跟蹤上督辦力度”貫穿協商議政全過程。當基層協商有了通盤考量，民主就會得到最大優化。二是制度建設比較完備。在基層協商制度建設中，黨和國家以及各級政府建立了各種制度，從各方面建章立制，用來指導規范基層協商。以甘肅省敦煌市為例，市政協高度重視制度機制建設，認為這是政協協商向基層延伸的規范保障。因此，先后出臺制定《基層政協協商議事工作規則》《鎮委員工作站職責》《年度協商計劃制定辦法》等7項規章制度，與此同時，還編印文件指導、報告講話、規章制度、組織構成、工作指南于一體的《敦煌市推進政協協商向基層延伸工作手冊》，統一設計“基層政協協商議題征求意見表”等10種表、單、冊。還有，將“七步”協商程序進一步細化為14個推進步驟，從收集議題到成效評估，再到結果反饋形成環環相扣的協商鏈，落實閉環管理，形成高效便捷的協商體系。又如，2019年1月，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政協發布全國首個基層政協《政協協商工作規范》，這個文件有16頁，分9大條40多小條，對安吉縣政協的主體、內容、機制、場所、形式、評價體系等都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歸納規范，并配有各類協商形式的詳細工作流程圖。它既有協商共性，又有基層政協個性，是迄今為止全國最完整的基層政協工作規范“流程再造書”。重視基層協商制度的建立，且條分縷析和極其縝密，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程度比較高。三是制度機制系統順暢。事實上，只有制度是遠遠不夠的，有序高效運行更為重要，否則繁瑣的制度反倒會影響基層協商效能。在這方面，不少地方都有探索創新，像安徽省滁州市一面注重“立制度”，另一面又強調“建機制”，以便讓基層協商“活起來”。這主要包括：動態管理機制、上傳備案機制、表彰通報機制，從中可見制度機制的結構性特點。還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政協建構的“學習+制度+協商”工作機制，以及“七步議事法”；江蘇省睢寧縣建立的縣鎮村三級基層協商民主工作網絡，通過“協商前開展調研、協商中積極互動、協商后跟蹤落實”程序設計，可達到協商的科學、管用、有效。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嚴格遵守“議題于調研之前、調研于協商之前、協商于決策之前”的“三在前”原則，以及“提出議題、前期準備、組織協商、監督反饋”的“四步走”議事流程，確保協商過程能“議得透”。有效的制度機制是打開基層協商的“金鑰匙”。
強化專業化協商。基層協商缺乏專業人才，是長期難以補齊的短板，也限制了協商水平提高。政協委員下基層大大克服了這一局限，使基層協商專業化能力水平明顯改善。政協委員分布于各行各業，他們的專業化程度和理論水平高，加之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很好的政治素質，是基層協商最寶貴的財富。因此，政協委員融入基層協商，可從專業化上快速、全面、有力提高基層協商民主層次，實現質的飛躍。如上海市街鎮聯絡組站充分發揮轄區政協委員專業特長和職業特點，推進基層協商民主進程。2017年，由奉賢區政協委員、區法院審判監督庭長江敏超牽頭，依托奉城鎮聯絡組牽頭組建，成立“奉法崇賢”委員工作室，并將工作室延伸到田間地頭、村居門口，打通委員履職“最后一公里”，讓基層群眾看到法官調解，得到法律支持。又如，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以專有專事的協商平臺參與基層治理，堅持“宜小不宜大”“宜專不宜廣”，集聚更多專業資源和社會力量下沉基層。這是一種以內行專家有專長的基層協商治理方式。再如，2020年5月，甘肅省金昌市永昌縣河西堡鎮就政協委員提交的《關于助推“地攤經濟”健康發展》的議題，召開協商議事會議，會上政協委員、個體工商戶代表、相關部門負責人就“到什么地方擺地攤”“在什么時間擺地攤”“怎樣規范服務管理”等進行協商，因為有專業人才，很快達成共識。一些基層干部感慨良多：“基層協商民主的開展改變了我們過去固有的工作方法和思維方式?！边€有，河南省商城縣某村通過“有事好商量”平臺，針對土地流轉、種植技術、市場銷售、發展前景等展開協商討論，最終促成集體經濟“黃蜀葵種植業”的落實?；鶎余l賢在協商民主中可發揮專業人才作用，但畢竟是本土專家，遠不能與政協委員專家相提并論。
高度重視精準化協商。缺乏科學性、知識性、專業性、理論性，勢必導致基層協商更多停留在一般化程度，有時更多是感性的。有高水平的政協委員指導和全力推動，基層協商不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大為不同，最突出表現在“精準”二字。一是在“真實”上下功夫。基層協商常被虛假信息、偽問題干擾左右，導致協商失真、失準、失信。政協委員下基層從實地調研入手，解決“真”問題。云南省紅河州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政協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不調研不協商”。圍繞協商議題，實地走訪調研，深入一線察實情、聽民聲，真正找“病根”，以獲得治病良方。二是人與事對標對準。為避免“一切都差不多”“正確而不準確”的局限，政協委員下基層協商要旨在對準星。如甘肅省定西市漳縣強化“精準下沉”，讓政協委員按照“聯系鄉鎮、籍貫回鄉、住所就近、工作方便、廣泛協商”原則，將91 個委員全部下沉鄉鎮。委員在議題時，還承擔議題“推薦人”、會議“主持人”、共識“撮合人”、成效“監督人”的職責，可謂隼鉚接合，人事對號，精準無比。上海政協有越來越多的委員下沉基層進行詳細調研，發現“真問題”，找到“金點子”，提出“好舉措”。這是精準化協商的前提和基礎。三是分餐式議事協商。為避免下沉政協委員趕集式的一窩蜂協商，實行有針對性精準安排、施策、分工協商。如甘肅省敦煌市政協根據突出特長、方便協商原則，重新將政協委員編組，列入鎮域發展、醫衛文體、教育科技、社會治理4 個協商小組，推行“分餐式”協商議事，以達到更精準、更集中、更科學的目的。四是以具體細則進行規約。沒有規矩就沒有方圓，基層協商有一定標準規定，才能做到有章法和準確無誤。在此，上海市吳涇鎮的做法值得借鑒。通過設立需求清單、資源清單、項目清單“三張清單”制度，聯絡組根據征集的15 項需求清單與19項資源清單，最終形成9項項目清單，這主要涉及青少年科教課程和社會實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取得良好效果。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全區共建各類協商議事室312個，創新培育36個協商議事室示范樣本，還率先制定“每月一自查、每季一點評、半年一總結、全年一考核”的規則，加強考評監督環節。浙江省政協明確要求做足“?！钡奈恼拢怀觥皩！钡囊幏?。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精準扶貧，也強調精準思維，以此為標準，政協下基層進行協商是精準化、有力和高效的。
探索“草根”式協商。中國基層社會博大復雜，加之傳統優秀文化源遠流長，地域文化、民間文化、鄉土文化以及農民智慧都在不斷滋長。在某些方面，中國廣大基層不能與精英文化比，但在草根智慧上卻是相當高明的。特別是當不同層級的政協委員與廣大基層干群進行融通和互相生發，其智慧更值得給予高度重視。如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將在基層、為基層、惠基層的“草根協商”，作為做實、做專、做活協商民主的著眼點和發力點，全力向下扎根。一是解決“在哪里協商”的問題，即依托8 個鄉鎮街道活動組和9個界別活動組，創建條塊互補的“委員之家”17個，加掛“協商議事室”牌子，并成立功能型黨支部，做實協商平臺。二是解決“由誰來協商”的難題，即邀請政協委員、利益相關方代表、黨代表、人大代表、群眾代表、相關黨政領導和部門負責人、社會賢達、專家學者參與，這是一個真民主和真協商的多維嵌入。三是解決“怎么組織協商”的難題，即建立“主席會議成員—專委會—界別活動組—委員—群眾”縱向聯系、面上拓展、系統指導的網絡，點將“責任人”、拉起“責任鏈”。這樣，每年組織開展各類“草根協商”30 多次。顯然，這種注重“鏈”接的多元主體協商有草根智慧，它像一張環環相扣、彼此包含、內外相合的大網，也與現代互聯網及其“鏈”接有機銜接，具有巨大容量、力量、能量。又如，甘肅省定西市漳縣開展豐富多彩的基層協商活動，注重打造“民事直說”“紅娘團”“小食堂”等協商議事品牌，實現“一鄉一特色，一站一品牌”，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用“紅娘團”“小食堂”等作為基層協商議事品牌，也是草根智慧的突出特色。再如，四川省樂山市沙灣區政協大力弘揚協商文化，政協牛石鎮工作聯絡站打造“民主協商”文化墻，政協太平鎮工作聯絡站制作“老鄉見老鄉、有事好商量”等宣傳畫，政協銅河街道工作聯絡站在小區懸掛協商標語，這些都有著草根文化精神的。
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不是西方式民主能夠解釋的，用中國傳統也不能加以簡單概括，而是古今中外的融通再造。在此，中國化與中國特色最為鮮明，是根植于我國基層豐富多彩的協商民主實踐的智慧生成。
四、基層協商民主面臨瓶頸及其突破
近年來，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確有新動向，其成就可圈可點。不過，政協委員大規模下基層進行民主協商還只是開端，其間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需要多加注意，并不斷實現突破與超越。
進一步做好政協委員與基層協商組織的有效銜接。目前，讓政協委員下沉基層，通過縣、鎮街、村建立具有協同性的協商組織，結合界別協商實現橫向聯動，打破長期以來政協委員與基層協商的隔膜甚至“腸梗阻”。不過，政協委員人數畢竟有限，要真正帶動和推進廣大基層協商民主快速高質量發展并非易事。這就需要在充分調動政協委員下基層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引領性時，還要有其他改進措施。在此，有三點值得高度重視：一是在市、縣、鎮街、村建立政協委員協助人制度。自上而下的政協委員數量有限，在與廣大基層對接時難以面面俱到，更不易做到有針對性的精準協商，需要建立政協委員下基層的協助制度，作為政協委員向下延伸的“腿”和“神經末梢”，讓政策、計劃、精神、主旨有效滲透。目前，在政協委員與協商干群之間還缺乏中間人作為“橋梁”和“黏合劑”，輔助人員會使對接更暢通、工作效率更高，還會提升基層干群的協商能力水平。當然，這些協商輔助人員可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選拔。二是充分發揮原基層協商組織作用。事實上，中國廣大基層已擁有一支協商隊伍，以村委會、老年協會、議事會、說事評理會、金牌調解等組織開展工作?，F在，政協委員下基層開展協商不能單兵單線“作戰”，這樣會與原自治協商組織脫節，甚至產生誤會、隔膜、沖突。換言之，政協委員下基層并不是代替原基層協商組織，其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對原形式的豐富、補充和發展。因此，避免政協委員下基層打亂原基層協商組織工作秩序，很重要的路徑是協同共贏，充分借助彼此優勢達到最大優化協商民主效果。在此，目前還缺乏有效探索創新研究。三是調動廣大基層精英的能動性與積極性。在基層社會中，精英特別是文化精英作用甚大，許多社會矛盾和重要決定都離不開其積極參與。政協委員下基層協商要借助這一力量發揮作用。
根據實際情況構建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創新模式。原來政協委員難以下沉，本土協商不易上達，導致我國基層協商民主處于尷尬窘境。一方面，有人試圖以西方協商民主標準推進基層協商，有過于重視程序規則，致使協商不接地氣；另一方面，長期形成的中國傳統協商又比較保守，導致協商易陷入協而不商、議而不決、決而不斷，難有更開闊的發展前景。其實，政協委員下基層后，能與原基層協商組織及其精英實現有效對接，并進行互通有無、共同探索創新，是可以構建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诖?，應注意如下方面：第一，確立中國式協商民主新理念，避免唯西方是從，也不要走傳統的老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因此，中國基層協商民主也應是“中國式”的。這就要擺脫西式協商民主的路徑依賴，進行自我探索創新發展。當然，這不等于說不向西方協商民主學習，而是要更好地借鑒西方經驗，特別是吸取其精華，更要解決“化西方”問題。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協商民主資源要進行創新性轉換和創造性發展，避免傳統協商方式堵塞開放發展的氣孔，變得墨守成規。實際上，原基層協商組織的一些做法往往更重和解，有時易忽略法治精神，有地方提出“無訟社區”較有代表性。第二，根據中國基層實際，以問題為導向，從問題中提煉協商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憑空而來的，其最大魅力是根據時代現實特別是資本主義提出的實踐化理論，沒有實踐就不可能產生偉大的理論。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也是如此，不論是政協下基層還是基層協商組織都應將深入調研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不調研不協商，不深入調研就不協商。與此同時，將基層調研與基層協商從經驗上升到理論，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概念、范疇、理論、方法、路徑。在此，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第三，與其他層級的協商民主區別開來，以顯示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獨特價值。政協委員下基層有助于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但是，基層畢竟有特殊性，它與國家乃至省、市、縣政協有很大不同。其最顯著特點是更貼近百姓、與日常生活小事直接相關、還牽扯“清官難斷家務事”式的問題，與國之大者的參政議政有明顯差異。政協委員如用習慣工作法在基層很難獲得實效，需要好好研究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的獨特性與內在秘密。以心理學為例，政協委員下基層協商需要了解廣大干群的隱秘微妙心理，遇到一些瑣屑之事，要有耐心、知心、暖心，否則很難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也不可能建立起來。這也是為什么不少基層干部一直苦惱：明明全力以赴為百姓辦事，就是得不到群眾擁護認可，反被繞道走和產生逆反心理，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如何與百姓打交道。
大力推進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人才隊伍建設。眾所周知，在所有工作中，人才是最根本要素，沒有人才特別是現代化人才不可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鶎訁f商民主也是如此，目前最缺乏的是協商人才，是具有現代素質的專門協商人才。在此，以下工作必須快速推進：其一，政協委員自身素質特別是專業能力亟需得到提高。整體而言，我國政協委員是一支具有政治性、專業化、良好品質的優秀隊伍，但不可否認，他們離現代化高標準嚴要求還有較大距離。這是因為，有的政協委員學歷并不高，有的不是協商專業，還有的缺乏與群眾打交道的經驗，特別是在現代高科技面前還做不到應用自如，這為其下基層開展協商帶來困難。習近平總書記對政協委員提出很高要求，這對他們刀刃向內進行自我學習教育和自我革命具有指導作用。其二，加大力度引進協商人才以提升基層協商民主工作再上臺階。廣大基層特別是鄉村基層最缺的是年輕干部、專業干部、現代管理干部，也非常缺乏協商專門人才，這不利于協商民主現代化。應立足于長遠戰略發展目標，除了讓更多政協委員下基層，還要鼓勵和引導一些協商人才到基層，這是增強基層協商底氣快捷有效的途徑，只有當越來越多的協商專門人才充實到基層，才能避免基層協商民主的簡單化、隨意性、無序化、碎片化，進入一個科學規范高效的發展軌道。其三，努力發掘培養培訓本土協商人才成長。對于基層社會來說，外援式協商畢竟有限，很難解決廣大基層協商人才荒，需要立足本土發掘培養培訓自己的人才，做到一勞永逸。所謂發掘，就是發現，從人才中選用那些有協商能力的人；所謂培養，即育苗，對有發展潛力者施以培育；所謂培訓，即增進，通過再學習快速提高能力水平。為此，可請進來和送出去，也要自辦協商人才學校，全面進行培訓。只有當基層協商人才濟濟，中國式基層協商民主才能獲得突飛猛進發展。
政協委員大規模下基層，實現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有效對接，“微協商”在各地開花結果，特別是一些創新性探索很有中國特色，給以往的基層協商民主注入新鮮活力與強大動能，值得高度重視和進一步推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是學刊》雜志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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