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經濟是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基本經濟單元，隨著農業農村發展在縣域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已經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全新突破口。從大歷史觀的角度出發，中國的縣域經濟與農村發展經歷了從抑制到快速非均衡發展、再到良態互動的長期演進，縣鄉間的經濟溢出和縣域經濟對農村發展的帶動作用逐漸凸顯。縣域經濟能夠從城鄉融合、有效治理和綠色發展三個方面推動鄉村振興，并且二者在實踐中也具有共同的發展目標和良好的耦合關系。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要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推進產業融合與綠色發展，依托縣城發展統籌城鄉資源和公共服務水平，自上而下深化各級黨組織對鄉村振興的全面領導。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多年頒布中央一號文件，為新時代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全面指導。2021年，中國的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整體性貧困，為全球減貧事業和人類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脫貧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如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繼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是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關鍵議題。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再次充分肯定了縣城在全國城鎮體系中的重要作用，為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提供了全新思路。
由于農業和農村在縣域經濟社會結構中占據了較大比重，因此縣域經濟在帶動農業農村長期發展方面具有基礎性作用。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縣域”概念，提出要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業綜合效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壯大縣域經濟。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強調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2017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縣域創新驅動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強化科技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對接，建設從科技強、產業強到經濟強的社會發展新道路，促進實現縣域創新驅動發展。2000年以來，縣域國民生產總值在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平均占比為70.53%，縣域內年末總人口平均占比超過70%，其中農村人口平均占比75.31%，縣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經濟單元，在經濟增長和帶動農業農村發展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因此，新時代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是守好“三農”基礎和底線、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暢通城鄉經濟循環的關鍵環節。增強縣域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對于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具有重要作用。
一、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涌現了一系列關于縣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分別從區域關聯、縣域經濟治理機制、縣域經濟發展實踐路徑和縣域主體培育等多個方面探討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主題。
一是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區域關聯。城鄉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和縣域經濟間的競爭合作是從空間維度理解縣域經濟發展的關鍵視角。縣城是溝通城鄉的重要紐帶，宏觀層面的“城鄉二元”關系同樣能夠解釋縣域經濟中城鎮與鄉村的基本關聯，而在城鄉互動的諸多內涵中，要素流動是縣域經濟發展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體現。新中國成立以來，生產要素的轉移呈現出“鄉—城”單向流動的主要趨勢，形成了“鄉村—縣城—城市”的動態演化過程。鄉村振興戰略和縣域經濟發展的提出，其根本目標在于扭轉生產要素單向流動的趨勢，遏制要素過度流失導致的鄉村衰敗。從縣域經濟的內部結構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大包干”的財政體制下，縣域之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區域競爭，盡管縣級競爭制度在客觀上推動了經濟增長，但長期圍繞制造業投資的地區競爭也導致了縣級市場壁壘、產能過剩和資源錯配等問題。而隨著產業鏈的不斷延伸，縣域資源稟賦差異導致的比較優勢逐漸凸顯，生產的中間產品屬性和較小的市場潛力也將對縣域間的合作關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新時代的縣域關聯更多地表現為縣級合作，通過產業前向后向關聯、區域市場一體化，實現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帶動鄉村振興。
二是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的治理機制。中國縣域經濟在長期的脫貧攻堅和鄉村建設中形成了諸多有效的治理機制，在激活閑置要素、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具備明顯優勢。從現有的文獻來看，諸多因素影響了城鄉收入的不平等，而缺少基礎性資金來源是導致農村人口陷入貧困的關鍵因素。在中國的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綜合使用“三塊地”改革、農地抵押貸款等方式拓展了以土地為主要來源的融資渠道。并通過農信社改革和數字金融發展直接改善縣域金融體系的融資功能，提高農村人口的資本存量。基層治理機制方面，具有高度規則化、非人格化的科層制組織是一般治理的主要形式，雖然科層制在基層組織和協作中具有相對較高的運行效率，但對于大規模的社會項目而言，科層制組織可能會降低治理成效。在縣域經濟發展中，中國逐漸形成了“統合治理”的基層治理體系，通過以黨組織為核心，與功能性部門相結合的多邊結構，推動縣域經濟治理中的資源動員和效能提升。
三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多元路徑。在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類型中，農業現代化、工業化、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經濟生態化構成了縣域經濟發展的四個重要路徑。第一，由于縣域經濟的農村性，農業在多數縣域中是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通過不斷推進農業現代化，能夠實現產業融合、福利改善和農村高質量發展。第二，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工業化同樣是鄉村產業發展的主要內容。而縣域經濟中工業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資源稟賦的特色工業建設，通過工業發展驅動經濟結構轉變，實現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三，城鎮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實現縣域內部的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地區總體發展水平提升的必要前提。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主要表現為二元結構的瓦解、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過程又帶動了農村經濟的基礎性條件，實現了縣域經濟向農村的溢出。第四，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生態文明建設成為鄉村振興的主要目標之一，實現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在縣域經濟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
四是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培育。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激發經濟主體的內生動力成為保障縣域經濟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培育縣域經濟發展中個體的內生動力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保證。現有文獻從三個方面分析了主體培育的主要方式：一是通過增強龍頭企業的自生能力，引領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現代化，帶動農民就業增收。二是通過教育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從可行能力的角度提高農村主體的積極性。三是通過個體間的同行效應，充分發揮發揮縣級政府官員和返鄉創業人員的網絡效應帶動總體經濟的增長。
在現有的研究中，縣域經濟的增長動力是主要的研究議題，縣級政府間的關聯和長期形成的治理機制構成了制度研究的主要內容，而經濟發展的多元路徑和發展主體的培育成為發展模式的主要內容。僅有少量文獻關注縣域經濟和農村發展的關系，要素流動、城鄉互動和空間溢出構成了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主要研究視角。但是，縣域經濟與農村發展的關系究竟在長期中如何演化，縣域經濟與鄉村振興的理論和實踐關聯等問題沒有受到系統性關注。本文從大歷史觀的角度出發，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縣域經濟與農村發展的關系演化，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出發總結發展壯大縣域經濟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關系，最后提出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帶動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二、從抑制到振興：縣域經濟與農村發展歷史考察
增強縣域經濟發展活力在中國長期歷史變遷中具有重要地位。自秦朝設立郡縣制以來，縣域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中最基礎的層次和最基本的單元，在國家治理、經濟發展、資源承載中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西漢初年著名政治思想家賈誼在談論郡縣制的優越之處時曾指出：“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語見《漢紀?孝文帝紀》）。這一論斷被后世進一步總結為“郡縣治，天下安”的歷史經驗。
1、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后縣域與農村經濟發展抑制時期
從行政區劃層級的角度出發，改革開放以前的縣鄉關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1958年，我國處于縣鄉關系的初構時期，縣鄉社會的政權體制得到初步建立。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省、縣、鄉”三級行政區劃，縣級政府對鄉級政府具有領導權限和實際控制，縣域經濟對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第二個階段是1958-1978年，我國處于縣鄉關系的重構時期，縣鄉關系主要體現為縣與人民公社之間的關系，我國縣鄉結構由過去簡單的行政關系轉變為政治、行政、經濟、社會關系復雜的綜合性關聯，縣域與農村的互動從簡單的領導關系走向多面性。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采取計劃經濟體制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策略，城市成為經濟建設的主戰場，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縣域地區長期處于邊緣化位置。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地區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集體產權制度，采取“一大二公三拉平”的經營方式和糧食統購統銷的流動體制，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在為城市工業發展汲取必要資源的同時對農業生產者的福利水平造成了一定損害。由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沒得到足夠重視，中國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受到了較為嚴重的負面沖擊。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不斷深化，資金缺乏、城鄉差距擴大成為縣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制約因素。在該階段，縣域經濟在總體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較低。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是為城市工業發展提供必要的積累，縣域內部的工業發展和城鎮化建設既缺乏充裕的要素投入，又缺少政策支持。盡管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在該階段得到了明顯改善，公共服務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縣域經濟與農村的互動仍然處于低水平均衡。
2、1979-1993年：改革開放后縣域與農村經濟快速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后到中共十八大以前，中國的縣域和農村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各項制度改革充分釋放了縣域經濟中的要素活力，并由此帶動了農村的發展。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不同地區的縣域經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的非均衡問題逐漸凸顯，消除不平等成為縣域經濟與農村發展互動的主要方式。
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發展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1983年中共中央頒布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指出，聯產承包制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并將“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導致了新的制度均衡，使得農業成為縣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農業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成為資源配置低效率的新矛盾，加之市場化取向為民營經濟參與市場競爭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基礎，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以“離土不離鄉”的形式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縣級政府和鄉鎮企業成為推進工業化的主體。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出現了一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該模式是一種政商合一的集體經濟模式，即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工業為主、市場調節為主，城鄉經濟與兩個文明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的各項改革使得縣域和農村經濟迎來了大發展時期，此時縣域經濟與農村的關系表現為工業化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縣域經濟在吸納就業、保持社會穩定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3、1994-2012年：市場經濟體制下縣域與農村經濟非均衡發展時期
1994年，國家啟動了國企、金融、外貿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貢獻也出現了下降趨勢，縣域經濟內部和外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非均衡發展階段。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分稅制改革使得財政收入向中央政府集中，縣域經濟的財政收入水平有所下降，稅收收入和轉移支付規模縮小。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導致金融資源的配置向縣級以上地區集中，國有商業銀行對縣域經濟的覆蓋范圍逐步緊縮，導致縣域經濟發展開始面臨較為嚴重的金融約束。隨著農村生產要素大規模外流并在城市集聚，城市的分工效率和市場規模不斷擴展，再次削弱了農村產業的相對競爭優勢，進一步強化了鄉村生產要素往城市流動的趨勢。
這一階段的縣域經濟和農村發展總體表現出非均衡的發展態勢。從縣域經濟的地區差異來看，東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表現出不同的發展方式，市場經濟對東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隨著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東部地區縣域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在全國“百強縣”中的占比連續提升，而中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速度則相對放緩。從縣域經濟內部結構來看，城鄉差異越發明顯，縣鄉財政緊張、人力資源積累水平較低，鄉鎮企業產權制度不清晰等問題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關鍵短板，縣域經濟對農村的帶動作用逐步減弱。
4、2013-202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縣域與農村經濟轉型升級階段
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2007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再次提出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推動城鄉良性互動方面一脈相承的治理理念。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以來，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步伐逐步加快，縣域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回鄉經濟、資本下鄉成為拉動縣域經濟升級發展的新生力量。201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縣域創新驅動發展的若干意見》，從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集聚創新要素、促進縣域社會事業發展等是五個方面對縣域經濟發展做出了切實指導，縣域經濟與鄉村振興逐漸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縣域經濟對農業的現代化改造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改善了農業生產率，在增加農產品收益的同時推動了剩余勞動力向縣域城鎮的轉移。特色產業發展和工業產業鏈的不斷延伸提高了縣域工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對農村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縣域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優化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生計能力和人力資本，擴展了不平等治理的邊界。
通過回顧中國縣域經濟與農村經濟的長期發展，可以總結出以下的經驗和規律：首先，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具有共同的目標。農業產業是縣域經濟的主要構成，因此要實現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農業高端化、現代化發展，這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目標。因此，二者在發展目標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第二，鄉村振興是實現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鄉村振興在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本質是解決“三農”問題，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全面振興。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城鎮和農村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結果，必須要借助于鄉村振興這一有效手段。第三，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又為鄉村振興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基本保障。農村地區在空間上的分散性削弱了規模經濟的優勢，而縣域經濟作為最完備的經濟系統和資源要素的集聚地，能夠通過發揮規模優勢和溢出效應，帶動農村地區的不斷發展。
三、縣域經濟發展與高質量鄉村振興的雙重邏輯
2022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提出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扎實有序做好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重點工作，推動鄉村振興取得新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在該文件中，“縣域”這一詞匯共出現14次，充分體現了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在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闡述縣域經濟與鄉村振興的基本邏輯。
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理論邏輯
對于縣域經濟發展對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推動，可以從城鄉融合、有效治理、綠色發展三個不同的視角進行考察。
1.城鄉融合視角下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
縣域包含“縣城—鄉鎮—村莊”三級體系，一頭連著城市，一頭連著鄉村，而城鄉融合發展作為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切入點，對縣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馬克思的城鄉發展理論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其基本要求是在開放的發展環境中，讓城鄉資源要素對流暢通、產業聯系緊密、功能互補互促，推動城鄉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態環境一體化發展。從馬克思主義城鄉發展的觀點出發，城鄉融合發展的順利實現，要充分結合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并將城鄉生產力合理布局。縣域經濟作為溝通城鄉的橋梁，能夠引導農村生產要素向城鎮轉化，形成“農村—縣城—城市”的動態流動過程，加快實現縣域內經濟、空間、文化、社會、生態、產業的融合，為城鄉融合提供合理過渡和承載空間。
城鄉融合發展的必要前提是資源要素雙向自由對流。由于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中國經歷了長期的“鄉—城”要素單向流動，農村生產要素的大量外流導致了鄉村的衰敗趨勢，違反了鄉村振興的基本要求。縣域經濟中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方面要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推動要素升級與向外流動。另一方面要通過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創業、發展縣域富民產業等政策設計，吸引資本和勞動力回流，增加縣域核心區公共服務供給，將縣城建設為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的“緩沖帶”，使回流的生產要素發揮出更高的配置效率。
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內容是城鄉功能互補互促。城鄉因其資源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具有不同的經濟功能，城市作為商貿服務的集中地，具有巨大的集聚能力和規模效應，對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實現鄉村振興具有極大的帶動作用。城市第二、三產業的發展與延伸能夠逐漸帶動鄉村農業向產業化和多功能化方向的調整。縣域經濟作為與城市地理空間和產業空間最為接近的經濟單元。其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充分承接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引導城市產業鏈的梯度轉移和延伸，增強和拓展農業功能，讓二者互為需求、共同發展。
2.有效治理視角下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
經濟和管理權力的下沉是中國基層治理和改革的重要舉措，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更高的經濟包容性并有效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在現有的權力改革中，向縣級政府下放的權力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領域。一是以各地推行的“省直管縣”改革為代表的財政領域，“省直管縣”改革作為一項推動政府治理建設的重要政策，可以通過提升公共品配置效率、加強稅收征管，進而抑制企業避稅，緩解縣級財政困難影響縣域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省直管縣”改革也可能導致縣級政府之間的橫向競爭和地級市政府之間的縱向競爭，加劇市場分割，導致區域間更加難以統籌協調，環境公共治理提供不足。權力改革的另一種類型是以“擴權強縣”為代表的行政權力下放，通過下放不同類型和數量的行政權力，實現基層政府行政層級的扁平化，提高縣級政府的自主決策權限和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健康的政企關系是實現縣域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良好的政企關系有利于激發企業活力、提升治理效能、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在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由政府和市場作為雙重動力驅動的新模式，產業的規劃、導入和發展，不再單一由政府做選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據企業需求進行市場化選擇，緩解了傳統經濟發展中產業政策的效率和資源錯配問題。縣域經濟發展中的政企合作在主要表現在政府通過加快產業園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大力引進相關科研機構、增強創新平臺建設，發揮在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以園區建設為紐帶，促進各類要素跨區域流動和深度融合，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條件和基礎設施。
3.綠色發展視角下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生態文明建設做出重要論述。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考察調研中再次指出，推進鄉村振興要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導向，體現了生態環境在現代縣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生態文明重要性不斷彰顯的背景下，綠色發展逐漸成為縣域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是全面解決“三農”問題，推進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
生態產業化是將資源環境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主要路徑。縣域空間中資源稟賦充裕，自然要素分布廣泛，因此在以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中，經濟增長與環境的矛盾難以避免，縣域經濟的發展可能會損害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和人居條件。其主要原因在于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缺少環境要素價值實現的路徑，而通過發展綠色可持續的生態環境產業，一方面緩解了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另一方面保證了環境要素稟賦充裕地區的經濟效益。具體而言，要依托不同縣域內部的自然稟賦，把市場機制引入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生態環境建設的產業化運作，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升鄉村綠色發展動力。在縣域經濟發展中，農業綠色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與產業發展的主要結合點。農業作為多數縣域經濟中的主要產業，與生態環境存在緊密關聯，推動農業產業集約化、生態化是農業綠色發展的目標導向。
提升縣域經濟生態治理能力是鄉村生態振興的外部保障。縣域生態治理是一個多維共建的過程，樹立生態治理目標、整合生態治理資源、創新生態治理過程是支撐縣域生態治理能力體系良性循環、健康發展的基本要素。對于中國農村地區的鄉村生態治理，除了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外，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加大宣傳力度、建立人才引進體制機制、優化農業生產方式以及加大科技投入等也是推進農業生態治理的有效手段。從生態治理的區域分工來看，縣域生態治理主要以引導區域要素綠色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目標，而鄉村地區的農業生態治理則主要傾向于生產過程的綠色發展。特別在新發展格局決策的導向下，需要進一步深化縣域鄉村“產業—生態”協同振興的邏輯框架和實踐模型，以此形成縣域發展、鄉村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格局。
四、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實踐邏輯
在鄉村振興的宏觀戰略背景下，縣域經濟和農村的發展需要結合現階段的環境與政策特征，尋找創新路徑和方法。在新時代背景下，縣域經濟同鄉村振興的緊密關聯對縣域和農村發展的基本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縣域為整體推進鄉村振興的工作模式既是基于農業農村發展現狀的現實分析，也有利于解決現有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的關鍵難題，因此二者在現實層面中的聯系密不可分。
1.共同富裕是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的共同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十四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的謀劃和實踐中，黨中央對實現共同富裕給予了高度關注，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培育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標。在新發展階段，從縣域經濟出發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則是促進新格局構建和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戰略選擇。一方面，縣域是統籌新型鄉鎮化建設與鄉村振興的戰略支點，通過發展縣域經濟可以直接改善農村地區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能夠有效實現產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的延伸，提高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
2.縣域經濟發展與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存在良好的耦合關系
鄉村振興戰略涉及的范圍極為廣泛，包括農民、農業、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生態環境、產業發展、鄉村人才、鄉村文化、鄉村組織等多個領域的內容，這些不僅是農村經濟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同時也是縣域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內容，能夠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理論和制度支持。2021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指出，要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加快縣域內的城鄉融合發展，為鄉村振興探尋更廣闊的發展模式。以縣域經濟發展整合城鄉優勢資源，推動縣域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帶動鄉村發展，能夠有效解決農村資源分散的相對劣勢，在集群化發展中實現規模效應和共同提升。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結合當前的經濟形勢，縣域經濟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等方面發揮了良好的帶動作用。
3.縣域經濟發展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載體
城鄉融合是對城鄉關系新發展的概括，是對以往城市優先、城鄉統籌等發展理念的修正與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規律作用下的生產要素流出和鄉村振興戰略構成了一對現實矛盾，如何調整經濟發展方式以適應經濟規律與現實目標的矛盾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鄉村振興，能夠實現城鎮化與村莊建設的協同發展，縣域經濟發展中配置效率的不斷改善可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導向，降低農村地區的分散水平，加快各類資源向中心城鎮等特定地區的投入，既可以實現農民的城鎮化，又可以保證尚未實現城鎮化的農民能夠集中享受相對均等的公共服務。縣域既是聯結城鄉的基本單元，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載體，鄉村振興的實現本質上要以縣域為載體統籌各方力量發揮外源帶動作用來支撐。
4.縣域經濟發展是促進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
產業發展是鄉村振興的基礎，但農村地區的資源承載能力較弱，僅僅依靠鄉鎮企業難以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發展現代縣域產業經濟，是提升鄉村競爭力的重要途徑。首先，鄉村的核心產業是農業，發展縣域經濟應該立足于農業，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輻射帶動村莊和農戶延伸農業產業鏈。其次，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和農產品粗加工實現的就業規模是有限的，發展縣域經濟能夠探索形成能夠融入全國乃至全球產業鏈的特色非農產業，在農業基礎上形成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有效促進農村第一、二、三產業的融合。最后，在不同縣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縣域間的分工和協作能夠有效彌補要素稟賦的單一性，促進鄉村整體實現振興。
五、縣域經濟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十四五”期間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工作目標。縣域具有相對完備的綜合經濟體系，其經濟結構既包括城鎮，又包含鄉村，產業體系涵蓋生產、流動、消費、分配的各個環節。因此，如何通過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從各個領域帶動高質量鄉村振興是新時代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題，具體可以從四個方面優化縣域經濟與鄉村振興的互動關系。
1、分類指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兩條底線任務之一。由于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任務也存在差異。堅持在發展中緩解不平等的基本目標，充分體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工作延續。在工作機制上延續健全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領導機制，在政策上延續財政投入、小額信貸、人才智力等支持政策的主要內容，提高160個國家級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總體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分類推進縣域經濟帶動鄉村振興。
對于脫貧時間較早，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要科學把握功能定位，在進一步提高發展水平的同時帶動其他地區的脫貧成果鞏固。積極融入鄰近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體系，疏解大城市人口和產業轉移，依托資源稟賦優勢培育特色經濟，形成溝通中心城市與鄉村的“衛星縣城”。堅持完善東西協作和對口幫扶，在資金項目幫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產業梯度轉移、勞務輸轉和人才交流，實現東部地區帶動西部脫貧地區農業農村發展。對于脫貧時間較晚，存在較高返貧風險的縣域，要建立健全防返貧監測和長效機制，優化易地搬遷的后續幫扶。采用數字化、信息化等現代手段開展易返貧人口的常態化監測和響應機制，鞏固“兩不愁三保障”幫扶成果。推廣產業園區建設、以工代賑等方式解決易地搬遷人口和大型安置區的就業問題，持續提高脫貧人口收入水平。
2、多元推進縣域三次產業發展與生態治理產業化
產業振興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礎和關鍵，以縣域經濟帶動的產業振興包括農業產業化、工業集群化和生態產業化三部分主要內容。通過農業產業化克服分散農業的低效率，以工業制造業發展推動富民產業和商業體系，以生態產業化激活自然要素的市場屬性，緩解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
第一，要推動縣域農業產業化和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防止“非糧化”的前提下深化農業結構調整。結合市場需求和主要農產品，以集體經濟為基礎，扶持或引進龍頭企業，將小農戶納入現代農業體系，推動農業生產規模化、集約化。提高縣域工業和服務業與農業的融合水平，推動縣域農業產業鏈重構，提高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發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民宿經濟等鄉村經濟新業態。
第二，要推動縣域富民產業和商業體系建設。以農業產品、傳統工業產品和文化產品為基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傳統加工業和文化產品加工業等比較優勢明顯、農業農村帶動能力強、就業容量大的產業，形成“一縣一品”的產業格局，并加快工業產業園區建設，推動中小企業和扶貧車間向中心城鎮集聚，形成產業集群。與此同時，完善縣鄉商業系統構建，加快農村物流服務提質增量和加工農產品出城進村，降低工業市場交易成本。
第三，要推動縣域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和生態補償機制，加強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的產品生產和綠色農產品品牌打造，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推廣生產生活綠色低碳化，建立污染企業準入負面清單，推進現有鄉鎮企業綠色升級改造和面源污染治理，最終通過有效的市場機制和有為的政府管理相結合實現鄉村生態振興。
3、以縣城為載體促進縣域內城鄉統籌與融合發展
縣城是中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支撐作用。統籌縣城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向農村地區延伸，在縣域內形成縣城與農村地區要素資源雙向流動的良好格局，是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目標。
從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角度出發，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是確保流動動態平衡的主要因素。在完善好交通設施、供水網絡等市政設施體系的基礎上，構建縣城農村基礎設施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護機制。推進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實現數字技術賦能水、電、路、氣、郵政通信高效管理。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支持在規模較大的城鎮完善縣級醫院建設，緩解周邊鄉村的醫療衛生需求。有序推進撤點并校，擴大縣城義務教育學校擴容增位，鼓勵發展職業教育，深化義務教育教師“縣管校聘”管理改革和縣域內校長教師交流輪崗，提高教育資源享有水平。發展縣城養老托育服務和文化體育設施建設，實現縣域經濟帶動文化振興。
從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角度出發，要以科學的規劃引領，多元布局縣域經濟增長極，實現多極帶動的城鄉融合發展。引導要素流出的縣域開展小城鎮建設，建立多元融資機制提高資金投入規模，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外出人口的就業、養老和醫療問題，盤活存量土地，增加農村居民要素性收入。強化縣域經濟的要素保障，鼓勵農村居民就近就業和創業，開展適合農村人口的職業教育和創業培訓，發展多渠道靈活就業和規范的新就業形態。發揮金融支農和農業保險的風險對沖功能，保障創業人員在來源地和本地的合理權益，促進要素從城鎮向鄉村流動，提高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4、提升基層治理效能強化黨組織全面領導鄉村振興
基層治理是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制度保障。在現代農業農村發展中，黨組織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作用越發凸顯，從縣域層面深入推進基層黨建是提升農村治理效能的制度方略。
首先要自上而下推動標準化黨組織建設和鄉村治理。強化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各級黨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的分級領導作用，全面落實鄉村振興工作責任傳導。推進縣域內干部工作下沉機制，建立鄉村振興聯系點制度，形成由縣級黨委和政府直接領導的鄉村振興工作格局。在縣級黨委的領導下，積極推廣基層標準化黨支部建設，充分結合“兩推一選”“四議兩公開”等工作機制保障黨組織工作公開透明。開展市縣黨政領導鄉村振興實績考核，推動鄉村人才工作與鄉村振興考核工作的有效銜接。
其次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合理把握經濟治理、壯大集體經濟和構建新時代農村精神文明是各級黨組織提升鄉村振興治理效能的主要內容。縣級黨組織要全面開展農村基層干部鄉村振興主題培訓，明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重點工作內容，從宏觀層面保障基層鄉村振興工作方向的合理性。突出各級黨委書記在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中的資源撬動作用，為集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條件，確保集體經濟分配公平。以網絡化管理、數字化賦能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依托縣級融媒體中心深入開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教育，持續推進移風易俗，全面推進農村精神文明現代化。
（作者斯麗娟系蘭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曹昊煜系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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