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廣大農民來說，促進農民增收政策的實施并見效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須避免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只有這樣，政策措施才能惠及絕大多數人這個基本面，才能推動農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走，否則有一部分人就可能掉到貧困的“陷阱”中。發展中國家無論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跨越式發展也好，體制轉型也好，需要避免一個很大的風險就是包括農民在內的社會底層群眾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一些拉美國家曾經創造過經濟增長奇跡，但后來卻長期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能避免兩極分化。巴西等拉美國家為了經濟起飛，為了擴大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鼓勵大資本下鄉，大量兼并小農戶，于是小農戶失去土地，失去家園，不得不流落到城市，但城市又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和能力，不能為大量進城的農民提供就業、社保和公共服務，于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的城市里就都出現了規模巨大的以破產農民為主體的貧民窟，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在農村改革中通過實行家庭承包經營這個制度，保全了農民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在發展中就避免了這樣的彎路。事實證明，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如不能有效避免社會發生兩極分化的現象，那么要實現共同富?？隙ň褪且痪淇赵?。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有自身特點的經濟、社會制度，因此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有效避免了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這套制度經歷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直至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直到現在仍在繼續改革、完善。概括起來說，這套制度至少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土地制度，建立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制度；二是組織制度，依托農村的集體土地建立起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制度；三是經營制度，實行集體土地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四是社會治理制度，鄉村基層社會實行由村民自治的制度。這四項制度覆蓋著全國所有的農村地區，正是因為建立了這四項基本制度，保證了每個農民能夠獲得最基本的權利。農民作為公民，與城鎮居民一樣享有憲法賦予的一切公民權利，但是農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還享有非成員所享受不到的基本權利。一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是宅基地使用權，三是集體收益的分配權，四是對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參與權。農村普遍實行的四項制度保障了農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而這四項制度和四項權利的最明顯的功能就是，避免了在農村改革進程中出現兩極分化現象。農村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內容很多，但農村的改革必須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和充實農村的這四項基本制度，有利于保障和落實農民的這四項權利。
農村改革之初，除了少數發達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創辦社隊企業之外，絕大多數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擁有的資產，其實只有合作社時農戶入社的土地。而實行家庭承包經營，集體的土地又分配到各家各戶經營承包，所以，絕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手中便都不再握有任何可供集體統一經營的資產了，這使得在農村改革初期就提出的“使集體統一經營和勞動者自主經營兩個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的政策預期，在絕大多數地區遲遲難以實現；于是，人們看到的就只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集體經濟組織內只有“分”、沒有“統”，“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局面遲遲難以形成。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出現質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用的聲音，乃至提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本身的存廢問題，也就很自然了。但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沒能在統一經營方面發揮其應有作用，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效避免了農民在改革中發生兩極分化現象，這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正是因為黨和國家確立了農村的基本制度和保障著農民的基本權益，所以，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過程中，才能夠使每戶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都享有平等的成員權利，而正是在這種成員權利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夠使每個農戶都有地種、有房住，這就為所有的農戶都提供了生存、發展的最基本保障。在歷時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國家和人民經歷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歷史過程，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當然也需要經歷一個持續改革發展的過程，才能實現其自身價值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國家里，農村不出現兩極分化現象的意義是具有全局性的。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發展就經歷了兩次大的風險和挑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國際經濟下行影響，一度有近3000萬農民工留鄉返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大局能夠保持穩定，關鍵是農民在老家還有塊地、有棟房，回去有地種，有飯吃，有事兒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一個長期過程，農民在城里沒有徹底扎根之前，不要急著斷了他們在農村的后路，讓農民在城鄉間可進可退，這是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國應對風險挑戰的回旋余地和特殊優勢。所以在現階段，從制度上保障讓每戶農民在老家都有塊地、有棟房這件事關系重大。在過往的歷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制度已經顯示出了它在這方面所起到的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如何使集體經濟組織發揮同樣重要的作用，顯然是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
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在不斷創新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實力在不斷增強。之所以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明確了農村到底有多少集體資產，一些原來被藏匿和隱瞞的資產也都重新回到了集體組織手中。二是脫貧攻堅中國家的投入、社會的幫扶等形成了數額可觀的新的集體資產。脫貧攻堅實施初期約有12.8萬個貧困村，但到2020年底這些貧困村已全部出列，這里就有這些新形成的集體資產的很大貢獻。三是近幾年不斷推進的改革，例如集體土地征收制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改革，大幅提高了集體組織來自土地的收益。這使得農村集體經濟的實力有了明顯提升，也使得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農業農村部2020年底的統計，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包括鄉（鎮）和村、組這三級組織的集體資產總額達到了7.7萬億元（不包括耕地和其他資源型資產），負債3.1萬億元，凈資產超過4.6萬億元。
當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也還面臨不少嚴峻的問題。第一，發展極不平衡。按照東、中、西部的區域劃分，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7.7萬億元的資產總額中，東部地區約為5萬億元，占全國的65.5％；中部地區約為1.4萬億元，占比為17.6％；西部地區為1.3萬億元，占比為16.9％。大部分令人欣喜的變化主要發生在東部，中、西部要發生這種變化，顯然仍須付出極大的努力。第二，資產的性質大不一樣。東部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5萬億元資產中，經營性資產占比為56.4％，其他是公益性資產；中部地區的經營性資產占比為26.5％，西部地區的經營性資產占比為23.9％。公益性資產的運行不但不能產生直接收益，還需要不斷地投入費用。這更是需要通過持續努力才能逐步解決的問題。同時，農民集體的資產如何經營才更有效，集體組織的經營性收益如何才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成員，這更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自身改革中必須解決好的體制機制問題。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首席專家、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師大中國教育與發展研究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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