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深入學習貫徹、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香蜜湖智庫特開設“深入學習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專題。專題圍繞全面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以黨的創新理論最新成果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實踐，持續推出一批高質量研究成果。
為了讓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們黨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對共同富裕的追求與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當前我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和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階段。在當前階段，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或共同富裕之路如何走，需要深入研討。本文擬從城鄉差異的角度討論共同富裕目標的達成及道路選擇。
共同富裕之所以成為目標，首先是當前發展階段存在發展不平衡及收入不平等的問題。發展不平衡最顯著的表現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不平等的表現是基尼系數比較高，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比較大。其次是當前我國存在發展不充分的問題。發展不充分，是因為我國仍然處在中等收入階段，正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只有持續發展經濟，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城鄉發展差距及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如何縮小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學界和政策部門有很多對策，其中關于縮小城鄉發展不平衡方面的主流意見是讓生產要素在城鄉以及區域之間充分流動。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資本和土地。當前全國勞動力市場早已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再是問題。問題是資本在城鄉之間如何流動，以及土地本身是無法流動的，如何讓無法流動的土地要素流動起來，就存在著需要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一、共同富裕與城鄉差距
當前我國存在三大顯著的差距，即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帶來的階層差距。要達到共同富裕，就必須縮小這三大差距。三大差距中廣受關注且仍在繼續擴大的是城鄉差距。要理解區域差距與階層差距，須理解城鄉差距。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當時消滅“三大差別”的辦法有點理想，比如通過人民公社來亦工亦農、亦城亦鄉、亦文亦武，以為人民公社的工農商學兵一體可以消滅三大差別。人民公社后期開始興辦“五小”工業，此即鄉鎮企業的萌芽。分田到戶以后，鄉村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在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上出現了一種樂觀情緒，即農村可以就地工業化和城鎮化，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種樂觀情緒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現代化不同于西方城市剝削農村的新路。進入20世紀90年代，全國鄉鎮企業發展不景氣，紛紛關停，全國農村工業化發生顯著分化，一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成功實現了鄉村工業化，之前小規模的鄉村工業不斷升級換代，變成世界工廠主要車間的核心部分，而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的鄉村工業消失了。與此相關，全國絕大多數農村剩余勞動力離土離鄉，進廠進城，包括進入已經工業化的沿海地區農村務工經商。因為鄉村工業化，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不僅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而且之前農地用于二三產業形成巨額土地增值收益，雖然不同地區因為工業化起點不同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有很大差異，當地農民卻都是受益者。結果就是，隨著長三角和珠三角鄉村工業化，經濟持續增長，整個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一個區域廣大、經濟密集、活力充沛的城市經濟帶。雖然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村莊在體制上仍然是農村，但實際上這些農村的相當部分土地已用于工商業，當地農民基本不再從事農業而進入二三產業就業，且當地農民生活方式早已城市化了。與城市的差異除體制以外，就是農村之前有大片農田，這些農田屬于村集體所有，分田到戶時承包給農戶耕種。在城市經濟帶內的大面積土地就意味著巨額財富，這些地區的農民因此比城市人多了一份不容忽視的土地食利收入。
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即使村莊沒有工業化，也因為地處經濟發達地區，又是市場中心，這些村莊就會有各種工商業的便利，包括進入附近就業的便利和為附近工商業提供服務的機會（比如發展鄉村旅游的區位優勢），分享經濟發達的紅利。
當前中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實際上已經形成龐大的沿海城市經濟帶，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雖然在體制上仍然是農村，但這些農村實質早已變成城市帶的內在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中國區域差異的東中西部差距，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城鄉差距，即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與中西部存在傳統農業和農村地區的差距。
如果我們不是按體制而是按實際情況討論城鄉差距，有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前述的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的農村應當算作城市還是鄉村？這些地區的農民應當算作城市人還是農村人？按前述討論，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應當納入城市，在統計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時，沿海城市經濟帶的農民收入應當納入城市進行計算。二是中西部地區進入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究竟應當算作城市人還是農村人？全家進城的農民如何才可以算作城市人？
按國家統計局統計城市人常住地的標準，凡是在一個地方居住超過半年的即為當地常住人口。當前時期很少有城市人口到農村常住，卻有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常住，這就是為什么2021年中國城市化率已超過64%，城市戶籍人口卻不足46%的原因。如果按居民地來統計居民收入，那么，進入城市的農民工收入就應當計算為城市居民收入。實際上當前農民工不僅進城務工經商，而且已經在縣城買房，大量農戶全家進城，在城市生活，雖然其中很多進城人口仍然是農村戶籍，他們卻已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
以上述兩個前提為基礎來討論城鄉差距，結果幾乎必然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
20世紀90年代，城鄉關系發生了兩個相互關聯的重大變化，一是鄉鎮企業大量關停，工業向城市集中，包括向沿海地區集中。沿海地區全域工業化，可以視為農村成功就地城市化，或沿海地區城市快速全域拓展，形成了沿海城市經濟帶。隨著鄉鎮企業的關停，吸納主要農村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內部非農就業機會消失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開始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經商。農民進城了，他們離土離鄉，成為城市人。
一開始是農村勞動力進城，然后是有進城能力的農戶家庭進城。進城能力來自兩個方面：之前進城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城市獲得了穩定就業與收入機會，然后全家進城，以及在農村經營致富有了全家進城的條件。無論哪種情況，進城農戶肯定是農村資源比較充沛、經濟收入比較高的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農民家庭自然不可能進城，他們最多處在積累進城資本的階段。
當前時期，中國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農村經濟條件比較好的農戶和比較強的青壯年勞動力繼續進城，留在農村的大多為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老年人和缺少進城能力的相對弱勢的農民。
隨著農民持續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離村農民就讓渡出他們之前在農村的獲利機會，從而為留守農村的農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可能。當前留守農村的主要有兩類人群：一類為留守村莊養老的超過60歲的農民，他們雖然在城市缺少就業機會（城市勞動力市場不適合他們了），在農村卻仍然是農業生產的好手，只有當他們年齡大了，喪失生產能力，他們才退出農業生產。另一類為不愿進城或無法進城的青壯年夫妻，他們通過擴大經營規模，增加農村收入，成為農村的“中農”。當前時期，農村中農數量不多，因為農村獲利機會還比較少，不可能容納較多中農。農村中農就是不離開農村即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家庭，中農在村莊社會結構上十分重要，是地地道道的村莊社會結構的“中堅農民”。可以認為，隨著越多農民進城，農村可容納的中農就越多。
如果我們以居住地來統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將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帶內的農村算作城市人口，那么，在整個城市化的絕大多數時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都會持續擴大，而不可能縮小，因為城市比農村有更多的二三產業就業機會，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以及經濟條件好的農戶家庭持續進城，留守農村的大多數是農民中相對弱勢的群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會持續擴大。
改革開放最早是通過農村分田到戶開始新階段的，加之隨著鄉鎮企業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就業充分，農民收入增加很快，改革開放之初的20世紀80年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縮小。到20世紀90年代，城市國有企業改制，城市聚集經濟和規模效應形成了城市經濟對農村的壓倒性優勢，鄉鎮企業關停，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進城，包括到沿海外向型企業務工。20世紀90年代一直到21世紀頭十年，農村勞動力進城，他們將城市務工經商的收入寄回農村，建新房，擴大農村人情開支，而留守在農村的中老年父母仍然種田，農業收入并未減少，農村因此變得更加繁榮。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越來越多進城農民工開始在城市（首先是縣城）買房，而不再是回農村老家建房。進城農民要在城市安居。在城市買房，僅靠務工收入還不夠，因此將農村中老年父母務農收入也用于城市買房。農民工進城了，不僅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而且農戶家庭務農收入也用于城市買房消費，農村迅速變得蕭條起來。
未來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仍將是我國快速城市化的時間，這就意味著有更多農村勞動力進城，更多農村資源流入城市，城鄉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
一直到城市化進程接近完成，隨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城，進城農戶讓渡出越來越多農村獲利機會，就為留守農村的中農提供了擴大收入的可能。隨著中農規模的擴大以及中農收入的提升，以及隨著農業經營規模擴大帶來的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開始縮小。
這里要特別注意，統計上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實際之間是不同的，造成這種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沿海城市經濟帶內的農村究竟應當算作城市還是農村、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第二，如何計算城鄉居民？是按國家統計局進行人口統計的居住地原則，還是按戶籍？或者是按買房？目前看起來唯一比較可靠的統計是按居住地，而按居住地，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就成了城市居民，留守農村的農村居民收入與城市居民自然會越來越大。第三，也是關鍵，如何計算農民家庭？城鄉居民收入顯然不能計算為城鄉居民個人收入，而應當是城鄉居民家庭收入。農戶家庭中，年輕人進城務工經商，他們的收入是計算到農村的家庭嗎？反過來，留守農村老年父母是應當計算到進城務工經商的子女家庭還是分開計算？分開計算的話，明明一度進城農村勞動力是將他們的收入返回到農村使用的，以及當前農村留守父母用他們的養老錢為子女在城市買房。中國農村到目前為止，養老責任仍然是家庭承擔，子女與父母之間無論是否住在一起，是否存在形式上的分戶，實際上的經濟聯系仍然是共財的。這就造成了當前從統計上看農村居民收入的難題，以及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難題。
總體來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概只有一個縮小的階段，大概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為止。之后至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都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黨的十八大以后，國家加大向農村轉移支付力度，尤其舉全國之力進行脫貧攻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度有縮小，然而隨著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和經濟條件相對較好農戶的進城，城鄉收入差距還會繼續擴大。預計到2035年前后，隨著城市化趨近完成，農村中農趨于定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有望逐步縮小。
城鄉差距中，除居民收入差距以外，包括城鄉景觀差距和城鄉產業差距。
從景觀差距上看，隨著農村人口進城以及隨著農民越來越少在農村建房及越來越多在城市買房，農村人財物資源均流入城市，農村變得蕭條、破敗，農村出現了老齡化和空心化，這幾乎是不可改變的規律。但同時這個規律下也具有很多生機，比如農村中農的萌生與壯大，以及農村原生態條件對于老年人養老的重要性、適配性，這為中國提供了應對未富先老的戰略可能性。
從產業差距上看，城市產業現代化正快速推進，尤其是城市基礎設施、產業升級、科技進步，各個方面可謂日新月異。實際上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進步也很大。農村存在的比較大的問題是農業，雖然機械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但以老人農業為主的農業現代化卻要存在空白。因此，有人主張，要縮小城鄉差距，必須加快推進農業產業現代化。問題是，正是不很現代的農業產業為仍然數以億計的小農戶提供了重要的農村收入來源。因此就存在一個重要的政策選擇問題，即中國未來一個時期，到底是應當選擇以資本為主的大規模農業，還是要選擇親農友農容農型的以小農戶為主的農業現代化。因為城鄉之間的關系可能是相反相成的關系。
二、城鄉差距與區域差距和階層差距
當前我國區域差異集中表現在東中西差異上，其中，正如前所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實際上已成為沿海城市經濟帶的內在組成部分，農民早已非農就業，農村工業化，農民生活方式城市化，城鄉一體化。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農村不再可能工業化，農村人口正在進城，農村出現了空心化。相對于東部地區形成的城鄉一體的龐大城市經濟帶，中西部地區城市就只是點綴在農村的幾個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區域差距視為另外一種類型的城鄉差距。
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也存在差異。如果以地處邊疆、高山大川或遼闊草原、沙漠戈壁來形容西部地區的話，西部地區最重要的特征是地廣人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太高，西部地區人均占有資源甚至人均收入情況并不一定比中部地區差。當然，西部地區也有不少資源貧乏、生存條件惡劣的地方，典型如“三州三區”，也是國家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通過大量國家資源投入，“三州三區”生產生活條件都大為改善。
國家統計局所統計的西部地區中，大部分農村地區實際上與中部地區沒有差異，比如四川、陜西、廣西、重慶的大部分地區與中部地區在發展水平、經濟結構、資源條件以及文化特征方面都無本質差異，這些農村地區可以算作中部農村地區，其最重要的特征有以下幾點：第一，農村已喪失工業化的可能；第二，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農戶家庭進城買房，農民正在快速城市化，農村正在空心化；第三，村莊有比較多高質量農田，農業生產能力強；第四，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老年人愿意留村，與土地結合起來，既有收入和就業，又可以在村莊熟人社會中享受人生意義；第五，村莊開始出現適度規模經營的中農。
如果將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內的農村算作城市，農民算作市民的話，當前我國農民就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僅上述大中部地區就集中了全國80%農民和70%以上的農業生產力。
我國區域差距中的東中西部差距當然也表現在城市發展差距上，更大的差距卻表現在農村上面。簡單地說，東部地區農村已經城市化了，城鄉一體，不再有農村和農民，而中西部地區農村不再可能工業化，農民正在離村進城。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存在的這個差距是不可能縮小了的，即東部地區鄉村工業化之路已經不再可以被中西部地區復制。
比較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差距，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農村，不像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內農村已完成工業化，所以是發展不充分的，這種發展不充分已不再可能通過鄉村工業化實現，而只能靠越來越多農民進城之后，使中西部農村人的緊張關系得到緩解，從而培育出大批中農來達到。這還要很長一段時間。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差距，看作一種特殊的城鄉差距。
進入信息時代，全世界財富的聚集都在加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經濟發展成果是惠及所有人的，家庭財富與收入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財富增加速度在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又是不同的，總體來講，先富問題已解決，現在要考慮如何帶后富的問題。國家因此提出在首次分配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如何分配更公平，如何降低基尼系數，這是當前國家政策的重點，也是共同富裕目標的必然要求。現在我們要理解當前階層收入差距的結構性原因。
顯然，統計收入差距時，只能按家庭，因為按個人的話，有大量未成年人實際上是沒有收入的，以及我國大量老年人是靠家庭養老的，也是幾乎沒有任何收入的。農村老年人收入僅僅是國家按月發放的每月100元左右的基礎養老費。按家庭來統計收入，又會遇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即目前中國家庭中存在著很復雜的分戶關系。子女進城，父母留守，這是算一戶還是兩戶？算兩戶吧，父母與子女之間存在著經濟上的密切往來，父母支持子女或子女支持父母都是按需分配的。算成一戶，則父母與子女不僅戶籍不在一起，而且也是分開居住與分開生活的，經濟上也是相對獨立的。無論如何都是不好計算的。
在計算我國區域差異時，發現不同區域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比較小，而不同區域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更為顯著，但如前述，如果將沿海城市經濟帶農民算作市民，則不同區域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就不大甚至可能還小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同樣，計算階層差異或基尼系數時，如果按廣義家庭收入來計算，則基尼系數就會相對比較低，如果按狹義的家庭收入來計算，基尼系數就會比較高。目前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并不完善，仍然有數以億計農村老年人未納入社會養老保險，而靠家庭養老，因此，按狹義家庭來計算基尼系數，我國基尼系數就會顯得特別高。
無論如何計算，當前我國階層分化都比較嚴重，基尼系數都是比較高的，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五億農村居民收入比較低，農業收入有限，國家基本養老保險收入有限，農村老年人養老主要靠子女。
反過來看就是，要縮小階層差距，降低基尼系數，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包括提高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保險。也就是說，縮小階層差距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縮小城鄉差距，城鄉差距縮小了，階層差距自然會縮小，基尼系數自然會降低。
不過，階層差距與城鄉差距所統計的對象與范圍是不同的，階層差距是在全社會范圍統計不同收入等級之間的差距，而城鄉差距只是分城鄉進行收入統計。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經常被主張的辦法，就是鼓勵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實際上是鼓勵資本下鄉和農民進城。鼓勵資本下鄉發展現代農業，資本因此占有了農村有限的生產資料，因為資本下鄉，造成本來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也不得不進城，這樣的結果就是富人下鄉，農村居民平均收入提高了，農村窮人進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降低了，表現出來的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了，實際上并非農民收入提高了，而是因為收入有限，進城農民在城市生活更加艱難。這樣的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并不縮小階層差距以及降低基尼系數。
綜上縮小城鄉差距對于縮小區域差距、縮小階層差距、降低基尼系數、都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城鄉差距的縮小，共同富裕目標是很難實現的。然而，如果我們不理解城鄉差異，以為縮小城鄉差距只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理解城市與鄉村其實仍然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我國的城鄉差異，也不可能理解為什么我國基尼系數較高社會卻仍然穩定、安全的原因，更不可能找到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良方。
三、城鄉差距與城鄉差異
無論是從居民收入還是從基礎設施和產業現代化角度，當前我國城鄉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正是城鄉差距推高了區域差距和階層差距，不縮小城鄉差距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同時，我們又要看到城鄉差距本身的復雜性甚至合理性，因為正是農村強勢群體進城相對弱勢群體留村這樣一個城市化進程，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事實。只有當大多數農村人口進城了，農村人地關系得以緩解，留守農村勞動力才可能成為中農，農業現代化才有希望，城鄉差距才可以縮小，共同富裕才能最終實現。目前國家要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應深刻理解城鄉差距，尤其是要利用城鄉差異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有一個所有人都熟知的現象，就是當前我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和農村家庭經濟條件好的農戶進城買房安居，而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留守農村，農村人財物資源流向城市。這個現象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留守農村。為什么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留守農村？因為城市缺少就業機會，而留守村莊，與土地結合起來，是可以有收入的。恰恰農村消費比較低，生活成本比較低，留守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解決溫飽是不成問題的。而進城，沒有就業機會，城市消費又高，在城市就很難生活下去。除老年人以外的村莊中還有年輕人不愿進城或不能進城（要留家照看年老父母或年幼子女），他們留在村莊也可能通過俘獲進城農民讓渡出來的獲利機會，而在農村生活得下去。
也就是說，正是農村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機會與保障。城市是高度競爭的市場體系，農村則仍然保留有傳統的自給自足經濟。實際上，不僅村莊中有老年人和中農留守，而且進城農民幾乎都會相當理性地保留農村退路，萬一將來進城失敗，還可以返回農村生活。實際上，當前時期第一代進城農民工正在返鄉。換個角度，同樣收入水平，在城市生活可能相當艱難，在農村生活比較寬裕。這也是為什么農村老年人寧愿與在城市生活子女分開，也愿意留在農村生活的一個原因。
綜上，我國城鄉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城市與農村是兩種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系統，城市是高度市場化、高度異質性、高度功利且快節奏的系統，脫離自然，是高度功能性的，高度異化的。鄉村則具有一定自給自足、同質熟悉、相互了解、不完全功利且節奏比較從容的系統，生產隨季節展開，有忙閑，可以相對自由安排生產時間，禮尚往來，有情有義。與自然的親近和與人之間長期共同生活所產生的認同，都是農村生活中的美好。
具體展開城鄉差異，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城市高度市場化，農村市場化程度沒有城市高，仍然保留有大量自給自足經濟成分；
城市是消費的場所，任何消費都要花錢購買，農村很多消費是不用花錢的；
城市遠離自然，農村則親近自然；
城市工作枯燥，農業生產則可以產生意義，農民與土地結合起來，不僅可以獲得農業收入，而且可以獲得就業，獲得勞動的意義與價值感；
老年人在城市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農村與土地結合可以變成有用的勞動者；
城市是陌生人社會，農村是熟人社會，熟人社會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
城市無法產生歸屬感，農村可以落葉歸根，入土為安；
城市是人工的，農村是自然的；
城市是高度異化的，農村仍然保留了比較多的本真；
城市是快節奏無節氣的，農村是慢節奏有節氣的；
城市是冷漠的，農村是溫暖的；
城市是喧囂吵鬧的，農村是寧靜的；
城市是現代的，資本的，農村是傳統的，保守的；
城市是發展極，農村是穩定器；
城市是經濟的，農村是保障。
總之，城鄉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中，最關鍵一點是，對于缺少城市就業機會和生存能力的相對弱勢的農民和農戶來講，他們留在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可以生活得不錯。雖然這些沒有進城農民的經濟收入并不高，但卻有自家住房，有大量未算作收入的自給自足經濟（摸魚摸蝦，養雞喂豬，種菜園果園等等），有親朋鄰里，有安全感、歸屬感，有自己可以掌控的自由時間，這些未進城農民生活質量是有保障的。反過來，如果在要城市獲得同等生活質量，靠他們現有收入水平是遠遠不夠的。
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來看，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是相當大的，而從現實生活質量來看，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卻沒有那么大，其中原因是，農村有大量未被貨幣化從而未計入收入的生活質量，包括住自己房子不出錢，自給自足收入，大量閑暇，與自然親近，熟人社會的社會資本，從而實現了“低消費、高福利”。以留守農村的農民經濟收入進城，他們在城市生活會十分艱難，要在城市達到現有農村生活質量，經濟收入倍增也未必可以達到。反過來，留守農民在當前農村所達到的生活質量與福利狀態，是遠高于城市同等收入群體的。按現行統計方法，當前留守農村農民的收入是被系統性低估的。
正是因此，農村的自然經濟成分、傳統社會關系、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都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了在農村獲得較好保障和較高福利的可能。農村是我國最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是進城失敗農民的最后退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
既然農村是中國最弱勢農民群體的基本保障與最后退路，這個基本保障就不能夠市場化。城鄉之間的最大差異是，城市是高度競爭性和市場化的，農村則是非完全市場及帶有很強社會保障性質的。所以，應當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實際上，正是當前我國城鄉之間這樣一種復雜的辯證關系，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巨大優勢，這是我國可以快速崛起的秘密。
我國城鄉之間的辯證關系是：城市是高度市場化和高度競爭的，農村則是社會低度市場化和低度競爭的；城市是發展極，農村是穩定性，城市快速發展，農村穩步前行；城市高度現代，農村相對傳統。在一定階段中國城鄉之間的關系保持一快一慢、一動一靜、一正一反、一陰一陽、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是理解中國城鄉關系乃至理解中國共同富裕目標的關鍵。
四、通過城鄉差異支持農村發展
城鄉之間的差異也可以是城鄉之間不同的功能定位。共同富裕戰略意味著國家要用更多資源來支持和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無疑，當前我國收入最低、保障最差、機會最少的是農民群體，尤其是農民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怎樣支持弱勢群體才可以達到最好效果，這既是策略問題又是戰略問題。
既然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著差異，其中根本一點是城市是高度競爭的，農村是相對從容的，城市是高度市場化的，農村則仍然有大量非市場元素在起作用，因此，為有能力進城農民強勢群體創造進城條件，為進城失敗農民留下退路，為缺少進城能力農民弱勢群體提供基本保障，應當是當前時期國家政策的重點。具體地，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是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
國家提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很重要，現在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都已大為改善。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性在于，缺少基本公共服務，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就會受到影響。基本公共服務因其基本而重要。正因為基本所以就應當無條件保障。
同時要注意，當前時期農民正在快速進城，農村空心化加劇，超出基本公共服務的高標準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入有可能產生浪費。當前鄉村建設中存在著比較普遍的浪漫化傾向，試圖通過國家財政投入，為農村建設比城市更好更加宜居的環境，這顯然是難以企及的。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去追求。
二是為農村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
農村最大弱勢群體是老年人。一方面，農村老年人絕大多數沒有養老金，他們一般只有國家下發的每月100元左右的新農保（基礎養老保險），另一方面，他們的子女絕大多數都已進城甚至已經在城市買房安居下來了。
除非特殊情況，農村老年父母一般都不愿與進城子女一起到城市生活，不自在，不自由，受拘束。因此，只要農村還有可以回去的地方，老年人基本上都是“義無反顧”拋棄城市生活，離別城市子女，回到農村過“安貧樂道”的“艱苦生活”，原因就是前面所講城鄉存在差異。農村老年父母回村莊生活。住自家住房，有田有地，與土地結合起來可以獲得收入，作為勞動者具有成就感。他們是有用的人，不是靠子女也不是靠國家而是靠自己來養活自己。
農村老年人的村莊生活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幫子女帶孫子再回到農村，一直到喪失農業生產能力階段的年齡大概在60~70歲，這個階段是農村老年人人生的第二春，是黃金般美好的日子，因為他們一般不用照顧老或小，生活負擔沒有了，他們與土地結合起來，勞動既獲得收入又產生價值，大量閑暇，自由自在，快意生活。第二個階段是喪失勞動能力卻生活能自理的階段，這個階段生活質量顯然不如前面一個階段，因為一旦失去勞動能力，就很難再與其他人一起有建立在勞動基礎上的社會關系，年齡一般在70~80歲。第三個階段為高齡老年人，生活逐步不能自理，需要有人照料。此階段為老年人人生最困難的階段。也是當前農村養老的難點。
國家要支持幫助農村老年人，顯然不是要將農村老年人從土地上分離出來，進入城市，由國家通過養老金來養老。在未富先老的中國，國家財政沒有為所有進城農村老年人提供在城市體面養老的能力。不過，國家財政如果支持農村老年人與土地結合起來的養老，則可以花小錢辦大事。比如，即使每個月給農村老年人100元基本養老保險，也可以為農村老年人帶來很大福利改善。如果國家拿出一定財政資金支持農村互助養老，應當可以極大程度上緩解當前農村失能老年人的處境。
允許農村老年人種田，甚至支持農村老年人與土地結合起來，雖然從農業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并非良策，而從保障最弱勢農民群體基本利益方面卻功莫大焉，甚至從糧食生產量上，老人農業并不比現代農業低。計算農業勞動生產率則沒有意義，因為老年人種自家承包地，并不計算勞動投入。他們種地如繡花，他們看到的并非只是利益而且是將種田當作一門藝術的。
只要農村老年人與土地結合起來，國家要支持幫助老年人就可以有抓手，就可以花小錢辦大事。
三是精心培育農村的“中農”。
村莊有一部分青壯年農民夫妻因為不愿或不能進城務工經商，而留守農村，他們僅靠種自家承包地無法維持家庭簡單再生產，因此他們一定要在農村尋找各種獲利機會。正好有越來越多農民進城而讓渡出越來越多獲利機會，就讓留守農村的青壯年農民夫妻有了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甚至經濟收入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的農村新“中農”，村莊進城農民越多，就可以滋養出越多新中農。
中農的重要性在于，他們是村莊中不愿或不能進城的群體，不愿進城可能是恐懼與陌生人打交道，不愿夫妻分開，不愿受到工廠嚴格紀律束縛。“不能”是因為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本身是村干部等等，他們如果能從村莊尋找到新的獲利機會，從而可以在村莊完成家庭再生產，就可以順利成為中農，也就會選擇留下來。這些土生土長的所有利益都在村莊的中農，必定是在當前農村人財物流出條件下面的中堅力量，對于農村發展與穩定，對于鄉村建設，都是重要的。
精心培育中農，首先要防止當前農村政策中存在的由支持資本下鄉去打敗“中農”的做法。其次是國家政策要對中農有耐心，要為中農的產生創造條件，要解決中農和老人農業普遍存在的創新意識不足和社會化服務能力不夠的問題。
四是要為進城失敗的農民保留退路。
農民進城存在風險。一方面，越來越多農民進城并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進城農民都會保留農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以防萬一進城失敗時再退回農村。正是有農村作為退路，農民進城時就敢于冒風險去一博。當他們在城市的收入無法保證城市體面生活時，退回農村過比城市體面生活要差卻比城市不體面生活要好的生活，就是最佳選擇了。
進城失敗的農民當然也是農村中的弱勢群體。保留弱勢群體更多選擇機會，就是保護他們的基本權利。
綜上，縮小城鄉差距、縮小階層差距，達到共同富裕，有兩條相當不同的重點：一條是通過更加城市化與市場化的道路，一條是通過保留鄉村與保留非市場的道路，這兩個重點是可以共存的，僅以農民這個群體來說，鼓勵農民強勢群體進入城市不僅可以增加我國經濟的活力，而且為這些強勢農民提供無限獲利機會，他們中的大多數會成功。另一方面，進城失敗的農民還可以退回農村，且農村這個市場化程度不高競爭不激烈保留有大量自給自足經濟的地方，為絕大多數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了保障。從收入上看，這些群體收入比較低，從生活質量來看，他們生活質量還相當不錯，因為農村生活中還有大量未被貨幣化（或未統計為經濟收入）的、對農民卻極其重要的活動，這些活動提高了農民的福利水平。因此，從經濟收入上看，城鄉差距很大，從實際福利水平看，城鄉差距卻沒有那么嚴重。
五、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的問題
第一，關于城鄉一體化。
學界和政策部門主流意見是城鄉一體化，鼓勵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認為只有資本下鄉，農民進城才可以改變當前城鄉之間的資源稟賦差距，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種認識缺乏對城鄉之間存在著的深刻差異的理解。實際上，當前我國城鄉之間某種意義上是差異很大的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中，城市向農村完全開放，所以農民持續進城，但現有體制仍然是限制資本下鄉及保護農民在農村基本權利的，最典型的就是農民土地權利和農村集體所有制。得益于這個保護，當前我國農村仍然具有很強的保障性，農村并非完全市場化和貨幣化，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往往是農民中的弱勢群體），生活質量不完全由貨幣或收入來定義，而是有著大量未被計入收入的福利。正是因此，同樣的收入水平，在城市很難生活下去，到農村卻可能生活得不錯。農村是可以做到“低消費、高福利”的。
正因為農村有大量自然經濟，有大量福利未計入收入中，按現行經濟統計辦法來統計的農民收入就會偏低，由此計算的城鄉收入差距就會偏大，以及由此計算的基尼系數就會偏高。
針對城鄉收入差距較大，有兩種相當不同的對策，一種是按現行經濟統計規則，提高農民現金收入水平，但實際上，留守農村的主要是農民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到市場上獲取更高經濟收入的能力是不足的，因此，第二種對策是以提供農民福利為主，照顧農民自己的生存感受和真實福利水平，包括大量目前未統計進經濟收入的文化、精神上的收益。一旦具體到對農民弱勢群體自身福利體驗上來，則顯然，讓弱勢群體有更大的選擇留村的權利，而不是被迫進城，他們就可以在相對從容、相對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中生存更好、生活更好。
正是我國體制中為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提供了保護，才使得農民有更大選擇權，他們處境才會相對比較好。養老問題留在村社，留在互助領域，留在家庭責任基礎上，是比較好解決的。一旦脫離村社，進入城市，進入市場，養老保險市場化，中國農村養老會面對代價巨大、成本高昂問題。
第二，關于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是周恩來同志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提出“四大現代化”之中的一個，可以說是寄托了全國人民幾十年的期盼與夢想。蘇州市提出要在全國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十分了不起的目標。
農業現代化的前提必然是規模化基礎上的高度機械化、市場化，農業現代化就意味著農業只可能容納很少的勞動力，或只要很少的勞動力就可以為全國人民提供豐富充分高質量的農產品。
包括蘇州在內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已是沿海城市經濟帶的內在組成部分，當地農民早已從農業中轉移出來進入二三產業，農村土地被村集體反租然后再承包給外來農戶或資本耕種，就容易形成大規模經營的農業。全國各地無論有沒有條件，都有強烈地吸引資本進入農村搞現代化的大規模農業的積極性。
現在的問題是，耕地是有限的，農業總份額也是有限的，對于當前2億多農戶來講，農業不僅是他們的收入來源，而且還是他們可以通過勞動產生意義的重要方面，并且，當前老人農業很有競爭力，因為他們不計投入農業勞動的成本。以大規模經營為基礎的農業現代化往往是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天然排斥農民，不僅村莊土生土長的“中農”不再可以生長得起來，老人農業也沒有空間了。
這個意義上講，傳統農業雖然勞動生產率不高，卻為數以億計的農民提供了農業收入、農業就業和勞動所產生的成就感。在城市化沒有完成以前，以資本為主的所謂農業現代化是很難發展的。甚至將來城市化完成了，農業現代化也很可能是以“中農”為基礎或支撐的。
第三，關于美麗鄉村建設。
有一種很普遍的認識，就是既然要鄉村振興，就應當按城市要求來建設農村，甚至要將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好、更宜人、更干凈整潔。這樣的目標過于浪漫了。
浙江全省搞美麗鄉村建設，媒體上報道很多村莊通過環境改善變成農旅名村，這都沒有問題，因為具有區位和資源優勢的村莊完全可以通過發展鄉村旅游來實現產業興旺與生活富裕。
但正如前述，我國絕大多數農村是不可能通過發展農旅來實現鄉村振興的。對全國絕大多數農村來講，村莊不是要建設得比城市好，而是要為那些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提供在農村的生活保障，這是底線，一點也不浪漫，將底線生活浪漫化是要不得的。我們一定要記得，當前這個時期，農民只有城愁，沒有鄉愁。
既然農民在村莊中的生活僅是無法在城市體面生活的退而求其次，當前鄉村建設中那些過高的標準，就可能不僅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比如按城市標準來要求農村垃圾分類，處理生活污水，不允許喂豬養雞，將菜園搞成草坪，不允許施農家肥，拆除農民放農具的房子，要求農民將舊房子拆了重建至少需要重新粉刷裝修，不允許堆柴草等等。進不了城的農民，留守農村最需要也最重要的是低成本生活，現在的改造會造成農村生活成本高于城市。
鄉村建設的重點要放到為仍然留村農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保障上面，除了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以外，單家獨戶難以解決的農田水利、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及農村文化建設，都是需要重點著力之處。
綜上，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缺少對“三農”問題的具體分析。如何對城鄉融合、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農民權利的內在矛盾進行分析。如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給農民國民待遇等等。財產性收入實際上就是食利收入，當前農村弱勢群體可以從哪里去食利？是給那些已經從城市發展中獲利的土地食利者，還是給到最弱勢的農村老年人群體？具體又能怎么給呢？
不理解城鄉差異，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城鄉差距，就更不可能找到縮小城鄉差距的辦法。
六、共同富裕的藍圖
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處在發展階段的國家如何回應共同富裕的命題？顯然，不能完全從經濟統計的角度理解共同富裕，而需要從對中國實踐的具體分析中找到我國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當前影響共同富裕的最大變量是城鄉差距，要真正理解城鄉差距，就必須先理解城鄉差異，正是借助城鄉之間存在的差異，我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為農村弱勢群體提供了農村這個基本保障，也使國家有了幫助支持農民弱勢群體的抓手，從而為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過渡或緩沖。利用城鄉差異為我國龐大的農村弱勢群體提供保障，從而可以緩解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階層差距，也就為我國趕超型現代化贏得了寶貴時間。
中國現代化有兩個十分關鍵的節點，一是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時候也是中國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時候，就有了可以從容安排自己經濟與社會發展節奏的能力。另一個節點是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農村進入“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的鄉村全面振興階段。從現在到2050年還有接近30年時間，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至少在2035年前，國家要繼續采用保護型城鄉二元體制，限制城市資本下鄉。而隨著越來越多農民進城并在城市安居，農村出現了越來越多且越來越鞏固的中堅農民群體，留守農村老年人也開始從“低消費、高福利”轉向對更加完善美好田園生活的追求，農村越來越憑借其與大自然親近的優勢，成為比城市生活更為讓人向往的烏托邦。這個目標大概要到2050年才能全面實現。我們堅信，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下，繼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不斷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定能繪就更加幸福美好的新圖景。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香蜜湖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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