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研究員、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理事長楊團老師私信我，希望我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提意見，去年大概也是這個時候，楊團老師讓我給鄉村振興促進法二審稿提了一些意見。坦率地說，我對這個事已提不起興趣，因為在體制內工作四十多年了，經歷了很多涉農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大的如農業法、農技推廣法、村民自治法、鄉村振興法等等，這些法律取到了多大的作用？大家心里都明白。鄉村振興促進法通過快一年了，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憲法大嗎？但弘揚憲法精神，不要說所有公職人員，在“關鍵少數”都還任重道遠！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人“認權不認法”......
因此，我沒有花精力去研究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條款。今天由楊團老師牽頭、由北京農禾之家農村發展基金會等8家機構共同發起的征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意見研討會。研討會開了一天，由第一階段片區討論的代表、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的代表、專家學者分別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
這個研討會算開得比較好，有些實在的效果，氣氛也較活躍。發言者有一線基層干部、各類合作社代表、各界專家學者等，線上參會者最多時有兩千多人。我大致全程聽了他們的發言，不少聽得比較認真，受他們發言的觸動，有感而發，梳理了幾個問題，提出來供參考。
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落在村上還是組上？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落腳點與土地所有權的落腳點是一致的。目前關于土地所有權的落腳點通常都認為是在村上，在現行法律政策中，除了特別說明也都是指村級，也就是由村委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成員行使管理權。但這個與現實不符，據1987年農業部對1200個村調查結果表明，土地所有權屬村的占34％，屬村民小組的占65％，屬自然村或聯隊的占1％。屬村民小組在南方非常普遍，例如在廣東很多行政村，它們真正掌握土地等資源的是組經濟社，而不是村經濟社，村經濟社很多是虛的。
二、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監督的主體是縣鄉政府還是社員（村民）？
目前，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監督（管）的主體是縣鄉政府，具體為相關的“三資”管理機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本末倒置、喧賓奪主、越俎代庖的行為。如山東的“四議兩公開”制度執行嚴重走樣，甚至村兩委公章由鄉鎮政府負責保管。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監督（管）的主體應當是社員（通過村監督委員會或合作社監事會等），政府監管主要是保障社員（村民）行使監督權力。政府監管太嚴，會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死。
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工資薪酬和收益分配方案及理事長工資等由鄉政府定還是由社員大會定？
目前，多數地方（如山東）上述權限都在鄉政府。今天研討會上有基層同志說，所有制度都是要求村書記對集體經濟負責，但誰來對村書記負責？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們看到的所有介紹集體經濟成功的村莊，都有意忽視或掩蓋村書記搞集體經濟得到的好處（包括經濟和非經濟的）。搞集體經濟只講情懷是不夠的，我調研的山東煙臺長島村城村，集體企業辦得非常成功，它們成功也主要歸結于村書記顧兆國的能力，但顧兆國那么賣命，除了情懷、名譽之外，鄉里給他定每年20萬左右的工資也是一個條件，盡管這個還是比較低的，如果沒這個工資他恐怕早不干了。這個工資由鄉里確定還是不對的，鄉里只能指導，決定權應由經濟組織大多數成員。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由村書記兼任還是另選他人？
今天研討會上有基層同志說，80%的村書記沒有管經濟搞經濟的本領，這是一個事實。不過，我認為書記、主任、理事長是不是一肩挑，不可一概而論，從我多年在廣東農村調研情況看，主要行使管理權的集體經濟組織（如廣東村組兩級經濟社）還是可以一肩挑的，因為它以管理資產為主，基本不涉及具體經營。但如果是經營類的集體經濟組織則原則上不能一肩挑，可視能力而定，沒有經營能力的村書記，可由其他能人擔任（聘請職業經理人是其中的一種）。
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以經營資源性產業以主還是什么產業都干？
實踐證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以經營資源性產業為主，不能什么都干。很多地方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從村民手中流轉土地，然后進行集體統一經營管理，如種植各種作物等，這個大概率是要失敗的。廣東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就是村組集體原則上不宜直接投資興辦和經營企業，這個企業包括工業企業，也包括農業企業。因此，廣東較早推行了集體土地入市改革，通過出租土地或房屋來獲到租金。而其他內陸省份，如四川、山東等村集體直接從事農業生產，這個短期在上級大力扶持下可能有些效益，但時間長了肯定不行。前年，我在四川省平武縣高村鄉調研集體經濟，發現該鄉很多行政村在上級強力推動下，通過土地返租倒包的方式發展集體經濟，其中兩個種植藥材和水稻的行政村，因為藥材收購方毀約等原因造成嚴重虧損，本來空殼村結果變成了負債村。中國已進入商業化高度發達的社會，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尤其是隨著科技進步、互聯網絡的廣泛應用以及快遞業的迅速發展，生產、銷售以及購物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專業化、規模化、高效率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已逐步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去搞統購統銷等傳統合作社干的事，未必有多大的意義，搞不好還有很大的風險。這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倒退（是不是在激進一點，來一個自產自銷、自給自足？現在都什么時代了？）。發達地區如浙江、廣東有合作社搞統購統銷嗎？只有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由政府、鄉建機構等外部力量主導、作為改革試驗在做一點統購統銷業務，其可持續性定人懷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不能與時代發展相背。
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確定應遵照民法典還是當地慣例？
原則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確定當然應遵照民法通則，但也要適當考慮各地實際情況（當然，這個大概是不能寫進法律的）。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法律執行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上，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地農村根據本村本組實際，對于本村組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作出了規定，而且一直都是按這個執行的，現在改過來對于之前同類人顯然就不公平。這方面主要涉及的是農轉非人員和出嫁婦女。具體處理，應本著因勢利導、平衡各方面關系的原則，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營業執照由農業部門核發還是工商部門核發？
其實，只要是集體經濟組織甚至包括專業合作社，其市場主體的認可度都存在問題，也就是說在與其他市場主體打交道時，人家不愿意跟你簽合同，怕你不可靠，出現糾紛不好打官司。通常企業都喜歡與企業打交道，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只有在集體經濟組織下再設公司。
（作者系江西宜黃縣政協委員、三農研究學者；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問題研究所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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