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的鄉村長期占據著中國基層治理的主體位置，如火如荼推進的鄉村振興在將鄉村發展凸顯于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舞臺中央的同時，又進一步突出了鄉村治理在基層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因此，在“基層治理的結構性困境與出路”的討論中，鄉村治理也就成為必須重點關注的對象。其中，國家力量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更是一個關鍵性問題。
一、中國鄉土空間中的國家與社會
對于鄉村治理中的國家力量或國家因素的認知，國家與社會關系無疑是一個重要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忽略了這個認識工具，便無法對鄉村治理的總體面貌和特征進行有效的描述和分析，也無法將若干具體問題在底層邏輯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論述。但是，國家與社會關系這樣一個源自西方的認識框架，一旦運用于中國從悠久歷史中走來的鄉土空間，就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或事實必須得到重視，即它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從而具有了突出的中國特色。
首先，國家力量生成于中央集權的權力配置體制。深入到鄉土空間中的國家權力，皆根源于中央集權權力配置體制，因此便蘊含著強大的勢能，能夠在鄉土空間中自主且強勢地運行。并且，由于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具有對整個國家進行統治的正當性，源自或依托于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或力量對鄉土空間的深入和對鄉村治理的介入，也就天然地具有正當性。當代中國的國家力量，因執政黨在對其進行領導的同時也深度嵌入其中，從而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強大的能力。
其次，鄉土空間與農業經濟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中國的鄉土空間形成和運行的經濟形態一直都是農業經濟，因而這樣的鄉土空間也通稱為農村或鄉村，在源源不斷地提供社會生存所必需的農產品從而為社會的存在提供基礎的同時，也在長期的延續和運行中孕育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中國的傳統文明本質上就是農業文明。
再次，鄉土空間中的社會缺乏組織性。中國鄉土空間中的社會長期與自然農業經濟結合在一起，而這樣的農業經濟又以一家一戶的方式組織和運行，因此農村人口的居住便處于分散狀況。并且，這樣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方式延續的時間非常長，在此過程中非農經濟在鄉土空間中受到了嚴格的抑制。因此，鄉土空間中社會和經濟的組織化、規模化的程度都比較低，較之于后來發展起來的城市社會而處于薄弱狀態。
最后，鄉土空間的范圍十分廣泛。長期處于農業文明的中國，不僅長期以農村為根基，而且這樣的鄉土空間遍布于整個國家因而范圍十分廣大，或者說，鄉土空間充斥于國家的整個地理空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整個中國儼然就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巨大農村。如此一來，中國鄉土空間中社會的分散和弱化，也代表了整個國家的面貌。
因此，中國鄉土空間或鄉村治理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分析，在社會歷史背景、著眼點、影響力、結構性特征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內涵，從而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關系分析框架的中國化。
二、鄉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演變
鄉土空間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內涵和特點。對其進行長時段考察而得到的認知，對今天鄉村治理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判，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漫長的王朝國家時代，國家力量在鄉土空間中總體上處于缺位的狀態。在“皇權不下鄉”權力結構的安排中，國家力量總是在興修水利、道路等樞紐性工程的過程中對鄉土空間進行滲透，但國家力量對鄉土空間的深入并未成為體制性的安排。因此，國家力量對鄉土空間的介入比較有限。從總體上看，鄉土社會處于自治和自組織的狀態。鄉村社會的這樣一種狀態，與王朝國家體制本身高度契合，或者說，這樣的鄉村社會構成了王朝國家的基礎。但是，這樣的狀況也導致了鄉村社會的自我發展能力不足，因而未能孕育出工商業文明的基本要素，缺乏實現現代化的原生性力量，甚至成為中國現代化遲滯的重要根源。
現代國家構建中，國家力量開始迅速而成規模地向鄉村滲透。在辛亥革命后開啟的現代國家構建進程中，為了達成民族國家對國家整合的需要，國家政權快速地向鄉村深入，政權下鄉又促成了政黨下鄉、行政下鄉。與此同時，國家力量推動并主導了對鄉村的改造，推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國家力量在全面深入鄉土空間的過程中，也促成了鄉村社會的組織化。如此一來，國家力量便實現了對鄉土空間的全面介入，給鄉村社會帶來革命性變革，促進了國家的整合、農村的組織化以及廣泛的社會動員，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重要條件。但是，國家力量的擴張，尤其是對鄉村的全面管控，反過來又抑制了鄉村發展活力的生成。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鄉村空間的介入在不斷地進行調適。以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農村改革，一開始就將直接插到生產隊的國家權力回撤至鄉鎮一級，通過增強鄉村的活力而為鄉村發展和國家整體改革注入了活力。國家權力回撤至鄉鎮以后，鄉鎮以下的社會以村民自治的方式進行自我管理。這樣的方式增強了農民的積極性，打破了國家力量在鄉村中直接且強有力的管理導致的經濟和社會的僵化，為鄉村的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這樣的狀況或體制在發展中也出現了鄉村自我發展能力不足、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的意志難以全面貫徹的窘境。于是，國家力量又以新的方式如農村黨建、協同治理等方式，全面加大了在鄉村進行貫徹和介入的力度，為鄉村的發展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促成了鄉村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
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演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發展中，可以得出幾點啟示。一是全面深入鄉村的國家力量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現實情況表明，深入鄉村的國家力量并不是一種單純的力量，而是政權力量、政黨力量的有機結合，還整合進了一定的企業力量，因而蘊含強大的功能。二是鄉土空間中的國家力量不可或缺。由于鄉村社會組織的弱勢現象仍在發展，導致鄉村自我能力無法滿足國家發展的期待，從而為國家力量發揮作用提供了必要性和空間，國家力量所注入的組織力、推動力、資源、規制、保障，成為推動鄉村發展的根本性力量。三是鄉土空間中的國家力量具有自足性。鄉土空間中的國家力量在組織化、有效性的基礎上，還通過意識形態的論證而賦予自身以價值，進而為自身提供正當性。于是，國家力量便具有了自足性，形成了自我發展和自我演變的邏輯。四是鄉土空間中的國家力量也具有負面性。深入鄉村的國家力量由于上述特點，不僅易于造成自我擴張，形成對鄉村治理和發展的全面把控，而且導致了高度的行政化以及唯上是從的問題，使鄉村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和活力受到抑制與弱化。
三、現代鄉村文明構建中的國家角色
今天，正在全面推進的鄉村振興，將鄉村治理中如何發揮國家力量的問題再次凸顯于理論思考和學術探索的議題中。不過，在今天討論鄉村治理如何配置國家力量的問題時，首先就遇到了鄉村振興的根本目標是什么這一根本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自身的地位及其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一再將“三農問題”凸顯于國家治理的突出位置，中央也通過多個“一號文件”來加以應對。但是，在全面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之后，傳統的“三農問題”已得到了解決。在此基礎上推進的鄉村振興，就不再是又一個解決傳統“三農問題”的框架，而是具有更加高遠的目標和取向的戰略布局。
在現代化持續推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中國已經逐步且扎實地實現了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并在此基礎上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進而將重塑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中華文明。在此背景下全面推進的鄉村振興，必須與之合拍而具有文明構建的內涵。
從國家層面的總體戰略來看，鄉村振興依托于鄉土空間的地理、產業和歷史文化資源，努力將鄉土空間與城市空間有機地結合起來，著力發展現代農業，并糅合進現代工業、商業、旅游、文創等多種產業形態，打通居住空間的城鄉隔閡，充分挖掘和利用積淀深厚的鄉土文化（鄉愁），注重自然環境生態的維持和提升，使鄉村在國家整體發展中實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的發展。
將鄉村振興置于中國文明轉型的歷史大勢中審視，聚焦鄉村振興的發展方向，其塑造現代鄉村文明，為中華文明新形態打牢基礎的意涵，就一步步地凸顯出來。通過現代鄉村文明的塑造，鞏固并有效發揮范圍巨大、對整個國家發展具有根基意義，并具有深厚歷史積淀的鄉土空間的功能，為整個國家的整體發展和現代中華文明的塑造，創造并提供更加有利的條件，是鄉村振興的根本所在。簡單地說，今天鄉村振興的目標是重塑現代鄉村文明。
然而，在兼具自然、社會、經濟特征，以及蘊含生產、生活、文化、生態等多重功能的鄉土空間中塑造新的文明形態，僅憑鄉村自身的力量是無法達成目標的。在此過程中，國家力量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必須更加有效地發揮作用。但是，如何配置國家力量并使之發揮有效的作用，尤其在有效發揮其作用的同時也使鄉村自身的力量逐步發展壯大，并在現代中華文明塑造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
此外，國家力量在鄉村治理中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問題，也必須納入思考和謀劃的范疇。必須注意的是，今天國家力量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是以充沛的資源提供為主要方式的。但是，國家提供資源的能力必然受到經濟發展周期和外部形勢的影響，新冠肺炎疫情的演變也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鄉村的治理和發展在依托國家力量的同時，也必須逐步形成自我強化能力，從而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國家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綜合考慮上述情況，今天鄉村治理中的國家力量所要充當的，不能是一個具體的管理者的角色，而應該是一個戰略推動者的角色。首先，充當推動者，為鄉村發展提供有效的戰略推動力，并對其進行引領。其次，充當提供者，提供制度、政策、必要的發展資源以及公共服務。再次，充當規制者，對鄉村的治理和發展進行整體規制，賦予其價值，規范其發展。最后，充當保障者，提供與城市一致的社會保障，保障其民生，保護其生態。當然，這樣的角色定位只是一種總體性的戰略考慮，不同的鄉村需要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適應性配置，使鄉村中的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在現代鄉村文明的塑造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作者系云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2023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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