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中國式現代化來審視農民精神生活的變革,它實質上是國家治理體系與鄉村社會交互建構的結果。從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使鄉村文明發生了結構性的變革,農民精神生活也經歷了從倫理化到國家化再到個體化的轉換。在鄉村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生活方式、文明素養及價值體認現代化的特征日益明顯,人的現代化構成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內在邏輯。然而,鄉村文明的主體與價值、物質與精神及制度與情境等要素的非均衡交融,使農民精神生活的價值與結構存在錯位互構的困境,導致了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精神生活的張力。為有效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現代性重建,必須通過中國式現代化來實現鄉村文明的復興,進而跨越鄉村文明發展的“現代性悖論”。
一、問題的提出
孟德拉斯提出，20億農民在20世紀下半葉正踏入現代文明的入口，這是社會科學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1在鄉村社會轉型的進程中，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的特征不斷明顯，但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也面臨新的困境。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發展階段，如何理解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內在邏輯及如何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重建，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
學界對于農民精神生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民精神生活變革、農民公共精神、農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領域。問題導向是農民精神生活研究的一條主線，但當前的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內在機理的研究相對不足，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的理論范式有待進一步拓展。其次，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研究主要采用結構論的視角，農民公共精神的研究主要呈現價值論的視角，且結構論與價值論這兩種視角帶有較強的二元對立思維。再次，有效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的路徑，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費孝通認為：“社會學對于精神世界的理解，應該是把它和社會運行機制聯系起來。”2要深刻理解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的內在機理，必須將其置于鄉村社會的價值轉換及社會結構變遷的視域中進行闡釋，將其置于國家治理的語境中加以理解。在鄉村文明變革的過程中，國家將鄉村文明作為治理的場域或者目標，將文化、價值、制度、行為及器物作為治理的維度，在日常生活領域實現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文明互動，進而達到農民日常生活文明化的目標。3國家治理的理論視野，有利于深刻透視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面向，并有效把握農民精神生活的內在張力，進而為農民精神生活的現代化提供新的理論范式。
二、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構：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歷程
文明作為在特定時空情境中形成的歷史綜合，是世界觀、習俗、結構和文化等要素的凝結體，這些要素與文明同時共存并且在相互交織中實現變革。4農民精神生活治理是國家為了在日常生活中構建文明化的社會秩序，對農民的精神意識及價值理念進行治理的過程。在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換的過程中，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交互建構推動了鄉村文明的現代轉型，并由此形塑了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面向。
（一）內生性治理：農民精神生活的倫理化
精神生活領導權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目標，也是保障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轉的基礎。在傳統鄉村社會，國家通過將占支配地位的價值體系轉換為倫理化的治理機制，形塑了以農耕文明為表征的鄉村文明形態。梁漱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農民在家庭生活之中建構了家庭倫理，這種倫理關系不僅僅局限于家庭，而是把一切社會關系都倫理化了。5在倫理本位治理范式的基礎上，在鄉土社會的治理體制及內生性的治理結構相互交融的過程中，儒家精神倫理主導了鄉村社會的精神結構。它既以自治的方式塑造著鄉村社會結構，同時也通過道德交往的方式建構了農民的精神家園，在家國一體的基礎上實現了精神生活秩序的再生產。儒家精神倫理是農民日常生活行動的基點，農民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相應的精神文化觀念，生成了一種倫理化的行為方式與情感結構。在“皇權不下縣”的治理結構中，士紳階層掌握著鄉村社會的精神生活領導權。傳統社會農民精神生活的治理結構并非完全受國家支配，也并不是在國家治理體系之外生成的自發秩序，而是通過倫理化耦合的方式將國家觀念與農民價值理念有機銜接。傳統社會國家治理范式呈現內生性治理的特征：農民精神生活及行為模式具有明顯的家族本位特征，國家權力通過傳統精神倫理以一種較為柔和的方式嵌入農民日常生活，由此建構了一種“不在場”的治理體系，實現了農民精神生活的相對平衡性及穩定性，傳統鄉村社會生成了一種基于禮俗秩序及差序格局為特征的治理體系。
（二）嵌入式治理：農民精神生活的國家化
傳統鄉村社會的精神生活秩序建立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將國家共同體意識有效嵌入農民精神生活領域，讓農民從傳統精神生活倫理之中解放出來，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治理的重要議題。隨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及倫理本位的精神生活逐步走向解體，農民精神生活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危機，國家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價值嵌入來推動農民精神生活的重建，農民精神生活國家化的面向不斷凸顯。國家化是國家將各種組織體系及要素進行有機整合，通過各種治理機制來實現國家權力對于基層社會的滲透，進而達到構建穩定且整體的政治共同體的目標。6在20世紀初期，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通過鄉村建設及鄉村教育實驗等路徑，試圖以道德灌輸的方式來重構農民的精神觀念及道德體系。新中國成立以后，伴隨著集體主義的價值理念不斷嵌入農民的日常生活，國家加強了對于農民日常精神生活觀念的改造，農民精神生活去傳統化的特征日益明顯，精神生活政治化、平等化的面向也不斷顯現。對倫理本位的精神價值體系的日常化改造，使農民從傳統精神倫理中脫嵌以后又嵌入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之中，農民精神生活越來越呈現集體本位的特征。
（三）自主性治理：農民精神生活的個體化
個體化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動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及個體主義對于農民精神生活的影響不斷加大，農民精神生活不斷從倫理本位及集體本位的倫理關系向個體本位的社會關系轉換，農民從集體主義制度體系之中部分脫嵌以后，鄉村社會結構個體化的特征日益明顯。中國社會語境下的個體化是指個體不斷從家庭、社區、工作單位等社會關系網絡中脫嵌，在日常生活領域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利、選擇與自由。7多元現代性不斷席卷鄉村社會及農民日常生活，農民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塑造了一種具有現代特征的精神及行為取向，農民精神生活日益呈現個體化的特征，自我治理成為當前農民精神生活治理的重要范式。這種自我治理范式強調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農民精神生活的治理，通過在自我治理的過程中嵌入現代公共理性，進而實現公平正義及福利共享的鄉村公共精神的建構。8進入21世紀以后，鄉村社會流動性不斷提升，國家試圖通過公共文化服務來實現個體化農民精神生活整合的目標。而在中國脫貧攻堅任務取得絕對性勝利以后，農民物質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精神生活需求也呈現多元化、多層次的特征，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導向。在這種背景下，農民日常生活場域內形成了一種個體精神治理的新型治理觀，鄉風文明成為新時代鄉村治理的重要目標。
三、從傳統到現代：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邏輯
精神生活作為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個體從精神世界及日常精神需要出發而開展的實踐活動，體現了個體追求生命價值、生活意義的價值體認，彰顯了個體存在的生活方式。9鄉村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農民日常心理認同、價值觀念及生活方式的變革，事實上是鄉村文明形態轉換的過程。從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中，農民精神生活方式、實踐活動及價值體認等要素發生了結構性的轉換，人的現代化成為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內在邏輯。
（一）從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農民生活方式的變革
在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能力不斷提升，個體或者群體的生活狀態及行為方式也由此發生明顯的轉換。農民精神生活的現代化變革，體現了鄉村文明轉型過程中農民生活方式的轉換，農民日常生活方式建構不斷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邏輯轉換。吉登斯認為，解放政治是一種將個體或者群體從相對不好的生活情境中解放的政治范式；生活政治則是個體自我實現及生活方式建構的一種政治。10個體從傳統社會關系中脫嵌以后，日常生活方式的選擇成為個體現代化的重要表現。在傳統鄉村社會，農民以血緣及地緣為紐帶建構了熟人社會的生活境況，日常生活道德倫理成為農民日常生活的法則，農耕文明形塑了傳統社會農民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態。在現代文明嵌入鄉村文明的過程中，農民日常生活情境不斷從倫理化的身份社會逐步向契約化的現代社會轉型，解放政治成為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初期的重要特征。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流動的農民更傾向于接受現代化的精神價值體系，其在現代化過程中被納入現代生活方式建構的再生產體制之中，生活政治成為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重要邏輯。在鄉村文明轉型的過程中，通過對農耕文明的社會形態及文明體系的置換，農民逐步養成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現代性對鄉村社會的全方位滲透，使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意識不斷覺醒，“我的生活我做主”成為農民精神生活的話語表征，個體化的生活方式選擇成為其精神生活政治的重要內容。
（二）從依附性到反思性：農民精神素養的變革
鄉村文明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不僅體現為農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轉型，同時也體現為個體不斷具備現代文明素養，在日常生活中擁有自主調控及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傳統鄉村社會同質性的精神體系的影響下，個體日常精神理念帶有很強的依附性特征。步入現代社會以后，同質化的集體意識不斷向多元化的個體意識轉換，個體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帶有自我約束的特征。在這種背景下，農民精神素養的建構不斷從倫理化的精神規訓向個體化的自我治理轉型，農民日常文明素養塑造的邏輯也不斷從依附性向反思性轉換。國家將現代治理機制有效嵌入農民日常生活情境，并與精神生活自我調控機制有機結合，反思性成為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重要特征。它在日常生活中給予個體自由選擇權的基礎上，將反思性作為建構社會大眾文明素養的工具，通過個體精神及行為模式的轉換來實現日常生活治理的目標。如通過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植入一系列治理的技術裝置，并充分發揮制度對于個體日常行為的約束功能，達到農民精神生活反思性治理的目標。總之，在鄉村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由于農民日益通過反思性的治理機制來調控精神生活，并將反思性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全過程之中，日常生活素養的文明化成為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三）從神圣世界到自我指涉：農民價值體認的變革
理性化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重要面向。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看，現代性體現為日常生活中個體觀念及態度的轉型：個體在與傳統決裂的過程中，其自我認同意識不斷覺醒。在傳統鄉村社會，農民日常生活的價值體認依托于神圣世界的庇護，當現代性嵌入鄉村文明的全鏈條之后，理性化的因子不斷滲透進農民的精神生活領域。農民從神圣世界脫嵌以后步入一個日益理性化的社會，轉向依靠新型的指涉系統來追求日常生活的意義及價值。在自我指涉的社會系統之中，“象征標志”和“專家系統”是社會系統整合的媒介，為現代文明體系的有效運轉提供了信任機制。鄉村社會不斷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農民日常生活倫理關系不斷跨越血緣共同體的邊界，傳統共同體的實踐形態不斷向多元分工的社會形態轉變，農民日常生活價值體認指涉性特征日益凸顯。在游走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參與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鄉村社會的熟人關系網絡及血緣與地緣認同逐步被削弱，農民的價值體認正處在從傳統經濟理性向現代經濟理性轉換的關鍵時期，個體的自我實現占據了農民精神理性最重要的位置。理性化、個體化的社會關系不斷取代傳統血緣認同及家庭情感，農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精神形態，并在這種轉換過程中不斷孕育現代文明認同意識。
四、非均衡交融：農民精神生活變革的張力
在鄉村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現代化不僅推動了鄉村文明的轉型，也推動了農民精神生活的變革。文明的非均衡交融，導致了鄉村價值倫理與鄉村社會結構的錯位互構，農民精神生活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呈現多向度的張力。
（一）主體與價值的非均衡交融：農民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
在鄉村文明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傳統性因素不斷削減，現代性因素不斷增長，鄉村社會的價值體系在這種交融過程中發生了結構性的變革。傳統性、現代性等呈現相互交織且相互消解的互構關系，鄉村文明的主體要素與精神要素呈現非均衡交融的特征。在這種背景下，農民精神生活多元化、開放性及變動性的特征不斷明顯，而同時又具有封閉性、穩定性及單一性的特征，由此陷入矛盾的境地。傳統精神倫理規則、關系及秩序在多元現代性的強烈沖擊下逐步走向瓦解，而在全球化以及后現代性的影響下，鄉村社會新型倫理規則及道德秩序建立的根基又尚未穩固。11在傳統與現代相互交融的情境之中，農民既處在傳統的生活世界里，同時也踏入了現代化的生活情境，普遍性的價值意義與處境化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張力加劇，進而導致了農民日常生活主體性建構的困境。
（二）物質與精神的非均衡交融：農民精神生活的文化墮距
自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社會的物質文明程度不斷提升，但由于市場經濟對于鄉村精神倫理的負面影響不斷加劇，現代化也導致了鄉村文明的悖論疊生。農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呈現明顯非均衡交融的特征，農民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墮距的面向不斷顯現，進而產生了“豐裕社會”的貧困問題。“文化墮距”是指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社會系統中各種要素的變化速度存在差異，物質與科學技術往往快于道德與觀念等要素的變化，由此產生了一種精神文化變革延遲及停滯的現象。1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農民的物質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較于物質層面的快速發展，農民精神生活需求卻遠遠未得到滿足，鄉村社會物質與精神的疏離態勢日益顯現。而且，隨著市場化逐漸滲透到農民日常生活中，功利化的因子不斷嵌入農民精神生活領域，享樂主義的理念在鄉村社會不斷流行，傳統倫理對于他們日常行為的約束力不斷減弱。由于這種文化墮距的存在，物質層面的享受成為農民日常生活的主導觀念，鄉村傳統習俗及道德倫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逐漸異化，價值塌陷、信仰缺失等深層次的精神危機不斷顯現。
（三）制度與情境的非均衡交融：農民精神生活的結構脫耦
在相對靜態的生活情境中，社會結構與價值目標都相對成熟且固定，結構與價值之間能夠相互匹配：社會結構為價值目標的實現提供基礎，價值目標則對社會制度及社會結構進行合理化。13農民相對靜態的生活情境在現代化的沖擊下逐漸走向破裂，傳統鄉村社會治理的制度體系對于日常生活的影響力不斷減弱，由此導致了國家治理制度體系與日常生活情境的非均衡交融。鮑曼認為，“流動的現代性”具有制度“液化”的功能，并且這種“液化”不斷從制度層面向社會層面、從宏觀政治向微觀生活政治轉移，事實上已經轉移到了微觀生活層面。14流動的現代性導致了制度體系與日常生活情境的脫嵌，農民日常生活制度性因素與精神性因素的張力不斷加劇，農民精神生活陷入一種不確定性的風險之中，其價值體系與鄉村社會結構無法有效匹配。個體化的制度體系與日常生活情境的張力，生成了農民精神生活的結構性矛盾：精神生活的碎片化讓個體化的農民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無法有效生成精神生活共同體，在陌生人社會中日益感到孤獨；與此同時，農民精神生活越來越受到資本及技術的約束，社會信任系統的風險性導致了農民價值體認的不確定性。由于農民精神生活不斷呈現自我指涉性的特征，原有的制度體系無法有效約束個體的精神生活，反思性的自我調控機制無法有效穩固農民的日常精神生活情境，農民精神生活存在開放性與封閉性并存的困境。
五、現代性重建：農民精神生活的均衡性重構
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精神生活的結構性張力，實質上是現代性對鄉村文明的沖擊之下，鄉村文明的價值及主體性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導致的。在當前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背景下，需要實現現代化的精神價值體系與農民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合，構建與人的現代化相協調的精神世界，由此實現鄉村文明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
（一）個體化與共同體化的均衡互構：農民精神生活的主體性回歸
現代化人格不僅是農民精神生活重建的基礎，也是實現鄉村文明復興的內在要求。英格爾斯認為，只有當一個國家的人民是現代人，國民無論是在心理還是行為層面都具有現代人格，各類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具備了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特征，這樣的國家才能稱作現代化的國家。15在鄉村社會日益個體化的背景下，必須調和日常生活情境中制度性維度與精神性維度之間的張力，讓個體在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中能夠獨立承擔風險及社會責任，在現代化人格重塑的過程中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主體性回歸。農民精神生活人格重塑的目標是構建一種有節制的個體化，無論個體的內心情感還是日常行為，都能夠實現個體化及共同體化的有機協調。在推進鄉村文明復興的過程中，需要將國家自上而下嵌入的制度體系與鄉村社會非正式制度體系耦合，充分發揮鄉村傳統內生性治理資源在農民精神生活中的德治功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農民日常生活情境的對接。同時，構建國家、市場及社會互動共治的制度體系，以鄉村公共性的重建來實現農民現代化人格的建構，在推動農民主體性回歸的過程中實現鄉村文明的重建。
（二）物質與精神的均衡發展：農民精神生活的實踐性回歸
精神生活富裕是農民美好生活方式建構的重要層面，它不僅賦予了農民日常生活現代化的價值底色，同時也為鄉村文明的復興提供了價值動力。在推進鄉村文明重建的過程中，需要有效平衡農民日常生活物質性與精神性要素之間的關系，由此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實踐性回歸。中國特色鄉村文明的現代化轉型，必須在立足傳統農耕文明的基礎上，讓農民充分享受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成果，探索物質與精神協調發展的鄉村現代化模式。為解決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精神生活的文化墮距，需要在美好生活理念的指導下，在推進農民物質生活富裕的過程中，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實現農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話語均衡。需要實現精神生活話語從“資本的邏輯”向“生活的邏輯”轉換，通過跨越資本的單向度邏輯來實現美好生活方式的建構，不斷提升農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程度，逐步引導農民養成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有效提升農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內生動力。
（三）傳統與現代的均衡融合：農民精神生活的價值性回歸
從治理與日常生活的視角來看，農民精神生活重建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重構鄉村社會的文化倫理。當下，傳統鄉村精神倫理仍然具有創造性轉換的根基，如何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價值回歸，是當前鄉村治理體系建構的重要任務。為此，需要建立一整套面向鄉村振興并與農民日常生活相符合的治理體系，在新型治理系統中實現國家意志與鄉村治理實際需求的有效結合，將農民的生活方式、情感價值及文化認同與現代生活情境相適應，在農民精神生活情境中培育一種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新鄉土倫理。通過構建現代文明與傳統鄉村文明互補的治理體系，在傳統與現代融合發展的基礎上構建文明交融的精神文化共同體，由此重構一種具有共享性的農民精神生活形態，進而為鄉村文明的現代化轉型提供價值支撐。在此基礎上，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農民日常生活的有機耦合，推進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價值性回歸。
六、結論與討論
從現代化的歷程來看，鄉村文明變革的邏輯是將現代化的價值理念作為治理的機制，在鄉村社會建構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結構，由此推動農民價值、心理及情感的現代化。從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過程中，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了系統性的變革，但鄉村社會結構與農民精神價值體系的錯位互構，導致了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多元張力。為有效跨越鄉村社會發展的“現代化悖論”難題，需要重新思考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文明變革的問題，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來探求鄉村文明復興的路徑。
在鄉村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雖然鄉村文明遭遇了現代性前所未有的沖擊及挑戰，但鄉村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鄉村文明的終結，而是體現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情境的來臨。在鄉村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中國鄉村文明的現代化并非是現代性取代傳統性的過程，國家治理需要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傳統性因子，在農民日常生活情境中實現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有效融合，由此實現農民精神生活的現代性重建。從治理的視野來審視農民精神生活現代化范式的重塑，需要充分尊重鄉村社會及農民精神生活的主體地位，實現農民精神倫理現代性與傳統性的有效耦合。
精神生活現代化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底色，農民精神生活的現代化重建本質上是鄉村文明的重建。現代性視野下鄉村文明的重建，需要實現從國家與社會的宏大范式向制度與生活的微觀范式轉型，從日常生活世界出發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變革，將文化觀念、國家福利、制度安排及生活習慣作為治理的維度，由此構建一種“自我依賴”的精神生活結構。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必須立足于農民的日常生活來推進農村及農民的現代化，通過現代治理體系的重構來助推鄉風文明，為農民精神生活的重建提供實踐動力。需要在充分尊重農民日常生活的基礎上，通過鄉村社會的價值體系與鄉村結構的均衡性互構，實現農民精神生活與鄉村文明的現代性重建。
(作者吳理財系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院長、教授，安徽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劉建系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實踐》2023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