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秸稈禁燒政策逐漸在各地鋪開,并成為基層的常態化中心工作。禁燒秸稈有減少空氣污染、避免交通事故等好處,但是在基層實施的過程中已經呈現出了對農業生產的諸多弊端,引發了農戶的不滿。對農戶而言,禁燒秸稈之后,草害越來越嚴重,蟲害也多,有的地方毒蛇都多了,必須穿膠鞋才能下地干活。不燒秸稈,秸稈還田和秸稈離田是處理秸稈的兩種主要方式,但是秸稈還田要求的深翻條件很難滿足,還田只能讓草害和蟲害越來越嚴重,秸稈離田又高度依賴補貼。如果這兩種方式都無法解決,農戶不敢燒,部分秸稈就會被農戶推到附近的溝渠塘壩,然后水污染也來了。但是,秸稈禁燒的影響不止于農業生產條件惡化帶給農戶直接的不便利,秸稈禁燒還加速了小農戶退出土地的步伐,助推了規模經營的生成。
一是秸稈還田加速了小農機退出生產環節,影響了小農戶生產的自主性。糧食作物生產環節已經普遍機械化,區別在于要想不求人,小農戶用小農機,大戶用大農機。小農戶找農機市場服務的價格高于大戶,家里通常都買了二手小農機。小農機馬力太小,旋耕淺,秸稈還田后地根本翻不下去。小農戶對農機的要求不高,能打著火就行,但是如果都不能用于現在的農業生產,只能當廢品賣掉了。專業的農機手是不愿意服務分散的小農戶的,有農機手表示收小農戶一畝三分地的時間夠他收大戶的6畝地,更別說不好下地這些客觀因素。受秸稈禁燒的部分影響,農機廠商也在研究馬力越來越大的大農機,有些廠商甚至已經不生產小農機了。結果就是小農戶農機使用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在鳳陽縣某鄉鎮調研時發現,小農戶持有小農機的比例非常高,對他們是否從事農業生產的影響很大。持有一套小農機的農戶更不愿意流轉土地,而小農戶常常是在農機壞了后就不種地了,有小農戶不種地的導火索是柴油機壞了。
二是秸稈還田倒逼機插秧的推廣,小農戶的生產進一步受限。目前水稻種植有三種方式:一是人工插秧,二是旱直播,三是機插秧。人工插秧是傳統的水稻種植方式,費工費力,在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出的背景下人工插秧的成本節節攀升,地方插秧隊的人數也在逐年減少。淮南市某鄉鎮去年人工插秧的成本是320-330元/畝(含種子),今年已經漲到了360元/畝。旱直播是近些年更受農戶歡迎的種植方式,不需要育秧和插秧,又省時省工。但是旱直播最大的問題是容易長草。本來秸稈還田后,難以腐爛的秸稈帶著大量草籽一起還田,草害就嚴重,甚至除草劑越用草的耐藥性越強。去年有的村懸賞20萬請人來殺草,都沒人敢來。人工插秧成本太高、旱直播不可持續,所以機插秧就成了第三個選擇。育秧工廠是這幾年政府正在推廣的農業項目,是提供育秧和機插秧服務的主要主體。機插秧成本沒有人工插秧高,草害比旱直播可控。相比于小農戶還可以人工拔草,大戶無疑受草害影響更大,對機插秧的接受程度更高。育秧工廠也更愿意擁抱大戶,有的育秧工廠表示給小農戶服務收不回成本,明年要把小農戶全都踢掉,有的育秧工廠還愿意服務小農戶,但是小農戶基本喪失了選種的自主權。對于選擇機插秧的小農戶來說,他們的生產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對于繼續采取人工插秧和旱直播的小農戶來說,當周圍的田塊都是機插秧時,用水的差別也會影響到小農戶的生產,有的小農戶就直接把地流轉給了周邊的大戶。
三是秸稈還田后生產成本提高,挫傷小農戶積極性。第一,深翻增加了一次旋耕,每畝增加成本40元左右;第二,種子經常扎根在秸稈上,發芽率降低,需要投入更多的種子獲得跟之前相同的產量。比如小麥種子投入量增加近20斤,增加成本40元左右;第三,農藥和除草劑的用量大大增加,每畝增加40元以上。比如水污染發生后需要凈化水質,底改的農藥一畝地至少要用3次,至少增加18元的成本。總體來說,秸稈還田后,小農戶增加了每畝100元以上的成本。再加上近些年糧價總體保持穩定,農資和農機成本卻都在提高,小農戶種地的利潤更是所剩不多。有的小農戶干脆把地流轉出去,不種地了。
四是農業治理便利成了基層政府推動土地流轉的動力之一。秸稈禁燒是基層常態化的中心工作,在衛片執法出現后,管理越來越剛性化。秸稈禁燒時期,從縣到村各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監管看守。皖北某村設了三個監測點,鄉鎮干部、縣里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村里的小組長、老黨員都要參與駐點。皖南某村在秸稈禁燒時村干部天天下地巡邏、24小時值班,村里至少有6個看守棚,30個巡邏人員。上級政府給該村的秸稈禁燒專項經費是每畝10元,村里還要倒貼錢,更別提每年村干部要預交的保證金。因此,以高標準農田整治等項目為契機,基層政府在完成小田并大田的同時有推進土地流轉的動力。畢竟,如果土地流轉的比例夠高,規模經營主體替代了小農戶,不論是鄉鎮還是村集體做工作都方便。有村干部表示“土地流轉后,秸稈禁燒工作好做了,不用天天下地,出現火點就可以直接找大戶”。
秸稈禁燒政策實施以來對農民的生產帶來了諸多不便,同時還產生了意外后果,即小農戶生產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受挫,小農戶退出土地的步伐提前,規模經營的步伐越來越快,土地對小農戶的保障功能就趨于弱化。有基層干部表示“農民現在最苦的就是秸稈禁燒,再這樣下去,等到農民對地的心寒了,大家都不種地了,誰來保護國家糧食安全”。秸稈禁燒政策在基層已經實施了十余年,各種利弊在地方上已經顯現出來,是時候重新對政策進行調整和完善了。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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