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總結2023年經濟工作，深刻分析當前經濟形勢，系統部署2024年經濟工作該會議強調，要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突出重點，把握關鍵，扎實做好經濟工作。在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方面，強調的一個重點任務是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著力破除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這一重點任務的工作原則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有明確要求：立足內需，暢通循環；立破并舉，完善制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系統協同，穩妥推進。
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目的是充分利用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尤其是超越企業、行業、地區的局部最優，實現全局最優的資源配置。由于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地域性，以及農產品生產和流通對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高度依賴性，建設和完善全國統一農產品大市場的任務不應僅僅局限于農產品市場本身，還需要延伸到農產品的交易對象、交易流向和時空分布等領域以及生產要素市場和生產服務市場。否則，農產品市場的交易制度和基礎設施建設就缺乏針對性，不能促進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實現最大化。
一、集中決策與分散決策的競爭合作是現階段市場經濟的常態
根據經濟學原理，完全競爭的市場不僅可以使生產者最大限度提高自身資源利用效率，而且可以借助“看不見的手”實現全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經濟學家們通常把完全競爭的市場作為理想參照物，力圖找出違背完全競爭原理的因素并提供解決方案或思路，以實現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極大化。那么，完全競爭需要滿足哪些基本假設？現實生活中又是怎么樣呢？
一般來說，完全競爭的市場需要滿足4個條件：一是商品同質（成本價格競爭）；二是買賣雙方數量眾多（被動接受價格且無需選擇交易對象）；三是買賣雙方信息充分；四是市場進出沒有任何障礙（技術和要素包括資本可獲性無差異）。在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小手工業占據統治地位，且不存在產能過剩，這些條件基本能得到滿足——盡管不那么嚴格。因此，充分就業基本能自動得到滿足，資源配置的所有變化都沿著生產可能性邊界從一個均衡向另一個均衡邊際運動，局部最優就是全局最優，分散決策不僅能充分發揮競爭對內部資源配置的壓力，也能自動實現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但現在已經大不一樣了：第一，創造差異化產品、發現差異化市場變成競爭的首要選擇，降低成本和價格的壓力減小；第二，大型跨國公司分享高科技、高附加值市場，大型連鎖超市（包括電商）占領零售市場，這些生產者和經營者不再是簡單的價格接受者；第三，不僅信息不對稱問題日益凸顯，而且信息本身似乎已經分化成為獨立的產品甚至產業；第四，基礎設施、資本和技術壁壘以及地緣政治越來越成為超越通常制度的市場準入障礙，產業鏈的發展進一步強化了以雙邊或多邊內部合同代替無選擇市場交易的趨勢。如果完全競爭的基本假設已經被大大動搖，那么，是否還應當無條件堅持依據這些假設推導出的結論，特別是公共政策導向？如果結合當前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即無法自動保證充分就業、沿著生產可能性邊界移動）考慮，是否還能假定資源配置的所有變化都是邊際改善，且局部最優必然是全局最優？
如果無數價格接受者的分散決策是市場競爭效率的基本假設和必要條件，為什么幾乎所有企業的內部資源配置都用嚴密組織代替自由競爭？為什么成功的小企業從一開始就力圖擴大自身規模而不是不斷新建同質的小企業？為什么成功的大企業更熱衷于縱向延伸或橫向擴張，而不是簡單擴大規模？為什么產業鏈差異化的內部合同比非選擇性的外部市場交換具有更高經濟效率？是否可以認為企業內部的決策是一種集中決策？是否可以認為產業鏈的內部合同安排也是一種集中決策？隨著產業集中和集聚以及產業鏈的發展，這樣的集中決策顯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并且，相應的資源配置效率似乎更高。
這樣的集中決策并不否定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不否定分散決策的重要性。市場仍然通過參與者（行為主體）追求自身利益基礎上的自由交換來實現內部和社會的最優資源配置。生產者不再完全是同質的數量巨大的微小個體：一小部分扮演集中決策的角色，其余的則繼續從事傳統的分散決策。前者主要從事帶來技術和產品重大創新的研發工作，決定生產什么，并協調不同企業和不同部門的合作、組織不同形式的產業鏈等，除創新外，其主要作用是通過不同形式的集中決策來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后者則接受前者確定的規則和標準，通過競爭獲得前者所提供的參與機會（包括合同、訂單等），并在前者確定的規則和標準范圍內組織生產，其作用是積極主動提高內部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在工業領域，產業鏈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大型企業集團扮演集中決策角色（決定生產什么），大量中小企業通過分散決策來競爭前者所提供的合同和訂單（決定如何生產）；在農業生產領域，龍頭企業和合作社實際上也在制訂規則和標準（包括選擇農戶和社員的標準），農戶和社員在包括上述標準和規則的約束邊界內努力提高自身內部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場競爭的結果以及關于產業鏈、供應鏈的大量研究（例如郁義鴻，2005；張艾蓮等，2023）和案例都證明，通過排他性內部合同、訂單所形成的集中決策與競爭性的分散決策相結合，在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中可以更好地優化內外部資源配置。
當然，集中決策者之間也有競爭，市場的淘汰機制仍然起作用。只要集中決策者是市場競爭的主體，追求經濟利益并通過自由交換方式從事交易，同時接受嚴格的獎懲制度包括預算約束，所有制就不是決定資源配置效率高低的主要因素，公有經濟實體甚至公共部門及其代理人也可以成為市場行為主體和集中決策主體。
如果考慮產業集中和集聚條件下許多重大決策不再是從一個均衡向另一個均衡的微小平滑移動，分散決策得到的局部最優能否自動保證全局最優就成了一個疑問，甚至帕累托改善能否自動實現都成了問題。如果完全競爭的假設成立，每一個市場主體的行為結果都微不足道，而交易對象是非特定主體（或抽象市場中非人格化的交易），其目標顯然單純是自身利益改善，與交易對象及其改善程度無關。但是，一旦產業集中和集聚程度大幅度提高，關聯產業和關聯企業的利益、競爭對手的相對收益必然成為協調合作行動的重要決定因素，博弈的經濟和時間成本將大幅度上升，甚至無法達成合作協議。在這種情況下，超脫于企業、行業以及地方利益的公共部門，有可能更迅速、更有效地用集中決策來克服帕累托效率無法自動實現、局部最優與全局最優不一致的困境。
因此，在集中決策特別重要的領域，如果歷史發展中還沒有產生足夠大的非公有制企業，在滿足上述條件的前提下，公有制企業甚至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有可能帶來社會資源配置的顯著改善。特別是在涉及私人逐利行為與全局資源配置效率不一致的領域，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可以克服私人特定資源配置效率甚至地區資源配置效率與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一致的困境（鐘甫寧，2021）。
二、提高統一大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需要集中決策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目標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無論是完善市場制度還是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其目標都是在競爭的基礎上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提高資源利用和配置效率。市場是交易場所，市場制度是交易規則，市場機制所實現的資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不僅取決于交易制度和自身的基礎設施，還取決于所交換的商品和資源及其交換途徑；甚至具體交換方式也部分取決于進行交換的商品和資源的性質，以及它們的交換途徑。因此，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應僅局限于完善市場自身，還應延伸到對產品和技術的創新（交易對象）、生產和流通基礎設施（生產地點、生產和流通聯結方式）的完善，包括信息技術的發展。在產業集中和產業集聚高度發展的現階段，研發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越來越多地體現出集中決策的特征。
對建立完善統一的農產品市場來說，研發和基礎設施領域的集中決策更加重要。新產品、新技術的收益難以充分得到內部化，大型基礎設施（例如道路和水利設施）的使用不具有排他性，兩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產品性質。在這兩者的供給上，追逐私利的企業投資意愿不足，農戶及其聯合體既缺乏動機也缺乏能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和地域性的本質特點，產品和技術的重大創新往往會帶來生產在季節和地域上的變化，從而改變農產品市場的交易對象、交易時間。這不僅要求所涉具體市場改變交易方式和自身的基礎設施，也要求改變聯結不同市場的基礎設施和交易方式。也就是說，先有交易對象（包括時間、地點），然后才有相應的市場（包括交易方式和市場聯結方式）以及相應的基礎設施。如果交易對象發生重大變化，市場也要做出相應改變。而前述這些都是集中決策的對象。
三、集中決策在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中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
如上所述，集中和集聚效應已極大地改變了完全競爭的前提條件，集中決策和分散決策并存、競爭和協作已成為市場經濟的常態。兩類決策盡管領域有所交叉（競爭），但各有其適應領域，相互的協調合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微觀和宏觀層面的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若涉及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大型企業集團的協同行為，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可能效率更高：不但能克服既存利益沖突、關聯企業的利益沖突、新增利益分配沖突等，而且能解決局部最優和全局最優不一致問題，更有利于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集中決策的效率首先取決于決策的目標。市場競爭迫使所有生產者把經濟效率放在第一位，從而保證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最大化。對小規模的分散決策者來說，經濟效率是與生俱來的首要目標；對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成長起來的大型企業、跨國集團（集中決策者）來說，經濟效率也是不言而喻的首要目標；對于公共部門來說，把經濟效率放在首位需要有富有遠見的智慧和政治定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共決策的目標，為中國經濟4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開創了集中決策和分散決策相結合、相協調的新局面。
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應集中關注全局性、前瞻性、跨行業、跨地區的決策領域，特別是涉及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決策，以及私人部門由于利益沖突而難以協調、局部最優與全局最優不一致的決策。對于農業部門來說，需要公共部門參與集中決策的主要是新品種、新技術、新裝備的研發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農業區劃和品種布局。只有確定交易對象，了解其流向和時空特征，才能有針對性地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全國統一大市場，包括交易制度、交易方式和必需的基礎設施（含交通運輸設施和儲存設備）。
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是自身作為市場行為主體之一出于經濟效率目標、就自身行為作出的決策，而不是對其他市場主體下達的無所不包的行政指令。無論集中決策是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做出的，必然構成其他行為主體特別是小規模生產者面臨的外部約束條件，從而影響他們的分散決策。但是，這種集中決策不是命令或指令，只構成外部約束條件之一（實際上所有大規模生產者的決策都互相影響，他們都面臨同樣的約束），每一個小生產者根據面臨的全部資源約束獨立作出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公共部門的集中決策不會、也不應當妨礙市場競爭的淘汰和激勵機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經濟建設的目標也越來越多從總量轉向效率、轉向高質量增長，發展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不可動搖的政治基礎。盡管40多年來歷經種種考驗，盡管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盡管面對歐美國家把意識形態凌駕于經濟之上的沖擊，但仍然可以堅信，中國堅持優先發展經濟的戰略不會變，市場導向的改革不會變，建設和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包括農產品市場）以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目標不會變。正如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
（作者系南京農業大學鐘山學者特聘教授；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糧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食品與農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4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