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糧食安全和農產品競爭力下降是相互關聯的兩個重大公共政策問題。本文以經濟學基本原理為依據，通過邏輯和數據分析指出近年來糧食進口大幅度增長、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作物生產成本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和收入增長以及勞動力成本的飆升;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導致的農村勞動力市場在時空上不匹配。因此，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提高糧食安全保障水平的關鍵在于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緩解勞動力市場供求瓶頸階段的緊張程度。
關鍵詞:糧食安全;勞動力成本;農村勞動力市場;季節性;制度創新
一、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不斷取得重大成就，但也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對發展國民經濟和保障人民生活來說，最重要的農業政策問題之一是如何確保糧食安全，而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正面臨重大挑戰。對政府和公眾來說，糧食安全一直是最基本的政策目標之一，同時糧食自給率被作為衡量糧食安全的最基本指標，因而糧食進口量一直受到高度關注。近年來，除了大豆進口量不斷創新高以外，主要谷物的進口量也呈快速上升趨勢，糧食安全再次成為大眾關心的熱點和政府決策面對的重要議題。與過去長期供應短缺時代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增長迅速，遠遠超過人口增長速度，不僅人均熱量攝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食物結構和營養狀況也得到顯著改善。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地區和人群中，營養攝入過量導致的肥胖癥和以“三高”為代表的富貴病發病率不斷上升。因此，當前糧食安全問題與過去相比存在性質上的根本差異:當前糧食看上去供不應求，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持續大幅度上升導致的食物結構變化，在改善營養的同時增加了對飼料糧的需求，并非食物消費絕對量下降或普遍不足，因而是一種“甜蜜的煩惱”。除了消費需求的快速增長以外，農業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也是國內農產品競爭力下降、糧食進口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同理，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收入上升，而增加農民收入正是政府追求的目標，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農產品競爭力下降也是一種“甜蜜的煩惱”。說它們是“__甜蜜的煩惱”，是因為造成這些煩惱的根本原因是收入上升，如果收入不上升或者上升得較慢，就不會有這些煩惱。但增加收入恰恰是政府追求的根本目標，只要政府努力快速增加收
入，就必然帶來這些“甜蜜的煩惱”，因而可以說是自找的“煩惱”。既然是煩惱，就需要找到適當的應對之道，“甜蜜的煩惱”也不例外。要探索適當的應對之道，首先應當明白問題的性質和產生的原因，然后才有可能科學地討論如何應對。
二、收入增長導致糧食需求和生產成本同時上升
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定義，糧食安全是指“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獲得并且買得起足夠、安全、有營養的食物，以滿足他們從事積極生活的需要和對食物的偏好。”很明顯，這一定義強調的是最終消費者的滿足程度，與食物生產地點、是否進口無關，其隱含假定是各種資源的自由流動，包括不受政治和其他因素干擾的自由貿易。一些人口大國(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則強調基本食物的自給自足，其原因不僅考慮國內政治因素，同時也包含對歷史經驗的回憶和解讀(FAO等，2013)。日本和韓國一直嚴格保護本國大米市場，韓國農民甚至不惜以自焚來抗議自由貿易;印度和我國則更進一步，基本上把糧食安全等同于糧食自給，并據以制定農業生產和農產品流通的主要政策。即便我國在政策上特別強調糧食生產并投入大量公共資源，但近年來糧食及相關食物進口仍然大幅度上升。以2013年為例，除了進口大豆6338萬噸、食用植物油810萬噸、食糖455萬噸以外，谷物及谷物粉的進口量也達到1458萬噸，包括小麥554萬噸、稻谷和大米227萬噸。我國現行統計口徑中糧食包括谷物、薯類和豆類。如果以現行統計口徑中的糧食為標準，2013年我國糧食進口總量相當于國內產量6.194億噸的13%(如果單計算谷物，則進口量相當于產量的2.6%)(國家統計局，2014)。相比之下，印度糧食年產量不到2.6億噸，實際凈出口1000多萬噸。如果以糧食自給率為標準，印度的糧食安全水平明顯超過我國;但是，如果以居民食物消費和營養水平為標準，那印度就差遠了:印度5歲以下兒童接近50%營養不良，或者體重不足或者身高不足，更多的是兩者兼而有之。原因很簡單，印度人均糧食消費量(包括飼料糧)僅相當于我國20世紀60年代初饑荒時期水平，食物攝入量明顯不足(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Ｒesearch Institute，2014;Yu，2015)。印度并沒有實行糧食配給制度，居民食物消費水平完全受限制于收入水平和消費習慣。如此普遍的營養不良很難用宗教等文化因素來解釋，只能歸因于普遍的貧窮導致彌漫性的食物消費不足。如果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到印度當前的水平，人均食物消費量大概不會比印度現在的水平高多少，那么，我國根本不需要進口糧食，現有的糧食總產量當中甚至有一半可以用于出口。除了需求因素外，相對價格或相對成本的變化是我國糧食作物進口急劇增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國內各界討論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的問題是通常僅僅關注物質成本，特別是與能源相關的物質生產費用的上升。農產品物質成本上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如果放在全球視角討論與國際貿易相關的成本問題，情況就不同了。能源價格上升導致一系列生產資料的成本和價格上升，但這種成本和價格上升是全球性的，無論出口國或進口國，生產成本都在上升;盡管上升比例可能不同，但畢竟是全球普遍現象，很難用來解釋我國糧食作物進口為什么大幅度增加。如果換個角度觀察我國的獨特之處，可以看到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而農民收入的長期大幅度提高必然表現為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成本的飆升。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78年僅為133.6元，2000年和2013年分別增加到2253.4元和8895.9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分別為1978年的550.6%和1286.4%(國家統計局，2014)，不僅遠遠高于能源價格的長期增長趨勢，而且其它國家農民收入的增長根本無法望其項背。換句話說，如果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沒有如此之快，農產品生產成本的上升就不會如此之快，我國糧食國際競爭力也不會下降得如此之快。同時應當看到，最近十多年我國農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遠遠超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上升速度。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1998—2003年我國糧食生產中雇工的日工資一直在18元左右徘徊，2004年開始進入快速上升軌道，從2003年的18.80元上升到2013年的99.05元，按當年價格計算10年中增加了4.27倍*，年均增長18%(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有關各年)，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當年價格計算僅增加了2.39倍，年均增長13%，盡管已經在全球獨占鰲頭，但顯然不能用農村勞動力供給曲線的移動完全解釋農村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幅度。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可能改變既定價格水平上的勞動力供應量，從而造成農村勞動力市場上供應曲線向內移動，是勞動力成本飆升的一個可能原因。但是，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的同時，蔬菜播種面積卻持續大幅度增長，占作物播種總面積的比重從2%增加12%，同時，由于蔬菜播種面積按照全年種植面積計算，不考慮收獲次數，而糧食播種面積按收獲次數累加，因而蔬菜生產實際增加的面積應當更多。由于蔬菜生產每畝用工量相當于糧食生產的5倍，蔬菜種植面積大幅度增加的事實證明我國農村勞動力供應并非絕對缺乏，勞動力雇傭價格的上升只能看作是勞動力供應的相對不足，可能有其它原因。從農業生產特性來看，農民收入與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不一致、農村勞動力市場供應相對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田生產勞動的季節性:農忙時大家都需要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因而需要增加雇傭勞動;而農閑時則相反，大家都有多余的勞動力可供雇傭。如果不再簡單把農村勞動力市場看作一個沒有時空概念的“點”，而是根據農業生產的實際引入時間和空間維度，就可能發現全年勞動力過剩的現象與季節性供求失衡并存，從而導致農忙季節勞動力雇傭價格大大超過全年平均數，更遠遠超過農閑時節。從時間上看，對季節性的大田農業生產而言，特別是糧棉油生產，勞動力的供求在時間上無法匹配。從空間上看，如果每一地點勞動力的需求不確定、不連續，就可能加劇因為居住分散造成的信息不暢、移動成本高的問題，因而農村勞動力市場供求在空間上也很難匹配。由于農村勞動力供求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都很難匹配，就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不僅農忙季節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特別顯著，而且難以通過雇傭季節性勞動來擴大糧棉油等大宗作物的生產規模。相對而言，蔬菜等園藝產品的生產全年用工量相對均衡，供求關系在時空上比較穩定，利用雇傭勞動就相對容易。其實，農村金融市場也一樣，在大宗農產品集中生產地區，因為農戶需要籌集資金和可以提供剩余資金的時間不一致，社區合作無法解決大田生產資金供求時間上難以匹配的問題。
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應
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生產者有兩個選擇，即要素替代或產品替代。前一種選擇是不改變生產的種類，用成本相對較低或者下降(不變)的要素替代成本較高或者上升的要素，后一種選擇是改變產品種類，用高投入高產出的產品替代低投入低產出的產品，用出售高附加值產品所獲得的相對較高的價格和收入來平衡生產成本的上升。在糧食(或其他大田作物)生產上，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致的要素替代主要體現為農業機械替代勞動力，其必要的技術條件是地處平原地區，易于使用大中型農業機械，而必要的經濟條件是存在農業機械作業的規模經濟，無論土地和機械的所有權、經營權如何分散，農業機械的單機作業規模可以超越必要的規模門檻，購置成本和其他固定費用可以在更大作業面積上分攤。產品替代則主要表現為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園藝產品替代糧食作物，也有一些農田改用于水產養殖。產品替代的技
術條件是具有適合高附加值產品生產的自然環境，而經濟條件是臨近高收入人口集聚中心或深加工中心，具有高附加值產品的市場規模經濟能降低物流費用。除了生產成本上升的推力，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產品替代還受到消費者收入上升形成的需求拉力，因而比要素替代更加普遍。或者說，即使沒有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因素，消費者收入上升、對高附加值產品需求增加，產品替代就可能發生。當然，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還有另一種性質的產品替代，即在不適合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地方用勞動力投入更少、產值可能更低的產品(如竹木等)替代
糧食等大田作物，包括極端情況下的拋荒。經濟發展最迅速、收入增長最快的東南沿海地
區過去三十多年的農業生產結構的變遷很好地驗證了上述理論預期。受農業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和高收入城市人口需求拉動的雙重影響，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四省的蔬菜水果生產和畜牧業、漁業生產都大幅度增長:2003—2013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第一產業附加值分別增長了118%、183%、115%和145%(國家統計局，2014)，這樣的增速遠遠超過各種產品的生產率提高速度，因而主要是結構調整、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大幅度增長的結果。由于面臨的市場條件類似，產品替代在上述四省的表現相近，然而，由于自然條件的差異，要素替代的狀況卻大相徑庭。1978—2014年江蘇省糧食生產從2290萬噸增長到3491萬噸，增幅達52.4%，與歷史產量最高的1997年相比，2014年的糧食產量僅下降了0.3%。但是，與1978年相比，2014年廣東、福建和浙江的糧食產量分別下降了16.8%、8.4%和45.7%，與歷史最高紀錄相比，則分別下降了31%、31%和50%(國家統計局，2014)。原因很簡單，江蘇大多為平原地貌，耕地面積接近國土面積的50%，技術上適宜農業機械的大規模作業;過去十多年農民自發創造了農機跨地區作業模式，有效提高了農業機械單機作業規模、大大增加了每一臺農業機械一年內的作業時間(Yang等，2013)。如果從機械作業這一生產環節或階段來看，江蘇小農經營體制下的農機作業規模經濟已經遠遠超過了美國的大農場。美國幾萬畝面積的家庭農場通常擁有好幾臺大型農業機械，每臺機械每年的工作時間通常只有數周;而我國跨地區作業的農業機械一年可以工作幾個月，單機作業面積遠遠超過美國大型家庭農場，因而造成作業環節上更大的規模經濟、更低的單位面積作業成本。相比之下，廣東、福建和浙江主要是丘陵山區，耕地面積占本土面積的比重甚至低于20%，技術上不利于機械化，因而農民很難用機械替代勞動力繼續從事糧食等大田作物生產。如果某種農產品生產的季節性過強、勞動力市場供求在時間維度上過度失調，那么，即使該產品的附加值很高也可能無法彌補勞動力市場供求缺口，這種農產品的生產就會萎縮，或者轉到其他更適合的地方。蠶桑生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蘇南曾經與杭嘉湖平原一道是蠶桑生產的主要地區，因而清朝的江寧、蘇州和杭州三大織造衙門密集設立在這一地區。但是，這一地區一年只能養蠶2～3季，每季需要大量勞動力密集作業的時間不過10天左右，而且與大田農忙季節高度重合，因而，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蠶桑的主要飼養地區首先從蘇南轉向蘇中然后轉向蘇北，再以后就不斷萎縮，現在江蘇的蠶繭產量比高峰期減少了65%以上，目前僅南通和鹽城有少量生產。就全國而言，蠶桑生產迅速向廣西轉移，主要原因在于廣西的氣候可以每年養蠶5～6季，甚至8季，養蠶的勞動力可以比較均勻地分散在一年的不同時期，勞動力成本因而大幅度下降。如果需要雇工，當地的勞動力供求也容易實現時間上的平衡。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經濟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居民(包括農民)人均收入繼續以較大幅度持續上升，我國勞動力成本的進一步上升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可能更加明顯。由于要素替代和產品替代發揮作用的結果，糧棉油等大田作物的生產會相對集中于平原地區，農業機械會更多地替代勞動力;而高附加值的園藝產品會相對集中于丘陵山區，其中蔬菜等不易儲藏的產品可能向人口密度高的經濟發達地區轉移，而比較耐儲藏、耐運輸的干果和水果則可能向中西部交通條件比較方便的加工中心集中。
四、技術和制度創新的方向
上述分析給我們一個啟示，即農業勞動因產品和技術差異具有強弱不等的季節性，但每一個勞動力無論一年工作多少天都必須維持365天的生活，也具備全年工作的潛力。斷續的需求和持續的供應造成農業勞動力市場時間維度上的失衡，而相對高昂的交通或通勤成本，加上斷續和不確定的需求，使得農村勞動力難以在鄰近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上頻繁轉移，因而無法通過空間上的調整來平衡農村勞動力市場時間上的失衡。如果不能縮小乃至抹平勞動力市場時間上的不平衡，勞動力的價格就可能遠遠高于所謂均衡水平(按全年總勞動量計算的邊際產品價值)，因為勞動者必須用工作時間的收入維持全年生活，并且其生活水平還不能明顯
低于全年勞動者，否則他們就會另謀出路。因此，降低農業勞動力成本的要點是盡可能縮小勞動力供求時間上的差異，盡量讓每一個勞動力全年的勞動時間能夠比較均衡地分布在不同日期。只有盡量減少無法工作的天數，才能有效降低實際工作日必須獲得的工資水平。
這就是說，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制度創新，關鍵都是瞄準勞動力供應的瓶頸階段:盡可能用生物技術消除勞動力需求的瓶頸階段或者緩解瓶頸階段的勞動力需求，用機械等設備替代瓶頸階段的勞動力投入，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提高瓶頸階段勞動力的利用效率。勞動力供應瓶頸階段的勞動力供求狀況不僅決定農產品生產中勞動力雇用成本，也決定了農村剩余的季節性勞動力能否進一步轉移出去。因此，瞄準勞動力供應瓶頸階段的生產組織和技術問題，加大對特定技術和制度創新的投入，不僅有助于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提高大田作物的國際競爭力、提高糧食安全保障水平，而且有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和增加農民來自非農就業的收入。對于大田作物的勞動力需求而言，目前最大的瓶頸可能是病蟲害防治階段，因為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這一階段的作業時間不僅高度統一，而且不能靈活選擇，同時效率也不高，需要大量勞動力同時進行。如果通過生物技術培育出對病蟲害高抗性品種或者生物敏感期錯開病蟲高發期的品種，或者創新并采用類似美國抗除草劑大豆配合高效除草劑那樣的技術，允許靈活選擇噴灑農藥的時間，就可以通過延長適宜作業的時間緩解勞動力需求瓶頸階段的壓力;如果設計并推廣采用無人機等高效機械噴灑農藥，不僅可以大大減少瓶頸階段的勞動力需求、提高有效作業時間的工作效率，還可能提高作業的標準化程度，降低農藥殘留量，減少非法、劣質農藥的使用。對于高附加值園藝產品來說，也存在勞動力供求的瓶頸階段，但沒有大田作物那么嚴重，主要原因在于園藝產品的種類多、生長期具有一定的靈活性，農民在勞動力使用上有更大的自由調節空間。不過，通過生物技術創新給農民提供更大程度的靈活性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技術上的關鍵在于缺乏適用、高效的機械。過去長期偏重大田糧棉油作物生產的機械化，對丘陵山區的園藝產品重視不夠，缺乏適用于丘陵山區園藝生產的機械，更缺乏適用的收獲后處理機械。實際上，對于不易保存的園藝產品而言，收獲后階段用于收集、整理、包裝、儲藏和運輸的機械更重要，不僅在于緩解勞動力供應瓶頸的約束、節約勞動力成本，更在于提高產品的質量，從而提高其市場價格，不僅可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要，而且可以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無論哪一種技術創新都會引發相應的制度創新，也需要制度創新保障其有效運行。農機跨地區作業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小農經營體制下提高規模經營的重要形式是提高生產作業階段和環節的規模經濟，因而需要創造和維持大范圍的農機服務市場。政府可以而且應當提供信息和支持服務，但絕不能按地區分割市場，決不能因地方利益的短期需要限制農機服務的市場范圍和規模經濟。如果出現了農機服務市場的地區分割，必然會減少單機作業面積，從而降低甚至消除目前在農機服務階段已經體現出來的作業環節規模經濟，最終導致農機作業成本上升、農產品競爭力進一步下降。創造病蟲害防治和其它服務的市場，同樣要鼓勵服務者根據作業設備的技術潛力擴大服務的地域范圍，盡可能實現作業的規模經濟以降低服務成本;同時鼓勵服務提供者成為不同技術服務的多面手，可以在不同季節提供不同服務，有效增加自己的勞動時間、降低勞動成本，從而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如果說政府在農機和技術服務市場上應有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信息等支持服務而不是干預，那么，在引導技術創新的方向上政府應當采取更積極的措施、更大有可為。無論是科研單位還是生產企業，政府都可以通過財政支持和產業政策引導它們更加關注勞動力供求的瓶頸問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如何降低成本、特別是如何降低勞動力供應瓶頸階段的勞動力成本，而不能再單純追求提高產量。在新形勢下單純追求高產的技術和制度創新已經無法解決現實問題。例如，我國新疆的棉花生產采用膜下滴灌技術，單位面積產量超過美國一倍，但來自美國“望天收”的棉花，在征收滑準稅、增值稅等以后的完稅價格仍然低于國內收儲價格，導致國內收儲棉花大量積壓。目前糧食作物的生產成本也已經超過或者逼近國際市場價格水平，而且呈繼續上升趨勢，未來的進口將繼續增加。單純的保護不是最好的辦法。日本農業生產技術公認世界一流，但日本農民的凈收入總和僅相當于日本政府農業支持總額的70%。這就是說，日本農民的勞動不僅沒有創造新的價值，而且浪費了大量其他部門創造的價值;日本農業作為整體凈產出為負，凈損失達到30%，已經成為國民經濟體系中一個巨大的凈漏出“黑洞”。我們不能走類似的道路，也沒有能力走類似的道路。
五、簡要結論
綜上所述，現階段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提高糧食安全保障程度和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是降低農業勞動成本，而降低農業勞動成本的關鍵在于緩解農業生產勞動力市場供求瓶頸階段的約束，提高農業生產的階段和環節規模經濟。農業現代化的長遠目標當然包括擴大農戶經營規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小規模農戶經營下就不能擴大規模經濟、不能采用現代技術。如果根據作業性質劃分階段和環節，把不同階段或環節的作業交給不同的服務組織去做，他們提供的現代化技術服務完全可能實現相應階段和環節的規模經濟。如果有針對性地支持勞動力供求瓶頸階段需要的生產和流通服務，更可以在勞動力市場時間上不匹配的條件下有效降低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成本，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能力，提高糧食安全的保障水平。這一過程中政府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積極支持緩解勞動力供求瓶頸約束、降低生產成本的技術和制度創新，而不再片面強調提高單產;積極支持根據技術服務能力自然形成的市場，而不是為政績和地方利益瓜分市場、妨礙服務的流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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