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
農民理性是農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環境中形成的意識、態度和看法，它們不是來自于經典文獻，而是來自于日復一日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由于中國的文化經典主要是記錄和提供國家治理的學說，來自于下層的農民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并沒有較多見諸于經典文獻。相對文化經典而言，農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對他們的影響更大，也更為持久。本文所說的農民理性主要便是農民通過自身及其前輩的活動經驗形成的意識、態度和看法，它們更多見諸于諺語等常用話語之中。為此，本文將以農民理性中的關鍵性詞語來說明農民理性擴張是如何造就“中國奇跡”的。
(一)勤勞
勤勞是指辛勤地勞動，將勞動視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價值，它是農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這是由農業生產特點和方式決定的：農業生產高度依賴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環境的依附者。傳統農業主要依靠兩大生產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勞動。生產的增長主要依靠勞動投入。有所勞才有所得，多一分勞動多一分收獲。勞動不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種人生態度，是人的一項“天職”。特別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國，“強勁的體力多于良田”，更需要通過不斷的勞動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積累財富。而中國的農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們與農奴不同，能夠將勞動與收入聯系起來，有勞動積極性。中國農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勤勞的群體，沒有勞動時間限制和勞動條件要求。“勤扒苦做”、“起早貪黑”是高尚的、為人稱道的行為；“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游手好閑”、“好吃懶做”、“偷懶耍滑”更為農民所鄙視。毛澤東指出：“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又說：“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韋伯也認為：“中國人的勤奮與勞動能力一直被認為無與倫比。”還有人則將中國人視為“勤勞的螞蟻”。
但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民勤勞難以致富。首先是自然條件限制。農業生產受自然約束，其收獲受季節的限制，勞動產品的增長是有限的。直至改革開放前，我們還可以經常看到，由于沒有化肥，農民只有通過不斷松土，增加勞動投入，以獲得多一點點，甚至微不足道的產品。這種勞動投入愈來愈多，收益卻不能相應增長，甚至為負收益的現象，在黃宗智看來屬于“經濟內卷化”。其次，農業文明時代主要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土地資源總是有限的，產品總量難以增長。在人多地少的條件下，土地平均占有至多也只能是勉強度日。如果要獲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必然要占有更多的土地，由此就會造成土地兼并，即利己必損人。當土地兼并嚴重，就會產生戰亂，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將富人變窮，即“富不出三代”。所以，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貧窮而平均的社會，勤勞并不能致富，勤勞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表現為“勤勞的貧窮”，或者說是“有效率的貧窮”。
進入工商業社會，勤勞則會產生巨大的能量。工商業社會的生產可以超自然約束，財富增長總量是無限的。人可以更多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實現財富增長的同時擴大需求并不斷滿足擴大了的需求，從而達致“勤勞革命”。由于產品總量增長的空間增大，人們有可能在本人財富增長的同時也使他人的財富并不減少。在工商業時代，資本收益的同時，也能使勞動的絕對收益增長。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并不一定要以暴力戰亂的方式重新分配財富。財富的積累有了可能。但在一個成熟的工商業社會，財富積累速度是有限度的。這是因為工商業社會是人為建構起來的社會，出于種種原因，人們對于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加以各種約束，如“八小時工作制”、“雙休日工作制”、“未成年人勞動保護制”等。這就是所謂的現代性，或者說工業勞動理性的建構。而這種現代性意味著生產成果的時間受到限制，或者需要支付愈來愈多的社會成本。
對于剛進入工商業社會的農民來說，他主觀上并不知曉這些現代性，而仍然用他們千百年形成的勤勞習慣行事。這種農民式的勤勞可以在工商業社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是最有活力或者說在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經濟，世界新華人經濟、沿海外資經濟和民營經濟，這三大經濟體的主體都是農民。他們的勞動時間在世界上是較長的，他們的勞動條件在世界上的要求是較低的。由此生產出世界上最廉價的商品，并占領世界市場，形成了對成熟工商業社會的巨大沖擊。一些外國人認為中國人開廠經商不講規則，沒有時間和條件限制。其實他們不知道，這些中國人主要是農民，在農民勞動心理習慣中，是沒有白天黑夜、沒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識的。
改革開放后興起的企業的員工主體是農民工，主要從事的是制造加工業等初級產業，普遍采用的是做多少得多少的計件工資制，而不是通行的計時工資制。計件工資表現比較直觀，管理簡單。計件工資制與農業勞動報酬相類似，也是做多少得多少。馬克思認為：“‘計件工資’促進了工人個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自由精神，獨立性和自我監督能力的發展。”為了獲得更多的勞動收入，勞動者會自動投入更多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產品。在工商業社會，“時間就是金錢”，多投入勞動時間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是傳統農業社會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在新興企業里并沒有因為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差而出現員工“鬧事”，“鬧事”的主要原因是付出了勞動而沒有獲得收入。相反，在相當多的農民工看來，有事做，能夠加班，就可以有更多收獲。在一雙具有“現代性”的眼睛看來，農民工做的是最臟、最苦、最累、最危險的工作，但在農民工看來則是“自由選擇”：一則可以比農業生產有更多收獲，近20年農民普遍蓋了新房，其主要經濟來源就是打工。農民現金收入中，外出務工經商的收入比例不斷上升，已遠遠超出農業勞動收入。農民事實上早已開始自我的“以工補農”。沈紅等人的實地調查說明“二元經濟中勞動力的再配置..產生了‘雙重效益’，一方面曾經屬于剩余或者說不盡其用的勞動力現在處于充分就業的狀態；另一方面仍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和平均產品也相應獲得了增加，其結果農戶總體經濟狀況有了改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對傳統部門通過現代部門獲益給予了精當的評價，認為：“傳統部門通過該部門的人口隨緣轉入現代部門掙錢并給家里匯款而分享現代部門的利益。”二則農民剛進入工商業領域時并沒有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的意識和要求，掙錢或者通過勞動掙到更多的錢是最高目的，也是人生的價值所在。盡管他們在外務工辛苦，但當他們一年一度回到家鄉能夠帶回在家鄉不可能獲得的收入，他們內心會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滿足感。中國能在短短20多年內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不能不歸功于不知疲倦的農民工這樣一群“勤勞的螞蟻”。是勤勞而不是技術擴張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農民的勤勞理性與工商業社會提供的致富空間形成“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二)勤儉
生產和消費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如果說農民理性在生產方面表現為勤勞的話，那么，在消費方面則表現為勤儉，即努力節約，將消費支出降到最低限度。這是因為，農業生產收益有限，沒有更多的財富可以消費。而農民的生產與消費是一體的，節支就意味著增收。同時，農業生產受自然天氣影響很大，有豐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應的生活保障，農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積累進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農民日常生活的節儉理性。
早期西方商業社會，為了積累財富，將節儉作為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亞當·斯密看來，社會中的資本存量是靠制造業中的工業企業家的“過度節儉”積累起來的。只是這種節儉理念后來為日益擴張的社會消費主義所淹沒。成熟的工商業社會是以市場為中心的，一方面生產能力無限擴大，另一方面，消費欲望也迅速擴張。因此，在工商業社會里，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今天一個普通平民的生活可能比一百多年前的皇帝還要好。但是，在成熟的工商業社會，經濟是波動的，而且呈周期性波動。人們可以過上好日子，特別是在經濟繁榮時期超前過上好日子，但卻難以應對危機。因為，人們的需求是剛性的，即“由奢入儉難”。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比較健全，促使人們愿意消費，甚至“超前消費”；加上各種營利機構以各種方式誘導、鼓勵、刺激人們消費。這使得人們超出自己的能力，甚至超出自己的必要需求消費。由此就可能造成生產與消費、能力與欲望的脫節。發達國家近年出現的金融危機與國民的超前消費不無相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入以市場為中心的工商業社會，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這是無可爭議的。同時，農民的節儉理性繼續發揮著作用。這是因為，中國在進入工商業社會初期，尚沒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農民基本上沒有多少保障。他們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尋求正常生活的保障，將消費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圍內。量入為主、適度消費、儲蓄優先、防范風險仍然是消費生活的重要原則。正因如此，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成為外匯儲備最多、民眾儲蓄率很高的國家。盡管政府一再強調拉動消費，但民眾仍然十分謹慎地消費。將資金投入再生產，以錢生錢，或者更多地儲蓄以應對不測，仍然是民眾的主要選擇。與“高工資、高消費、低儲蓄”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則表現為“低工資、中消費、高儲蓄”的經濟類型。
節儉理性在經濟波動劇烈的今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國可以通過資本的滾動不斷擴大再生產，由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進入到一個資本剩余的國家，國家“不差錢”。另一方面，高儲蓄率使國家和民眾都有足夠的能力應對經濟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西方國家只能利用歷史遺留的金融壟斷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體系來度日，中國則可以充分利用高儲蓄而從容應對。
(三)算計
一般認為，商人是精于算計的。在韋伯看來，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率先進入資本主義，就在于算計。其實，農民也是會算計的。由于資源和財富有限，使農民不能不考慮如何使自己的損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以滿足自己和整個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認為，“農民在他們的經濟活動中一般是精明的、講究實效的和善于盤算的”。但是，與商人的算計不同，在農業社會，農民的算計是缺乏交換的算計，是如何對僅有的“存量財富”進行精打細算的算計，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種“過日子經濟”。這種理性在傳統農業社會只能平安度日，難以致富。
在西方國家，隨著工商業社會的成長，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以交換生錢的商人算計發揮到極致，資本形式從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換，進一步向金融資本擴展。金融資本追逐的是以錢賺錢，以小錢賺大錢，短時間獲得暴利。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居世界金融主導地位的國家可以利用其金融優勢地位，過度發行貨幣，造成金融流動性過剩，“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出現一個個“經濟泡沫”，也留下了一個個巨大的賺錢空間。正當西方商人理性醉心于“以錢生錢”之時，中國的老實巴交的農民登上了歷史舞臺，參與到世界經濟過程中。而當農民進入工商業社會以后，他們不在乎賺哪些錢，只在乎有沒有錢賺。只要賺錢，做什么都行。中國出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雖然利潤薄，但保證有錢賺。因為，人們可以不坐飛機，不開奔馳汽車，但不可以不穿衣或家用。中國民營經濟，或者說以農民為主體的工商業經濟的崛起，主要背景是原有國有計劃經濟體系不完善、缺乏活力，出現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需求，而民營經濟滿足了這一需要。即便是有極其微薄的利潤，農民商人也會做。這種算計已超出了“過日子經濟”的限制，財富效應大大擴展。當民營經濟走向世界之后，獲得的賺錢空間更大。它們所經營的日常生活用品是發達國家不屑于制造和經營的，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未能進入世界市場的。在農民出身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看來，哪怕賺一分錢，只要有錢賺就是值得做的。中國短時間創造的巨大外匯儲備正是在一分錢一分錢的迅速積累上形成的。正是農民的算計理性與世界大市場賺錢空間的“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四)互惠
有人說中國農民天生“善分不善合”，其實“分”與“合”都存在。農民互助合作由來已久。因為一家一戶無法完成生產和生活全過程，特別是在農忙時期，農民都會以換工等形式互幫互助，實現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為更多，如“患難相恤，守望相助”，婚喪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鄰里之間互相幫忙，資金互惠的“抬會”等。“幫幫忙”成為傳統中國人的口頭語，也是人生的價值所在。斯科特通過觀察，認為：“互惠這條道德原則滲透于農民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之中。”“它意味著被接受下來的禮品或服務為接受者帶來了相應的義務——有朝一日要以相當的價值給以回報。”而“建立和維持互惠關系主要取決
于信任、公平和相互尊重的性質。”“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但在農業社會里，這種互惠只是為了順利度日，是同質要素的疊加，難以使財富得到增長。商業社會是一種由于交換和競爭引起的互不信任的分立性社會。這種社會分立在西方源遠流長，由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奴隸制，到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制，再到莊園黑奴制。特別是早期的西方商人是在封建社會的夾縫中生長出來的，充滿著不是你輸就是我贏的爾虞我詐，并隨著財富增長出現了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工業革命后整個社會又裂變為利益尖銳對立的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勞資尖銳對立和沖突。這一傳統一直沿襲下來。為了緩和矛盾，20世紀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實行“高工資、高福利、高消費”的社會制度。但這種制度需要支付高昂的社會總成本，從而降低了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中國農民進入工商業社會時，沒有形成西方意義上的階級，也沒有階級的自我意識，更沒有界限分明(如奴隸制)的兩大階級對立和沖突。階級利益沖突和對立為溫情脈脈的宗族鄉親人情倫理關系所稀釋。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缺乏階級意識(階級自覺)，尤不習于階級觀點(本于階級眼光分析事物)”。當歷史上長期形成的農民式互惠理性進入工商業日常生活之中，使勞資合作有了可能。當地人出地，外來資本出錢，外來農民打工，實現三方受益。盡管老板賺了錢，但農民沒有什么反感，因為他們也從中獲得了比在家務農多得多的收益。改革開放以后，沿海地區的許多工廠被稱之為“血汗工廠”，資本在中國獲得的利潤率大大高于其他地方(這也是外資紛紛進入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勞資之間的沖突頻率和烈度卻遠遠低于其他國家，甚至是遠比中國落后的非洲國家。為此，社會才有可能在經濟尚不發展的條件下不需支付高昂的社會成本，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從互惠理性中獲得了巨大的活力和競爭力。中國的商品之所以能夠行遍世界，連有著悠久工商傳統的老牌西方國家也只能祭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旗，道理很簡單：“一個便宜十個愛。”中國依靠廉價的商品叱咤世界市場風云，而廉價的商品來自于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勞動力又來自于勞資合作，勞資合作的源泉則是農民的互惠理性。這種合作互惠是異質要素的相加，可以形成增量財富。因此，農民的互惠理性與低廉的競爭成本結合形成的“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這種農民式的互惠理性提升到國家層面，就是改革開放后國家倡導的合作主義對外關系，形成國家間的合作模式。合作而不是沖突，對話而不是對立，互惠而不是互損，不僅為中國的國際形象大大添彩，而且增強了中國經濟的總競爭力。
(五)人情
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親緣社會”和“熟人社會”。人們在村落里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長期的緊密交往形成親情關系，因此農業社會又是一個“人情社會”，情感甚至大于王法。
因為人情可以給人帶來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種好處。農民遇到本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和面臨陌生環境時，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親戚鄉鄰這些“自己人”。但在傳統農業社會，這種人情只是正常生活的需要，對于財富的增長和個人的發展沒有多少作用。
現代西方世界是以商人的崛起而起步的。經常流動的商人面對的是一個“業緣社會”和“陌生人社會”，經濟交往主要依靠契約等中介形式維系，有了紛爭也是找專門的律師解決。但是中介機構并不直接創造財富，它們的存在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此，工商業社會日益成熟的過程，也是社會交往成本日益高昂的過程。
中國農民闖入工商業社會時，沒有多少商業理性的準備，更多的是農民的人情理性。在金耀基看來，“人情是‘制度性規范’，也即一個人在與他人往來時，他會自覺與不自覺遵從人情的規范而行事”。農民外出打工的起始階段，尚被視為應該加以限制的“盲流”，外部社會根本沒有職業介紹性機構。即使后來有了職業中介等機構，也大多屬于營利性質，甚至存在欺詐行為。在這一背景下，農民主要是依靠老鄉、親友介紹和帶路。中國上億農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親帶親、鄰帶鄰的方式外出的。親鄰是熟人，也是信得過的人。親鄰之間長期建立的人情因素，保障了相互之間的依賴和依存關系。如果親鄰之間發生欺詐，就將面臨長期積累的人情資本的流失，甚至本人及家族在鄉里鄉親中抬不起頭來。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營企業也主要依靠本家族的人共同經營。面臨陌生而競爭激烈的外部性工商業社會，只有長期交往過的本家、親戚、朋友、老鄉才是信得過的“自己人”，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外人”。有好處時“自己人”共同享有，有了難處“自己人”共同度過。一般情況下，不需要外部性的中介機構介入自己的經濟生活。這種人情理性可以大大降低交往成本，擴展致富效應。新制度主義創立者諾思對諸如人情這類非正式制度給予了合理評價，認為：“過去解決交換問題的非正規方式又帶到現在，使這些非正規約束成為社會長期連續變遷的重要源泉。”中國的上億農民工如果依靠職業介紹機構介紹職業，不知需要多少機構，更不知這些機構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如果中國的農民工和民營企業遇到什么事都要尋求法律解決，也不知需要支付多少法律成本。而中介機構的成本最終會進入社會總成本之中，從而降低社會的總競爭力。人情可以說是農民進入陌生的工商業社會最重要的交往理性：依靠親鄰外出務工經商，既可以減少和避免外部性風險，降低外部性成本，獲得更多收益，又可以進一步增進人情往來。人情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運行的助推劑和潤滑劑。一般我們可以說人情是“傳統的”、“落后的”，但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過程中卻大量存在甚至依靠人情因素。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是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同學、同鄉、同宗”這類傳統人情因素的擴張。這是經濟環境使然，也是農民的一種理性選擇，在外部性風險和成本高昂的環境下，農民以人情來擴大交往，規避風險，降低成本，獲得更高收益。農民能夠降低成本和風險的人情理性與工商業社會提供的交往和賺錢空間形成的“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六)好學
農業社會也是一個學習型社會。只是這種學習主要是經驗式學習，學習內容是世代相傳的農業經驗，學習方式也是耳濡目染。不學習就無法承繼家業，正常生產。更重要的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發展空間不多，要出人頭地就只能做官，要做官就必須努力學習。因此，“耕讀結合”、勤奮好學也是中國農民理性的重要內容。家里再窮也要讓子女讀書，或者家族供養一個有可能出人頭地的學生。《論語》的第一句話就是學習，“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好學是不斷地模仿和重復前代人的經驗和知識，難以創造財富，即使是讀書做官也是更多地占有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所以，在古代世界，雖然中國是世界上“知識分子”最多的國家，但卻沒有與之相應的創造發明，僅有的“四大發明”也沒有更多地應用于日常生產，創造財富。工商業社會的最大成就是將知識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知識生產與物質生產同步發展。知識生產不僅大大促進了物質財富的增長，使當今社會的一般平民也能夠過上寬裕生活，更重要的是知識生產成為一個產業部門，不斷適應社會，甚至追逐社會的需求。發達工商業社會幾乎是與知識創新同步發展的。但是，受經濟影響，知識部門有時也可能脫離經濟部門。如美國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后，高端學校教育和尖端人才紛紛介入金融領域，教育部門也與實體經濟相脫節。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發達使這些國家形成一種“文明的傲慢”，不愿承認或者學習其他國家的優異之處，從而形成自我的封閉。
進入工商業社會以后，對于農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只有學習才能掌握生存發展的本領。因此，他們以全方位開放的心態去接受新鮮事物。同時，他們的學習又充滿著農民的理性，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安排學習的內容和方式，具有典型的經世致用的實用性特點。首先是模仿式學習，雖然不懂，但可以“照葫蘆畫瓢”，不需要支付多少學習成本就可以將他人花費甚大的東西學到手。其次是選擇式學習。學習是經世致用而不是虛無縹緲的幻想，學習什么、不學什么、先學什么、后學什么，都根據自己的需要。學習他人的東西是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簡單的照抄照搬。再次是創造式學習，在學習的同時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社會發展趨勢進行加工、提高，以創造出新的東西，而不是一般的“拿來主義”，由此就可以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中國人走向世界，能夠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邦站住腳，并能出人頭地，主要依靠的是中國農民式的勤奮和好學。優秀華裔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大大超出其他族裔。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農民能夠行遍世界，除了勤奮以外，重要的因素還有學習。大量農民進城或到外地務工經商，對陌生世界一竅不通，主要依靠學習。那些成功的農民企業家，更是出類拔萃的學習典范。30年的主動的全方位開放，使農民的好學理性的能量發揮到極致。林毅夫等人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技術進步的“后發優勢”，其實現方式是向其他國家學習、模仿，由此大大節約自己投資開發研究的成本。經世致用的農民學習理性與工商業社會的知識創造財富結合的“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七)求穩
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民面對著一個不可預知的自然世界，他們最大的愿望和幸福是平安，求穩怕變，小富即安，“平安是福”，不折騰。同時他們也十分知足，能夠娶妻生子，養家糊口，已是萬福，他們沒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沒有多少資本供他們折騰。“沒有選擇是整個農民生活的特點。”因此，農業社會是一個追求安寧而不是變革的社會，是一個穩定機制強、動力機制弱的社會。農業文明只能以十分緩慢的速度發展，農民也只能日復一日地“重復昨天的故事”。
工商業社會是一個不斷變革的社會，人們的物質欲望極速擴大，供給始終難以滿足需求。為此，工商業社會的迅速發展也伴隨著動蕩不安。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20世紀，一方面是物質極大豐富，另一方面人類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工商業社會可以說是一個發展動力充足而穩定性較弱、平衡性較差的社會。這也是20世紀下半葉許多新興國家充滿著政治動蕩的重要原因。
3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社會相對穩定，創造了所謂的“中國奇跡”。這是外國人評價“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也是外國人無法理解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中國之謎”。其實，重要的謎底就在于求穩怕變的農民理性。新中國建立后的前30年，農民經歷了土地改革的大變革之后渴求過上穩定安逸的生活，但是政策的多變也使他們飽嘗了折騰的苦頭。改革開放以后，農村政策符合農民意愿，但農民也強烈需要政策的穩定性。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就多次表示，中國的基本政策不能變，農民最擔心和最害怕的就是政策多變。1989年政治風波剛平息，鄧小平就強調政策不能變。1992年，他又深有感觸地指出：“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980年代，農民因為有好的政策而獲得溫飽，從而期盼穩定。1990年代，由于負擔沉重，農村出現不穩定因素。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中，工業發展吸收了大量農民，使得農民能夠“以工補農”，有了新的生存機會。他們仍然期盼著穩定，有更多的賺錢機會。這正是雖然1990年代農民負擔沉重，但總體上農村穩定、沒有出現挑戰基本制度的危機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世界多次預言的“中國崩潰”未能兌現的基本因素。因為，農民穩，中國就可以穩。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推動變革，使人們獲得財富，另一方面“小富即安”的農民理性促使國家能夠在變革時代保持穩定。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講話中用了“三個不”(“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就是最好的概括。通過穩定促進發展的政策來穩定農村、通過提供發展機會來穩定農民進而穩定國家，已成為改革開放后的一項基本國策。追求穩定踏實的農民理性與工商業社會發展動力結合形成的“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八)忍耐
中國農業社會里的農民是一家一戶生產的小農，要在不可駕馭的自然環境下獲得生存，必須具有高度的韌性，能夠忍受一切艱難困苦。正如費正清所說：“在廣闊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國農民聽任天氣的擺布，依靠天賜的陽光和雨露。他們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絕的水、旱、饑、疫等天災。這同生活在地形多樣化土地上的歐洲人的命運成鮮明對比。”同時，為了應對艱苦的環境，必須尋求社會支持，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農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非常注重人倫關系的和諧，為人處事盡可能避免紛爭與矛盾，以和為貴，以“忍”為上。即使是對待官府的強迫一般也是極度的忍耐，只有到了生存也難以維持時才反抗，即“該出手時才出手”。中國農民的忍耐力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由此也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東方式隱忍”。但在農業社會里，農民的忍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并不能根本改變其環境和命運。
西方列強是在商人和海盜主導下崛起的，在資本擴張的誘導下，信奉強權，張揚個性，它們只會為一個自己所期待的目標不斷地進攻，而絕不會忍耐。這也是進入20世紀以后產生兩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戰爭無疑會使人類支付巨大的成本。
中國進入世界時，已是一個強權的世界，但農民的忍耐理性幫助了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環境極度惡劣的條件下，毛澤東提出了“持久戰”。國家總體落后使中國不可能獲得戰爭的速勝，但中國也不會因此而滅亡，因為中國是正義的一方，特別是中國人有著無與倫比的忍耐精神。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嚴重困難時期，中國得以平穩度過，也與農民忍耐理性相關。改革開放以后，農民進入或卷入到一個全新的工商業世界，他們面臨著不可預知的命運，也處于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但是農民以其堅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克服著各種困難，不僅在未知和陌生的世界立足，而且改變著自己的環境和命運。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一種“漸進式改革”。事實上，就體制改革與人的關系而言，中國的改革力度是相當大的，如1980年代的“百萬大裁軍”，1990年代國企改革中上千萬工人下崗或者轉換身份等。這在那些所謂“激進式改革”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得以順利度過“改革大關”與農民式的忍耐理性密切相關。鄧小平在1980年代實施大裁軍時多次強調，為了經濟建設軍隊要忍耐。這種農民式的忍耐理性已上升為國家理性。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世界社會主義制度遭到重大挫折時，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不出頭”的戰略。“不出頭”就可以埋頭搞建設，積累實力，可以不成為他人攻擊的對象。盡管局部、個別事件可能受到一些傷害，但從大局看就得忍耐。實力強大了，局部性個別事件也會減少。為此，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這一理念希望在國家的崛起過程中盡量以和平方式處理與外部世界的沖突和矛盾，以減少崛起和發展的成本。富于忍耐的農民理性與工商業社會的擴張式發展結合的“疊加優勢”成就了“中國奇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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