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和發展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始終關注和思考的一個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的重大問題。他關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步驟、依靠力量、實現途徑等問題的思考和闡述，指導和推動著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實踐。
關于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觀點
改革之初，他強調農業要工業化。1975年，鄧小平同志復出，主持中央工作，開始全面整頓。當時，全黨面臨的任務是，到二十世紀末要把我國建設成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鄧小平同志清醒地認識到“四個現代化，比較起來，更加費勁的是農業現代化”。對于如何實現現代農業，鄧小平同志有著深入的思考。他說：“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不僅是農、林、牧、副、漁，還要搞工業。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適應農業機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只知道種糧食、搞副業是不夠的。”
1978年4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同胡喬木同志、鄧力群同志、于光遠同志談論《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修改意見時再次強調了農業工業化問題。他指出：“要把農業發展起來，需要很多方面配合。現在我們一些同志的腦子里，總以為只要有了農業機械化就行了。其實，搞現代化農業，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交通運輸、化學工業、電力水利事業等等都要配合上去，畜牧業也要發展。農產品增加了，就跟著發展各種農產品的現代化加工工業。從科學方面來說，要發展農業，需要有生物學的發展，氣象學的發展，土壤學的發展，遺傳學的發展。總之，農業要工業化才行。”此后，在同地方負責人的多次談話中，他都強調“農業最終是要工業化的”，并指出：“所謂農業走工業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業。”
改革伊始，鄧小平同志支持包產到戶。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包產到戶”與“分田單干”、與走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畫上等號。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農民在饑餓的逼迫下，再次搞起了包產到戶。在當時《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的情況下，此舉無疑是石破天驚的創舉，引發全國上上下下的思考和爭論。鄧小平同志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密切地關注著農村的改革和發展。他從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出發肯定了當時興起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明確表示要放寬政策，允許包產到組、包產到人。他說：“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
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接著，從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頒布了5個中央1號文件，繼續放寬政策，搞活農村經濟，推進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地位不斷得到鞏固。
80年代中期，他開始強調農村改革的方向是集體經濟。早在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同胡喬木同志、鄧力群同志談話時，針對有人認為實行包產到戶會影響集體經濟的顧慮，鄧小平同志指出：“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隨著包產到戶的推行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地位的逐步確立，農戶經濟不斷興盛，集體經濟逐漸淡出；一些農村個人主義抬頭，存在違法經營等現象。鄧小平同志敏銳地認識到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和必要性，多次強調農村改革的方向性，試圖糾正農村改革中出現的偏離集體經濟軌道的行為。比如，1984年3月14日，在與胡喬木同志、鄧力群同志談話時，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總方向，他說：“在農村，我們終歸還是要讓農民搞集體經濟。”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同志談話時，他再次指出：“將來還是要引導到集體經濟，最終要引導到集體經濟。”
90年代初期，他提出并重申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志在同江澤民同志、楊尚昆同志、李鵬同志等談話時正式提出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兩年之后，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他又強調和重申了“兩個飛躍”思想。“兩個飛躍”思想是鄧小平同志根據我國國情和廣大農村的實際情況，對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步驟、路徑、必要條件等基本問題進行深入思考而得出的重要結論。這一思想不僅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而且深刻揭示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規律，對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關于農村改革、發展觀點的特點
彰顯務實風格。對于農村改革和發展，鄧小平同志總是通過樸實的語言、淺顯的道理針對改革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遇到的阻力發表真知灼見，解除人們的思想束縛，推進改革不斷深入。比如，對于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這樣一個戰略問題，他強調要立足于我國社會制度和農業的現實，“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把思想、觀點和立場，變為現實可行的政策，用切實的政策促進農村改革深入和發展，是鄧小平同志務實風格的另一個重要體現。“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鄧小平同志在1982年10月14日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提出的這個觀點，已經成為膾炙人口的警句。在一系列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政策醞釀和出臺過程中，鄧小平同志特別注重政策實效，尤其是把調動農民積極性、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作為突破口和出發點。在鄧小平同志看來，“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在農村改革初見成效后，鄧小平同志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作為“這些年來搞改革的一條經驗”。
突出辯證思維。鄧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解決農村改革和發展問題的過程中，經常閃耀出辯證思維的光輝。他既把能否調動農民積極性、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衡量農業改革政策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又強調農業改革和發展的長期目標即實現農業現代化；既為包產到戶保駕護航，又強調集體經濟的方向性；既強調農業改革和發展“第一個飛躍”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的必要性和長期性，又思考“第二個飛躍”即發展集體經濟的必然性和艱巨性。
尊重群眾意愿。鄧小平同志向來是以農民接受不接受、農民滿意不滿意、農民喜歡不喜歡作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標準。在農村改革之初，鄧小平同志在談到農村政策問題時說：“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30年后，農村集體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曾經風光無限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基本退出經濟活動，農戶經濟盛行。對此，鄧小平同志在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
啟示
首先，集體化與集約化的關系問題。鄧小平同志多次使用“集體化”和“集約化”兩個概念。上世紀80年代，他更多地使用了“集體化”概念。比如，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同胡喬木同志、鄧力群同志談話時，使用的是“集體化”一詞。他說：“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當時，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取得明顯經濟成效，但經濟活動的主體仍然是生產隊，所以他把包產到戶看作是低水平的集體化。顯然，當時他所說的集體化就是指生產資料的集中程度和集體統一經營程度。
到了90年代，鄧小平同志也在使用“集體化”、“集體經濟”的概念。比如，1990年他第一次提出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談到第二個飛躍時，使用的是“集體經濟”的概念。1992年1月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談到農業發展方向使用了“集體化”。他說：“以后分工越來越細，工藝越來越新，一家一戶辦不了，最終要走上集體化的道路。不過，農民愿意怎樣就怎樣，不要搞運動，他們實際上會朝這個方向走，集體化也是社會主義。”顯然，這里是針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或者事實上的農戶經濟使用“集體經濟”、“集體化”。
1992年7月，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也就是在重申“兩個飛躍”時，鄧小平同志多次同時使用了“集體化”和“集約化”。鄧小平同志指出：“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限，甚至超過區的界限。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這里，鄧小平同志同時使用“集體化”與“集約化”兩個概念，不僅著重強調了未來農業生產資料的集中統一經營水平需要提高，也著重強調了未來農業生產方式的集約化趨勢。
其次，如何判斷第二次飛躍的時機問題。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同志根據農村改革現狀，提出了兩個飛躍思想。通過“兩個飛躍”，鄧小平同志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進步性和長期性，強調了發展集體經濟的必然性和艱巨性。對于農業集體化的發展目標，鄧小平同志曾提出四個條件：“第一，機械化水平提高了（這是說廣義的機械化，不限于耕種收割的機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種經營發展了，并隨之而來成立了各種專業組或專業隊，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有發展變化。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當前，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農業現代化越來越呼喚農業生產的“集體化”、“集約化”。下一步，如何科學地引導農業走集體化、集約化發展道路，考驗著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智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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