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顯與隱:中國農事器物記錄觀念論
摘要：在不同時代的不同記錄中，中國農事器物被人為地賦予了諸多意涵，成為“天工”之技、“本土智慧”、“先進”科技、“民藝”乃至“平民歷史”的載體。憑借自覺或不自覺地“顯隱”之法，這些記錄將農事器物納入不同的范疇；在再現農事器物與人的關系時，不同的記錄具有不同傾向。從器物環境到與人的關系，再到器物本身，對器物的“新舊”顯隱記錄，折射了時人對機械化的憧憬或恐懼，其實質是對科學技術的“信仰”或“質疑”。綜觀不同記錄，一個理想的農事器物記錄，至少是未忽視與“器物”相伴之“人”及其生活的記錄。
關鍵詞：顯隱；農事器物；記錄觀念
從不同時代的不同記錄來看，中國農事器物并非被簡單地作為孤立的“器物”予以描述，而是被人為地賦予了諸多意涵，甚至稱謂也有所不同。為了論述的方便，下面的論述除了在相應時代采用相應的稱謂外，其他情況通稱為“農事器物”或“農器”。長期以來，有關中國農事器物的記載或文獻資料非常之多，這其中既有記述農器的專書，如唐陸龜蒙的《耒耜經》、宋曾之謹的《農器譜》、清初陳玉璂的《農具記》等；一些綜合性農書，如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元王禎的《農書》、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等，也都有相關記述。類書，如南宋王應麟的《玉海·食貨門·農器》、明王圻及其子王思義編的《三才圖會·器用》、清周博琪主編的《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皆載有中國農器。近代之后，一些中外學者也對農具做過一些田野調查，其中又以霍梅爾的調查最具廣度和深度。新中國成立后，出于對新式農具的推廣和使用，也出現了大量有關農具的專門記錄。進入２１世紀后，隨著“遺產”保護工作的進行，農事器物的記錄也受到了格外重視。下面，筆者將選取不同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且集中記錄農器的文本，并輔以同時代的其他記錄文本，具體考察記錄中對器物環境、物人關系、器物新舊的不同程度的“顯隱”之法，探究其對于農器意涵生成的作用，并試看農器影射了記錄者甚或其所處時代的某些群體的哪些觀念及其動因。
一、器物環境：被構建的差異系統
元代王禎《農書》有“農器圖譜”二十卷，篇幅較大，囊括大量傳統農器，堪稱中國最早的圖文并茂的農器史料，后代農書中所述農器大多以此書為范本。《農書》的一大特色是注重南北比較，這在農器方面反映尤多。及至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延續了在南北系統中比較的傳統。如“乃粒”篇之“麥工”載，北方以鏹播種，“用驢駕兩小石團，壓土埋麥”，南地與北不同，“多耕多耙之后，然后以灰拌種，手指拈而種之”，之后“隨以腳跟壓土使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稱為“具”的器物，并非被孤立地羅列，除了地域性表征外，它們還被放置于谷物及其種植宜忌、災害與防治等環境之中加以探討。與同時代記錄明顯不同的是，宋應星的這些描述往往十分翔實，這與他“貴五谷而賤金玉”之思想、實地“見見聞聞”之專注大有關系。于是，他筆下的農事之“具”被緊密地與其相關谷物聯系起來。進一步地，他所采用的以往文獻少見的經驗式概述表述，總結了諸如“今天下育民人者，蹈居什七，而來（小麥）、牟（大麥）、黍、稷居什三”之類的谷物出產分布情況。如此看來，宋應星所記錄的農事之“具”雖有一定的南北地域差異，其器物環境特別是被強調的相關“物產”也有南方主稻、北方主麥之別，但最終被統攝于囊括南北的一個整體性系統，即“天下”，并帶有“實學”色彩。
所謂“整體性系統”記錄，至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就超越了一國范疇。德裔美國學者霍梅爾（Ｈｏｍｍｅｌ，Ｒ．Ｐ．）耗費八年田野調查所撰寫的《手藝中國》，被稱為繼宋應星兩百年后的“洋人版”“天工開物”。其中，“農業工具”專章將中國農事器物納入中西（如巴比倫、意大利、美國、澳大利亞等）、中日等的世界視域予以比較，這種鮮明特色在此后的中國農事器物記錄中也較為罕見。另外，為了籌建莫瑟博物館，霍梅爾在田野中關注對實物的系統搜集，因而凸顯出對不同類型的農業工具的所屬地點的說明，如通體一般粗的磙子見于江西沙河附近，而表面呈波紋棱狀的磙子見于安徽巢縣等。當然，這種對各種農業工具所屬地予以明確說明的記錄慣習與霍梅爾自身的學術素養是有關系的。進一步地，霍梅爾注意到中國農業工具的傳統空間被打破，所以在記錄中強調了流動“系統”里中國農業工具面臨的困境，甚而描繪了與之相關的當地人的態度，如隨著現代榨油設備和進口煤油的引進，中國傳統照明用油的需求降低，使得油坊生意持續減少，收入持續下降，浙江新昌附近的李溝村人對來訪者拍攝油坊行為的敵對，側面反映了中國傳統農業工具正處于西方機器沖擊的環境之中。
這樣的“整體性系統”往往在比較中凸顯出農事器物自身的特色，很難說采取了什么隱匿之法。相形之下，一些有關中國農事器物的記錄帶有明顯的隱匿意味，甚而“顯隱”之法兼備。探究這些被“顯隱”的部分，對于我們把握記錄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傾向性觀念不無裨益。
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大量中國地方編撰的有關“新式農具”及其所處環境的記錄，可謂將顯性部分與隱性部分施以深層對立的范例，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具處等編寫的《新式農具》又為代表之作。在這本被歸入“科學知識叢書”的普及讀物中，首先摘錄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的第七條“改良舊式農具，推廣新式農具”，由此，農具以科學之名進入國家話語，成為國家工業化與農業機械化發展方向的推動器：“有步驟地積極地實現農業機械化，重要的還不是依靠拖拉機，而是依靠積極地大量地推廣和使用新式農具，更多地增產糧食和棉花，為國家積累資金，提供發展工業的條件，鞏固農業合作化運動”。假若將新式農具的科普介紹限制于國內，或許我們還難以發現這一時期的記錄有什么“隱藏”的跡象。即使某些記錄有“土洋結合”的說法，但是，我們幾乎在普及類記錄中看不到具體的實例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農具，目力所及的國外農具僅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農具，如２４行條播機等。此外，中國當時還仿造蘇聯式樣的３２片圓盤滅茬耙等新式農具。對西方“資本主義”農具的圖文隱匿，似乎還不足以突顯“社會主義”農具改革與創新的先進性。此時，具有直觀性強的“紀錄片”發揮了作用，新映的《新式農具好處多》指明：“新式農具在全國各地都能使用。江南地區缺少馬匹，新式農具也能用牛來拉。全國農民組織起來，大家使用新式農具，就能增產豐收，支持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改善生活。”如此，新式農具打破了地域差異，無論南北，都被強有力地整合到社會主義國家語境之內。隱顯之間，農具不再簡單地是平民之物，而是具有特殊地位的政治符號。
隨著新世紀中國“遺產”保護工作的發展，有關中國農事器物的記錄具有了新的視野。其所構建的“整體性系統”，突破了國界，成為“自然—人—社會”這個龐大系統的一部分，并許以“文化生態”之名。不過，吊詭的是，“科學技術”在這樣的“整體”中是被批判的，甚至被認為是“人類的威脅”。于此，稱謂的變化值得考究：農事器物轉而被稱作“民藝”，即“民間藝術”；“民藝”的制作者成為了“民間藝人”。此時，農事器物究竟處于何種環境，我們需要厘清這環境中的文化邏輯：與其說是人類的生存、生活方式應與自然和諧相處，倒不如說是正在消逝的傳統文化，需要被作為“遺產”拯救，而這些遺產將有助于拯救人類在現代社會的批量生產、消費中失落的心境，重新用心去溝通大自然、感悟文化。于是，在“被拯救”與“拯救”語境之中，農事器物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關乎人類心靈與命運的價值。
假如你還在疑惑，這些農事器物真的具有如此崇高而強大的力量嗎？那么，把目光轉向《物語三千》，你就會發現，農事器物不只是“民間藝術”，還成為超乎“民間”的“藝術”。盡管它在田野之中被影像記錄下來，卻被定格在“歷史”環境之中：“我們屏住氣，幾乎用了４秒的曝光時間，將這難忘的羌寨老物件凝固刻錄在膠片上”。通過對“文明的碎片”的“收拾”，配合“濃重深厚”的暗光處理等力求“渾厚、古樸、深沉”的藝術手段，甚至擇選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器，組成“物語三千”，“從現代，近代，走向深深的歷史”。在記錄中成為“藝術”的農事器物，走向了具有懷舊情緒的“過去”，缺失的恰恰是實際存在的“當下”：不僅是“當下”的物質空間，還有“當下”的日常生活。
二、物與人：何人復活，何人沉寂？
與農事器物息息相關的，除了“器物環境”，還有“人”。考慮到農事器物本身是人切膚的勞作之物，我們不妨說“人”實際上構成了與農事器物更為密切的“環境”。中國農事器物記錄，似乎與文物考古研究中的“見物不見人”傳統不相一致，而在對“人”的“顯隱”之間，將各種意味濃厚的觀念附著于“農事器物”之上。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借“自序”開宗明義：“卷分前后，乃貴五谷而賤金玉之義”，足見他對農事的重視。“乃粒”篇云，“耒耜之利”乃先農之神力所為，“以教天下”；“粹精”篇云，“杵臼之利，萬民以濟”，“為此者豈非人貌而天者哉？”如此，將人工比作“神工”“天工”，實在是對“農夫”之家智慧與技術的稱贊。因而，農人往往與農事器物共現于《天工開物》插圖之中，是大可以理解之事。在記錄中，宋應星注意到跟農器相關的人的“性別”與“等級”差別，如“凡木礱，谷不甚燥者入礱亦不碎，故入貢軍國漕儲千萬，皆出此中也”；“凡木礱必用健夫，土礱即孱婦弱子可勝其任。庶民饔飧皆出此中也”。正是通過對農器類型與不同人的對應記錄，突顯了“人”對于“器物”的意義，同時，讓今人更為細致地理解時人不同的生存處境。
事實上，《手藝中國》在對不同類型的“農業工具”予以描述時，也注意到“人”的差異性，如貧窮的農民不可能花錢購置“扇車這樣的奢侈品”，只好用雙臂端起篩子揚谷；缺乏耕牛時，只能用人來拉犁，以至在山東有人發明了專用的“人力犁”。論及“人力犁”，我們要引起注意的是，霍梅爾對工具“操作”的重視到了親身示范的地步，“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嶗山人不愿拍照。為了展示這種犁的使用狀態，只找到一個中國人愿意配合，這樣作者就得充當拉犁者了”。但實質上，對“操作”的記錄，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人”與“器物”關系的記錄，是對“人”的身體與觀念的記錄。在一些地方拍攝遭到限制時，霍梅爾則往往以文字或手繪圖詳細記錄中國人制作或使用農業工具的過程。進一步地，中國人對于農業工具的一些本土觀念，也被記錄下來：除了不太愿意自己的農具被拍攝，
又如當霍梅爾提出要購買農民手中農具時，農民會對自己的農具予以價值重估，認為是值錢的東西；在鐵匱乏的情況下，中國人做事盡可能一件工具多用，而且習慣用榫頭、榫眼或木釘把構件連接起來等。此外，霍梅爾自己對于中國農具的觀念也貫穿于記錄之中，他一面因中國農具與生產的節省對中國人的本土智慧予以贊美，一面又對中國人貧窮落后的生產方式及其對簡單機械的頑固守舊報以同情之心。當然，不難發現，霍梅爾筆下的中國農具所對應的“人”常以“中國人”來籠統稱呼與評論，被捆綁在一起的中國人個體，也被不合情理地賦予了某些刻板化特征，如“中國人旋轉任何可轉動的裝置都是逆時針方向”“從水井較少的情況似乎可以判斷，中國人并不情愿挖井”等。
在“大躍進”時期，有關農具的記錄并未將農具籠統地對應于“中國人”，因為此時“中國人”內部是被嚴格區分的。農業合作社的“農民群眾”是農具的真正“主人”，而“地主”“富農”則被排斥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外。以山西省長子縣小郭莊為例，“１９５４年有了新式農具，全村除了３戶地主富農以外，都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把土地連成一片”。鑒于新式農具需要更多的檢查保養工作，農具處建議農業生產合作社把農具固定到田間生產隊，隊里要指定“專人”使用與保管；要求各縣、區的“供銷合作社”負責供應和出賣農具零件，“手工業生產社”負責組織農具修配廠或修配站。１９５７年，全國共建立農具修配站（組）４７４００多個，擁有修配“工人”１５萬人。由此，圍繞農具而展開的買賣、修配、使用等，使“農具”近乎成為這一時期不同“人”的物質“身份證”，而“地主”與“富農”則不具備“人”的資格，也不具備擁有“農具”的資格。這一時期，有關“農具”的記錄附著了階級斗爭的印記，也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在性別方面的觀念變化：農耕之事不再是男性的專屬，被劃歸“勞力”的婦女也成為農具的使用者。這樣，婦女在與男性同工的社會“大躍進”中提高了地位，還成為宣揚新式農具“省力”的最佳代言人。
注重“文化生態”的《農事器用》，將“人”與“農事器物”緊密關聯，則毫無政治意味。它提出“物我一體，人器合一”的觀念，認為器物的形態、結構、材料等反映了人們長期的生產實踐經驗以及自身生理、心理的需求，如帶弧線形的手柄適于發力，直線形的手柄更易于針對性地傳遞力量；無論是水平向還是環向的農器，基本都與全身保持協調、平衡，一般不要求高速運動；充分考慮以杠桿作用為中心的力學原理，以節省體力等。這一關于稻作農器的記錄，甚至明確地指出農器稟承了“自然之氣和人性之光”。正是“把人重新置于大自然的生態系之中”，并出于對人及其文化的關懷，借助有關農事及器物的俗諺謎語、剪紙年畫、民間信仰等的圖文描述，《農事器用》呈現了一個突出“人”的生動而立體的文化生態。
不論以何種方式，將“人”在有關“農事器物”的記錄中予以顯現，至少此“人”是農事器物的直接操作者，如制作者或使用者等。然而，在聲稱“復活平民的歷史”的《物語三千》中，關乎農具這種“自己會說話”的“物”的攝影，并沒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平民”的影像。我們注意到，記錄人甚至等待勞作者用完農具，其后為農具選擇一個“詩意”的背景，如帶“小坑坑”的、散落“殘葉”但“干凈”“可愛”的大地，再思量如何擺放這些農具，“方向怎樣，誰挨著誰，誰壓著誰，錯落有致”，待一切穩妥了才按下快門。即便圖注中，也極少有平民的聲音，更多的是記錄人文人化的自我表達以及大量的古文獻、古詩文等引用。
事實上，農器被詩意化，并非沒有源頭。《農書》的作者王禎就擅長寫詩，清人顧嗣立選編的《元詩選》中選錄了他不少的農器詩。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卷二十一至二十四為“農器”，皆以王禎的“農器圖譜”為底本，卻刪去了他的原有詩文（包括王禎所寫及其所引的詩文）。由此，可以看出徐光啟與王禎在農事器物記錄中對詩意表達的態度是有差別的。不過，與王禎相比，沈繼光似乎走得更遠，標明“復活平民的歷史”，卻以記錄人自身詩意的圖文表達使“平民”消失不見，沉默不語。“顯”“隱”之間，“復活”的竟是記錄人及其“詩性”的內心，而“平民”沉寂至“悠遠”的“歷史”中。在關于《物語三千》拍攝的問答中，沈繼光直言：“詩境是為詩人所設出，畫境是為畫家所發現，誰能欣賞和洞察出物的或人的光彩，那物或人便是屬于誰的。”對于《物語三千》之類，再明確不過了，農事器物屬于能欣賞它的記錄者以及能感悟其詩境之人，而非屬于“平民”，乃至“樸實”的“平民”也歸沈氏所有了。
三、物之新舊：機械化的憧憬與恐懼背后
縱觀中國農事器物的記錄，從器物環境、物人關系回歸到器物本身，就不難發現，對器物的“新舊”顯隱，其所隱藏其后的對機械化的憧憬或恐懼，將更為深入地揭示有關農事器物環境與物人關系的觀念。
在霍梅爾那里，西方國家的農業機械化不似中國農民的精耕細作那樣節省，還肆意焚燒垃圾，將污水瀉入江河湖泊，造成“驚人的浪費”，這種肆意浪費的毀滅性破壞將威脅并最終吞噬西方文明。于是，他聲稱，“為了自救，我們愿意學習和效仿東方文明”。不過，盡管對西方人因現代進步和機器時代而自命優越予以指責，但霍梅爾在記錄中最終也成為此類“西方人”的一分子：“頑固的中國人”，不愿主動更新在這種特殊行業里大概已用了千年之久的用石頭做的壓榨機大錘；釣魚竿，“是在觀念守舊的江西省使用的，這里曾經抵制西方的器物進入，反對西方觀念的影響”。因而，雖然傳統的中國農具被細致地記錄并“顯現”，但在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先進”與“落后”之比較中，“新”的高度機械化的西方農具文化，仍然優越于“舊”的停留于簡單機械狀態的中國傳統農具文化。
與霍梅爾的矛盾心理不同，“大躍進”時期的中國民眾對農業機械化憧憬滿懷，而農具的機械化是走向農業機械化的重要一步。在記錄中，“舊”的傳統農具被輕描淡寫，相比之下，“新”的“先進”的農具占據了大量篇幅。這種帶有偏倚色彩的手法在“新舊”農具的手繪配圖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有關“耕地用的機械”記錄中，“舊式的犁”采用極為省筆的二維平面繪法，且線條粗細一致；而“新式步犁”則采用三維立體繪法，線條粗細有別，就連那些安裝在農具上的鐵片、鐵釘、螺絲也被精細地描繪下來，得以醒目顯現；及至“雙輪單鏵犁”“雙輪雙鏵犁”“五鏵犁”等“高級”新式農具，還采用了明暗技法，以凸顯機械的光澤與復雜，加之與配圖對應的文字對技術、使用與管理方法的繁瑣說明，使“繁復”成為農具“先進”的標識。
與此同時，通過在比較中突出“新”農具的優點，也傳遞出對機械化的向往。在論及“播種機械”時，《新式農具》一書首先指出，用“耬”撒播“不是好的生產方法，要用手不停地擺動，工作效率不高”，還“深淺不一，稀密不勻，種子排列不齊，使作物生長不良，不易管理和收獲，浪費的種子多，產量還很低”。這里的“舊式農具”“耬”即宋應星《天工開物》中的“鏹”，并配以“乃粒”篇之“麥工”的“北耕兼種圖”。不過，與宋應星的描述不同，“耬”在《新式農具》中全無優點，滿是缺陷，而新式農具“播種機”恰恰彌補了這些缺陷，還可以調節播種的行間距，播種后還能自動蓋土。更為多見的是，一些舊式農具不被提及，而新式農具在各種“優點”中得以呈現。全國最早推廣新式農具的黑龍江，總結了使用新式農具比舊農具所有的“七大優點”；浙江農民列出了使用新農具的“七好”“四增”“四省”等優點；貴州江口的農民這樣歌頌：“兩牛拉犁疾如風，雙鏵翻土快如龍，誰說新式農具重？姑娘扶起臉不紅”。
如此，新式農具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而對其機械化的憧憬在“大躍進”時期“人民”的精神面貌上得以彰顯：“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是共產主義精神高漲的春天，是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春天。就在這個全國人民思想上、生產上大躍進的日子里，全省千百萬農民和十余萬手工業工人，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工具改革運動。”值得探究的是，“彰顯”的“憧憬”背后是什么？它何以能推動一場轟轟烈烈的遍及全國的農具改革呢？
在《山西群眾在改革農具中的發明創造》中，對農具改革運動的談論具有強烈的鼓動性：“智慧的花朵遍地開放”；“讓農業技術革命的萌芽迅速成長”；“同心協力大躍進”。轉向意涵的深層，這些鼓動性表述恐怕暗含的是，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與質疑，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中國缺少什么：“智慧”、“技術”與“大躍進”。“千百萬農民”和“十余萬手工業工人”需要“改變”現狀，以實實在在地支撐共產主義這個不曾被人真正實現的理想，因而“農具”這一最切近現實的工具成為首先要被改造的“實在物”。
推至心理層面，對農具機械化的憧憬，實質上是對現實貧困的不滿，同時，難以改變的落后使“農民”和“工人”陷入自卑狀態。通過對農具的改革創新，他們才能重新建立自信，希圖踏上農具機械化這條實在可見的路途，走向先進的共產主義。“他們在沒有創造之前，也有過一般青年所普遍存在著的自卑感，認為自己是‘黃土腦袋’，創造不出什么東西來。但是，事實證明：只要破除迷信，砍掉妄自菲薄，‘黃土腦袋’、‘大腦粗’，也能創造出很有價值的工具來。”
與其說“打破自卑感，農具大翻身”，不如說“農具大翻身，打破自卑感”。這一時期，不但出現了許多關于“農具”的記錄，而且涌現了大量記錄農具改革創新者的先進思想和故事，如《農具創造者勞模劉啟宇》、《鄭祚榮制造新農具的故事》、《從木匠到農具設計師：熊蘭朝創造發明的故事》、《農具革新者薛興旺》、《人人稱贊的一位農具改革家》等等。可見，作為“科學”知識的新式農具成為了破除“迷信”的利器，“科學”具有了“信仰”的力量，讓“人民”走出自卑的陰影，而“走向”機械化的新式農具即為“信仰”的一個重要寄托物。由是，對農具的改革創新如此緊密地與“人民”的心理關聯起來，對農具機械化的憧憬愈是強烈，也愈是影射出這一時期中國的內外現實對“人民”潛在的社會壓迫力。
與“大躍進”時期不同，近十年來，不少有關中國農事器物的田野記錄并未記載機械化的新式農具，而偏向于記載那些非鋼鐵材質的、手工制作的傳統舊式農具。事實上，從《中華農器》來看，中國當代的機械化農具在數量、類型等方面都十分豐富。那么，它們何以被隱去不記呢？
在隱去機械化新式農具的記錄中，新式農具通常不在正文中以圖文形式呈現，而只在序言或附文里被簡略談論。在相關談論中，“科技”成為了“機械化”的標簽，卻被認為其發展對人類充滿了“威脅”瑏瑠；進一步地，機械化造成了單調的充斥商品的物質社會，深處其中的人成為被物化的人。如果說“藝術和文學，因了非機械化的、非大批量生產的、非結構性的、個人化的和獨特的創造，從而代表了人性前途的希望”瑏瑡，那么，將傳統的舊式農具作為“藝術”予以記錄是否通向“人性”的希望之途呢？
在《農事器用》中，舊式農具被當作“民藝”予以記錄，其記錄是始終圍繞民間的“民”來展開的。同時，基于盡可能周詳的調查，圖文記錄所構建的“民藝”處于其所在的文化生態之中，“民”被呈現為會自己說話的“人”。
然而，在《物語三千》中，被作為“藝術”的舊式農具———“物”，經過攝影師的“藝術”構圖和“審美”加工，把“平民”排除出影像與文字，并宣稱“物會自己說話”。既然實際上“物”正以“詩意”的方式，說出的是攝影師“自己”的話，那么，他所謂的以此“藝術”“復活平民的歷史”，恰恰是對“人性”的違背。
何以攝影師要借“物”來為自己說話呢？面對技術復制現實的沖擊，攝影作品因為不再葆有原真性而喪失了“靈暈”。不過，焦慮的攝影師在傳統的手工制作農具那里找回了希望。如果可被無窮復制的“形式”無法打破，那么至少要在“內容”上呈現歷史的、獨一無二的原真性。于是，那些可大批量以機器制作的新式農具被忽略不見，攝影家對“世上‘只有這一個’”的傳統手工制作的農具則格外青睞。但值得注意的是，“用眼睛捕捉到這些染上平民歷史光輝的‘這一個’是一回事，如何用攝影語言表現出‘這一個’，又是一回事”。也就是說，經過攝影師的藝術處理后，這些來自民間的手工農具才真正成為了“藝術”。
實質上，這種將原屬于平民的日常生活物品藝術化的過程，在表現手法上已將手工制作的農事器物與平民隔離開來。同時，不難窺見，攝影師對這些物品近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而以“完美”的鏡頭強調傳統手工農具的真實性與歷史感，發掘傳統物品的價值，其價值或多或少在于寄托攝影師的情懷：或懷舊，或文人使命，或家國苦難。而這樣的攝影師，在機械化時代不只緩解了“靈暈”萎縮的焦慮，還使自己成為了“藝術家”。
類似地，“拍攝民俗器物，要求與靜物攝影一樣，盡量拍出被攝對象的形、質、色”，這些攝影原則，在中國較早的民俗攝影指導性手冊中被強調。至近些年，在“遺產”保護發展的語境中，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貫穿于農器等民俗器物攝影的圖文記錄中，于是，“器物”與勞作于器物的“人”被拆分開來，甚而一些“器物”還脫離了其自然而然的物質環境，以黑絨布為背景，實與博物館中孤立擺放的“古文物”無異。
四、結語
不同時代關于中國農事器物的記錄，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對器物環境、物人關系及器物本身的“新”與“舊”有所“顯”或有所“隱”，并打上了時代烙印。可以說，農事器物成為一個濃縮時人觀念的實體，這些觀念不但折射了中國不同時代具體的社會境況，而且昭示了不同人的深層心理。一個理想的器物記錄，至少充分考慮了作為“人”的器物勞作者及其日常生活，而非將其排除在外，甚而根據記錄者自身的審美需求等構想一個合乎自我想象的“器物世界”。即便是攝影術，也需要抓住在生活中與器物相伴的人，如此，這門“藝術”才可能具有真正觸動觀者的力量。
注釋略
作者簡介：王琴，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民俗研究》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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