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廣西陳村為例
摘要：政府以“聯系點”名義推動的項目制實踐對基層治理結構產生了新的要求。舊精英及其所依賴的日常治理方式難以適應項目造點的治理需求，新精英憑借其掌握的經濟資源和暴力資源充實了村莊治理的權力結構。在項目造點的治理邏輯之下，政府的介入和主導抑制了新舊精英更替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沖突，維持了精英更替的平穩，減少了權力結構的耗散。新舊精英的更替實際上通過“共謀”的方式表達，并促成了基層政府以項目為中心的治理目標的實現。由于精英更替的不可逆性和懸浮性，隨著政府行為退出和利益輸送中斷，村莊日常治理可能面臨去政治化的困境。
關鍵詞：精英更替；項目制；政府行為；“聯系點”；治理
在西方的學術理論傳統中，精英轉型一般被認為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是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化的體現。與西方精英更替的邏輯不同的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精英更替主要不是經濟社會變遷的結果，國家深刻地介入了社會轉型與精英更替的過程。中國作為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在發展主義的沖動下，向基層社會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精英是最為敏銳的感知者和首當其沖的承受者。
既有的西方精英更替理論有兩種視角：一是精英再生產，強調的是精英更替的連續性。二是精英循環理論，強調精英更替中的斷裂，原有的政治精英向下流動，在原來的非精英群體中卻發育并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這兩種視角主要關注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關系，且試圖回應宏觀的社會轉型——即市場化過程中的精英更替。
事實上，如果引入本土視野，回到中國農村經驗，會發現精英轉型實際上是與國家治理緊密相伴的過程。鄉村社會中作為保護型經紀的“士紳”在國家政權建設的壓力之下逐漸退出，或者直接轉化為贏利性經紀[]。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基層的再造，重構了基層的精英體系。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基層的精英已經或正在發生轉變，混混治村[]，富人治村[]正成為越來越多的村莊治理的常態。從某種意義上看，村莊精英結構和治理結構之間呈現出強烈的契合性。
進入后稅費時代，基層政權由汲取型轉為懸浮型[]，國家日益通過自上而下的資源輸入完成治理目標，從而形成了“項目治國”[]的治理方式。項目制實踐對基層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項目制造成基層社會的解體與重組；項目制在實踐中導致集體陷入債務困境，造成村莊的空殼化[]；項目下鄉會導致精英俘獲，消解村民自治，形成分利秩序[]。事實上，項目制對基層治理的影響主要通過對治理主體的影響表現出來，因而不可避免的涉及精英更替。問題是，這些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新型精英與項目治理實踐之間的契合性，過于重視新精英的行動邏輯，未能考察項目實踐中新舊精英之間的互動。此外，既有的研究忽視了項目制運作本身的復雜性。項目制作為一種國家治理體制，在自上而下項目運作過程中很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反控制，被地方政府塑造和轉化為打造“典型”的實踐。筆者稱此為項目造點。如果說，在一般的項目下鄉過程中，村莊不同精英圍繞“爭資跑項”而形成了利益追逐和權威競爭，那么在項目造點的實踐中，新舊精英的交替并非源于自發的競爭，而是政府干預的結果。政府權力深深地卷入了基層治理結構和精英更替過程，使得精英更替過程表現出強制性整合的色彩。
2014年7月，筆者以及赴G省F縣X村進行了為期30天的田野調查。調研主要采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在對村莊社會性質、村莊經濟以及村莊日常治理結構全面把握的基礎上，重點關注了項目下鄉與基層治理的變遷。X村自2012年成為國家扶貧開發攻堅工程重點村，并幸運的成為G省一個副省級領導的掛點村。由于起初以“村屯合并”為載體的整村推進沒能推行下去，地方政府只好集中力量重點打造陳村這個自然村。本文主要圍繞陳村的經驗展開，試圖深入的揭示項目造點實踐過程中精英更替與新精英結構的形成機制。
陳村是X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共146戶，600人左右，以陳姓為主，另有莫姓、黎姓等小姓。同當地的所有較大的自然村一樣，該村具有完整的日常治理結構，保持了較好的村民自治的傳統。陳村共五個村民小組，每個小組設有組長，組長經由自然村村民選出。村莊經濟主要是果樹種植為主。副省級領導掛點，超越了該縣其他所有重點村的規格。政府針對陳村制定了一份耗資8800多萬元的規劃，其中，需要政府投放項目資金5600多萬，剩余資金則由農民自籌。項目造點深刻地改變了村莊的社會權力結構。陳村的新精英正在崛起并正逐步取代舊精英，這個過程提供了一個觀察基層治理視域中精英更替的窗口。
一、村莊精英的類型與基礎
1.舊精英與村民自治
陳村具有村民自治的社會基礎，并在此基礎上生發出了日常化的治理結構，但是，項目造點運動極大地重塑了陳村的社會基礎與精英結構。因此，項目造點之前陳村的日常治理特征與精英結構將構成本文討論精英更替的參照。自然村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特征有兩個維度，首先是熟悉，其次是親密[]。只有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的“半正式治理”[]才可能是簡約而又有效的，才可能有原則、有底線，因而有序。
成為脫貧攻堅重點村之前，陳村仍然是一個鄉土傳統保存的比較濃厚的村莊。從80年代初期，陳村的組長就是通過選舉產生，每家每戶都有人參加。該村老支書陳碧山今年57歲，從自然村村長開始，到如今擔任行政村支部書記將近20年，因做事果斷，為人公正，在村民心中頗有威望。雖然是行政村的書記，但也主要負責本自然村的日常事務，在村莊治理中非常積極。
案例1：陳碧山，20歲時就開始出來當村長，在他之前，都是從大集體時代過渡下來的老組長。分田單干了，那時矛盾增加了，沒有文化的年老的干部處理不了。原來村里有兩個加工廠，因為用電和承包的問題，雙方發生爭吵，很激烈，老干部不敢說，沒有文化，也說不出來，生產隊時期，你今天不去，我扣你工分，分到戶了，你沒辦法扣他工分了，田是他的。這兩個加工廠，一個是村委干部負責，一個是組長負責的。其他干部調解不了，讓我出來調解，后來就廢掉了他們雙方私人辦的加工廠，由村集體辦了一個加工廠，辦了有15年的歷史。當時的老村長不愿出面調解，他有利益在其中，他也不愿得罪人，上了年紀，我那時年輕，敢想敢干，年輕人不怕的，不會餓死，不會求你。我選上組長那一年，我爸還罵過我，要我不要當這個干部，得罪的人多了沒什么好果子吃！我不信他的話，當時年輕氣盛。
該村治安特派員就此評論：“村里發生了糾紛，不用去叫，陳書記就會主動過去了”。陳碧山之所以能夠長期連任，主要是依靠其講原則，敢出頭，不計較個人得失。同時，他對自然村的集體經濟進行嚴格管理。每年臘月27或28，村里有威望有文化的人組成清賬小組對過去一年的賬目進行清查。
熟人社會賦予了陳村的村民自治以實質意義。通過樸素的選舉過程，一批批的村莊精英產生了。這些村莊精英，往往能夠代表村民的利益，能夠為村民出頭。在80年代和90年代，自然村之間時常因為山林等糾紛而發生群體性沖突，組長作為自然村利益的代表，必須是能打架敢打架的人。即便組長動了私心，這樣的組長很快就能夠在每年一輪的選舉中被群眾選下去。筆者統計近十多年來（1996—2009）陳村組長更換的情況，發現在當過組長的10人之中，有3個人都在當組長期間出了經濟問題，被群眾罷免。這說明，當地以自然村為單位的村民自治的實踐確實起到了作用。通過村民自治，村民自下而上的訴求借由村組精英能夠達到行政村一級，從而與國家自上而下的代理人體制進行有效對接。村民自治因而是舊精英生成的基礎。沒有群眾的積極參與和對村莊事務的關注，既難以調動村莊中舊精英的積極性，也難以有效地監督和約束村莊中精英的行為。
2.新精英與村莊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村莊原有的相對均衡的社會結構被打破。原有的政治精英雖是國家的代理人，但隨著村莊社會分化，村莊中的能人群體也開始崛起，并產生了政治要求，從而導致村莊政治的復雜化，村莊中的新舊精英以及普通村民等不同力量圍繞有限的利益展開的角逐逐漸扭曲了村莊的權力結構，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效果。
以陳村為例，目前該村的權力結構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發現，除一組組長外，四個小組的組長都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且均是近幾年才開始干。他們主要收入不在務農，對村莊事務并不熟悉，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并沒有將有十幾年組長經驗的陳有余排擠出去。小組長的變化直接反映了新精英的崛起。
新精英主要有兩類：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經濟精英即村莊中的富人，他們是不依靠土地但是利益空間仍然在村莊中的村民，這些人積極融入市場、善于抓住機遇，其頭腦比較靈活，眼界比較開闊，敢想敢闖，因此才能在市場經濟中分得一杯羹。社會精英，即通常所謂“混混”，是基層社會中的灰色乃至黑色力量。這些人往往也是富人，但他們的財富獲取方式并不具有合法性，而是建立在暴力壟斷的基礎之上，社會精英的行動邏輯并不同于純粹的富人精英。不過，從精英演變的譜系來看，社會精英往往能夠轉化為經濟精英，但經濟精英則不一定是社會精英。新精英的共同點在于，他們的原始積累主要在村莊之外完成，并不與村莊和村民發生直接的利益互動。
還要注意的是，新精英也不一定通過走向前臺的方式施展自己的影響力。陳村的陳偉民，因為經濟實力雄厚，且具有豐富的社會關系網絡，也是村莊中數一數二的人物。
案例2：陳偉民，56歲。因其在家中排行最小，當地人稱之“滿叔”。90年代初，他在陳村當了一屆村主任之后就去了水管所，幫忙處理事情。依靠其在公安部門的關系，他在陳村的后山開設了一個洗礦場，這是他財富積累的主要來源。如今，雖然戶口已經遷出到了水管所，但他現在也回村建了房子，且在村里開了一家“滿叔飯店”，也是村里的首富。“滿叔”被陳書記描述為村里的“嘉賓”，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莫余偉和陳偉民是陳村項目造點實踐中的重要人物。其中，莫余偉是社會精英，陳偉民則是經濟精英。他們二人與村支書形成緊密的配合，形成了籠罩性的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也積極地在村莊中培養代理人。幾個小組長便是他拉攏和培植的代理人。
案例3：黎有光是5組的組長，他說：“我們這些組長，以前都是一起玩的，和陳為海、莫余偉關系很好，他們來做我工作，要我出來當組長，在村里，幾個人做這些工作我們說得來一點。你不服我，也要服你，滿叔不會去做工作。和村民之間，最難做的是思想工作。沒人敢威脅我們，我們組長都是黑白兩道有一手的。”
為了更為全面的理解新精英的特征，以新舊精英為對象建立了一個比較框架。詳情如表2所示。
村莊分化是理解精英更替的基本背景。但是單純的分化并不能解釋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等新精英何以取代舊精英從而主導村莊政治的過程。項目造點加快了精英更替的步伐，促使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走向前臺，并替代舊精英成為村莊治理的主導性力量。
3.精英更替的內涵
本文將村莊精英更替定義為在村莊權力結構之中，新精英逐漸崛起，舊精英逐漸衰落，新精英逐漸蠶食舊精英合法性的過程。本文主要從治理的意義上理解精英更替，因此，是否退出或者進入體制性精英行列，以及是否獲得體制性身份，并不構成精英更替實現與否的指標。從體制性身份的獲得來看，目前陳村的精英替代并沒有最終完成，但在現實的治理格局中，以莫余偉和陳偉民及其跟隨者為主的新精英正在逐步瓦解和侵蝕以陳碧山及其原有的小組長為代表的舊精英。“滿叔”目前雖然沒有任何體制性身份，但卻在村莊治理中具有實實在在的影響力。至于陳村目前各個小組長，雖然他們具有正式的身份，但不能簡單的將其視為村莊選舉之結果。一般認為，精英更替是新精英通過村莊選舉等制度化方式獲得體制性身份的過程，但是，局限于選舉的視角，將遮蔽精英更替的內在機制，進而忽視了精英更替實踐邏輯的復雜性和微妙性。
二、村莊精英更替的機制
項目制是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對基層社會產生了諸多意外后果，造成了基層社會的解體或者重組[]。如果將視角下移，進入到基層社會治理的邏輯之中，就會發現，這種“意外后果”實際上具有必然性。項目經由“條條”的渠道向下輸入，國家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打破各級政府官僚機制對于項目運作的干擾，以保證項目執行的效率、項目分配的公平以及項目執行的可監督性。項目下鄉的實踐，往往在聯系點的運作框架之下展開，從而賦予項目下鄉以更強的政府行為色彩，經由壓力型體制[]而轉化為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務。問題是，在基層的村莊社會，并沒有一個制度化的職能部門與項目對接。為了更好的承接項目進村，村莊的社會權力結構勢必作出調整。
1.技術治理的困局與村莊治理結構再造
稅費改革之后，項目制成為國家自上而下向基層輸入資源的重要方式。與汲取型政權所需面臨的動員型任務不同的是，項目運作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項目如何分配以及所涉及的分配正義問題[]。項目分配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撒胡椒面”式的，另一種是將項目進行整合，“打包”處理。前一種方式固然遵循了公平的邏輯，但項目績效的取得過于緩慢，往往并不受地方政府的青睞，在項目資源有限的情勢之下，地方政府往往選擇后一種方式，即所謂“造點”的方式，由此，領導掛點和項目造點合一，既可實現項目效益的最大化，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績效。陳村正是這樣一個“點”，項目的運作服從和服務于“造點”的運動式治理邏輯。
陳村的項目主要分為三大板塊，分別是新農村建設、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這些項目整合了市縣各個部門的資源，且項目資源往往通過多個渠道獲得。為了保證陳村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市一級還為此專門成立了由市扶貧辦牽頭，綜合各個部門的辦公室。
聯系點的項目運作是上級領導意志的體現。在聯系點的運作邏輯中，項目并非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獲得，而是來自于自上而下的輸入。同時，一旦成為聯系點，便意味著縱向治理結構的加強。借由上級領導掛點，聯系點的運作突破了既有的官僚體制的層級性和部門性束縛，具有體制性動員的特征。為了盡快完成“造點”，項目以整合之后的方式輸入下來，形成集聚效應。
事實上，中央通過項目制的方式向農村提供公共服務，且試圖借由技術治理的方式來控制項目的實施，防止資金被地方隨意使用。不過，地方政府仍然能夠在既有的體制之下借由打造“示范點”的名義影響項目的分配利用。項目的集聚效應體現了地方政府對于項目制的“反控制”，主要表現為對于中央目標的扭曲，項目制所蘊含的技術治理的手段特性并不能被地方政府所消除。
問題是，技術治理的局限在于無法解決“最后一公里”難題。首先，地方政府借助“辦點”的方式扭曲了項目實踐的原初目標，形成了項目造點的地方實踐，這種政府行為是否能夠符合村莊的需求，關系到項目實踐能否成功。其次，項目造點雖然被賦予了運動式治理的色彩，但運動式治理的能量如果不能有效的通達村莊，沒有一個有效的抓手，也只會造成行政體制內的空轉運動，治理成本抬高了，但治理績效也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事實上，起初陳村并不是項目實踐的重點自然村，上級政府一開始看重的是距離鄉鎮距離更近，村莊既有的基礎更好的茅源自然村。該村在80年代就是當地有名的文明村和先進村，且該村自發建成了一個農民公園，而且，以該村為基礎，可以接應城鎮化的政策話語。然而，由于該自然村內部派系矛盾復雜，幾經周折，項目最終未能落地，只好就近選擇了陳村。選擇陳村主要是考慮到該自然村的群眾基礎比較好，可以承接強而有力的縱向治理結構。
以項目為載體的技術治理方式，其核心是一種以資源的流動、分配和監控為主要形式的治理。技術治理的原則是，通過對物的管理實現對人的治理。人不再是首要的治理對象。傳統的諸如身份、面子、情感等規范性資源在技術治理實踐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如陳村這樣面臨巨大利益輸入的村莊，村莊內部本已分化的農民展開項目利益的爭奪,原有的規范性資源難以承載新形勢下的治理任務，那么規范性資源的擔綱者——舊精英的行動空間便受到了擠壓。
為了做好脫貧攻堅工作，陳村專門修建了一個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供4名從鄉鎮抽調來的專職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使用，他們將負責協調處理陳村建設的一切具體事務，并對每個項目實施跟蹤負責。實際上，該鄉鎮書記在此辦公的時間也要遠遠多于在鄉鎮辦公室辦公的時間。解決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諸多矛盾，基本上都有鄉鎮干部的介入。
項目制本身有其特定的操作規范和運作流程，項目實踐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舊精英的參與。村干部在項目實施中主要承擔民事調解的任務，其角色主要是配合性而非主體性或主導性。陳碧山作為行政村的支書和陳村自然村的干部，對于本村項目情況并沒有全面和清晰的了解，因為處于縱向治理結構的末端，且并不介入項目實施的具體過程，在項目造點的過程中，其地位也被邊緣化。
因此，項目制內在的治理結構與基層的日常治理結構之間的斷裂，構成了精英更替的重要契機。一旦項目被納入聯系點的運作邏輯，這種斷裂會被進一步放大。基層政府試圖通過設立專門的機構來彌補這種斷裂，進一步密切鄉村兩級組織之間的互動，強化自上而下的縱向治理結構。但是，這種制度上的設置并不能改變原有日常治理結構的“維持性”特征。行政組織上的強化并未能強化村莊精英的日常治理能力，反而構成了對原有的日常治理結構的替代，弱化了舊精英原有的自主行動能力和治理責任。
2.“維持性”結構的限度與新精英的出場
項目雖然是作為國家自上而下的資源輸入村莊，但項目的落地不可避免的依托于項目點既有的村莊社會權力結構，并受到項目落地點的社會權力結構的制約和塑造。稅費改革已經終結了原有的國家——農民之間相對平衡的權利與義務關系。項目落地并非錨定于作為農戶個體的家庭，而是整個村莊。項目受益者的普遍性與項目實施中村民之間成本分擔的差異性不可避免的形成治理難題，項目不能被農民納入到一種自己人的框架之中，導致了農民對于項目認知的“異己性”特征，進而影響到農民項目參與態度的差異。農民往往并不具有主動承擔項目實施成本的積極性。甚至一部分農民成為“釘子戶”，試圖在項目造點的實踐中滿足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
（1）項目造點的治理邏輯壓縮了村莊原有治理結構的彈性空間，導致了針對舊精英的排斥效應。在村莊的日常治理格局中，村莊舊精英的治理策略主要是利用村莊熟人社會的規則，譬如人情、面子與地方性共識等規范性和倫理性資源來實現有規范的治理。這種治理簡約且低成本，具有“長期的合理性”。舊精英產生于農民的選舉，來自于村民的集體授權，而且，在有效的村民自治的框架下，舊精英能夠得到有效的監控。因此，項目進村之前，村莊治理的主體所涉及的主要是普通村民與舊精英的互動。隨著項目造點的展開，國家借由項目的輸入實現了“在場”，簡約治理在“項目造點”所要求的“短、平、快”的節奏中顯得不切實際。而且，地方政府出于造點的需求，會強化舊精英的國家代理人角色，弱化其村莊的保護人角色。原有的村民與舊精英之間相對平衡的關系便難以維系。
但是，村莊舊有的精英結構難以承載如此密集的項目注入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理需求。原因在于，作為上級領導的聯系點，項目的運作往往并非村莊舊精英意志的體現，而主要是被動的接受者和承受者。陳村的項目情況以及不同項目的具體數額，并不為村干部所掌握，項目的內容也不一定反映了村民的真實需要。舊精英的體制性身份并未能供給他們參與塑造項目利用方式的機會，即使就項目提出自己的意見和需求，也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
案例4：鐵皮石斛的項目是陳村的重點產業項目，這個項目占地63畝，其占用土地本來屬于保水性較好的良田，但實際上是以荒丘嶺的名義上報的，在施工和平整的過程中因而受到群眾阻攔。事實上，從后來該村“第一書記”的口中得知，鐵皮石斛項目目前的壓力很大，投資方資金不足，設計也不合理，已經陷入困境。他認為，在該村的產業發展規劃上，還是應該以原來的優勢產業為主，種水果，畢竟產業鏈已經成型，比較成熟。從一個村民口中了解到：鐵皮石斛那片土地，租金每畝550斤谷子，共涉及30戶左右，目前仍然有10多戶人沒有簽訂合同，不愿出租。
在項目造點的形勢之下，舊精英的參與主要表現為擺平理順村莊中的關系，并以他們既有的政治資本和象征資本來維系造點運動與項目治理方式的合法性。
（2）舊精英所掌握的資源并不足以支撐項目的運行，這為社會力量進入創造了契機。項目制的運作本身內在的含有調動地方資源參與項目實施的目的，即所謂配套投入。政府為陳村制定的扶貧方案投資高達8800多萬，其中包括自籌2200萬。舊精英顯然無力自籌如此多的資金，其治理規則和治理資源并不能有效承接項目造點的要求，項目運作產生了對于經濟精英的需求。雖然地方政府也在試圖調動村干部的積極性，甚至不惜為違規操作提供空間，但實際上能夠承接項目治理要求的主要是新精英。
案例5：陳村新村建設所涉及的“三通一平”等基礎工程以及外立面裝修等工程，都在村莊之內進行發包，實際上都由陳偉民操作。在陳村，其經濟實力最為雄厚，工程款項主要由他先墊付。同時，他對這些項目也進行了轉包，拉攏了一批年輕人，二組、四組和五組的組長都是在陳偉民的扶植和支持之下上來的，這幾個人也參與了土方工程的承包，從中獲得了不少利益。
政府如此違規操作的目的，在于調動村干部參與項目實施的積極性，但是，從實踐的具體效果來看，項目尋租所調動的是經濟精英的積極性，該村的老支書直言，這些項目，“自己做不了，也不愿做”，也只有依靠他們來做。借由對項目利益的掌握，經濟精英可進一步按照工程承包制的邏輯來進一步分利，如此一來，圍繞項目利益而形成了層級化和組織化的經濟精英體系。如今，陳村的組長，除了一組組長之外，在最近幾年已經發生了一輪替換，這些組長都聽命于莫余偉和陳偉民，從而形成了一張籠罩在村莊中的“權力的利益網絡”[]。
（3）項目在重塑村莊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勢必要面臨“釘子戶”的問題，這是社會精英走向前臺的契機。自上而下的項目輸入與農民自下而上的對于公共品的需求之間存在斷裂，斷裂空間的存在恰恰是釘子戶萌發的溫床。隨著舊精英更深的卷入項目治理結構，舊精英不再能夠有效表達和平衡農戶的訴求，不能彌合這種斷裂。
案例6：莫有運，60多歲，去年去世。搞新農村的時候，他要建房，因為沒有地方放材料，下腳料就放在路邊，把村莊的主干道堵了。他以前很有威望，但因為村里搞公共事業沒叫他，他就動員一家子出來鬧事。村民認為他是全村第一刁，沒人敢欺負他。老支書對他也沒有辦法。之后，還是莫余偉出面，強行用挖機推開了。可能是因為這個事情而受到刺激，不到半個月，莫有運就突然去世了。
對于自己的做工作的方式，莫余偉講到，“我在村里做工作不難，他們有怕我的心態。”在他看來，老支書是以理服人，“我們這些人，還是更暴力一點的。拆房子，很多刁民，我都是站在第一線。”“由我和書記配合，沒有做不成的事情，老書記做思想工作，他講歷史，支書做不了的工作，人家為難他的，我就以不講理的方式去做。我回來這么些年，得罪人的不少。路邊上來的那條路，所有的廁所都是我一手推倒的。”在鐵皮石斛的項目推進過程中，面對一些村民的阻擋，莫余偉也是帶著接小組長，強行將人拉開，村民不同意也沒有辦法，“現在就是他們的天地，派出所也賴人。”
舊精英做工作的方式主要是“思想工作”，講道理，講歷史。但這種方式能夠生效的基礎在于村莊均衡的權力結構。在項目造點的過程中，這種“做工作”方式并不能取得效果，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精英的出場。社會精英能夠以暴力和強力的方式迅速擺平村莊中的釘子戶，他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脫離村莊，因此，社會精英不用顧忌村莊中的人情與面子。同時，他們可以借用項目之于村莊整體福利改善的話語對釘子戶施壓，通過治理釘子戶的過程，他們儼然成了村莊整體福利增加的功臣。
在富有政治色彩的項目造點實踐中，以政治的名義推進治理的實務，在壓力型體制之下，治理的手段和策略反而產生了與政治性的背離。壓力性體制的特色是目標管理責任制，在考核的壓力之下，只要不影響到維穩的大局，手段與目的相比就是不重要的。事實上，面對不規則的鄉村社會，上級政府想通過科層化的方式規范基層治理秩序的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在舊精英治理資源缺乏、治理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項目造點運動必然調動基層社會中一切有效資源，其中包括暴力資源和經濟資源，項目才可能真正落地。
3.利益俘獲的限制與新舊精英的合謀
如果從精英本身的視角來看，新型精英的行動邏輯內在的具有依附于項目謀利的親和性，在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中形成“精英俘獲”的格局。精英俘獲是指地方精英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憑借其自身具有的參與經濟發展、社會改造和政治實踐的機會優勢，支配或者扭曲社區發展與社區治理，從而影響項目實施效果。[]
案例7：陳村諸多產業發展的項目都落到了新精英名下。在陳村的脫貧攻堅規劃之中，諸多與產業相關的規劃，譬如豬、鼠養殖之類，雖然是以困難戶的名義向上申報，但上面下撥的鼠苗主要被新精英所獲得。同時，未來的產業規劃中，陳村將以其“后龍山”為基礎打造鄉村旅游的品牌，與之相配套的則是農家樂的項目。農家樂以個人名義建設，但有項目資金的補償，補償比例高達50%。據說，農家樂的具體指標的分配遵循的是“先報名再抽簽”的方式，然而，該村的經濟精英陳偉民和社會精英莫余偉都拿到了指標，目前，他們用于經營農家樂的房子已經基本上建成。
稅費改革之前，鄉村精英借由鄉村利益共同體的非正式方式獲得謀利的空間和保證。稅費改革瓦解了基層政權的謀利空間，村莊不再能夠為精英提供獲利渠道，與打工經濟相伴隨的是精英的外流。然而，項目下鄉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村莊精英外流的趨勢。在一些地方，因為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所具有的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經濟能量，項目來自于他們“爭資跑項”的主動行為，項目便染上了私人化的色彩，并“理所當然”的被村莊中的新精英所壟斷。國家的項目資源淪為村莊中新精英的治理手段和治理資源，從而極大的擴展了新精英的治理能力和謀利空間。在當前的項目制研究中，這構成了精英俘獲的典型模式。
精英俘獲的分析視角凸顯了精英的能動性色彩，但忽視了精英俘獲的復雜性，即在不同的條件和結構下，精英俘獲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項目造點的實踐中，自上而下的縱向治理結構淡化了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掌握項目資源分配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精英行動的空間，弱化了新精英俘獲利益的合法性。
項目造點的特殊性在于，領導掛點賦予項目實施濃厚的政府行為色彩，項目進村因而不是精英行動的直接后果，而是政府意志的體現。陳書記對于跑項目的說法嗤之以鼻：“項目，你怎么跑的來？國家送錢，你用不用的掉還是一回事。大項目，是從上面直接定了下來的，沒有L副省長掛這個點，我們不可能搞到這些項目的。”因此，新精英固然被吸納進入到了項目造點的治理實踐，以彌補縱向治理結構之不及以及舊精英之能力所限，但是，新精英在政府行為之下具有較強的工具性色彩，國家的項目并沒有通過精英“爭資跑項”的獲得方式而私人化。
這就涉及到誰掌握主動權的問題。盡管地方政府對于項目造點過程中的具體治理手段有一定的包容，因而為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等非體制性的、乃至灰色力量的進入創造了空間，但政府始終是整個項目運動的抓手，新精英首先是作為治理資源而被政府吸納的。陳村老支書對于莫余偉和陳偉民等人所存在的問題并不避諱，但他也清醒的意識到，僅憑他一個人，想要村子發展，是不可能的，“必須要利用這些人。要讓他們動，就只有給點好處。”“莫余偉只要有利可圖就行，沒有利益的事情不干”，事實上，新精英在治理釘子戶的過程中，也存在某種選擇性治理的情況。前文中，莫余偉愿意出面組織莫有運的舉動，主要是因為莫有運的行為極大的妨害了新農村建設工程的展開，影響了工程的進度。但是，在下面的案例中，莫余偉卻并沒有出面。
案例8：莫余江，在新村規劃區建了個一層的房子。按照規劃區的統一要求，本來他應該建兩層的。因為只有一層，不夠廚房，因此，便在房子旁邊的菜地上用水泥磚和牛毛氈搭起了一個簡易的廚房。同時，為了養豬，又在門前邊上的路面上用水泥磚搭建起了一個小豬欄，里面養了一頭豬。起初，因為他只建了一層，沒法享受移民搬遷安置補助（按人頭每人6000元）和外墻裝修補助。因其所建的廚房和豬欄影響了村容村貌和村莊的道路規劃，在鄉村兩級干部要求拆除的情況下，他的條件是享受同其他人一樣的建房補貼。鄉村干部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在補助到位之后，他并未遵守之前與鄉村干部的協議。最后，經過老支書反復出面做工作，才最終拆除了這些附屬建筑。
在這一事件中，莫余偉始終沒有直接出面。筆者就此詢問老支書：既然莫余偉這么有狠，為何不讓莫余偉出面來制服他？老支書的答復是，“莫余偉也是要看利益的，做這件事情對他沒有利益，他干嘛來做呢？”豬欄和廚房的存在，已經不再構成對新農村工程建設的影響，自然難以調動莫余偉介入此事的積極性。因此，“沒有利益的事情”不做，成為項目造點過程中精英的行動邏輯。因此，項目造點在取消了新精英主導項目運作權力的同時，也取消了新精英作為資源的分配者所形成的責任連帶關系，限制了新精英參與項目治理的積極性。
這意味著，項目造點過程中的精英俘獲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和依附性。在項目制的縱向治理結構這一明線之外形成的圍繞項目實施的的“分利秩序”成為項目制運作的暗面。政府造點的政治性約束了新精英的主體性與合法性。
三、村莊精英更替的特點
1.精英更替過程的漸進性
項目造點過程中的精英更替并非通過新舊精英之間的斗爭實現的。首先，地方政府的強力介入之下，村莊中不允許出現公開化和白熱化的派性競爭，否則會導致村莊有限治理資源的耗散，甚至導致項目的漂移。陳村之所以能夠成為項目重點村，恰恰導源于X村的另外一個自然村精英之間持續不斷的派性斗爭。陳村的精英顯然不會再笨到把到手的資源拱手相讓。在訪談莫余偉時，因正值村黨支部換屆期間，沒談幾句，他就開始強調自己并不想當書記，并對于村莊中盛行的他要當書記的話語進行了反駁，認為老支書工作做的好，自己只是起個輔助作用，也會支持老支書的工作。其次，項目造點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在掛點領導的壓力之下，項目造點的超常規運作方式強化了自上而下的治理結構，試圖利用代理人體制落實項目運動，卻造成了排斥舊精英的意外后果。另一方面，項目造點的行政動員在具體的村莊場景中，轉化為可操作的利益動員并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利益俘獲。也就是說，項目造點取消了新精英對于項目的主導權從而限制了新精英作為一個合法行動主體的謀利空間，因此，新精英需要依托于舊精英的身份和合法性資源。反之，舊精英也需要拉攏和利用新精英，獲得他們的支持以實現治理目標。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新舊精英的聯盟，它成為精英更替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
2.精英更替效果的不可逆性
新舊精英的暫時性聯盟并不能阻擋和掩蓋新精英終將替代舊精英的趨勢。與新精英相比，舊精英相對保守，村莊既是他們的生活世界，也是他們治理資源的源泉。在發展主義的浪潮之下，舊精英以地方性規范為基礎、以平衡和協調作為原則的治理有效性并不充分。事實上，以項目造點為契機的政府權力深入介入村莊，必定極大的重塑和改變村莊的社會權力結構。精英更替的不可逆性，主要是因為原有的精英生產機制已經發生改變，村民自治的框架雖在，但已經喪失了生產舊精英的能力。利益的涌流進一步瓦解了村莊的政治性。與此同時，新精英參與治理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益，利益的擴張性勢必打破村莊中雖有等差但總體均衡的利益格局，且逐漸蠶食著村民對舊精英的信任和認同。
陳書記對于目前的格局也不無憂慮：“莫余偉有魄力，但對經濟上看的比較松，太馬虎了。第一重要的，還是心直，道德好，像莫余偉，你今天壓得下去，明天后天不一定能壓得下去。莫余偉可能還是支書的第一人選，我在培養他的為人方面，我最考慮的還是他不在家的問題。最近幾年，發展黨員都是莫余偉提名的。我們這邊，支書還好，但村主任，往往都涉黑，可能看重了村里的項目。三通一平的項目，基本上是陳偉民和莫余偉做的。我不敢做，也沒有興趣做。如果不出格，還是必要的，只要他在村里還講道德，對百姓不亂來，主要對付刁民。我擔心的最主要還是經濟問題，怕他把集體經濟搞得一團糟……不是我在，這兩個人有點難駕馭。”從目前陳村的格局來看，新精英已經初步編制了一張利益網絡，且形成了對于大多數人的排斥。舊精英形成的基礎進一步喪失了。
3.精英更替機制的懸浮性
制度論者認為，精英更替通過村民自治的框架展開，因而是村民授權與選擇的結果[]。李祖佩以“資源消解自治”來概括項目下鄉背景下的村治困境無疑是有啟發的[]，本文的研究進一步深化了他的這一觀察，認為，當項目制與聯系點運作相結合，政府行為主導形成的縱向治理結構以及村莊中以新精英為主體的利益網絡共同消解了村民自治的有效性。調研發現，近三四年來，陳村每年的組長選舉漸漸流于形式，參加選舉的人越來越少，只有二三十人左右，有的人，即便被選為了組長，也不愿意出來干。
案例9：羅自熊，45歲，從部隊退伍回來的。在99年的時候，群眾選他上來當了三年的組長。當了3年組長之后就不愿意當了。前兩年選舉，連續幾年村民都把他選為組長，但是他堅決不愿意干。羅自熊性情比較耿直。在他看來，“村里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受了利益，不管其他人怎么搞怎么亂。村民又不齊心，積極的人，帶頭的人，比較少。他們太強了，拉著政府來的，我們做事，沒有什么商量余地。”他現在對村里的事情看透了，所以不愿意出來當組長。如今，他所在小組的組長是由另外小組的人擔任的。
由此可見，精英更替不再是村民參與的結果，政府的意志、精英之間的互動或者博弈成為精英更替的決定性力量。精英更替恰恰建立在村民疏離村莊政治的基礎上，因而日益懸浮于村莊社會之上，成為新舊精英之間的權力游戲。
四、結語
在政府的強力介入下，項目制的運行邏輯發生了改變，進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重構了村莊的精英結構。無論是村莊的新精英還是舊精英，在項目造點的實踐中均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新舊精英的替代，因此并非發生于開放的村落政治空間之中，而是在政府項目治理的主導之下表現出漸進與和緩的特征。項目造點一方面產生了新舊精英更替的契機，同時也嚴格的限制了精英更替的路徑和方式。精英更替最終服務于治理效益和政治效益的最大化。
項目造點作為一種事件導入村莊，且通過調動村莊中的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完成了“造點”的治理任務。隨著新精英的崛起，村莊治理進入一種新常態：傳統的人情、面子等治理資源逐漸被金錢和暴力等治理資源替代，村民的政治效能感降低，村莊日益去政治化[]。這反過來侵蝕著村莊的日常治理能力。隨著政府造點行為的中斷，村莊的持續發展可能成為問題。
隨著項目制的展開，中西部地區越來越多的村莊正在或者將要經歷精英更替的過程。本文因為受限于陳村的經驗而難以全面呈現精英更替的形態和路徑，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但是，從對陳村的個案研究中可以發現，在國家治理和基層治理的雙重框架之下，精英更替的意義早已超越了精英自身。圍繞項目造點而形成的精英更替，始終面臨著短期治理和長期治理之平衡的問題。如何在項目制實踐中，處理好新舊精英之間的關系，把控好精英更替的方式和節奏，是對基層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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