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尋根之旅:城市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困境及其未來
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圖景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有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在城市中尋找工作和生存空間。那么，對于這些大批的新生代農民工如何融入城市，解決他們目前的生存困境，將是我們今后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名存實亡: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
新生代農民工表面上看與老一代的農民工的差別就是年齡上的差別，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農民工。年齡的差別只是一個區分的標志，之所以將“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稱謂賦予他們，是因為他們與老一代農民工有本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不會種地的“農民”
從外出從業的時間看，新生代農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從業時間已經達到9.9個月。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還“亦工亦農”兼業的比例很低。上一代農民工在2009年外出從業之外，還從事了農業生產活動的比例為29.5%；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僅為10%。換句話說，在2009年9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一天的農業生產活動。
而且，從農業勞動技能的角度看，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沒有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經驗和技能，60%的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基本的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就沒有干過農活，完全不會。因此，即使經濟形勢波動，就業形勢惡化，新生代農民工也很少會返鄉務農。新生代農民工脫離農業生產和向城市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父母的寵兒
由于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新生代農民工很多都為獨生子女，老一代農民工以與子女分離為代價在城市里賺錢，他們干著又臟又累的活，為的就是給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改變下一代的命運。因此，他們希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由于長期在外地打工，他們覺得虧欠子女，所以，他們從心理上和行為上更加寵愛孩子。
可見，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與城里孩子一樣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父母寄予厚望。因此，他們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不知道節儉，更舍得花錢。在新生代農民工中，積攢幾個月工資買個智能手機的大有人在，他們熱衷于網購，購買城市里的年輕人用的和穿的時尚的物品。
2012年，農民工在消費品和服務上的開支為4.2萬億元。對比而言，這相當于印度尼西亞去年全部消費支出的1.5倍，比土耳其2011年的全部消費支出高出23%。這種轉變象征著中國自身的轉變，不僅源于經濟拐點，而且源于心理、社會和代際的變化。
?無根的一代人
老一代農民工大部分都是“亦工亦農”的兼業方式，即農忙時回家種地，農閑時外出打工。他們外出打工僅僅是看到城市有用工需求，可以給他們帶來經濟利益，改變他們的貧窮生活。他們只是將城市作為一個賺錢的地方，而最終的歸宿仍然是在家鄉，正所謂“落葉歸根”。
而新生代農民工流入城市，他們是在尋找謀生手段，由于他們不會種地，所以他們在農村無業可就，只能在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而且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大部分農村都是“空心化”。對于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中的許多在城市與家鄉之間來回遷移，有的甚至就是在城市里長大，因此，他們對鄉土的眷戀已經漸漸消失，也不知自己在哪扎根。
?城市中的尋夢人
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年輕充滿活力，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看到色彩斑斕的城市，他們更希望在這里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是城市中的尋夢人。
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項調查發現，92.6%的城市農民工在消費上主張“生活上越儉越好，能剩則剩，多存少花”，他們進城賺錢的主要目的是寄錢回家。而新生代農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機會的契機。他們不但在城市掙錢，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享受城市中的現代文明，也更希望在城市中尋求自我發展和立足城市的機會，變成真正的城里人。
總之，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稱呼對于80、90后的農民工來說，似乎已經名存實亡。那么何為名存實亡呢？農民工意味著兼具農民和工人兩種身份和技能。而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根本不會種地也不愿種地，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完全在城市，與城市里的產業工人并無二致。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稱謂的由來，是基于中國的戶籍制度。
漂移的時空: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困境
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59億人，相當于城鎮總人口的23.1%。在外出農民工中，30.8%流入直轄市和省會城市，33.9%流入地級市。這一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為中國的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至今他們仍在就業、收入、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受到諸多歧視，長期受到“非國民待遇”。
這使得許多進程務工人員產生出一種被剝奪感，滋生出對城市人和社會的不滿，其中一些人在生活沒有保障、利益受到侵犯、生存面臨危機時，不得不鋌而走險，以身試法，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后果。
?模糊的身份歸屬
以戶口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結構把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限制城鄉之間的人員流動。由于這種社會隔絕壁壘的存在，農民工常常難以擠入城市人的生活領域和空間；為了能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他們不得不自己創造一些新的領域和空間。
在就業和勞動力市場，本地人和農民工之間的隔絕十分明顯。農民工常常難以進入正軌經濟部門和一級勞動力市場，他們往往停留在非正規部門和次級勞動力市場，而非正規部門和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的突出特征是低收入、工作不穩定、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障并且多數是體力性勞動。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的城鄉移民過程中也普遍存在。
城市化的發展，使大批的農民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挾著進了城，遠離了鄉土文化，然而要真正成為市民還面臨著不少困難，遠非一朝一夕的事。他們的肉體雖然住進了城市的高樓中，享受到了城市方便的生活設施，但是他們的精神沒有融入城市的生活圈子，情感上仍然沒有被城市接納，無所歸依，仍然漂浮在那些色彩斑斕、光怪陸離的城市“邊緣”，成為“被城市化”、“偽城市化”的一群人，仍然是一群民生權利被蠶食、不完全的“鄉下人”。
?居無定所
農村在外務工人員在城市中本來就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其依靠自身能力獲得的住所基本位于城鄉結合部或“城中村”等欠發達地區。而當農民工進入城市居住和工作以后，其在住房、就業、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獲得城市戶籍居民相同的待遇，還要經常受到城市居民的精神壓迫，于是在農民工群體身上就產生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枷鎖。
這種既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和承認，還要遭受群體歧視的處境，使得農村在外務工群體失去了改善其在城市中的居住和生活水平的愿望。所以說，戶籍制度所代表的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村在外務工人員住宅權實現的制約是兩方面的：從制度本身的直接效用來說，不賦予農民工群體獲得與城市戶籍居民平等的住房保障；從農民工群體對戶籍制度的反饋來說，農村在外務工人員不會再將貨幣積累投入到提升居住和生活水平中去。
農民工由于收入水平、居住成本預算以及城市社會環境融入等因素的制約，農村在外務工人員在長期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中往往居住在面積狹小，衛生、采光、通風、環境條件普遍較差的房屋里。
為了能夠在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農村在外務工人員在城市中基本都有一個安身之所，但也僅限于此。事實上，這個安身之所只是農民工工作之余的休息場所，遠遠談不上是在其中居住，更遑論是適合居住了。
?精神的匱乏
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工作強度大，并且經常加班，很多農民工根本沒有所謂的雙休日或者節假日，因此，可以支配的自由時間相對來說較少。那么，他們對于自由時間的又是如何支配的呢？
據有關調查，上網和看電視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業余活動。在業余時間經常上網和看電視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占到46.9%和52.1%。網絡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將更多地受到網絡的影響。另外，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選擇了利用業余時間來進行充電，業余時間主要用于學習培訓和讀書看報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為5.5%和10.1%。
實際上，我們看到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由時間的支配方式，與城市里的普通市民并無二致。他們的真正不同在于，新生代農民工將網絡當成聊天和游戲等消遣工具，而市民將網絡除用于娛樂以外，更重要的是將網絡作為一種資源工具，尋找就業和創業信息、表達意見和學習知識等。
可見，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自由時間的支配方式上，與市民是相同的，但是，使用的最終目的和結果卻大相徑庭。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生活由于缺乏合理引導，而變得愈加匱乏。
?夢想的破滅
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在他的1909年出版的《社會組織》一書中提出“鏡中我”的理論，指出一個人的自我觀念是在與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是其他人關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們總是在想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觀念。
城市對新生代農民工求職、生活、交往、教育、保障等方面的偏見態度與歧視行為，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人格的歧視，給他們以巨大的心理打擊，使他們對市民與城市產生反感與排斥，強化了新生代農民工身份意識。他們強烈地感覺到，城里人并不把他們當做自己人看待，他們自己也不把自己當成市民，認為自己只不過是這個城市中的一個匆匆過客。
新生代農民工面對城市人對于他們這種內外有別的差別化待遇，他們漸漸被疏離于這座城市，無論從經濟地位上，還是社會地位上，都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面對城市設置的種種壁壘，他們最初的夢想遭到現實的一次次打擊，最終歸于滅亡。他們如同孤魂野鬼似的在城市的角落中游蕩，過著漂泊不定地生活，永遠不知道他們未來將身處何處？
一方面，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的“理想歸屬”與“理想自我”是以城市為參照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真實的生活世界卻是充滿著失望或者絕望，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目標與達致目標之間存在的幾乎是遙不可及的距離，都屢屢把他們的“城市之夢”撞得支離破碎。
無聲的反抗: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
新生代農民工會通過他們所能利用的“武器”武裝自己，來控訴和反抗城市對他們的不公和冷酷無情，以達到自己的利益訴求。
?民工荒——對有尊嚴勞動的訴求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來城市打工，他們是抱著遠大理想，希望在城市找到屬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他們非常渴望能融入城市，有著更為強大的利益意識和精神訴求；他們以城市人為參照物，對社會福利等的要求都比他們父輩高。
但是，現實并非如此，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過程中常常受到種種不公平待遇，使他們的權益受損，一些大中城市為了保證城市居民就業，甚至直接動用行政手段限制農民進入城市較好的行業和工種。此外，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時有發生。他們拿著低工資，有時會受到老板的歧視，沒有得到起碼的尊重。
近年來出現的“民工荒”，其實質是他們對勞動關系的不平等現象的一種控訴和反抗。可見，他們不再僅僅追求工資等物質利益，而更看重精神層面的訴求，即自我的勞動是否能得到尊重。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價值在農村已經無法得到體現和認可，只能在城市尋找自我價值的實現。
總之，他們與自己的家鄉漸行漸遠，但又因種種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障礙，難以完全地為所在城市社會接納。如果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問題持久地持續下去，必將誘發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
?殺馬特文化——對城市文化的訴求
在微博上，“殺馬特”一詞，一直是一個高頻率用詞。它音譯于英文smart，意為時尚的、聰明的。但由于文化知識精英的話語壟斷與價值重構，讓“殺馬特”從“smart”一翻譯成中文，就成為了其反義詞。現在在微博上流行的“殺馬特”，幾乎都是作為審丑狂歡下的貶義詞而存在。
在人們的眼中，“殺馬特”們是這樣一個群體：留著怪異發型，穿著夸張，佩戴古怪，濃妝艷抹，氣質詭異，來自農村或城鄉結合部90后青年，即新生代農民工。他們試圖通過這種“殺馬特”文化，努力構建一個自心目中理解的城市人形象，然后試圖模仿之，在相似的群體中形成一種風潮。
他們一直在試圖接近城市文化，成為他們的一員。他們自認的流行時尚，在眾多城市人看來，仍然是在嘩眾取寵，帶著濃厚的鄉土氣息。他們對城市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他們缺乏正確的引導，同時面對城市人對消費文化的不斷追求，他們感到無所適從，經濟上的捉襟見肘，讓他們無力融入這個金錢至上的文化潮流中，他們的廉價的潮流服飾，也無法使他們融入城市，反而讓城市的居民更加輕視他們，成為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極度缺乏的群體。從社會學意義上看，新生代農民工如何融入他們所生活的城市，如何被這座城市接納，如何完成自身的個人的現代化，這關系到中國未來的社會局勢。
?城中村——對家園的訴求
城市的高房價、高房租，往往讓新生代農民工望塵莫及。他們的居住區域主要集中在城郊結合部、城中村和郊區，并且這三個區域又以城中村居多。在城中村，深深缺乏安全感而又志向遠大的人們迫切需要找到安全感的共同來源，從而在家庭之外發展出新的人際關系和支援體系，進而發展出融合了多種元素而又充滿保護性的新文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城中村這樣的落腳城市重新定義著都市生活的本質。
可見，選擇集居或聚居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保證了鄰里的高度同質化，城中村確實為他們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家園”，這里的人們有著相同經歷，他們之間得到了認同，形成了較為親密的群體，使新生代農民工精神上的孤獨感，得到了消解。雖然從這一方面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們居住在城中村，勢必會與城市居民更多地處于一種居住隔離的狀態，導致了兩類人群的相互隔膜，增強了對城市居民的陌生感和社會排斥感，不利于他們的城市融入以及城市社會的整體協調發展。
作者簡介：趙茜，女，民族社會學博士，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博士后，研究方向：社會福利、社會保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海社會科學》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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