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型鄉村政治：廣東農民運動及其社會歷史背景（1922—1926）
【關鍵詞】革命型鄉村政治 農民運動 農村階級問題 半正式治理 地方軍事化
一、引言
目前用來分析農民革命的理論，有三個主要的傳統。其一是道義經濟理論，將農民革命理解為，農民社區作為一個整體，在國家政權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經濟擴展沖擊其價值規范（尤其是農民的生存權利）的情況下，對這些外部勢力進行的反抗。（Scott， 1976：3-4）其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農民革命理解為，一個階級分化的農村社會中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的反抗。（Lenin， 1960：172-187；毛澤東，1939：118-126）其三則是理性選擇理論，將農民革命理解為革命者采取最佳策略動員農民的一個過程，而在此過程中理性的農民因出于對個人利益的最佳權衡而決定是否響應革命者的號召。（Popkin， 1979：18-27，1988：9-14）①我們看到，雖然這三個傳統看似截然不同，在學術界也常常爆發尖銳的爭論，但有一點它們則完全一致——它們都是從行動的視角來理解農民革命的。換言之，它們都認為，農民革命最主要的元素是一系列大規模農民參與的集體行動——無論這種集體行動被叫作反叛、抗議、斗爭還是其他。②它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則都是要因果式地解釋這一現象：為什么一大批農民能夠被激發起來，參與這種集體行動？道義經濟理論強調的是農民的生存權利以及農民社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理性選擇理論則認為應考慮更為細致的個人的利益、選擇與策略。
國內外針對1921—1927年中國農民運動的經驗研究，便主要是在上述三大理論傳統的影響下進行的。國內的研究一方面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將農民運動理解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階級斗爭的早期嘗試，例如曾憲林、譚克繩對全國范圍內農民運動經驗的總結（曾憲林、譚克繩［編］，1990：233-234），以及楊紹練、余炎光對廣東農民運動的分析（楊紹練、余炎光［編］，1988：5-10）。此外，則在黨史領域有一大批研究專注于考證農民運動的歷史細節。這方面最新研究的一個詳細綜述，可見于黃家猛（2014）。這些研究主要使用的材料是中共方面的文件和農民運動時期重要刊物（例如《中國農民》）上的文章。充分利用國民黨方面原始檔案的研究則首推梁尚賢（2004）。而西方的研究則主要是受道義經濟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影響，其中的典型代表分別是馬立博（R. Marks）對海豐農民運動的研究（Marks，1984：第 7章）和霍夫海因茨（R. Hofheinz）對海豐、廣寧和花縣三地農運經驗的分析（Hofheinz，1977：第 7-9章）。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兩位學者都重點研究了海豐案例，但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截然不同。馬立博認為驅動海豐農運發展的關鍵線索是農民社區的內在動力（Marks，1984：192），而霍夫海因茨則認為是革命者杰出的組織和決策能力（Hofheinz， 1977：67，179）。③
本文將通過分析1922—1926年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對上述三種理論傳統進行這樣的補充：農村革命和農民運動，不能僅僅簡單地理解為一系列農民反叛或抗爭的集體行動，還應該在另一個維度上，理解為鄉村政治系統的重構。分析的重點不應僅僅著重于農民為什么能夠被動員起來進行集體的反叛，不應僅僅著眼于農民與革命者行動背后的利益、選擇與策略，還應該著重于鄉村政治的基本構造有何變化——具體則可能體現為：權力的重新分配、關鍵公共問題的重新界定、治理方向的重新定位、政治正當性的重建等。行動和政治系統重構這兩個維度既不能彼此化約，也不是彼此隔絕，而是以復雜的方式相互纏繞和相互作用。
而正是在政治系統的重構這一維度上，本文將農民運動理解為一種“革命型鄉村政治”的興起。其與之前鄉村政治的不同在于：第一，草根農民的組織——農民協會興起，成為鄉村社會中重要的權力主體和鄉村治理的承擔者。第二，底層農民社區緊迫關切的事務，而不是正式官僚體系自上而下的要求，被界定為鄉村治理所需解決的首要公共問題。第三，源于經濟領域的階級關系與階級矛盾，開始被逐漸政治化，也成為鄉村政治的重要議題。第四，鄉村社會不再是簡單地處于縣政治自上而下的控制之下，而是反過來，開始更積極地自下而上向縣政治發揮其影響。只有明確提出“革命型鄉村政治”這個概念，才能迅速把握住農民運動給農村地區帶來的巨大變化，而不是陷入較庸俗的農民與革命者行為的因果解釋之中。
與此同時，本文并非要否認農民與革命者行動的存在及重要性。如果沒有形形色色的個人與集體行動，政治系統的存在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也并非要否認前述三大理論傳統對于理解農民運動的作用。道義經濟理論強調的農民生存權利，以及馬克思主義強調的階級矛盾，在革命型鄉村政治中，既是重要的政治議題，也是常見的動員手段，它們對于20世紀20年代鄉村政治的建構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理性選擇所強調的革命者策略，則是農民協會得以組織起來并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本文認為，以革命型鄉村政治作為核心概念，反而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三個理論傳統，可以映照出這三個傳統各自的側重如何可以共存于一個主要線索之下，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
本文所強調的革命型鄉村政治的興起，其實離不開一個關鍵性的場域——縣以下的鄉村半正式治理空間。這個場域與農民運動乃至后來的根據地武裝革命的密切關系，是迄今為止的中國革命研究所忽視的。在清代，正式的官僚體系到縣為止，而指導其基層官僚體系運作的主導思想是一種簡約主義，亦即，地方行政以滿足稅收和治安為首要目標，而且這兩項目標的實現并不依靠將官僚體系一直下沉到最草根的自然村層面來完成，相反，而是普遍地借助于縣鄉民間社會的頭面人物的影響力來運作。這些頭面人物往往是具有功名的紳士，但在更為草根的鄉村社區也可能是沒有功名但有較高威望和較富有的平民。同時，縣政府會在鄉村社會任命沒有薪水的“準官員”（例如鄉保）。這些“準官員”由社區提名，并不屬于正式官僚體系的一分子。他們是縣政府要求鄉村所完成的任務的具體經辦人。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在野頭面人物保舉的民間與官方之間的緩沖器，為了順利執行縣政府下派的任務，必須取得這些頭面人物的合作。但也有可能有些頭面人物自己親自充任準官員，并且利用這個職位牟利。（Huang， 2008）
這種治理模式，自19世紀中葉起到20世紀20年代，經歷了顯著的變化。19世紀中期，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不得不給予民間社會的頭面人物更多的權力來組建民間武裝，以對抗農民的反叛。這些頭面人物，尤其是和縣政府有更多聯系的地方上層紳士，在組建民間武裝的過程中，還進一步獲取了抽取非正式土地稅（畝捐）的權力。伴隨著這一“地方軍事化”的過程，我們看到的是紳士及其他庶民頭面人物權力的擴張，以及他們對地方治理事務不斷加深的介入。（Kuhn， 1970：91-92）由清末到民初所推行的“地方自治”，試圖通過將地方頭面人物對治理的介入合法化，一方面將他們的行為約束在官僚體系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調動起其積極性來治理官僚行政所無力覆蓋的公共問題。但是和這一期待截然相反，地方自治實踐日益表現為地方頭面人物和縣官方之間的權力斗爭（常常圍繞稅收和財政），而不是齊心協力地促進公共利益。（Kuhn， 1975：278）廣大農民非但沒有從地方自治中獲得好處，反而要背上因其開銷而增加的稅費負擔。更有進者，到民國初期軍閥混戰的時代，因正式官僚行政的穩定性和權威大大降低，地方頭面人物所受的自上而下的約束亦大大減小④，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變異為汲取鄉村資源為自己謀利卻又不回應鄉村社區急迫公共需求的“土豪劣紳”，并且往往組織起較強的民間武裝來作為確保自己權力的一種手段，尤其是一部分上層的“土豪劣紳”，甚至還左右著縣行政。我們這里所提出的革命型鄉村政治，便是發生在民國初期這個變異了的鄉村半正式治理空間里。正因為此，農民協會和“土豪劣紳”之間的沖突成為廣東農民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征。而且因“土豪劣紳”往往有強大的民團武裝作為后盾，所以農民協會在與他們的沖突中，也不得不組織起自己的武裝與之對抗。這體現的則是廣東深厚的地方軍事化傳統對革命型鄉村政治的形塑。
而本文之所以將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這種新的鄉村政治稱為“革命型”的，意在強調它代表著與19世紀中葉以來政治變遷的大趨勢完全不同的一種另類選擇。如前所述，伴隨著19世紀中葉開始的地方軍事化和19世紀末開始的地方自治改革，政治變遷的主要趨勢是權力不斷地由官僚體系向民間頭面人物轉移。政治競爭、控制與反控制主要發生于正式官僚與民間頭面人物之間。在他們之下的廣大草根農民其實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其意愿對縣鄉政治沒有影響，而只成為被支配的對象。而在20世紀20年代，經由知識分子革命者下沉到草根農民社區而孕育出的革命型鄉村政治，恰恰是以這些之前被排除在外的草根農民作為政治參與的主體，以滿足其意愿和訴求為主要的治理目標。這是一種與清中葉以來政治變遷十分不同的重組鄉村政治的方式，是在官僚行政和在野頭面人物之外開辟另外一片政治空間的全新嘗試。正是在這個與傳統斷然決裂的意義上，我們將這種全新的政治重構嘗試稱為一種“革命型”的鄉村政治。⑤至于它是受到怎樣的刺激而在中國萌發的，又與1927年之后的中共蘇維埃根據地革命有怎樣的延續和差異，則是另外的研究課題了。
二、海豐的微觀案例
在1921—1927年的農民運動中，彭湃所記錄的海豐農民運動擁有詳細的微觀信息，是在這一時期所有調查或報告中，最為細致、最為下沉到基層的。彭湃記錄了農民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的細節事件，農民協會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以及農會眾多決策的形成。他還記錄了海豐鄉村與縣城中其他權力主體的表現，以及它們與農會的關系和沖突等。在海豐經驗里，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革命型鄉村政治的幾個要素，包括農民協會的創立和發展、鄉村治理專注于農民社區的迫切需求、階級矛盾的政治化、鄉村政治自下而上對縣政治的影響等，是怎樣逐步成熟的。我們將沿著時間線索勾勒1922年春到1923年夏海豐農運的演進歷程，同時隨時指出其經驗與前述本文概念框架之間的聯系。
1922年春彭湃最初進入海豐縣赤山約⑥農村時，指導其行動的，是一個簡單的階級理論：他動員農民成立農民協會，其宣傳的重點，是地主通過重租對農民的剝削。他勸說農民通過組織起來，可以共同反抗地主，以組織的力量實現減租的目的。農民對他的減租理論，雖然深感興趣，但不敢加入農民協會。經過一個多月，只有三十幾個農民加入了彭湃的農會。彭湃回憶，此時“要求農民加入農會，則比什么都困難”。（彭湃，1926：125）
在這個困難的階段，一件和地主-佃農矛盾無關的事發生了。一個農會會員的童養媳，不小心溺亡于廁池中。娘家親屬三四十人來勢洶洶前來報仇，要求償命。彭湃召集起全體會員與前來報仇者理論，最后化解了這一糾紛。同時，他們還趕走了聞訊前來、試圖以此事件為由頭勒索農民錢財的約正。農會對這一糾紛的成功調解，使周圍農民大受震動，認為“農會的兄弟盡忠心，能夠互相幫助”。（彭湃，1926：126）彭湃等人便借此宣傳農會如何能有益于農民和鄉村社區，入會的人開始逐漸增加。這一細節一方面體現了農村社區的價值規范對于激勵農民參與農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理性選擇理論所強調的革命者策略在某些時刻的關鍵作用。
接下來農會又通過解決三個問題，進一步贏得了農民的支持。首先是，農民之間常常有相互爭奪佃權的情況，地主則正好可以借農民之間的競爭，更換佃戶和加租。如是則農民損失地主得益。農會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規則，對會員之間的競爭加以約束：如果地主對一會員以易佃加租相威脅時，其他會員不經農會及原佃戶認可，不得去競爭該佃權，違者重罰；如果某會員被地主剝奪了佃權，進而生活難以為繼，則由農會出面協調，讓其附近的會員，讓出一部分耕地給其耕種；如果某一地主對佃農非常惡劣，則農會集體罷耕該地主土地。這一系列規則一出，地主不敢再輕易加租，會員間的競爭也趨于消失。（彭湃，1926：126）我們看到，農會的這一措施其實是在鄉村創造了一種新的糾紛處理機制。一方面，這是一種依靠農會這樣的農民組織（并且通過其訂立的規則）進行的調解，而不是傳統半正式治理中依靠頭面人物和非正式官員進行的調解。相比后者，這種農會調解的目標和程序都更為確定，其建制化的程度更高。另一方面，這一糾紛調解的指導思想不再單單是傳統上農民社區的調和與妥協的理念，而是很明顯引入了階級觀念——農民組織應維護農民（佃農）階級的利益。所以，這種糾紛處理機制，既有農村社區調解傳統的延續性（就其不進入縣司法而在草根社區化解矛盾而言），也體現了革命型鄉村政治的現代性和創新性（就其階級理念和農會規則的作用而言）。在海豐農民運動隨后的發展過程中，這種新型的農會調解將成為革命型鄉村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次，則是農民用船向城里運送糞肥時，城里的土霸會向他們強收碼頭費。農會為對付這些土霸，當他們從鄉村通行時，就向他們強收路費，結果逼迫土霸取消了勒索農民的碼頭費。（彭湃，1926：126）這其實主要體現的是革命者策略和農民個人利益的結合。
第三，農民內部的爭端，常常經由紳士或土豪作為中介，在官廳進行訴訟，被訴訟費和勒索弄致破產。農會則定立規則，要求會員的爭端必須由農會調解。凡是會員之間的爭端報告給紳士與官廳的，便開除其會員資質，全力幫助其訴訟的對手。凡是有會員與非會員發生爭執的，也要求報告農會處理。（彭湃，1926：127）這其實是前述革命型的農會調解的再次體現。
農會對這三個問題的應對，大大激發了農民對農會的支持。到1922年秋，每日已經有10—20人申請入會，農會勢力大大擴展。到1923年1月，海豐農會會員已達十萬余農民。農會設立了文牘、農業、宣傳、仲裁、財政、交際、庶務、教育、衛生九個部門。從這些部門的功能可以看出，農會多方介入了鄉村社會的治理。財政方面，一是依靠會員所交納的兩角銀元會費；二是將海豐縣城內原由紳士和土豪控制的番薯市奪下，由農會進行管理，取得該市場的收入。教育方面，原來海豐縣教育局所辦新學，傾向于城市，農民的子弟難以參與，但又不得不為其籌資，因此有“怕新學如怕老虎”的說法。農會則聘請教員，辦農民學校，主要教農民記數、寫信、珠算等實用知識。農民學校由該校所在的鄉村指定耕地作為學田，由學校出面向地主租佃該田，農會負責購買種子肥料，田間耕作則由入學學生的父親兄弟承擔，收獲交租之后的余糧，作為教員的薪金。這個辦法大受歡迎，一月之間便有十余間學校建立和五百多名兒童入學。所謂“仲裁”部的工作，則是專門調解鄉村社會的糾紛。其中以婚姻糾紛最多，如離婚、夫妻沖突、奸淫、拐帶等等，占全部糾紛的30％，其次是錢債（20％）、產業爭奪（15％）和業佃糾紛（15％）等。衛生方面，由農會設置藥房，會員不收診費，藥費則半價。凡會員來接生，亦不收取接生費。（彭湃，1926：128）從這里可以看出，農會此時的活動，已經超出糾紛處理這一個領域，而是擴展到更廣的教育、醫療等面向草根農民社區的公共服務領域。
此后，在海豐鄉村，革命型鄉村政治的格局已經較為清晰地浮現出來。首先，我們看到了農民協會的興起，它已經明顯成為農村地區承擔鄉村治理功能的主要組織。它所著重處理的公共問題包括農產品市場管理、農民教育、社區糾紛和醫療衛生等，均是草根民眾所迫切需要解決的。而農會興起之后，紳士和土豪所把持的一部分治理功能，如作為農民和官府之間訴訟中介的功能，還有農產品市場的管理功能，都被農會奪走了；他們對于鄉村社會的權力覆蓋，便也被削減。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階級矛盾，也成為農會鄉村治理所特別關心的公共問題，如前所述農會采取多種措施防止地主加租換佃。所有這些元素共同指向的，便是一種新的鄉村政治和治理傾向。
接下來一個惡霸地主與農民之間沖突的案例，則可以更具體地讓我們看到階級矛盾如何進入革命型鄉村政治的視野之中，并且是如何與農會的治理功能和策略相互作用的。案例的經過是這樣的：該惡霸名叫朱墨，他要求黃泥塘鄉六個佃戶加租，而這些佃戶所租之地為“糞質田”，按民間習慣不應加租，如無欠租也不應收回。佃戶便置之不理。朱墨見此，便讓其手下在佃戶家搗亂。于是佃戶們報告農會，不堪其擾，要求退佃，得到農會批準。而當他們退佃后，朱墨立刻向法庭起訴，指控六人沒有全額交出耕地。推事張澤浦受理后便派三名法警攜帶傳票，傳訊六人。法警到達黃泥塘鄉時，農民“畏官兵如虎”，逃散一空。法警便愈加驕橫，抓住六人，勒索六元銀元。六人拿不出錢，便強迫他們典當身上的衣服。第二日六人到農會報告，農會讓他們告訴法警，如果還要錢，請到農會來要。農會的強硬態度保護了農民免遭進一步的勒索。開庭審理時，推事張澤浦發現六人偷田毫無證據，便在斥責朱墨后，宣布散庭。六人同時將農會的話傳給推事，以后傳訊請到農會，不需下鄉。這一旨在保護農民免受法警騷擾的要求也被推事準許。（彭湃，1926：130）
朱墨不甘失敗，到城中各地主處活動，說“地主自來與農民打官司未有失敗的”，訴說農會勢力之大。受到朱墨敗訴的震動，城內地主，尤其是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組織了“糧業維持會”，準備與農會對抗。他們前去質問推事張澤浦，要求重新審理。張遭恐嚇，立刻答應其要求。于是佃農六人又被傳訊。農會認為該案屬民事訴訟，根據法律在未判決以前不能隨意收押，所以未做太多準備。而開庭之后，在七八十名有勢力的地主前來旁聽的壓力下，張澤浦并未訊問六人，便讓法警將其收監，加以鐐銬。聞訊，農會立即向農民動員，稱法庭作為執法者違法，需民眾糾正這種不法行為。第二天便集合起六千余個會員，向法庭請愿。縣公署武裝把守法庭大門，但被沖散。在彭湃與推事張澤浦交涉之后，六人被放出。（彭湃，1926：131-132）
這個案例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清晰的例子——源于經濟領域的階級矛盾（地主和佃農圍繞地租的矛盾）如何作為一個治理問題而進入農會的視野。在鄉村革命興起之前，這種階級矛盾，很可能進入不了傳統的鄉村治理和縣司法的視野之中。即使有個別進入的，則處于弱勢的農民的利益，也處于被壓制狀態。這就是前述誣告農民的惡霸所說的“從沒有地主告農民而失敗的”。海豐農會，則是積極地將這種階級矛盾納入其治理視野之中，并且在該糾紛進入縣司法之后，通過其中介作用，積極維護處于弱勢的佃農的利益。同時還要指出，農會因其巨大的組織力量和對農民的動員能力（能輕易糾集起六千農民示威），其作為縣司法和農民之間的中介，已經遠不像清代類似的中介那樣主要是較為被動地將縣司法的意志向民間傳遞，相反，農會可以施加影響于縣司法，促使其做出公正的裁決。此外，我們還要看到，這一案例雖然明顯涉及階級矛盾，但如用“階級斗爭”這個大概念來理解，則會過濾掉很多信息，更精確的分析毋寧說是農會利用縣司法和地主-土霸之間所存在的一定的間隙，成功地發揮了它的影響力，進而保護了佃農利益。
上述案件經農民示威解決之后，地主受到了莫大的驚嚇，“糧業維持會”也無形解散，其會長為避禍則去了香港。要求入會的農民激增，農會聲勢日盛，連土匪也不敢騷擾農會勢力較大的村莊。乘著這一勢頭，在1923年春，農會進一步介入了海豐縣長的競爭。當時，老縣長剛剛辭職，而農會和海豐學界都反對新縣長邱景云的上臺。于是農會試圖和學界一起，通過召開公民大會，迫使邱景云下臺。農會推舉了其教育部長馬煥新做候選人。馬可以被學界接受，并且和縣城一些紳士有親戚關系。然而就在公民大會召開前夕，海豐出身的軍閥陳炯明進行了干預，他任命了一個新縣長王作新，王仍是一個敵視農會的人物（原糧業維持會的副會長）。陳炯明的介入撕裂了農會和學界的聯盟，后者懼怕陳的威勢，決定退出公民大會。主要由農民代表組成的大會最后雖然召開，但提名對農會友好的縣長的期望卻落空了。（彭湃，1926：132）上述這些事實表明，此時農會已經不僅僅成為農村地區權力與威信的核心，而且開始試圖對縣政治形成自下而上的影響，促使其發生改變。
接下來我們要著重分析的是農會在1923年7—8月份進行的減租運動。而與前述惡霸跟佃農的糾紛只涉及個別佃農不同，減租是農會推出與貫徹的一項有利于整個佃農階級的措施。這是一個階級矛盾政治化的典型實例，是傳統縣鄉政治所難以想象的。而之所以會產生階級矛盾的政治化這一現象，則既和革命者所信奉的階級理論的指導有關，也與中國鄉村社會小農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的客觀存在有關。但是，除了階級矛盾之外，海豐的此次減租運動其實還和農民對生存權利的主張有直接關系。此次減租發生在海豐遭受臺風災害、農作物產量受到巨大損失的情況下，如果不減租，農民的生存則受到嚴重影響。不過要注意的是，在道義小農的原始理論那里，生存權利是對農村社區整體而言；而這里，生存權利實際上是對佃農階級而言。于是我們在減租運動中看到的是階級矛盾和生存權利這兩條線索的并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而除此之外的另一個關鍵則是，同時涉及階級矛盾和生存權利這二者的減租運動，其具體政策和措施的實施，則是在農會主導的鄉村治理框架下進行的。這三條線索（階級矛盾、生存權利和農會治理），只有在革命型鄉村政治這個概念下，才能夠統攝在一起，才能夠表現為一種統一。
提出減租的背景是這樣的：1923年7月26日，海豐遭受了臺風的襲擊，當地糧食生產受到重大影響，因為當時恰逢收獲水稻的季節。（蔡洛等，1986：68-69）臺風發生后，各地農民紛紛向農會求助，海豐農會立刻組織救災，實際上成為海豐唯一有效應對災害的力量。因農民糧食生產損失甚巨，是否能夠減租成為農民向農會詢問的一個重點問題。農會在吸納農民的意見之后，經過激烈的討論，在自由減租（由農會做后盾農民與地主自由交涉）、減租七成交納三成和完全免租這三個意見中進行投票表決，最后交納三成得多數票通過，成為農會的正式決議。其中，本來頗獲支持的自由減租，被這樣一種經驗事實所駁倒：很多農民向地主請求去田里查看歉收的事情從而允許減租，但地主借故拖延不去田里，農民怕水稻發芽而不得不進行收割，而收割之后地主便不承認歉收的事實，還要求按照原來的租額交納。由此，自由減租其實不可行。（彭湃，1926：136-137）在這里我們看到，提出減租的要求，其實既涉及圍繞地租的階級矛盾，也涉及佃農的生存權利。減租的需求既能被理解為是反抗地主階級對佃農階級的壓迫，也能同時被理解為是佃農在災荒面前對其生存權利的主張。從而，這兩者是相互加固的，一起增進了減租決策的正當性。
接下來，農會組織減租運動的措施是：第一，派大批人員下鄉，宣傳減租政策，并在減租過程中作為糾察，維持秩序。第二，函告各區警察，告知其農民與地主之間的減租糾葛都屬于民事糾紛，警察的權限是只能勸止，而不能隨意逮捕農民。第三，通電全國各團體請求聲援。第四，將農民在臺風災害中的痛苦和損失，函告陳炯明，力圖使其勿加干預。（彭湃，1926：138）而農會的減租措施發布之后，除一些惡霸類的地主之外，一般的地主都基本上按照農會的決議實行了減租七成。彭湃的報告里記載了兩個鄉間糾紛的具體案例：其一，是一小學教員兼地主馬斗輝，在收租時要求十足。農民告知最多交納三成，馬于是恐嚇農民。農會聽到消息，便派糾察隊前往警告，馬最后向農會道歉并按三成收租。其二，是一自耕農兼佃農，向地主交納五成而非三成，被糾察隊知道后受到農會的紀律處分。（彭湃，1926：139）由此可以看出，此時農會已經成為鄉村地區的權威以及秩序的確保者，它已經近似于一種非正式的鄉村政權。
而農會主導的鄉村政治與縣政府之間的關系，則相當微妙。此時農會的主導思想，仍是在基本承認縣政府權威的前提下，實現其減租目標。關于這一點，可以通過這樣一個減租糾紛進入縣司法的案例看出來：縣保衛團局長林斗文的一個侄子林某，是縣教育局收租的承包商。他告訴農民教育局的租是“官租”，所以不能減租。林某因此和堅持減租的農民發生糾紛，被打傷。林某進入縣衙署驗傷，縣長王作新即派縣衙武裝將三名涉事農民逮捕入獄。農會討論此事，得出的決議是：因減租糾紛中發生的打斗，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被捕入獄，也是意料之中，此事不宜擴大化；另外，由農會籌款安慰家屬，并且打理會員的獄內事務。（彭湃，1926：139-140）這次有會員入獄，農會完全沒有像上次一樣，發動大規模請愿，將人放出，很可能是因為這次農民畢竟將人打傷，不像上次那樣純系惡霸誣陷農民。這里我們看到農會對于減租中的糾紛，如其進入了縣司法程序，則仍是在承認縣司法權威的前提下進行運作。因此，就海豐案例而言，此處的革命型鄉村政治，并未發展到全面推翻縣政治制度與權威的地步，而是保持一種試圖與縣政府共存和共治的狀態，當然并不否認其試圖影響和改造縣政治的努力，如前述對司法判決的影響和推舉縣長的嘗試，便是實例。我們不知道如果不被打斷的話，海豐農運是否會發展到徹底改造縣政治的階段，因為在1923年8月，海豐農會便被縣政府和紳士集團合力鎮壓了。
事情是這樣的：農會在1923年8月15日召開了全縣農民大會討論減租政策。其實，農會并無意將此會作為示威活動，向縣政府進攻，而是單純地將其作為一個討論內部事務的會議。（蔡洛等，1986：72）但是，四五千個農民代表來到縣城，卻將縣政府武裝和警察嚇得逃散，縣長王作新也躲起來，向陳炯明下屬一師長鐘景棠求援。鐘也懼怕農民的力量，其派來的百余名士兵，不敢進城。農會方面，認為自己本無示威的意思，便認為王作新等人大驚小怪，對其舉動也未加防備。當晚，全部農民代表都離開了縣城，縣議會議長黃琴軒來農會借口訪人，探聽虛實，發現農民已散，便回去報告王作新。后者當夜召集幾十名紳士開會，最后決定趁這個機會撲滅農會。他們糾集警察、保衛團勇及鐘景棠援兵共三百多人，輕易地打入了沒有防備的農會。彭湃等九人逃到鄉下，另有二十多名職員被抓。從此海豐農民運動陷入低潮。（彭湃，1926：140-141）這里，縣政府和紳士集團，以單純的武力摧垮了農會，完全沒有和平容納農會活動的思考與舉措。由海豐農運受挫的經驗可以看出，革命者試圖實踐的自下而上的非武裝化的平民政治，在一個沒有穩定的選舉體制和司法保障而又深度軍事化的縣鄉政治環境中，所面臨的困難是難以逾越的。
至此，本文已經對海豐農運的主要實踐進行了大致的勾勒。如果簡單地放在道義經濟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這三個理論傳統的框架之下，那么這些形形色色的實踐將被梳理為三種不同而又相互排斥的線索。而如果以本文提出的“革命型鄉村政治”這一概念加以統攝，則將會發現這些實踐集合在一起所展現出的一種統一。在這種新型的鄉村政治中，草根農民組織崛起為鄉村地區的治理主體，農民的意愿及迫切需求被界定為最重要的公共問題，圍繞地主-佃農關系的階級問題被廣泛地納入鄉村政治的視野，農民組織亦開始自下而上地對縣政治施加影響。上述三大理論傳統及相關經驗研究所關注的生存權利、階級矛盾以及革命者策略，不僅共存于海豐農運的實踐之中，而且也都可以放在革命型鄉村政治這個概念框架下來理解。此外我們還指出，革命型鄉村政治在海豐并未體現為農會與紳士、地主和民團尖銳的武裝對抗。農會的策略更傾向于和民間頭面人物及縣行政共存與共處。而繼海豐之后在廣東全省范圍內普遍發展起來的農民運動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革命型鄉村政治在廣東更大范圍的興起及其上述幾大特征的繼續體現，另一方面，則可看到和海豐經驗的差異。尤其是在很多地區，農會與地主、紳士和民團之間的沖突會更加尖銳，而且我們將看到在沖突之中，農會開始組建自己的武裝，經歷了顯著的軍事化過程。廣東省的經驗將是下一節研究的內容。
三、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1924—1926）
1924年，中共與國民黨的聯合已經正式開始。此時國民黨在廣州已經建立了一個初步的革命政權。這樣，雖然廣東全省的軍政還遠未統一在該政權的支配之下，但畢竟已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共和國民黨的革命活動提供合法的身份。1924年初，該革命政權決定支持農民運動的發展，一方面作為其“扶助農工”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也不乏借農民運動之力削弱處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地方勢力的考慮。相較于國民黨以官方政府名義的支持，基層農民運動的具體實踐，則主要由中共方面的革命者來進行。（梁尚賢，2004：“前言”第8頁）在人事與組織機構方面，為推動農民運動的發展，國民黨“一大”后成立了中央農民部，由中共黨員林祖涵任部長，彭湃任秘書；1924年7月，設立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專門培養農運干部，此后直至1926年9月，共舉辦六屆，其各屆主持人均為中共黨員，合計培養學生近八百人。（曾慶榴，1996：84-86）總而言之，在1924年之后，廣東農民運動已經不同于海豐彭湃的自發活動，而是開始有廣州政權官方的支持，并且其鄉村基層的實踐開始有更多受過訓練的干部和更為系統的指導原則。
我們關心的是，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海豐經驗所體現的革命型鄉村政治，是否在廣東更大范圍內的鄉村得以涌現？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海豐農會主要的經驗和措施，已被吸收為指導廣東農民運動的核心思想。在1923年9月，彭湃便將海豐農運的經驗匯報給了當時在中共陣營主持農民運動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彭湃，1923）1924年6月，團粵區委在其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關于廣東農運的決議案，便主要是根據海豐農運的實踐總結而成的。尤其是一些具體的涉及農會應如何在鄉村活動的細節條文，幾乎完全與上一節所述的一些海豐實踐相契合。例如：在業佃矛盾方面，決議規定，“農民協會之會員無論何人被田主收回田地或加租時必先報告協會，以后非該會員及協會批準，他會員不得占耕”；“協會對于業佃之爭執，應絕對幫助佃戶”。在糾紛調解方面，“會員如有互相爭執，必禁其投訴官廳，由協會協力調和”。在鄉村教育方面，“農民協會應為農民設法辦理農民學校、夜校、冬期學校，其學費能于各鄉村中借出耕地作為學田，兒童的父兄擔任耕種，收割后作為學校經費”。海豐農會被反動武裝摧垮的教訓也得到了總結，組織農會武裝被決議提上日程：“農民協會在國民政府治下，宜從速組織農民自衛團，姑無論目前有無槍支，亦須組織”。（《團粵區委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廣東農民運動決議案》，1924：6-7）而除此之外，彭湃進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多次到廣寧、普寧、花縣等多地指導農運，并且擔任第一屆和第五屆（分別在1924年7—8月和1925年9—12月）農民運動講習所主持人，其關于海豐經驗所寫成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⑦一書被當作培訓農運人才的重要課本。（蔡洛等，1986：136、142）由此，海豐經驗自然也會隨著彭湃的活動和論述在鄉村基層革命者群體中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其他區域農運實踐的參考范本。
而除了海豐經驗得到吸收和總結之外，更重要的是廣東其他開展農運的區域也的確展現了革命型鄉村政治的主要特征，包括農民協會組織的興起、鄉村治理的改造和階級矛盾的政治化等。關于這一點，首先可見于，在廣東農民運動達到高潮時，省農會對全省范圍內的農運實踐所做的一個總結。1926年5月，在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上，省農會將過去一年各地農民協會的主要活動總結為八項：減租、反抗民團所抽的非正式苛捐、反抗高利貸、維持地方治安、反抗政府所設的苛捐雜稅、反抗“土豪劣紳”、禁賭筑路、興辦農民學校。（《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的報告及決議案》，1926：346-348）此外，從1926年前三個月省農會所統計的各地農會涉及的沖突案件的種類，也可窺見各地農會主要活動的范圍。這三個月共收到164宗案件的報告，其中數量較大的種類是：民團摧殘（26件）、土豪劣紳壓迫（22件）、改組（18件）、土匪劫殺（16件）、業佃爭執（16件）、官吏壓迫（12件）、撥款開辦學校（12件）。其他發生在10件以下的案件類別則有：苛捐、錢債、田土、會費、婚姻、水利、筑路、賭博等。（《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的報告及決議案》，1926：350-351）根據這些材料可以看到，除農會作為鄉村政治權力主體的興起這一維度自不待言以外，我們還可以清晰地看到革命型鄉村政治的另外兩個維度的展開——鄉村治理的重塑（清理苛捐、禁賭、筑路、興辦農民學校等），以及階級問題的政治化（由農會推動減租運動和處理業佃糾紛）。而反抗政府所抽取的雜稅則反映了農會自下而上影響縣及以上政治的嘗試。簡言之，海豐案例所呈現出的革命型鄉村政治，在廣東全省更大范圍內的鄉村地區，正在展開。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總結的農會活動，恰恰是呼應著一般農民在鄉村中最關切的公共問題。關于這一點，可以從1926年8月，亦即上述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3個月之后，省農會的又一份報告里所統計的全省七大區域農民的迫切要求看出。據該報告，農民的需求中最集中的領域是防止田主加租換佃、取消租佃關系中對佃農不利的苛刻規定、減租、肅清土匪、取消民團抽收的苛捐、辦農民教育、給予農民訴訟調查權、在法律上保護農民、改革稅收等。（《三個月來會務報告》，1926：460-462）這些農民迫切關注的公共問題正是農會活動的主要領域。由此可見，革命型鄉村政治的政治哲學在本質上是平民主義的而不是精英主義的。它更親合于底層農民的要求和意愿而非地方頭面人物（紳士、土霸或地主）的意志。由此而來的底層農民的支持和認可則是這種新型鄉村政治的正當性建構所依靠的重要資源。
在另一方面，從上述材料看，革命型鄉村政治在廣東全省展開之后，雖然在主要特征上與之前海豐經驗有著清晰的延續，但也有變異。尤其突出的是，海豐農會和傳統鄉村政治的權力主體（例如地主、紳士和民團）之間并未發生大規模的沖突，其亦并未將農民武裝作為一個關鍵議題。而1924年之后，廣東農民運動的實踐中，農會與地主、紳士和民團這些傳統勢力的沖突，比之海豐經驗，則要尖銳得多。而尤其因為和民團的沖突，農會普遍開始發展自己的武裝——農民自衛軍。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則可能是因為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廣州革命政權公開支持農民運動的情況下，領導具體農運的革命者可能會采取更加激進和大膽的策略，而不似海豐時期那樣較為穩健，從而更容易和傳統勢力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針對農會的反對勢力，要明顯比海豐為強。這可能和不同地區的鄉村政治環境的差異有關。根據中共廣東區委1926年的分析，在海豐，地主和民團之間的聯系并不十分密切。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地主、紳士和民團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成為共同反對農會的力量。（《廣東農民運動報告》，1926：42）在反對勢力強大與警覺的情況下，農會與其之沖突亦將更加突出和尖銳。而農會與其反對勢力的沖突往往以武裝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則與自清末便開始的地方政治軍事化趨勢（各權力主體在一個沒有科層官僚制度和正式司法體系覆蓋的空間里，以民間武裝確保自己的權力）一脈相承。
繼海豐之后，影響很大的廣寧農民運動，便很能說明這一問題。1924年初，中共黨員周其鑒和胡超到廣寧組織農民協會，但活動剛一開始，便受到縣長和地方紳士與地主兩方面的反對。在4月—6月間，縣長李濟源將周其鑒等人對農會立案的要求置之不理，并且也不理睬來自國民黨中央和省政府準許立案的公函。廣寧扶溪、江屯和潭布三鄉的地方紳士則在6月7、8兩日開會決議，由扶溪大地主江耀南和江屯大地主馮月庭各出銀洋300元做經費，由扶溪和江屯團局出民團50名，于6月10日，摧垮江屯和潭布兩地的農會。廣寧農運遂在剛一開始便受到一個大的挫折。（周其鑒，1926：14-15）此處可見，廣寧鄉村政治的傳統勢力，對農會的興起，要比其在海豐的同類警覺得多，而且能夠迅速聯合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革命者在總結此次教訓時，亦認為有兩個因素導致了此次挫敗，其一是農會本身基礎尚不穩固便提出攻擊紳士、地主等反對勢力的宣傳口號，未免操之過急；其二則是此地地主、紳士的力量在過去20年內力量一直非常強大，從而能夠輕易地壓制初起的農會。（周其鑒，1926：19）
這個初期的挫折并未影響革命者繼續推進農運的決心。6月4日，反對農會的縣長李濟源被省政府免職。（梁尚賢，2004：126）其后李和一些支持他的紳士糾集民團進行武力反抗，試圖留任。廣寧縣的駐防軍和另一批紳士，因早已不滿李的統治，則堅決反李。農會參加了反李活動，并且借此機會，擴展了自己的勢力。（周其鑒，1926：25-26）但此時因江屯、潭布等地地主、紳士與民團反對農會的勢力仍很強大，周其鑒等人便決定向廣寧其他區域發展，該策略見效。到10月份，全縣有19個區57個鄉成立了區、鄉農會，入會共一萬余戶。10月6日，廣寧召開全縣農民代表大會，決議組織農民自衛軍和進行減租。（元建邦，1979：68）
其實，此時廣寧農會根基并不穩固，并未像1923年夏開始推行減租時的海豐農會那樣已經較為牢固地主導了鄉村政治空間，似乎立刻開始減租并不是一個穩健的做法。周其鑒事后對廣寧農運的總結亦暗示當時減租的時機并未成熟，而實在是“迫于農民之要求”而不得不開始。（周其鑒，1926：32）結果農會宣布減租之后，廣寧的地主、紳士和民團立刻再一次聯合起來，購買槍支，充實團員，與農會組織的農民自衛軍血戰數月。農民自衛軍明顯弱于民團，而不得不向廣州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求援。最后在由國民黨左派首領廖仲愷派出政府軍幫助的情況下，才打敗了民團武裝，使減租得以實施。農會一方死難三十余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梁尚賢，2004：142）中共廣東省區委的總結亦承認廣寧減租“做得太早，雖然經過四月，得了勝利，但這是碰著機會的結果”。（《廣東農民運動報告》，1926：76）
1924—1926年在革命形勢高漲的情況下廣東各地農運策略的激進化以及農會與反對勢力的尖銳沖突，并不局限于廣寧一地。中共革命者在1926年對全省農運經驗進行總結時便認識到：“許多農民協會成立的動機，在奪取鄉村政權，所以農會成立……毫不觀察自己的基礎是否鞏固，便同民團沖突起來。這樣做下去，一方面犧牲太大，一方面也過于急躁”。他們同時也反思：“照目前的趨勢觀察，農民協會很重要的工作為：為了農民本身的利益，要多做農民本身利益的建設工作”。（《廣東農民運動報告》，1926：63）這一反思，其實不無試圖將革命型鄉村政治的實踐從廣寧經驗的這一極端拉過來一些使之更靠近海豐經驗的考慮，亦即，先專注于鄉村治理的改造從而積累農民的支持，而不要急于和地主、紳士、民團對抗。但實際上，如要改造鄉村治理，例如清理苛捐、在業佃糾紛中保護佃農、興辦農民學校等，便不能不逐漸沖擊到地主、紳士和民團的勢力，因為這些傳統鄉村治理中的弊端恰恰是地主、紳士和民團賴以牟利的憑借。因此，即便農會不立刻與它們發生矛盾，但隨著農會的發展，和它們的沖突也會變得不可避免。而為了應付武裝沖突而進行的農會軍事化，也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而在中共和國民黨左派這些積極參與基層農民運動的革命者的設想中，以農會為核心的新型鄉村政治，終將代替紳士、地主和民團所主導的舊的鄉村政治。這也將意味著“國民革命”在基層農民社區的完成和“民權”在底層的伸張。（鄧良生，1926；陳孚木，1926）但實際情況卻是，農會雖然崛起為廣東鄉村重要的權力主體，并且在不少地區沖擊了紳士、地主和民團獨霸的地位，但它卻從未能夠徹底取代它們。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廣州政府中始終存在以國民黨右派為核心的自上而下支持它們的力量。尤其是在1926年夏季北伐開始以后，革命重心北移，廣東政府更是急速右轉，紳士、民團和地主開始在與農會的沖突中占據上風。到1927年4月15日廣州發生反共政變之后，它們更是借“清黨”之機毫無拘束地鎮壓農會。（梁尚賢，2004：494、869-870、880-884）至此，中共和國民黨左派試圖通過農民運動改造鄉村政治的理念可以說成了泡影。
綜合上述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起源于海豐1922—1923年農運實踐的革命型鄉村政治，于1924—1926年間在廣東更大的范圍內得到了體現。農會崛起為鄉村中重要的權力主體，農會對傳統鄉村治理進行了普遍改造，力圖將農民關切的公共問題作為治理核心，源于經濟領域的階級矛盾（特別是地主和佃農的矛盾）被政治化為鄉村政治中的一個關鍵性議題，農民開始自下而上地發揮政治影響力等，成為這一時期廣東鄉村政治的顯著特點。而超出海豐經驗的則是更為明顯的農會與紳士、民團和地主的沖突，以及農會武裝的建立。這些繼海豐經驗之后的新變化，其實反映的是革命型鄉村政治發展過程中對舊勢力不可避免的沖擊，以及新舊政治勢力的沖突在一個地方軍事化的傳統與環境中直截了當地表現為武裝斗爭的形式。
四、結論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20世紀20年代農民運動的核心線索是革命型鄉村政治的興起。這種新的鄉村政治具有這樣的關鍵特征：一是草根農民組織普遍興起，成為鄉村地區重要的權力主體；二是以農民協會為主導的鄉村治理，瞄準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官僚行政所要求的任務，而是基層農民社區所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公共問題；三是以往較少進入政治與治理視野的農村階級問題，現在則得到積極地政治化，成為農會活動關注的重點；四是基層農民不再是簡單地被動應付來自縣級政治的支配和控制，而是反過來，開始有能力自下而上地影響縣政治。
這種革命型鄉村政治，其賴以產生的環境，是傳統鄉村的半正式治理場域及其在民國時期的異化。在清代，正式的官僚架構到縣為止，縣行政則集中于稅收和治安兩項。這兩項任務的完成，并不通過官僚機構下沉到鄉村而實現，而是要借助于民間頭面人物的協助，并且依靠鄉村社區提名又由官方認可的“準官員”操辦具體事項。這樣一種靈活的治理模式，在皇權和官僚權威鞏固的時期，可以既保持官僚體制的簡約，又能有效地控制廣大鄉村地區。而進入民國時期，不僅皇權崩潰，官僚體制的穩定性和效率亦受到極大的沖擊，很多鄉村地區的半正式治理逐漸異化為“土豪劣紳”汲取鄉村資源、滿足自己利益的領域。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鄉村半正式治理的傳統，以及這一治理模式在民國時的異化，很難想象本文所總結的革命型鄉村政治會萌發出來。而之所以稱這種新的鄉村政治為“革命型”的，則是出于這一考慮：自清末以來的政治改革無不以官僚體系和民間頭面人物之間的權力爭奪和轉移為特點，而20世紀20年代的農民運動則見證了抱有平民主義思想的革命者力圖在官僚體系和民間頭面人物之外，以之前缺乏政治參與的草根農民為基礎，開辟新的政治空間，進而重組基層縣鄉政治。這一嘗試，無論其成功與否，都代表著與20世紀20年代之前70年的政治變遷截然不同的一個方向。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值得引起學者們更多的關注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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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波普金（S. L. Popkin）形象地將革命者稱為“政治企業家”，以突出其在動員農民時的關鍵作用（Popkin， 1988：14）。
②將革命的核心要素視為集體行動這一觀點，在蒂利（Tilly）那里有最清晰的總結（Tilly， 1979：5-7，189-199）。
③西方學者對于中國農村革命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1927年之后的蘇維埃革命（1927—1937年）、抗日戰爭（1937—1945年）和解放戰爭（1945—1949年）這三個時期。針對1921—1927年農民運動的系統研究，則少之又少。除馬立博（Marks）和霍夫海因茨（Hofheinz）針對海豐和廣東的研究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著作是麥克唐納（McDonald）對湖南農民運動的研究。麥克唐納的思路接近于霍夫海因茨，他強調的是農民運動中城市精英的關鍵性作用，而不是農民社區的內在動力（McDonald， 1978：279-280）。除此之外，側重于歷史敘述而非與社會理論對話的研究則主要包括：Galbiati（1985）和Pang（1975）對農運關鍵人物彭湃的研究，Yokoyama（1975）對湖南農民運動經過的簡要敘述，Berkley（1975）對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研究，以及蕭邦齊（R. K. Schoppa）對中共黨員參與最早的農民運動（1921年浙江衙前農民運動）的詳細描述（Schoppa， 1995：第 4章）。
④相比清代，民國時期地方頭面人物受到自上而下來自國家政權的約束大大減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清代民間頭面人物的主體是在科舉制下獲得功名的紳士。他們的這種身份（以及這種身份所附著的榮譽和特權），完全是國家所賦予的（Esherick and Rankin， 1994：309）。廢除科舉制后來自國家的這根控制線索則不復存在。
⑤由此，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革命型”并不意味著立刻推翻現有政權。
⑥根據《彭湃文集》編者的注釋（第11頁注釋2），“約，相當于大鄉。約之上是都（區），約下還有鄉、村”（《彭湃文集》，1981：11）。
⑦增訂版改名為《海豐農民運動》（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合編］，1985：118）。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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