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迄今為止，考古發掘上黃河流域的旱作粟(及黍)的起源時間，同長江流域水稻的起源時間非常接近，都在距今八千余年之前。在那以后不久，南北之間，即已發生農業的交流。稻的遺存在黃河流域多數發現于五六千年之前，最近在河南的舞陽賈湖遺址，發現有距今八千年的稻谷印痕。舞陽位于河南的中南部，淮河上游的穎水流域，北緯35°33′，這個發現把稻作向黃河流域傳播的時間又提前了許多。因為黃河流域的氣候，在五六千年之前一直較現在溫暖，那時又多沼澤湖泊，很適宜于種稻。 反過來看粟(及黍)的向南方傳播，迄今為止，考古發掘所知的時間要較水稻為晚，在云南和臺灣的新石器時期都發現有粟的遺存，時間在三四千年以前。這中間還有不少問題未曾明確。例如臺灣的高山族最早是種粟的，不知道種稻，他們的粟是從什么時候、由什么人從大陸帶入臺灣的?至今還沒有人專門研究過。從這里出發，倒可以引出一個稻文化和粟文化比較思考的問題，其內容豐富，引人入勝。
北方粟文化向外發展和南方稻文化向外發展的情況完全不同。粟向西北發展，遇到游牧文化的阻撓。兩千多年來，農耕的漢族同西北游牧的各族屢屢為爭奪耕地牧場而戰爭，較量的結果，強大的漢族雖然打開了通往歐洲的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農耕地帶向外擴展了不少，但因受嚴酷的自然條件制約，不可能再有所前進。農耕和畜牧界線的向北或向南推延，受氣候條件的影響最大，這就是北方歷史上多戰爭，而南方很少戰爭的原因之一。因為水稻帶本來位于適宜溫度范圍之內，氣候的波動并未到不能種稻的地步。但是就粟黍和牧場而言，情況就并非如此。平均氣溫每下降攝氏一度，北方的草原就要向南推延數百公里，游牧族逐水草而居，當然向南追逐水草最繁盛的地方，并且奪農田改草場。反之亦然，平均溫度每升高攝氏一度，意味著農耕地帶可以向北推進數百公里，改牧場為農田。可農可牧的地帶，就這樣隨每四五百年的溫度冷暖變化周期而相互爭奪牧場或耕地。歷史上強大的漢唐盛世，都恰恰是平均氣溫上升期，強大的漢族為擴展耕地而向北推進，把牧場改為農地；反之，魏晉南北朝和宋元時期，恰逢平均氣溫下降階段，游牧族為追逐水草豐盛的南方而大舉南侵。著名的萬里長城為后人留下證明。現在的長城是明朝重修的，與秦漢時長城的舊址相比，就南北而言，向南后退了約四五百公里，就東西而言，東邊縮進，西部則有所延伸，即明王朝的疆域要較漢時為小。長城之所以到明朝重修，是因為唐朝十分強大，它的威力遠遠越出長城之外，長城對唐朝毫無戰略意義，因而長期廢棄損壞。到宋元兩代，氣候轉冷，遼金和蒙古族陸續入侵。明朝雖推翻了元朝，卻未能恢復漢唐盛世規模，乃想起歷史教訓，重修長城。從清代至今，氣溫總趨勢是轉暖期，大清帝國又從而擴大了它的疆域。
漢時農牧分界線西起甘肅天水，經延安、太原、北京，至秦皇島，遠在今長城以南，反映了當時匈奴族的強大。兩千年后的今天，農牧分界線已越過長城，農耕的北界達呼和浩特、銀川、通遼一線，與從長城沿線的榆林、大同、張家口、北京以北，兩者之間形成一條狹長的地帶，即是兩千年來漢族努力開拓出來的新的農耕地帶，可見農耕線向北推進的艱難，效果始終不是很大。中國從西域傳入了許多中土所沒有的作物，如大小麥、燕麥、胡麻、苜蓿、葡萄、西瓜等；同時向西方輸出大豆、絲綢、茶葉等，但粟對西方的影響始終不明顯。反而是大小麥不斷擴種，使粟的比重逐步下降。先秦時期，文獻上提到的主糧，總是粟菽連稱，到了漢時，便變為粟麥連稱，唐宋以后，麥取代粟而上升到首位，與南方的稻對峙。
粟向南方發展，遇到稻的阻力，只能在山區旱地種植，而且南方的糧食作物種類很多，除稻以外，還有薏苡、芋艿、木薯、菰米、各種小豆等，粟也很難都取代它們。所以南方的粟所占的比重不大。
稻與粟比較，有很大的開放性，早在新石器時代，南方的水稻即從長江上、中、下游經由不同途徑傳入黃河流域。有史以后，強大的漢唐和清朝，通過軍隊士兵的屯田，把水稻帶進大西北甘肅、新疆有水利條件的地方，開田種稻。雖然面積很小，但水稻卻始終能在大西北有水的地方繼續種植至今。從河姆渡一直沿襲下來的種稻氏族，我們暫稱之為越先人，因為良渚時期的玉器中以“玉鉞”象征最高的軍權，一般認為這鉞是越族名稱的起源。有史以后，即春秋時(前770～476)著名的百越族。百越人善于水上航行，吳越交戰時，雙方都出動大批水軍。當秦始皇統一全國，消滅南方的楚越時，越族開始分散，逃往海外的稱外越，避入山區的稱山越，一批批分散向西南遷移的，成為今天的壯、傣、苗、侗等少數民族，據認為，臺灣的高山族，也是百越的一支。遷往西南的各少數民族都有悠久的種稻傳統。留下的百越(及山越)則與漢族融合，成為現今江浙閩人民和語言學上的吳方言區。外越在秦漢之交時，把水稻帶往日本和朝鮮，日本和朝鮮從此開始種稻。外越的海上航行能力極強，他們曾到達南洋一帶，與當地人通婚，把水稻帶進南洋島嶼各地。現在分布在東南亞的華僑，數以幾千萬計，大都是閩粵人，即百越后裔，并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歷史傳統因素。太平洋島嶼操玻利尼西亞語的土著族，都有一定的百越人血統，這就是稻文化的開放性。
可是當南方越先人把水稻帶往北方的時候，南方因森林茂密，人口稀少，缺乏鐵農具和人力，水稻田就不可能大規模開發。而黃河中下游的黃土肥沃松厚，容易用木石農具開墾，種植粟黍大豆等旱作，并且很快創造出最早的文字，積聚起天文、氣象、度量衡等知識(度量衡的產生與黍粟有密切關系，與稻麥則無關，筆者已另寫專文，這里從略)，從此進入文明時期。因而在先秦時期，廣大的南方因未曾充分開發，顯得較黃河流域為落后。秦漢統一全國以后，才加快了南方的發展，到西漢中期(公元前1世紀)，稻作區已發展到長江流域中下游的四川、兩湖、安徽、江蘇；但那時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廣東、廣西、貴州、云南等地仍未開發。直至隋唐(6至8世紀)時，才以很快的速度，把稻作遍及全國直至海南島。從此，南方的水稻生產，趕上并超過了北方的粟麥。唐宋以后，盡管全國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經濟、文化、人口和人才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長江流域以南，至今仍然如此。
如果從黑龍江的璦琿向西南走，到達云南的騰沖，將這兩地連接成一條直線，那么就可以統計出，此線的東南半壁，約占全國面積的43%，人口則占全國的94%。此線的西北半壁，面積占全國的57％，人口只占全國的6％。此線的西北半壁，即以上所說的畜牧區，之所以成為農耕區的外圍，顯然受到嚴酷的自然條件制約。東南半壁的北部，即黃河中下游以粟麥為代表的旱農區，和南部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農業區，兩者的分界，也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大體上南北兩個農區的分界可以淮河、秦嶺為界，此線以北是旱作區，以南是稻作區。此條界線，同時也是一千毫米等雨量線，正是雨量決定了水稻分布的臨界線。
漢字創建于黃河流域，孕育了早期的華夏文明。當南方還沒有文字的時候，漢字在同西北廣大的牧區已有長時期的來往接觸，直至南方普遍使用漢字之后，為什么漢字還沒有為西北的廣大牧區所吸收?是由于粟麥的農耕文化與牛羊的畜牧文化缺乏共同需求。不能說西北的游牧族所操的言語與漢族完全不同，所以難以吸收漢字，因為南方百越族的言語屬多音節語，也是與單音節的漢語完全不同。這還是因為水稻和粟麥同屬農耕文化系統之故。入侵中原的蒙族和滿族，一經與漢族的農耕文化生活長時間相處，便同化于漢族，接受了漢字文化，也是明證。就水稻來說，一旦水稻獲得大發展，又進而大大豐富了漢字的內容(見本刊1995年第3期《稻的漢字名稱及文獻量》)。面向海洋的稻文化，很自然地進而把漢字的應用向周圍推廣開去，日本和朝鮮的語言與漢語相差更遠，為．什么都能接受使用漢字?顯然是稻文化起了不可取代的媒介作用。現在，人們都共同使用“漢字文化圈”這個超越國界的名詞，在漢字文化圈的概念下，語言的差別并不妨礙彼此文化的交流，這都是稻的開放性帶來的成果。可以自豪地說，沒有稻文化的開放性，也就沒有漢字文化圈。加之水稻以其遠高于粟麥的單位產量、容易消化的營養價值，養活了更多的人口。綿綿五千年以上的中華燦爛文明，就是在粟麥和水稻的相互交融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并以其強大的生命力、開放性，迎接即將到來的21世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稻米》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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