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黔南“批判富農思想”運動為例
【摘要】土改后，以黨員、團員、基層干部、積極分子為代表的鄉村新精英為了實現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生產資料的積累，逐漸恢復了傳統鄉村社會發家致富的手段，對國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存有明顯的抵觸心理。為了保證合作化運動的推行和提高鄉村新精英對國家政策的認同度，都勻地委在黔南地區發動了一場 “富農思想”的批判運動，使得鄉村新精英主動或被動地認同和遵守了國家政策，保證了合作化運動的實施。
【關鍵詞】土改；鄉村新精英； 批判； 富農思想； 黔南
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雇農由于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而消失，地主作為一個階級在經濟上被消滅，貧農、中農、富農成為農村社會最主要的階級成分。由于在土改前實行了對富農經濟保護和富農階層中立的政策，富農逐漸成為農村最具影響的階層。不過，伴隨著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的開展，中央對富農經濟的政策也逐漸由保護、限制轉變為消滅。1955 年下半年這種態度已經十分明顯。1955 年7 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指出: 在農村合作化運動新階段 “主要是農民同富農和其他資本主義因素的斗爭”，目的是 “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同年10 月毛澤東明確指出，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個最后徹底消滅農村中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滅富農階級的斗爭，是五萬萬農民群眾的一個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革運動”。對農村共產黨員發家致富思想，毛澤東給予了定性: “在對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抱著右傾觀點的共產黨員中，確有一些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他們是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他們中的多數則是反映富裕中農的思想”。
此時，富農階級已經被定性為敵對階級。在實際行動中，不僅要對富農階層進行堅決的打擊，更要在全體農民中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對于這一點，1955 年 10月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已經講得十分清晰。《決議》指出， “合作化運動不但要同富農和投機商作尖銳的斗爭，并且還要在這個斗爭中不斷地教育農民自己，特別是要教育和說服中農群眾，以便克服他們在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搖擺不定。”從而 “形成一個堅定的合作化運動的核心力量”。1955 年 11 月，中央在 《批轉粵北區黨委關于做好農業合作社全面規劃工作的指示》中更加明確地指出，“鄉的合作化大宣傳及全面規劃工作一開始，首先必須做好對支部黨員的思想教育工作。……在支部黨員中開展思想堅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批判右傾，反對富農思想”。
在政治運動中，農村黨員、團員、基層干部、積極分子等鄉村新精英對中央政策認同度的再造尤為重要。不過，目前學界對鄉村新精英的國家認同研究還未有專門討論。鑒于此，本文以黔南地區富農思想批判與鄉村新精英再造關系為主線，通過 “批判富農思想”運動的梳理，對此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土改后的鄉村新精英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大陸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使三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了七億畝土地和其他各類生產資料。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希望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經濟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條件的改善，雖然這種勞動是一種低產出的經濟活動，農業的每一點進行、產量的每一點增加都是直接依賴單位面積勞動量投入的增加，也就是黃宗智所提出的 “過密化”。即便如此，追求發家致富的思想始終是鄉村社會內在驅動力和引領性方向，翻身農民就像吳滿有一樣，希望 “通過勤勞致富而上升為新富農或者富裕中農”，最終實現 “雇有兩個長工和一個攔羊娃，農忙時還雇短工”的夢想。這種經濟形態是在 “革命”環境下頑強呈現的歷史發展規則，加上在土改后國家有意引導農村走向繁榮，在此種歷史環境下，鄉村新精英由于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實現發家致富這一夢想的渠道和手段更加豐富，因而家庭經濟變動的表現也最為明顯。
第一，傳統經濟手段得以重現。黃宗智將小農特征概括為 “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 為了維持生計和追求利潤，農民會采用各種致富方法，尤其是新的鄉村精英在分得土地之后，除了保持勤勞簡樸的生活習慣，更是通過雇工、放高利貸、買賣土地和自由經營等渠道積累財富。在黔南州的黨員群體中，據都勻等 9 個縣 4055 個農村黨員的統計，雇工、放高利貸、出租土地、買賣土地、自由經營者總計有 301 人，共占農村黨員總數的7. 4% 。黎平尚重支部這種現象更為普遍，22 個黨員有 9 人買田、賣田、雇工。獨山縣下司區羊鳳鄉黨員羅玉全從貧農上升為新富農，購有 3 間房子出租，雇有長工 1 個，并經常雇用月工零工。從合作社主任群體看，都勻全縣 1317 個社主任中，買賣土地、放高利貸、請雇工、從事自由經營者占統計人數的 5. 6% 。平塘縣新隆鄉有 114 名合作社干部，請雇工、買田、賣田、貪污、敵我不分、出租土地總計74 人，占合作社干部總數的 65% 。在積極分子群體中，據丹寨、平塘 1773個積極分子的統計，請雇工、放高利貸、出租、買賣土地、自由經營者，占積極分子總數的 13. 5%。應該說，土改后鄉村新精英的雇工、放高利貸、買賣土地、自由經營等行為，即使不是一種普遍現象，也對鄉村社會農民的心理產生了導向作用。當然，這種現象也是數以萬計的農民 “把分得的若干生產資料變換添置為大量的耕畜、水車及新式農具，以改善和擴大自己的經驗” 之后的一種必然結果。
第二，去政治化離心傾向明顯。土改后，曾經十分活躍的黨員、團員、基層干部、積極分子等基層政治精英在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歸于常態，為了實現小農所固有的發家致富目的，對政治運動的熱情和精力較土改前大為降低。1951 年 《新湖南報》曾經發起的關于翻身農民 “李四喜”( 翻身、分田、娶妻、生子) 思想的大討論反映的就是分得土地農民思想的轉變，“李四喜”思想就是土改以后出現的農民和鄉村基層干部的松氣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村社會中廣泛存在，黔南地區就存在很多干部 “不想干工作了，去搞個人發財”的現象，都勻縣 138 個農村支部書記，有 20 個不愿意干工作，有 34 個農村黨員要求退黨。獨山縣鳳魚鄉黨員埋怨說，“當黨員上級批評，群體埋怨，自己吃虧”; 基場區轉業黨員有一年多未過組織生活和交納黨費。平塘地區 98 個黨員，對參加農業合作社消極和不愿意干社主任的就有 31 人。都勻地區紙房鄉顧鄉長就想辭職不干，以便埋頭生產; 原胡姓鄉長認為自由經營比做基層領導收入高，他說， “夜間打次魚，比當鄉長錢還多”。排田寨黨員為專門從事副業生產，黨組織的會議都不參加，為此，鄉長連請5 次不到。都勻地委工作組將其總結為 “拋棄革命事業在基層干部中相當普遍，黨的教育置若罔聞，不愿參加會議，不愿過組織生活，小季不按國家計劃播種，只顧自己發家，不顧國家利益等。” 鄉村新精英是由普通小農轉變而來，土改前積極參與政治的目的也是為提高家庭經濟水平，在政治參與和家庭生產之間，鄉村新精英的選擇傾向十分明顯。
第三，抗衡國家意志的表現突出。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規定農民必須按規定將 “余糧”出售給國家，糧食的收購量、收購標準、供應量、供應標準，都由中央統一管理。但實際上，鄉村新精英抵觸國家政策、套購糧食、黑市交易、隱瞞產量的做法廣泛存在。據福泉等八縣 2851 個農村黨員的統計，對糧食統購統銷抵觸、鬧缺糧，違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攔路搶購、抬高價格、黑市出售合計 705 人，占核查黨員總數的25% 。對丹寨、平塘 1773 個積極分子的檢查，有上述情況的 715 人，占核查積極分子總數的 48. 3% 。三都縣二區發生過全區性鬧糧事件，平塘縣卡羅黨支部全體黨員全部鬧糧。在合作化問題上，很多鄉村新精英也表現出了較為消極的態度，主要體現在不愿意參加合作社，想退社單干，重視自由經營和個體副業。據平塘縣1178 名黨員檢查統計，對互助合作運動消極，違反互助合作政策的就有 177 人;平塘縣二區 98 名黨員中對參加合作社消極的、要求退社的、不愿意干社主任的就有 31人。鄉村新精英一般都是田土耕牛農具齊全，參加合作社無疑是吃虧的，麻江縣甲村鄉支部書記被動員多次，都不參加合作社; 都勻二區谷蒙鄉黨員三遷其家，為的就是躲避入社。消極對待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的行為和思想，普遍存在于鄉村新精英群體中。
二、“富農思想”批判的地方實踐
隨著對富農階級的定性，“是否擁有富農思想”在黔南被定性為事關兩條道路的斗爭。獨山縣委就認為 “反對富農思想的斗爭，即是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不僅如此，富農思想也并不僅僅是農民追求富裕的思想，一切與當時中央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設想相違背的思想都被稱之為富農思想。都勻地委指出，富農思想 “一般可以糧食統購統銷、生產互助合作、服從國家計劃方面為主，可聯系到與黨和政府關系、工農聯盟、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鎮反、與地富聯系、不干工作、不交黨費、想退黨、不買國家建設公債……等方面。總之，凡是牽涉富農思想有關方面，都可以聯系實際加以檢查批判和提高，從各方面堵塞富農思想的引誘和侵襲”。實際上，鄉村新精英的富農思想更多的是一種與中國革命者對社會主義的設想的分歧，是傳統小農走發家致富道路與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分歧。都勻地委也認識到這種變化，并在 《關于開展批判富農思想的情況報告》中反映 “農民生活改善了，隨之自發傾向也上升了，政治上必然要產生分化”。
哪些鄉村新精英擁有富農思想? 如何進行富農思想的批評? 都勻地委使用了思想排隊和階級排隊的方式進行分辨。1955 年，黔南地區先后召開了縣級黨代會議、縣級人代擴大會議、鄉級支部會議、鄉級人代擴大會議，召集都勻地委農村 7887名黨員、19799 名團員、29327 名縣鄉人民代表以及鄉干部和積極分子，共 5 萬人參加 “批判富農思想”大會。在批判的過程中，鄉村新精英必須面對思想排隊和階級排隊的壓力。
黔南地區將鄉村新精英的思想狀況進行排隊，第一類是基本上沒有受到富農思想影響或受到輕度影響的，表現在工作上一貫積極負責，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堅決，黨性強; 統購統銷帶頭完成，供銷社股金、公債等基本按期完成或完成了大部分。
第二類是一直受到富農思想影響的，表現在工作上不夠積極負責，執行黨的各項政策不夠堅決，不敢大膽和富農思想做斗爭，遷就讓步，不敢大膽開展批判與自我批評，統購統銷、供銷信用社股金、公債等各項工作完成得不夠好。總之，其本身已出現受富農思想影響的行為。第三類是受富農思想影響嚴重的，表現在工作上鬧情緒不愿干，對統購統銷抵觸，不堅持黨的互助合作原則，走富裕農民的路線等;個別極其嚴重的已經變質，表現在不參加合作社、黑市高價出售大小麥，套購糧食、粉、面條等。根據這種劃分標準，黔南地區的農村新精英被劃分為三類(見表1)。
從上表中可看出，黔南地區所有農村黨員、團員、社主任都被囊括在思想排隊序列中，其中五分之一左右的鄉村新精英被劃入第三類，表明這 850 名黨員、713名團員、434 名社主任都存在嚴重的富農思想，需要進行長期的思想教育和批判。情況比較嚴重的都勻縣迎恩鄉有 3 名黨支委、3 名黨員、2 名團支委、12 名團員、18名社主任、11 名委員被劃入了第三類，共計 49 人，占統計總人數的 27. 4% 。思想排隊的結果表明都勻地委對地區鄉村精英富農思想的判斷十分嚴重。
作為思想排隊的重要補充，對農村社會階級變動的重新考察也成為富農思想考察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階級的變動也不可避免。黔南地區的農村新精英的階級變動十分明顯，從表 2 看，在 4488 名農村黨員、5413 名農村團員、3427 名積極分子和 1952 名農業社主任中，一半以上的貧農已經上升為下中農或上中農，鄉村新精英的構成已經由貧農為主發展為中農為核心，個別的積極分子甚至變為新富農。同時，在中農的構成中，下中農仍占絕大部分比例。因而，在鄉村新精英的構成中，貧農和下中農仍是主體，農村黨員、農村團員、積極分子、農業社主任中，貧下中農占有比例分別為 72. 2% 、75. 7% 、87. 9% 、68. 1% ，即便如此，這個比例與中央后來對合作社領導成分的規定還存在較大差異。情況更為嚴重的都勻一區紙房、鳳麓兩鄉，在 54 名黨員、61 名社主任、260 名合作社干部中，貧農和下中農分別占總數的 40. 74% 、47. 54%、50. 7% 。
思想排隊和階級排隊以后，都勻地委隨即開展了對擁有富農思想和行為的鄉村新精英進行了規模浩大的教育與改造，都勻縣、獨山縣、麻江縣、福泉縣、丹寨縣、三都縣最先展開，并形成了各自的模式。獨山縣通過各種會議首先對區委書記、區委委員，再到支委和一般黨員，從上到下的進行檢查。其中三四個區委書記承認放縱家庭成員有余糧，使用手中權力減免統購統銷的糧食，釀酒漏稅; 六區委書記因并未批評自己，而將矛盾指向副書記，結果成為富農思想的典型。丹寨縣則是通過抓典型、突出一點，進行批判。例如烏樂黨委支部的黨支書、鄉長、干事都因鬧糧分得糧食，該鄉在國家統購中只上交了 10 萬斤，而向市場出售 25 萬斤，縣委抓住這起集體鬧糧事件將其批判為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使社會主義陣營退縮的典型。麻江縣采取了先揭發黨外，再揭發黨內，然后聯系開會的代表本身。縣委認為，“為了逐步提高覺悟，易以黨外典型教育到會代表，這樣堅持自己就會感到自然，不會碰釘子”。都勻縣采取支書帶頭自我批評，群眾提意見，對黨員進行思想排隊，結果造成黨員都爭當一類黨員而互相揭發。
上述縣份 “富農思想”批判的實踐，中共都勻地委并未完全贊同，在其總結中，中共都勻地委認為獨山、丹寨應該將其做法進行結合，“自上而下領導帶頭檢查，啟發一般自覺檢查，抓住典型和突出一點。” “都勻過于急躁的走過場的做法應防止，麻江上下內外顛倒的做法應堅決糾正”。隨后都勻地委在黔南地區推廣反對富農思想的做法: 一、層層推進、人人過關。在總結工作、肯定成績、明確問題之后，采取先黨內、后黨外，先積極分子、后群眾，由鄉到社、再到組和廣大群眾，層層發動，人人教育，反復講解富農思想產生的根源及其危害，闡明開展批判富農思想的重要性，力求讓群眾解除顧慮，大膽開展批判。二、典型示范，重點突破。在做好準備、摸清底細、物色典型的前提下，采取逐級帶頭檢查，黨員和積極分子骨干在群眾中深入活動，樹立典型人物，以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帶動一般群眾開展自我檢查，由淺到深、徹底剖析。三、舉辦各種會議。在批判中，反復召開黨員會議、團員會議、積極分子會議、貧農會議、青年會議、婦女會議等，加上個別訪問和串聯，以揭發的實例進行反復教育。在此過程中，“思想排隊”中的第三類和階級排隊中的新富農 ( 甚至包括上中農在內) ，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鄉村新精英的思想在 “富農思想批判”中發生轉變。
三、思想再造下的鄉村新精英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內，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是劃分階級的重要標準，而在中國的革命實踐中，思想意識成為中國革命者判斷革命與否與階級成分的重要標準，建國后對知識分子群體和資本家群體思想的改造，都反映了思想意識在中國革命中的被重視程度。在農村中，對擁有傳統私有心理的農民尤其是起示范作用的鄉村新精英進行思想改造，鼓勵他們走合作化道路，對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尤為關鍵。為此，黔南地區的這次 “批判富農思想”的運動，不僅表現在行為上，其深遠的意義更體現在對鄉村新精英思想的再造。
( 一) 身份的認定: 主人還是敵人。對社會個體進行政治身份的劃定是中國革命的特殊產物。國家通過將 “社會主人”與 “階級敵人”相對立的政治思想意識灌輸進農村的公共管理與空間話語的表達中，實現了鄉村新精英身份的認定，在“思想排隊”中被劃入第三類的農村黨員、團員、基層干部、積極分子直接被定性為富農思想，甚至是階級敵人。一旦被加上身份的標簽，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都將受到極大限制。不過，農村社會也并非被動地接受國家意識形態的灌輸，農民也試圖通過自身行為來改變身份認定，一旦身份被認定為富農思想后，他們就會通過日常的社會活動來沖淡甚至改變自身的身份認定。因此，鄉村新精英在受到批判后，立即進行自我保護性的順從，強烈進行自我批判，深入的剖析自己的富農思想及其危害。在農村日常生活中，國家嵌入的這種身份認定制度對農村社會的基本價值判斷、日常生活習慣以及道德觀念等都形成了巨大的沖擊。
( 二) 發家致富的趨利: 日常行為還是政治錯誤。費孝通對鄉村社會 “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等特征的表述概括了傳統鄉村社會的本質，農民已經習慣了在傳統鄉村社會中生活，鄉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特征成為固定生活模式。生活在以“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為特征的鄉村社會中，農民為了改善生活質量和積累生產資料，必然抓住生活中每一處，以獲其利。假如財富積累達到一定程度，農民就會購置土地、雇用工人、從事副業生產，甚至放貸。然而，在 “批判富農思想”的運動中，這些行為都被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運動中，通過 “思想排隊”等形式的教育和宣傳，鄉村新精英逐漸認識到這些行為不再是傳統社會的盈利渠道，而是兩種路線之間的斗爭，甚至是敵我矛盾。鄉村新精英在 “沉痛的悔恨自己為什么會染上富農思想”的同時，也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這些行為不再是傳統的日常行為，而是一種政治錯誤。他們也真切地感受到發家致富的趨利行為已經等同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生活在正如火如荼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農村，再擁有這種行為和思想肯定會將自己置于危險地位，被劃為帶有嚴重富農思想的鄉村新精英承受了巨大的思想壓力。相比較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資料的積累與被劃定為帶有富農思想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孰輕孰重，理性的小農會有清晰的認識。
( 三) 開展反省: 批判與自我批判。由于黔南地區屬于新解放區，之前的整黨、整風、整社運動并沒有涉及對 “富農思想”的批判。鄉村干部參與 “三整”的過程就是自我解剖，揭發他人，并受他人檢舉、揭發、批判和上級鑒定，以及寫檢查、下決心、制定工作計劃的思想斗爭和行為過程。過關會、揭蓋子會議、與群眾見面會、積極分子座談會、洗澡會、整黨會議、支部鑒定會、學習班等都是反省機制運行的外在表現形式。黔南地區的 “批判富農思想”運動也是經歷這種過程而進行思想的再造。黔南地區在運動中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批判與自我批判方式，針對鄉村社會中 “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開展了社干與社干、社員與社員的相互批判。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揭發的案例，如新隆鄉貧農談到國家救濟發放時，強烈批判支委的徇私舞弊行為，當場指責支委“有錢人請你們當官的吃飯，不該救濟也得救濟。我沒有錢請你們，該救濟也不得救濟了”，表達了他對合作社社會救濟分配的不滿。甚至出現家庭和家族內互相揭發，真正 “撕破了臉皮”，打破親人、家族的 “面子觀點”。獨山縣新平鄉團員揭發她父親五次賣糧給富農，而不賣給國家; 打羊鄉團員揭發其叔父邀集 6 戶農民商討瞞產。此種親朋好友之間的揭發行為十分普遍。
不僅是各種各樣的會議，鄉村新精英寫檢查書、制定工作計劃，都是其緩解自身不利地位的重要手段。這種反省行為，強化了其對國家政策和自身利益關系的認識。國家也通過對鄉村新精英的思想再造，逐步將鄉村新精英的思想納入國家發展軌道，強化了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如果不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只能被納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范疇，這部分富裕農民的結局也可預料。都勻地委認為 “少數富裕農民，雖經教育，仍不省悟，檢查富農思想，向往資本主義道路; 不過他們在群眾中已是越來越多的失去同情者了。”對鄉村新精英的批判與其自我批判，不僅揭發了的富農思想和行為，也涌現了一批新的積極分子，成為合作社干部調整的補充力量。可見，批判與自我批判使鄉村新精英明晰了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區別，也使決策者區分了黨員、團員、積極分子和合作社干部的好與壞。鄉村新精英的思想再造，為最終實現和鞏固合作化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貴州社會建設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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