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筆者赴山東開展農村社會調查。通過走村入戶，筆者走訪了許多歸鄉的農民工，了解他們眼中的農村變遷過程以及對當前農業農村問題的看法。
受訪人趙大爺是濰坊市臨朐縣人，年齡五十歲，家有一兒一女，大兒子在國企工作，現居武漢，小孫子剛過一歲。二女兒在南京上大學。家有八十四歲老母親。趙大爺因體弱回家務農，繼續耕種三畝土地。
農村經濟變遷
就農村經濟發展而言，其家鄉在濰坊中并不算富裕，農業經營類型單一，農民上樓還不普遍，經濟發展受限。村莊處于山地與平原交界處。山地多為荒山，土壤貧瘠，青石遍布，人均6分土地。原來村集體實行“增人增地、減人減地”原則作為土地的調節機制，但是后來國家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三十年不變，一下子打亂了原本約定俗成的自由調節機制，導致人口與土地不匹配，也加劇了土地細碎化。和有機蔬菜之鄉壽光市相比，該村僅有一戶種植經濟作物大櫻桃，三四畝一年可賺七八萬。
比較視野下的農業水利供給
該村自然環境尚可。地下水資源不多，機井挖到三十米才有一點水，農業灌溉主要靠水庫。當地政府全額撥款修建的“小農水工程”，在自家地頭就可以隨時擰開閥門澆水，相比以前大水漫灌，既節省水資源，又縮短了時間。跑表收水費，測量更加準確。相比筆者之前調查的德州，同樣是缺乏地下水，德州市依靠國家力量引黃灌溉，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無財力支撐縣域和村莊的小河小渠建設，致使農民看見大河有水就是引不到自家田地。另外，國家調配資源的力量有限，無法根據節令氣候異常而隨時調配水資源，也無法準確測量水資源的利用狀況。而最終造成一方面國家力量常做無用功，一方面地方政府面臨農民的抱怨。
第一代農民工被市場淘汰了
農業勞動力老年化，第一代農民工失去市場價值回歸鄉村，再次“獨撐”整個家庭，而年輕一代(子女一代)流動性大、尚未承擔其家庭功能。應該說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農民是改革開放后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他們為求生存而甘愿接受低工資。他們曾是走出農村的冒險者、家庭致富的頂梁柱，被稱為第一代農民工。時隔三十年后，他們老了，無論體力還是技術、知識，都被市場淘汰了，這時只能選擇回家。雖然回家住進了靠前些年打拼換來的新房子，但子女一代都搬出了農村，可以說第一代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被市場占有，同時無私地奉獻給了家庭。事實上他們即使回家，也是退而不休，他們要侍奉老母，照顧孫子，耕種三畝田地。趙大爺感嘆再過二十年農田將無人可種。
農村政治變遷
現在是對農民最有利的政治環境。趙大爺談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交稅費，要承擔義務工，不然就罰款。之后中央取消了農業稅，惠農政策越來越多。當他談到村民自治這項發源于基層的民主制度時，用了三個詞概括這項制度從創立到發展的過程，分別是創立之初的“興奮”，成熟之時的“熱鬧”，發展階段的“冷落”。上世紀80年代公社撤銷，生產隊也跟著消失了，治安、保護公共資產的責任就落在村里幾位老黨員身上，隨后鄉鎮推廣村民自主建立村民治安會，后來上世紀90年代省里通知要進行民主選舉，選出當家人。那時候參加選舉的年輕人還很多，大家都很興奮。直到1998年成立了村委會，村里的集體企業也開始賺錢，選舉也更加激烈，大家感到很“熱鬧”;而如今集體企業已成廢棄工廠，年輕人上學、打工、居住都去城里了，剩下的“老家伙們”有心無力了，參加投票的人也少了，選舉走個形式，村委會的管理基本上就是村黨支部的老黨員管理，這些年不搞開發、不征地的村莊中村民與村委會接觸很少，村民自治被“冷落了”。
改革開放后雖然農民普遍富裕了，但仍然是建立在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的剩余價值之上。如今的農村發展已不是主要在于家戶之間的競爭，而是城市化、市場化對農村的外部競爭。城市化、市場化對農村資源的吸引，導致傳統家庭代際結構嚴重分離，功能也發生扭曲。中老年農民整體幸福感是積極的，政治認同度較高。總之，未來鄉村發展需要新的既可以承擔現代化任務又可以傳承農村文化的階層，也許是農村年輕一代，也許是城市人歸鄉做新農民。如何平衡農村與城市關系將是農村綜合改革的重要議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鎮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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