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石家莊8月6日電，河北首部專門規范農村扶貧開發的地方性法規，針對脫貧攻堅工作可能出現的“假脫貧、被脫貧、數字脫貧”和庸政懶政怠政、貪污挪用扶貧款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同時，法規還規定了扶貧項目申報造假、騙取優惠政策或扶貧物資、扶貧項目設施和資產管護的法律責任，增強剛性約束力，以保證農村扶貧不越軌、不作假、有成效。（新華社 8月6日）
為防止脫貧攻堅工作可能出現的“假脫貧、被脫貧、數字脫貧”和庸政懶政怠政、貪污挪用扶貧款等問題，專門設定地方性法規，明確相關責任人，以保證扶貧過程中不會“劍走偏鋒”，用虛假手段欺上瞞下、謊報政績，甚至把主要精力放在造假的數字脫貧上。筆者以為，此舉值得一贊，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說，能防范于未然，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但話又說回來，也不能太過于理想化，條例規定就真能遏制少數基層貪腐者對扶貧資金被截留、挪用？防范因工作不力、把關不嚴會造成扶貧資金“跑冒滴漏”？因出于政績沖動而故意夸大扶貧脫貧成效？看來，防止“偽脫貧”要的不只是立法，關鍵在如何加大監督力度，杜絕造假問題?
扶貧，本就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而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然一度時期以來，針對脫貧攻堅在不少貧困地區卻出現了“造盆景”“壘大戶”等重“面子工程”的扶貧。更有報道稱，某基層政府，為了讓上級考察時看到自己的扶貧成績，派一些小學生披著裝化肥用的白塑膠袋，趴在領導路過的山坡上。領導遠遠望去，山坡上盡是“美羊羊”，大加贊許。更有甚者為“撈得”一時的政績如“山體噴綠漆”“遮羞墻”“新修公路上種豆”都能輕描淡寫的干出來。為此，就算條例規定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對相關責任人要追究責任。其關鍵一點還在監管細化和監管下沉，方能確保政策如實落地。
毋庸諱言，扶貧造假在刺痛公眾神經同時，更因為扶貧資金很大程度上是應急救命的錢，由于資金流失與錯配，讓一項莊嚴的國家行動大政方針受到破壞。如此這般，既踩踏社會公平的底線，更會損傷政府誠信形象和阻礙扶貧脫貧進程。當然，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扶貧政策的進一步放開。毫無疑問，對甄別貧困對象的相關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誠然，扶貧資金實行縣、鄉、村三級公示公告制度，至少能防止以往僅滿足于“名單報上來、資金發下去”的一般流程，防止因為僅依靠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封閉性的審核和粗線條的檢查讓“貓膩”深藏其中。但有一點需要說明，扶貧造假或者存在貪腐，除了與相關的法律法規有關，更多的原因是懲戒并沒有完全到位，因為基層內部監督和同級監督之間還存在人情、利益等各種復雜關系的掣肘，給一些錯誤和問題留下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空間。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防止扶貧造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并非洪水猛獸。它更多的是“拷問”監管部門的行政短板和職能是否缺位。有沒有執法不嚴，暗箱操作、選擇性執法等。換言之，對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者，是不是絕對不放過？是不是監管部門嚴格的執法，讓每一個違規者時刻感覺頭頂似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從而自覺地望而卻步？鑒于此，要取得實實在在的扶貧效果，除了法律法規外，崇尚實干、狠抓落實，在精準施策上出實招、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見實效外，更要深入到群眾中去，讓當地群眾自己來評價，脫沒脫貧要同群眾一起算賬，要群眾認賬。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源泉。脫貧工作是讓困難群眾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說到底，防止“偽脫貧”要的不只是立法，要的不是空喊口號，而是有效的檢驗尺規和有力的監督。尤其是當前脫貧進入攻城拔寨的“最后一公里”，相信有了政府實現脫貧責無旁貸決心，定能實現農村扶貧不越軌、不作假、有成效的愿景。
作者單位：四川北川縣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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