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城市依附感的增強，他們正越來越多地傾向于融入城市社會，社會性嵌入成為當代新生代農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表明，“個體人口學特征”“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程度”“城市感知狀況”以及“權益侵害和遭歧視”等指標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經濟能力”的影響卻不顯著。也就是說，經濟因素并不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交往、社區參與狀態和對城市的切身感知。權益受損以及遭受歧視與排斥會對留城意愿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態度十分重要，社區居民應以平等、包容、開放的心態對待外來務工人員，這將對城市融入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制度缺席；社會交往；城市感知；社區參與
隨著我國?30?多年來工業化、城市化和商業化的迅速發展，每年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根據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3?年底，全國農民工的總數為?26894?萬人，比上年增加?633?萬人，其 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為?12528?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1］隨著老一代農民工年齡的日益老 化并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從長遠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將持續攀 升，從而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農民工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社會弱勢群體，這種社會地 位是由漸進的個體生命歷程與劇烈的社會變遷交互作用而導致的。陳映芳曾將在鄉城之間遷移的 農民工稱為“城市新移民”，并將他們的權益問題定義為“市民權”問題。［2］在她看來，“農民 工”既是一種制度設置，也是一種身份安排。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春光研究員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表 現出強烈的移民意愿和行為，并且有少數人實現了城市定居。在他看來，進城務工的農民盡管不是 如“水庫移民”等國家政策意義上的移民，但是事實性的移民潮正在出現。“過去?30?年是農民工 從流動開始向移民轉變的階段”，從“離土不離鄉”到“離土又離鄉”，從“暫住”到“常住”， 從“流動”到“遷移”的變化，表明了當代農民工的城市化、市民化的進程在加速。［3］5-6無論農 民工是“暫時的飄浮者”還是“潛在的定居者”，［4］他們都對城市的空間重構、經濟結構、社會 治理和文化生產等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正是在這種宏觀的時代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 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因素。
一、文獻回顧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和適應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改變自我、融入城市，即進城以后隨 著職業和居住環境的改變，生活方式、社會關系也發生變化，從而使自身整合到城市社會。另一種是 在城市重建原有的生活環境，他們在社會交往中較多地依賴和選擇同質性群體以及初級社會關系，即 強關系，并以此為基礎和以“自我”為中心構造社會互動的差序格局。［5］較典型的是在城市建立自 己的社區，即“都市里的村莊”，如北京的“浙江村”、南京的“河南村”等。學界通常認為，農民 工的城市適應包括經濟、社會和心理三個依次遞進的層次，過去農民工的適應大多停留在經濟層面， 但這種現狀在新生代農民工那里正在發生改變。［6］
新生代農民工對融入城市有著強烈的愿望和訴求，而且他們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也為這種訴求提 供了一定的條件。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對不高、社會經驗不足、城市居民的排斥、戶籍制度以及作為 社會公共物品提供者的政府管理和服務不到位等主客觀因素的制約，［7］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在制 度、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層面仍面臨著各種深層次的困難。［8］一些經驗研究表明，自評家庭階層地 位、媒介接觸、城市經歷、相對剝奪感、社區參與和組織支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有顯著影 響。［9］也有學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面臨三大對立關系，即政策的“碎片化”調整與新生 代農民工越來越強烈的城市融入渴望之間的張力，他們對城市融入的向往與他們實現市民化的能力之 間的張力，以及中央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與地方實際落實城市化舉措之間的張力。［3］5概言之，農民工 的城市融入存在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以及主體與結構等一系列的制約性因素。目前，國內關于新 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有四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徑。
第一種研究路徑從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制度性、社會性和經濟性障礙等角度進行全面綜合的分 析。［10］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存在的阻礙性因素包括素質障礙、文化障礙、認知障礙等。制度性障礙表 現為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與該制度直接掛鉤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差別化制度；城鄉割裂的 二元勞動力市場；僵化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社會性障礙包括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對外來 流動人口采取以管控為主的各類歧視性政策；城市居民由于“身份”優越感而導致對農民工群體的排 斥；農民工聚集在城市邊緣區形成高度同質性共同體，狹隘的社會網絡將他們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 經濟性障礙主要是由于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巨大，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城鄉土地制度等需 要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
第二種研究路徑從社會結構性和主體性兩方面進行分析。這里的結構性因素包括制度安排、經 濟環境和輿論態度，而主體性因素包括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和市民化的能力。城市融入的過程體現 在作為主體的農民工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過程，社會結構對農民工的適應既具有制約性，也留下了 一定的行動空間。換句話說，在特定的結構性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也表現出自身的能動性，能夠根 據不同的情境利用各種行動資源采取不同的適應性策略。這些適應性行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個體 需求，還會產生結構性后果，促進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制度完善。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在個人與社會、 行動和制度的張力和競爭過程中逐步實現的。［11］
第三種研究路徑從社會資本的角度進行分析。從本質上而言，該研究路徑與“行動 - 結構”的 視角相一致，因為社會資本可以含括微觀的個體關系資本、中觀的組織資本和宏觀的制度資本。例如， 李愛芹將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分為三種類型：私人關系型、組織型和制度型，認為農民工社會資本積累 的困境主要表現為私人關系型社會資本狹窄、組織型社會資本不足以及制度型社會資本缺乏公正，這 些困境阻礙了他們的城市融入。［12］
第四種研究路徑則從新生代農民工面對的不同世界的交互影響進行分析。這種視角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適應城市受鄉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實踐世界交互作用的影響，他們的生存形態和 邏輯受這四個世界的型塑，其行為和價值觀是他們的實踐世界之社會與人際關系結構的直接反映。新 生代農民工通過實踐性慣習的生產與再生產，尋求并表達自身身份的社會適應性。鄉土性在新生代 農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仍發揮著路徑依賴作用，獲得某些都市性和現代性的特征并不意味其能融入城 市。［13］新生代農民工的實踐世界里的諸多沖突關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導致他們難以適應和融入城市。
二、研究假設
2014 年 4 月至 9 月，課題組成員對杭州地區的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組以分層隨機抽樣 的方法，先在上城區、下城區、江干區等 15 個區（縣、市）抽取 17 個社區，然后根據常住人口、 暫住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再在每個社區進行隨機抽樣，共收回問卷 761 份，有效問卷 720 份。其中，有 450 人（占 62.5%）希望“一直生活在這座城市”，只有 9.2% 的農民工不希望一直生活在杭州，持“無 所謂”態度的人占 28.3%。這表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很強烈。我們將調查問卷中 35 周歲以下的 農民工界定為“新生代農民工”，共計 357 人。
我們分別考察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口學基本特征”“經濟能力”“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程度”“城 市感知狀況”和“權益受侵與遭歧視情況”這五個指標對他們的城市融入產生的影響。根據問卷設計 的內容，這五個指標的具體自變量分別選取如下：
（1）人口學基本特征：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孩子數量； （2）經濟能力：就業狀態、月收入和打工年數； （3）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程度：與杭州本地人的交往情況、與所在社區或附近社區的居民是否熟悉以及所在社區是否設立“外來人口之家”等組織機構或活動場所； （4）城市感知狀況：所在社區對外來打工人員的態度、對杭州的總體印象和對社區及其居民是否有認同感和歸屬感； （5）權益受侵與遭歧視情況：生活中遭遇的侵權事件、是否感受到社會歧視或排斥。 我們將新生代農民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為因變量，來測量他們融入城市的意愿，由于這是一個二分變量，所以進行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具體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人口學特征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影響。
假設?2：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影響，經濟實力越強，留城的意愿也越強烈。
假設 3：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狀況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影響，社會交往與社區參 與狀況越好，留城的意愿也更為強烈。
假設 4：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感知狀況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影響，對城市感知越好，留城意愿也 越強烈。
假設 5：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受侵與遭歧視情況對他們留城意愿有影響，越是經歷過權益受侵和 歧視，他們留城的意愿越弱。
（續表）
變量 描述：頻數（百分比）
婚姻狀況 未婚：121（34.3%）；已婚：219（62%）；離婚或喪偶：13（3.7%）
孩子狀況 有孩子：224（63.1%）；沒有孩子：131（36.9%）
就業狀態 長年在外，有穩定工作：192（54.4%）；農忙時回家種地，農閑時外出打工：41（11.6%）；常年在外，只做些散工、零工：67（19%）；自己創業：30（8.5%）；無業或失業：14（4%）；其他：9（2.5%）
月收入 2000 元以下：70（20%）；2001 ～ 2500 元：127（36.3%）；2501 ～ 3000 元：100（28.6%）；3001 ～ 3500 元：35（10%）；3501 元以上：18（5.1%）
三、研究結果
（一）人口學特征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
以往的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特點會對他們的城市融入產生影響。在本研究中，人口 學特征包括了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孩子數量等四個指標，我們將它們作為自變量，以“是否 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為因變量，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的結果見模型1。
模型 1人口學基本特征對留城意愿的影響（略）
從統計結果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性別對留城意愿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即女性與男性對留城 的意愿并無差別。受教育程度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有顯著影響，“小學”文化程度者愿意留 在城市的發生比是參照組（“不識字”）的16.4倍（B=2.796），“初中”文化程度者愿意留在城市 的發生比是“不識字”的38.1倍（B=3.639），“高中、中專”文化程度者愿意留在城市的發生比是“不識字”人的31.4倍（B=3.446），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留在城市的發生比是“不識字” 人的252.9倍（B=5.533）。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顯著影響，文化程度 越高，留城的意愿也更強烈。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對留城意愿也有 一定影響，但與參照組（“未婚”）相比，“已婚”者對留城意愿并沒有顯著影響，而處于“離婚或 喪偶”狀態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留城的發生比與參照組（“未婚”）相比低15.8%（B=-1.848）。因 此，處于“離異或喪偶”狀態的人留在城市的意愿更弱。最后，是否有孩子也會對留城意愿產生影 響，“有孩子”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留城的發生比是“沒有孩子”的2.3倍（B=0.825）。
綜上所述，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口學特征對他們留在城市的意愿是有影響的，假設 1 成立。
（二）經濟能力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
遷移人口的經濟能力是影響他們城市融入的重要指標。我們用“就業狀況”“月收入”和“打 工年數”來測量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能力。這里將這些指標作為自變量，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 州”作為因變量，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的結果見模型2。
模型2 經濟能力對留城意愿的影響（略）
從統計結果來看，這些指標大多不顯著，尤其是“月收入”和“打工年數”。但是，新生代農 民工的“就業狀態”對留城意愿有一定的影響，處于“自己創業”狀態的新生代農民工留城的發生比 是參照組（“常年在外，有穩定工作”）的 4.9 倍（B=1.052），而處于“無業或失業”狀態的人的 留城發生比與參照組相比則低 27.4%（B=-1.296）。這說明杭州作為省會城市對遷移人口的創業有很 大吸引力，而失業或無業狀態則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有負面影響。
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對留城意愿沒有顯著的影響，假設 2 基本不成立。
（三）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程度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
在假設中，我們認為作為遷移人口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交往和社區參與程度越好，他 們融入城市的意愿也越強烈。我們以“與杭州本地人的交往情況”“新生代農民工對所在社區或附近 社區的居民是否熟悉”以及“所在社區是否設立‘外來人口之家’等組織機構或活動場所”作為自變 量來測量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狀況，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為因變量，二元 Logistic 回歸的 分析結果見模型 3。
模型 3 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對留城意愿的影響（略）
統計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與杭州本地人的社會交往情況確實會顯著影響其是否留在城市的 意愿。與本地人“偶爾打交道”的人愿意留城的發生比與參照組“經常打交道”的人相比低 18.2%（B=-1.702），而“沒有打過交道”的人的留城發生比與參照組相比則減少 11.7%（B=-2.148）。因此， 新生代農民工與本地人的交往越是頻繁，他們留城的意愿越強烈。在統計模型中，新生代農民工與所 在社區或附近社區的居民的熟悉程度不會影響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最后，新生代農民工所在的社區是 否設立了“外來人口之家”等組織機構或活動場所對他們融入城市的意愿有顯著的影響，如果沒有此 類社區服務機構或活動場所，那么他們的留城意愿將降低 27.3%（B=-1.299）。
從總體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狀況對他們的留城意愿會產生影響，社會交 往與社區參與狀況越好，留城意愿也越強烈。因此，假設 3 成立。
（四）城市感知狀況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
我們的假設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主體感知會影響到他們對該城市的融入意愿。我 們以 “所在社區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態度”“對社區及其居民是否有認同感和歸屬感”以及“對杭州 的整體印象”這三個指標來測量他們的城市感知，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為因變量，二元 Logistic 回歸的分析結果見模型 4。
模型 4 城市感知對留城意愿的影響（略）
在關于主觀感知的測量中，三個自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 先，如果他們認為所在社區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態度“不太友好”，那么他們愿意留在本城的發生比 與參照組（“非常友好”）相比要低14.1%（B=-1.961）；如果認為他們所在社區的態度是“很不友 好”，那么他們愿意留在本城的發生比將降低8.4%（B=-2.481）。因此，社區對外來務工者的態度 越友好，其融城意愿越強。其次，新生代農民工對所在社區及其居民是否有認同感和歸屬感也會對留城意愿產生影響，對社區及其居民“沒感覺”的新生代農民工與參照組（“非常認同”）相比，他們 留城意愿的發生比低8.5%（B=-2.468）；而對所在社區及其居民“基本不認同”的人愿意留城的發 生比則要低9.1%（B=-2.402）。因此，認同感和歸屬感越強，融入城市的意愿就越高。最后，新生 代農民工對城市的整體印象也會對城市融入的意愿產生顯著影響，整體印象“不喜歡”的人與參照組 （“喜歡”）相比，留城意愿要低4.9%（B=-3.020），即對城市印象越差越不愿意留城。
綜上所述，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感知狀況對融入城市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假設 4 成立。
（五）權益侵害與遭遇歧視情況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
我們在假設中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在打工期間遭遇過權益侵害或受到歧視和排斥會影響他們 融入城市的意愿。我們以這兩個指標作為自變量，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為因變量，二元 Logistic 回歸的分析結果見模型 5。
模型 5權益侵害與遭歧視對留城意愿的影響（略）
統計結果顯示，在打工期間遭遇權益侵害會明顯影響他們的留城意愿，與沒有遭受權益侵害的 人相比，遭遇過權益受損的人愿意留在本城的發生比與參照組（“沒有”）要低 41.4%（B=-0.885）。 感受到社會歧視或排斥也會對融城意愿產生影響，“很少碰到”社會歧視或排斥的人愿意融入城市的 發生比是參照組（“經常碰到”）的 5.8 倍（B=1.759），“沒有感覺”社會歧視或排斥的人愿意融 入城市的發生比則是參照組的 4.9 倍（B=1.582）。
綜上所述，權益受侵與遭受歧視和排斥的經歷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產生顯著的負面作用， 遭遇過權益受侵或經歷過被歧視和排斥，其留城意愿也越弱。因此，假設5 成立。
四、總結與建議
我們分別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人口學特征”“經濟能力”“社會交往與社區參與程度”“城 市感知狀況”以及“權益侵害和遭歧視情況”等五個指標對其城市融入意愿的影響。除了“經濟能力”（假設 2）之外，其他四個因素對留城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也就是說，經濟因素并非是影響新 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社會交往、社區參與狀態和對城市的切身感知；而權益 受損以及歧視與排斥則會對他們的留城意愿產生消極影響。
我們發現 “月收入”對留城意愿并沒有顯著作用，這也印證了其他一些研究結果，即新生代農 民工在城市追求的主要并不是經濟目標，他們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因此，“創業”狀態會對他們 的留城意愿產生一定影響。然而，盡管經濟原因并非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打拼的主要目標，但當他們 的經濟狀況陷于極端的窘境時（如失業或無業），還是會影響到他們的留城意愿和城市融入。統計分 析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所在社區設立了“外來人口之家”等組織機構或活動場所會對留城意愿起到促 進作用，因此，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設置一些類似的服務機構，使之更多地發揮社會整合的功能。作 為城市融入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有情感、有意愿、有想法，從關于“城市感知狀況”的分析中可以 知道，城市社區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態度會明顯影響他們融入城市的意愿，不友好的、拒斥的態度會產 生負面作用；而且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也會顯著影響其融入意愿。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對新生代 農民工的態度十分重要，社區居民應以平等、包容、開放的心態對待外來務工人員，這將對城市融入 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流入地城市應積極塑造外來務工者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一步提升城市的基礎 設施建設和文化品位，并且降低城市生活的各種成本。同時，應創造機會使新生代農民工與社區居民 之間多互動、多相互理解，消除后致性的身份污名。［14］最后，政府應當完善利益表達機制和社會保 障制度，切實保護新生代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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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年探索》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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