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打工經濟實質上是二元經濟結構下市場化改革中城市對農村人力資源的大抽取。對打工經濟的過度依賴導致了當下我國農村普遍的人口空心化,并引發了系列次生社會問題和風險。及時化解農村人口空心化的社會風險,是實現鄉村善治與國家和諧穩定的基礎。
過度依賴打工經濟致農村人口空心化
多年來,我國農村對打工經濟的過度依賴導致了農村人口的持續高位外流和人口空心化。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一度曾是政府和學界熱議的話題,但此前的假設前提是我國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富余勞動力,因而大家關注的重點在于如何盡快地把盡可能多的農民轉移出去。當下面臨的情況是,農村青壯年的過度外流導致了普遍的人口空心化現象。雖然近年來國家實施了取消農業稅、種糧直補和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惠農政策,但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續狀態下,農民出于經濟理性的考慮棄農外流的步伐卻并未放緩。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2014年間我國農村外出務工人數呈逐年遞增趨勢,截至2015年第3季度,農村外出務工人數仍高達17554萬,與上年同期持平。可以斷定,隨著“民工潮”完全轉變為“民工荒”和劉易斯拐點的真正到來,農民工的預期工資和實際工資將逐步高漲,而短期內務農收入不可能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農民非農化轉移勢必進一步加速。
農村打工經濟實質上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下市場化改革中城市對農村資源的汲取。盡管農民的非農化轉移是市場化和城鎮化過程中的必然趨勢和規律,但現在的問題是,被轉移出去的農村人口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剩余”,而是農業生產建設的主力軍和農民家庭的核心角色。國家統計局2015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16—40歲農民工占55.2%。相比之下,農村留守人員則基本由老、弱、病、婦、幼構成,整體素質較低,無法承擔起美麗鄉村建設的重任。不僅如此,農民家庭核心角色的長期缺位引發了諸多次生問題和社會風險。
存在留守人員權益受損等風險
農村人口空心化不僅弱化了農村生產建設和社會治理主體,而且導致了農民家庭的離散化,破壞了農民家庭的完整性,弱化了家庭的應有功能,引發了系列次生社會問題和風險。具體而言,農村人口空心化的社會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是農村留守人員權益受損的風險。某種程度上而言,農民選擇外出務工增加收入實際上是以犧牲家庭留守人員的一些權益為代價的。如,廣為社會關注的農村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問題,其實質就是人口空心化導致的農村兒童受教育權和老人贍養權的缺失。此外,農民家庭核心角色長期缺位既加大了留守人員的體力勞動強度(如老人農業、婦女農業),也增加了留守人員的心理負擔。農村留守人員權益的受損在直接降低其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可能暗含了諸多暫未凸顯的問題。如,留守兒童的安全、心理、性格和習慣養成等。其二是農民家庭結構破碎的風險。調查發現,農民家庭呈現出離散化加劇的趨勢。大多數農民工家庭一年最多只能團聚一次。因常年外出務工,眾多農民家庭的成員天各一方,夫妻分離。家庭成員離多聚少、親情淡化,不僅極易導致夫妻感情的破裂,而且長期的離散也消解了家庭的應有功能,破壞了農村社會的基本細胞。其三是鄉村文化價值傳承面臨斷代的風險。市場文化的常年浸潤和迅速滲透不僅侵蝕掉了農民工身上原本純樸的鄉土氣息,而且瓦解了鄉村傳統文化的價值認同。新生代農民工尤為如此。其四是村民自治異化的風險。人口空心化下農村青年人才嚴重外流,致使農村“兩委”后備力量缺乏。這不僅弱化了鄉村治理的主體,而且極易導致村民自治陷入異化的陷阱。
關鍵在解決農民家庭離散化問題
化解農村人口空心化社會風險的關鍵在于及時解決農民家庭的離散化問題,恢復農民家庭結構的完整性,發揮農民家庭作為社會細胞的基本功能。適宜的政策路徑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應借力新型城鎮化,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實現常年外出農民工的舉家外遷。加快農民工市民化不僅能實現農業人口的徹底轉移,有利于重新整合農業資源和發展現代農業,而且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能最大化地實現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權利公平。通過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鼓勵農民工舉家外遷,可以實現農民家庭的長期團聚和結構完整,如此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等問題即可迎刃而解。為此,應在降低城鎮落戶政策門檻、統籌城鄉社保政策體系的同時,積極大膽地探索創新農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機制。在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同等社會福利的同時,實現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既可有效化解農村人口空心化的社會風險,又可平穩地實現我國農業資源的優化整合。另一方面,應加快發展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增強農業就業的吸引力和吸納力,引導農民工適度回流,實現農民就近就地就業和家庭團聚。吸引農民工回鄉就業的有效條件是大幅提升農業效率。農民之所以要別妻離子四處奔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當前情況下務農一定程度上就是貧困的代名詞。因此,必須通過走現代農業和農業產業化之路來提升農業的附加值和就業承載力。同時,伴隨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的發展,通過“干中學”和“學中干”,傳統農民必然成長為現代農民和新型職業化農民。這既有利于充實農村生產建設主體,也有助于改善鄉村治理狀況。
(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人口空心化背景下農村基層黨建的困境與創新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縣域治理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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