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五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以共同富裕問題為首。針對實現共同富裕，會議指出，要先把“蛋糕”做大做好，再把“蛋糕”切好分好，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充分考慮目標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實際上，其他幾個問題包括如何對待資本等也是圍繞著“實現共同富裕”而展開的。針對資本的作用，會議指出，既要發揮其積極作用，也要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可以預測，共同富裕將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之一。
共同富裕對中國的鄉村振興意味著什么？顯然，鄉村的共同富裕需要通過鄉村振興來實現，別無他法。而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系統的問題，需要做全方位和立體式的考察。
大城市建設和鄉村建設并行不悖
鄉村振興首先需要對鄉村這一概念做深刻的哲學思考。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始于改革開放之后，到今天仍在繼續進行。如果認為鄉村總有一天會消失，或者認為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鄉村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那么我們這里討論鄉村振興就變得毫無意義。但事實并非如此。經驗地看，發達國家（包括OECD國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70%左右。如果中國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那么也會有4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也就是說，中國的鄉村不僅不會消失，而且會得到發展。
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農村是貧困和落后的象征，那個時候大多數農村人的夢想就是脫離農民的身份，甚至從城市下鄉的知識青年也都為回城而奮斗。的確，歐洲近代文明源自城市。英文文明一詞civilization是和城市city關聯著的。不過，我們應當看到，歐洲人并沒有把鄉村或者農村視為落后的。相反，近代以來很多哲學家和思想家視鄉村為文明的載體，他們為鄉村的衰落而悲歌，為鄉村的振興而振臂高呼。
近代化和現代化都是從歐洲開始的，如果比較一下歐洲的城市化和中國的城市化就會有很多的發現。歐洲有沒有像中國那樣的超大城市？歐洲有那么多的人在推動城市化或者城市群的建設嗎？沒有。歐洲和中國的區別在于對城市和鄉村的不同思考。在歐洲，小城鎮也是城市化，甚至在鄉村也是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而我們在鄉村往往享受不到城市的便利生活。
大城市建設和鄉村建設并不矛盾，只要方法得當。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遠比我們高，城市也在擴大，尤其是東京，它差不多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并不影響日本的鄉村往往建設取得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化往往是以犧牲鄉村為代價的。由于高速的城市化，傳統農耕文明很快衰退，但我們還沒有創造完善的城市文明。現在城市文明的大多數因素是通過現代化甚至借鑒西方而來的，看看一些大城市的建筑就知道。有人說，中國是最大的后現代主義的試驗場，顯然這不是中國本身的后現代化，而是西方的后現代化。
警惕鄉村出現“資源單向流出性衰敗”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就是搞清楚了中國現代化的含義，即中國的現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國傳統本身的現代化。在理解現代化方面，近代以來我們是具有深刻教訓的。五四運動之后的很多人都簡單地把現代化理解成為西方化，甚至是全盤西化，因此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但各種努力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后，中國共產黨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馬克思主義都要中國化，那就根本不用說其他西方的主義了。我們謙虛地學習世界上一切好的經驗實踐，但絕不是照抄照搬。鞋合不合適，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這種認識也反映在鄉村振興上。這些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就農耕文明和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有過很多的重要論述。這些也代表著在經歷數十年的高速城市化之后對鄉村的一種哲學思考。
正因為如此，才有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美麗鄉村建設進程。黨的十八大之后，農村建設被提升成為一個系統的工程，即精準扶貧和美麗鄉村建設。在精準扶貧之后，共同富裕無疑是今后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一部分，甚至是核心。無論從歐洲還是日本的經驗看，共同富裕是美麗鄉村的經濟基礎。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育人、吸引人和留住人。一個貧困的鄉村，即使再美麗，也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
盡管美麗鄉村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如何實現共同富裕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共同富裕不僅僅體現在城鄉之間，更體現在鄉村內部。今天，一些鄉村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困局，我把它稱為“資源單向流出性衰敗”。在這些農村，壯勞力大都已經外出進城打工，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留在農村的大多是老弱病殘婦幼。再者，農民有了錢，就到城市買房；有了錢，就把孩子送到城里讀書和就業。在很大程度上，進城和成為城市居民是大多數中國農民的“中國夢”。這種狀況在今后也不會有很大的變化。農民的行為合理，因為較之農村，城市確實具有更多的優質資源。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深刻考量。如果僅僅靠國家和政府的投入，不足以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年來，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很大，的確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但一旦政府投入減少或者停止，那么農村有可能再次回到舊貌。政府的投入可以延遲農民進城，但不能保證農民不再進入城市。
從歐洲國家的經驗看，只有實現了城鄉的雙向流動，才能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在世界范圍內，不僅僅在發達的西方國家，而且也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富人的鄉下，窮人的城市。窮人選擇居住在城市，既是因為城市有比較多的就業機會，也是因為城市便利的交通。而富人則不需要這些基本條件，并且往往向往享受鄉村的風光。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發，那就是要實現城鄉的雙向流動。如果說，進城是農民的中國夢，那么返鄉也應當是城市居民的中國夢。
“返鄉”是中國數千年農耕文明的一個特色。傳統社會數千年，鄉村治理的主體是接受過儒家教育的儒生，或者紳士。他們是農村文化的主體或者載體。“士農工商”這幾個階層，不管在哪里發財或者當官，最終的落腳點都在鄉村。甚至連移民到海外的中國人，也往往不忘他們出生或者曾經養育過他們的鄉村。中國人即使到了海外，也存有“回鄉夢”，期望落葉歸根。現在看來，我們要實現城市居民返鄉的中國夢并不難。戶籍制度已經松動。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半，即容許農民成為城市居民。我們所需要的是把后一半也做起來，即容許城市居民返鄉，再次成為農民。
中國農村三權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可以為實現這一“中國夢”提供制度條件和物質條件。此外，還可以用各種制度規則來防止傳統社會經常發生的土地集中現象。簡而言之，要處理好三個主體：政府、社會資本、農村老百姓之間的關系，政府要規制資本，既應當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和建設農村，也應當防范社會資本進行傳統那樣的土地集中。政府履行這個角色并不難。只有實現了城市居民的返鄉夢，鄉村才能擁有必需和充足的資本，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點在世界各個國家都可以觀察到，因為只有城市中上層來到鄉下，學校有了，醫院有了，其他的基礎設施也會跟上。如果不能引入社會資本，農村興盛還是會有難度。
城市文明是因為城市擁有城市居民這樣一個文化載體。農村的盛衰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我經常到農村去做調研，擔心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事情，更是農村文化的貧乏。如果政府通過鼓勵城市文化人退休之后回鄉，那么這種現象可以得到有效的改變。現在60歲就退休了，如果容許回鄉，就可以把文化和資本帶到鄉下去。農村需要擁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和健康的現代文化，通過城市居民回鄉這樣的方式，可以實現可持續的鄉村發展和建設。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廣東省社科聯特聘學術顧問；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雜志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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