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型規劃與公眾參與
編者按：2016年初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公眾參與”正式排上議程，規劃界于焉開始間歇性發作“公眾參與焦慮綜合癥”——或謂自下而上的規劃是健康城市的希望，或云草民自建正是城市亂象之源，或批若方案最終仍須倚靠專業何必多此一舉，或主規劃過程的主體多元化，或有公眾參與無用論，或曰公眾參與乃政治過程而非技術之道，或問何為公眾，或斥公眾參與不過是規劃師的卸責借口，或指公眾參與是對使用者尊重的基本常識——凡此云云，不外乎基于專業壁壘、結果導向或過程導向的立場，而規劃技術路線的背后，觸及的是規劃者的社會角色及其自我認同。再者，“公眾”豈為一籠統概括，公眾不僅是經濟數量、多種產權關系人，也是社會學、人類學意義上的分異或同質、流淌愛恨情仇的人群。早在2004年，龍元教授于《城市規劃》發表《交往型規劃與公眾參與》一文，對于西方世界的參與式規劃范型做一梳理，但多年來這一議題在國內乏人問津。在新常態背景下的城鄉規劃改革大潮中，或許2017年堪稱“公眾參與元年”。本刊重載龍教授舊文，以為序幕。（劉昭吟）
交往型規劃與公眾參與
摘要：本文簡要回顧20世紀后半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演變，從公眾參與的角度，闡述了交往型規劃理論的產生背景、依據、主要論點及其意義。論文還分析了交往型規劃和公眾參與對我國當前城市規劃實踐所具有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理性，交往型規劃，公共圈，公眾參與，主體間
戰后的城市規劃理論經歷了從綜合理性決策、倡導性規劃、公共選擇和公共善理論到環境與可持續性發展等周期性變動，關注的焦點也逐漸從城市物理空間形態擴展到政治、社會、人文等廣闊層面，呈現出多元復合型發展態勢。到了20世紀九十年代，“交往轉變（Communicative turn）”(Healey，1992)[1]又突顯而出，許多學者開始借助當代德國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的社會批判理論和交往行為（Communicative action）理論來重新闡述城市規劃和地域公共政策的決定過程。綜觀50余年來規劃思想的紛紜變化，一個主流逐漸顯現：重視規劃者的社會職責和規劃決策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從這個意義上看，對現代主義的功能分區思想的批判與反省的歷史就是公眾參與的啟蒙與推進的歷史。
交往行為的概念在1989年首先被John Forester引入規劃領域[2]。此后，以美英著名學者John Friedmann，Judith E. Innes，Patsy Healey 等為代表的先驅者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規劃中的交往行為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逐步建立起交往型規劃（Communicative planning）的基本框架，打造出交往型規劃這一種新的規劃理論范式（Paradigm）的成型，并使之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取得了規劃理論的中心地位[3]（Innes1995，Healey1997）而成為當今西方城市規劃領域中一個令人矚目的課題。
近年來，交往型規劃（也被譯為“聯絡性規劃”[4]）理論由海外學者引進國內規劃學術界，其主要思想內容也被初步闡明。本文側重于交往型規劃的產生背景、理論脈絡及方法論層面，通過與常規規劃方法的分析比較，探討它對當今我國規劃實踐所具有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交往型規劃產生的歷史背景
現代主義規劃思想的核心是建立在“理性－科學”的知識體系基礎上的工具理性，堅信通過理性功能分區和科學系統分析的藍圖可以全面預測、控制、管理城市社會的發展及人間行動。在戰后主要工業國家中面臨振興崩潰的經濟、重整破碎的城市結構、清除城市貧民窟以及大量性住房建設等緊迫需求的共同社會背景下，現代主義規劃思想表現出相當的實用性和高效性。但是，其功能分區和空間決定論的思想也破壞了城市有機整體性，導致城市歷史的斷裂、社區的毀壞、城市生命力和活力喪失的所謂“抽象的空間”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后期就開始出現了對理性主義進行反思的萌芽。政治經濟學家Charles E.Lindblom借鑒控制論專家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B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通過對理性主義的藍圖思想的深刻抨擊，提出了漸進決策的概念：“一個明智的決策者當然會預見到，他的決策只能部分地實現其目的，同時又會產生未曾預料的無法避免的后果。如果他能通過一系列漸進的變化去開展工作，則可以避免犯長期持續的錯誤”[5]。他認為除去那些十分簡單的決策之外，在具有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現實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傳統的理性綜合（Rational-comprehensive）模式是無能為力的，而摸著石頭過河是唯一的選擇。決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各方面利益的妥協與調和，是一種有限的理性的決策[6]。這種有限理性的思想給城市規劃領域以發人深省的刺激，它預示著規劃重心開始從結果向過程轉移。
60年代是對現代理性主義城市規劃思想開展猛烈批判的時期，也是人文思潮興起和后現代主義規劃思想的萌芽期。在1961年問世的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Jane Jacobs從生活者的立場出發，在詳細的城市觀察和體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街道不應只具備單純的交通功能，街區中要有混合的功能和相當的密度，這是構成城市活力的必要條件。城市可視為一個“復雜性的組織問題”，而功能分區的僵化教條正是導致復雜性降低、活力喪失及非人性化現象的主要元兇[7]。Jacobs的批判可謂是投向現代主義的一顆重磅炸彈，它大大動搖并削弱了現代理性主義的正統性根基。C.Alexander1965年發表了《城市并非樹形》的重要論文，批判了階層式空間的思想。他從數學集合論的角度，將基于嚴格功能分區和層級概念的人工制造的城市抽象為樹形結構，而將多功能有機結合，互相交融的自然生成的城市歸納為半網絡(Semi-lattice)形結構，通過實證性研究證明半網絡形結構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城市就是一個重疊的，模糊的，多元交織起來的整體”[8]。同年，Paul Davidoff提出了倡導性規劃概念。所謂“倡導”就是倡導規劃的社會性，即促成市民，特別是窮人和少數民族等社會底層在規劃過程中的積極參與。他強調規劃是一個解決廣泛社會問題的政治過程，為保證民主性，公正性和平等性，規劃應是自下而上的。規劃者不應以自己的價值判斷為標準，而要綜合考慮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影響，特別要代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平衡和協調各種利益沖突以達成社會共同遵守的契約[9]。Davidoff的這種倡導性規劃學說實際上成為規劃中公眾參與的有力宣言。拉開了規劃實踐中公眾參與的帷幕。到了1969年，針對公眾參與的混亂局面，Sherry R.Arnstein制定了依據規劃中決策權力的大小來劃定了參與層次的“8段梯子”理論，明確提出公眾參與應該是一個從低層次的所謂“非參與”及“象征性參與”走向高層次的“權利參與”的不斷上升的過程[10]。
總之，60年代是公眾參與正式登場的十年，此時的公眾參與多表現為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的形式。
70，80年代似乎是厭倦了爭論而推崇實踐的年代。石油危機讓人類意識到自然資源絕不是無限的，資本主義的失控發展最終導致人與人，人與自然，身體與靈魂的分離，會帶來社會災難。為爭奪城市空間環境的控制和管理權，規劃演變成為各種社會團體和各社會階層之間展開政治斗爭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斗爭與合作往往是不可分離的統一體。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就明確提出“城市環境是人民創造的。城市規劃必須建立在各專業設計人，城市居民以及公眾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系統的不斷的互相協作配合的基礎上”。到了80年代，這種斗爭與合作開始脫離單向（政治權力）的社會沖突而在城市生活環境等更為綜合的層面上展開。在英、美兩國，隨著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政府的私有化、市場化的經濟政策的推行，政府大幅削減國家干預和社會福利并逐漸從競爭領域的推出，這在客觀上為市民社會的建設留出了空間。在城市規劃中則突出表現在城市更新和社區發展領域，在趨于碎片化的世界中，人們普遍為尋求社區感和安全感而著力于重建聯系（Restore connections/Relation building）。于是，公眾參與作為一種民主主義的實踐和規劃的必要手段得到廣泛地運用和發展。
90年代起，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動蕩使西方的規劃者普遍籠罩在一片深刻的懷疑和批判的氣氛中。面對日趨多元化、片段化、流動化的社會，一方面對政府的不信和市場的懷疑加強了對社會公共性的訴求。全球范圍內NPO，NGO（非贏利，非政府組織）等市民組織、團體及其活動的興起使政府及官僚系統的正統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市民社會的創建再度成為世界性的焦點。另一方面，政府也認識到自身的局限，開始嘗試擺脫長久以來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決策人的角色，轉而走上與社會和市民組織的合作以共同制定公共決策之路。在城市規劃領域內，政府和精英主導的科學理性規劃開始讓位于可持續性的合作型動態規劃，以人為本的價值觀通過平衡各個人和團體的利益而得以真正實現。關鍵是在這個過程中，規劃師不再扮演外部的觀察員或價值中立的專家角色，他們必須是生活的參與者。規劃師只有走向市民取得市民的支持才能抗衡權力和金錢的結合。因此，規劃必須從為人的規劃走向與人的規劃（Planning should be with people rather than for people），與人的規劃就是交往型規劃。
交往型規劃理論的先驅者Innes和Healey等學者認為，伴隨著社會的復雜化和多元化，規劃師的主要職責就是平衡各個社會集團和個人之間的利益，化解沖突以求得共識。規劃不僅僅是通過交往而進行，規劃就是交往本身。他們因此強調規劃師的人際交流和協商能力重過技術分析能力。換句話說，公眾參與和相互間溝通的促成是規劃的中心任務。
今天，公眾參與的影響一方面在空間范圍上已經擴展到了歐美先驅國家以外的更廣泛的地域里（如亞洲的日本，韓國，臺灣），另一方面在社會操作的深度上（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通過規劃的條例化和制度化以及決策機構的組織和工作程序上均保證公眾參與得到了切實體現。可以說，交往型規劃理論的出現標志著世界范圍內的公眾參與已開始進入了成熟期，基本上完成了從60年代的社會運動化向90年代的理論化和制度化方向的邁進。
從規劃哲學上看，規劃的焦點已完成了3階段的轉換：戰后現代主義對客體關系的重視，60年代人文思潮對主體關系的重視，90年代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建設對主體間（Inter-subjective）關系的重視。
由于交往型規劃理論大多直接借鑒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所以要獲得完整的理解必須首先理解哈貝馬斯對“公共”，“公共空間”，“交往”等基本概念所進行的深刻反思。
二、哈貝馬斯：公共圈，生活世界，交往行為
作為城市規劃的核心概念，“公共(Public)”一直是一個熟悉卻未被認真反思的詞。
Public一詞源于西方，原意是指在古希臘城邦國家中為使市民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市民積極參與的政治辯論，自由地發表個人意見，通過民主的程序制定公共決策。由此可見，Public由“私”所構成并為保護“私”而存在。而在我國，Public通常被譯為“公共”，但其內涵與在西方語境中的本意有明顯差異。由于長期以來的東方封建專制政治的歷史原因，“公”常常被等同于“官”，“私”等同于“民”。在“大公無私”，“奉公滅私”的價值觀的影響下，“公”與“私”脫離，“官”與“民”對立，公權被無限擴大而私權被徹底否定。于是公共成為被國家行政所獨占后強加于市民的東西，公共性被扭曲為政府的公共性。20多年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推進讓人們充分認識到這種片面的“公”已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障礙，對“公”與“私”關系的匡正，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正在寫入國家憲法。所以，脫“大公”而求“小公”，即在確定個人的主體性和私的利益的基礎上，通過市民“私“的合作與協同而達到新的市民的公共性是時代的緊迫要求。
哈貝馬斯在其早期的重要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肯定了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存在于資產階級的市民之間的那種基于家庭生活和精神之上，以文學藝術沙龍、咖啡館、報紙雜志、集會及政治辯論等形式就共同關心的公共事物進行的自由議論和意見交換的公共領域的價值，并用“公共圈（Public sphere）”這一空間概念來表述由公眾輿論所形成的社會空間。同時，他還尖銳批判了資本主義后期因政府的肥大化和市場的擴張而導致一系列環境，和平，教育等社會問題產生，主張只有通過公眾交往才能重建公共圈并實現公共性的再生[11]。
哈貝馬斯還把社會分為三個層面：政治社會，經濟社會，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與前兩者的分離構成了他“系統-生活世界”的理論架構。所謂“系統”是指國家行政系統和市場經濟系統，以非語言的權力和貨幣為媒介，以追求效率為合理準則的行動領域，是工具理性作用的世界。而“生活世界”則是由私的領域（家族，鄰里關系）和公共圈構成，以語言為媒介，以主體間的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為合理準則的行動領域，是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作用的世界，也是公共圈賴以存在的世界。哈貝馬斯斷言“生活世界正在被系統所殖民化”[12]。為走出困境，他提出相對于以目的達成為志向的功能主義的工具理性行為，以了解（Understanding）為志向的交往行為的重要性必須得以重視。而為實現交往行為的目標，即達成相互理解并形成合意（Consensus），必須確立一些基本前提以使所有受決策影響的個人或利益團體的代表者都能平等地參加決策過程中，并且能夠不受任何事先的限定的影響而自由地發話來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最終影響決策。為次，交往與對話應遵守以下有效性要求：①可理解性要求(Comprehensibility)－說話者必須選擇一個可理解的表達；②真理性要求(Truth)－說話者提供的陳述必須是真實的；③正確性要求(Rightness)－說話者選用的言說必須是正確的，遵循社會的正當規范；④真誠性要求(Truthfulness)－說話者所表達的自身意向必須是主觀誠實的[13]。
今天，通過廣泛社會交往以重建社會公共性為目標的市民社會的建設已成為今天東西方共通的緊迫課題和挑戰。以“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結晶――城市”為對象的城市規劃無疑必須對此做出明確的回答。
城市是公共性空間化的場所。城市規劃作為一種公共契約，是為達成社會公共性和公共圈所進行的社會交往活動。因此，城市規劃是公共圈的發生裝置，公共圈是實現城市規劃的主要保障。無論從過程還是結果上，從方法論還是認識論上看，公共性是規劃的目標，交往行為是規劃的主要手段。城市規劃本質上是屬于生活世界的。
城市規劃過程中的交往行為，即各主體的發話行為將超越事前預定的功能和規律，在新的方向和戰略上形成共享，賦空虛的空間以存在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充其量只不過是參加的主體之一，各種民間團體（NPO，NGO）或個人作為主體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公眾參與所營造的正是一個市民的意見得以反映和尊重、市民創造性合意形成的社會公共圈，作為重層的且多元存在的，它是保護市民利益克服政府及商業獨斷的重要武器。在實踐中它表現為市民公告、市民論壇、市民會議、工作小組、工作坊(Workshop)等多種參與形式。
三、交往型規劃的內涵及評價
在信奉科學的工具理性的現代主義者看來，規劃就是運用科學知識來控制人類活動的“指令性表明（Directive statements）”，是理性對非理性的統治。實踐中則表現為以追求高效率為原則的產業空間中心型城市結構。但是，隨著價值觀多元化的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城市產業空間的重要性讓位于公共空間，規劃的指令性功能降低，而交往的功能（Interactive role）日趨重要。從某種意義上看，“專家-政治”的精英控制型現代主義規劃概念正在被“公共討論-合意形成”的參加型后現代概念所置換。Innes（1998）曾經這樣描述交往型規劃的極端重要性：“如同制造商通過利用計算機芯片，內存，程序的設置使其產品智能化那樣，交往使規劃智能化。規劃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去決定未來20年中要做的事，而是如何創造性地適應現今無法預測的未來”[14]。
綜合Healey和Innes等人的觀點和論述，可以大致歸納出交往型規劃理論的主要論點。
1．規劃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參與的交往行為，正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和真誠對話使市民豐富多彩的生活需求得以解明。所以，規劃者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說話和交流上，創造型對話的孕育就是規劃的重要目標之一。在規劃的交往過程中，科學技術知識只是知識系統的一部分，復雜多元的生活知識，即文化，歷史，故事，神話，經驗等“分立的個人知識（哈耶克，1960）”[15]更為重要。同樣，規劃過程中的數據的分析和統計僅僅是規劃方法之一，多元化的價值觀，經驗，直覺等相融合的公開議論和意見的交換也是必備的規劃方法。
2．對交往型規劃而言，知識和行動之間是連續的直接對應的關系。由于先期的公眾參與的實施，一旦形成一致的政策，政策的實施立刻自然發生。換句話說，學習、決定和行動之間沒有分界，合意本身就是決策，行動的效率大為提高。反觀工具理性中的線型模式，即先由政策制定者設定目標和問題然后由專家和規劃者做出解答的模式，在決策的實施過程中因難以取得公眾的理解與支持而常常陷入困境。
3．參加規劃的各主體應保持開放的心態和意識相對化狀態。個人與他人或團體的利益一旦相互關聯，發生意見調整、交涉和滲透，事先固定的觀念也隨之改變而孕育出新的構想。因此，相互作用并非簡單的意見和利益的交換游戲，而是通過相互理解和共同學習使各參加者的觀念、態度、利益相對化和再構筑的過程。對話既是形成合意的手段還是知識生產的重要途徑。規劃就是在不同的觀點和參加者之間架設一座橋梁，打通多主體間的相互聯系。參加主體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也必須經由交往之后才能最終被把握。
4．交往型規劃更強調規劃過程和軟件的建設。規劃不僅是要制訂一套特定的行動計劃，同時還是這個行動計劃的制訂與實施所不可缺少的公共圈的構筑。規劃與其說是一個固定的未來藍圖和終點，不如說是在交往和相互理解基礎上的一個起點。另外，交往的過程不僅僅生產出物質資本，還積累社會資本，即形成合意的社會組織能力，它增加了城市社區的自我組織性和自律性，使城市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對應未來復雜而不可知的變化。為此，市民環境學習是規劃的重要內容和形式。
5．交往型規劃的過程中，規劃者必須改變過去的精英地位，轉而去適應同時扮演多種角色：市民參加的交往過程的組織者和促成者（Organizer），市民間意見沖突的調停者（Mediator）、為特定價值的辯護的交涉者（Negotiator）(Forester1989)[16]。
6．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交往型規劃將城市理解為由眾多利益相關的個體所構成的社會共同體，規劃便是一個博弈的過程，而所謂合意就是共同體成員通過各自的策略（Strategy）選擇而達到的一個均衡結果，它不是最優化結果而是滿足化結果。因此，交往型規劃常常借用博弈論（Game theory）的原則，視規劃參加者為博弈中的參與人（Player），并借助L.Halprin的RSVP型“工作坊”[17]以及H.Sanoof開發的設計博弈Design game[18]等集團創造的手法，通過經各方面對面的充分交流，最終達成共識。
7．交往型規劃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動態的評價系統。它包括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兩部分：過程評價側重參加者的廣泛代表性，議題及議論進程的主導性，充分性和自我組織性，提供信息的真實性和全面性等。結果評價則包括知的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主義3種類型，同時還在時間軸上逐漸展開的第1次結果，第2次結果，第3次結果[19]。
綜上所述的觀點稍加整理，可以發現交往型規劃與通常的理性主義規劃的主要區別之點（表1）。
交往型規劃的倡導者們大都直接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獲取智慧的源泉，但是他們各自采用從不同的視點探索著諸多的實踐問題，其內部也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態勢。其中有Forester對規劃過程中信息及信息的歪曲與權力關系的分析，Innes的交往行為和合意形成機制的探討，Healey的社會，政治，規劃制度分析，Fischler和Flyvbjerg的理性與權力的分析等等。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交往型規劃為公眾參與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操作手段。
如果說60年代Davidoff的倡導性規劃所提倡的市民參加還是一種回應來自規劃外部政治及社會層面的壓力的話，90年代以交往型規劃為標志著公眾參與則是規劃體系內部變革所帶來的結果。近十年來的發展也充分表明，公眾參與已成為眾多先進國家的城市規劃的制度，內容和主要手段。
強調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并不意味著要放棄規劃者的權力，相反，交往型規劃通過構筑規劃者與政府決策者間的新關系而使規劃者直接走入決策層而擁有更大的權力。正如Forester警告的那樣：“忽視權力會導致自身無力”，“正是社會過程才能使信息變成知識，使知識變成行動。…如果規劃者能夠創造出這樣一種過程而不是盲從簡單的科學分析程序，他們就會獲得更大的權力”[20]。換句話說，交往型規劃追求的就是從“向權利講授真理”到“參與決策過程”的轉變。
但是，交往型規劃并不是一個醫治百病的良方，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帶有許多先天不足。批評主要有以下方面：①忽視權力，信息等社會資源分配的非對稱性，貶低政治力量和行為在解決規劃難題中的重大作用，夸大了語言的功能，帶有一定烏托邦色彩。②忽視物理空間規劃的現實意義。規劃的社會目標的實現無法脫離物理空間這個基礎。③在實踐層面上，所謂合意形成，往往不過是市民個體或集團間的最小公分母，是最低限的共識，與集體創造力的成果預期相距甚遠。④合意形成過程所消耗的政治，社會成本增大。另外，合意形成與意思決定之間的關聯也尚未被清晰解明。
四、交往型規劃的啟示
規劃不斷改變著社會而自身也被社會所改變。城市規劃永遠都是植根于特定社會和時代背景中的一種社會技術。
隨著WTO的加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對公權的監督和限制，對私權的尊重和保護是新世紀我國建設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這必然帶來對現有的城市規劃體制、規劃過程和規劃者職責等的深刻變革。
從世界范圍來看，一般而言有所謂“成長期的城市規劃”和“成熟期的城市規劃”之分。前者表現為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以城市周邊的新區開發為主導城市的向外擴張；后者則注重城市建成區的再開發以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質。前者往往硬件先行而后者則不可避免的首先要求市民的參與和合意。雖然不能否認“成長期的城市規劃”中公眾參與的必要性，但國外的經驗表明，公眾參與的成果更多地出現在“成熟期的城市規劃”中。另外，公眾參與作為制度論還是作為運動論的論爭也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課題。
我國的城市發展的現實是城市在向外圍拓展的同時舊城區的更新與改造也成為十分緊迫的難題，所以，城市規劃表現出“成長期的城市規劃”+“成熟期的城市規劃”的獨特的混合型態。在實踐上已涌現出如青島市的重大建設計劃決定之前向市民公示的制度，河南省和重慶市的規劃師與市民代表的聯席會議制度等所謂“陽光規劃”的公眾參與和交往型規劃的先驅事例。同時，全國多數大中城市中開展的社區建設運動的本質也是要將政府的權力回歸于社會，這在客觀上也必然鼓勵公眾參與。但是，公眾參與在我國總體上尚處在萌芽狀態，大多數還多停留在諸如信息發布會、公示會、展評會之類的低層次的形式主義的層面上，是既定成果的公開而遠非市民作為主體對規劃決策過程的參與。無疑，參與的主要障礙來源于社會環境的不配套，市民教育水平低，規劃者自身傳統意識的局限等諸多方面。所以，必須促使公眾參與在制度論和運動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方向上同步推進，使城市規劃真正走向徹底的社會化。
交往型規劃對我國的規劃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挑戰。長期以來，規劃的公共性是一個被忽略的話題，作為價值中立者，為政府決策制造決策依據是傳統規劃教育的宗旨。于是，規劃過程中規劃師自然與政府構成互動體，成為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規劃師經常發現自己正站在權力者-特別是國家的權力的一側”[21]。交往型規劃和公眾參與迫使規劃的范型發生轉變，規劃師必須直接面對公眾，市民是城市規劃真正的業主，市民的公正性才是規劃的終極目標。因此，為積極適應社會角色的轉換，在規劃教育內容上要拋棄單純技術統計分析的那種精英階層的自滿，增加并充實有關社會組織、人際交流、沖突調解和意見綜合等的技能訓練。必須堅信：規劃師不是“系統”的成員，他永遠屬于“生活世界”。
參考文獻(References):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愁經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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