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不講現代化而講現代性呢?因為現 代化在我們經常性的使用中已經被指標化了,是可以用數據來說明的,比如“GDP 翻兩番”。當我們 把現代化本身用數據抽象出來進行比較的時候, 我們把發展觀表現為一種線型的發展觀,由不發 達到發達這樣的線型思維。線型發展觀有這樣的 問題,它把發展過程中的整個關系的演變和一些 社會本身的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通常,社會的發 展有連續也有斷裂,會有跳躍和轉折,但是采用線 型指標后往往會把這個過程看作是連續的由低到 高的發展過程。這會造成許多的問題。我用一個例 子說明,比如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個中層干部 的收入可能是幾百塊,但是 90 年代末到現在,一 個工人的收入可能有兩三千塊。如果我們認為由 幾百發展到了幾千就說明我們的社會發展了,那 么我們心里都會打鼓,比如社會福利的問題、貨幣 本身的含金量,還有一直到 80 年代我們的社會其 實還沒有完全貨幣化,所以當時貨幣所起的作用 和 90 年代及現在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樣的。你把這 些都忽略了來講發展是有問題的。所以現在,我們講改革開放 30 年的成就,如果單純用數據來說明 的話是有待商榷的。我們總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聯系在一起,有些媒體甚至把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等同起來,好像是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沒有“現代化”這樣的東西。這些都是我不想用“現代 化”的原因。
剛才講到了“現代化”的指標性、線性和抽象性,“現代化”還有同質性的特點。比如世界銀行、 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機構會經常出經濟 發展報告,通過數據展示出的不同是量上的不同, 沒有質上的不同。這樣就把不同的社會變成同質 的東西。基于此,我不用“現代化”而用“現代性”。
我用“現代性”,是因為這個詞具有多元性的 歷史經驗和非同質性。“現代性”里面包含了很多 的矛盾,很多曲折的東西。哪怕是中國的“現代性” 里面也包含了挑戰自身的矛盾性的東西。比如,中 國半殖民地的現代性和帝國中心的現代性之間有 很大不同,毛澤東時期的現代性和改革開放的現 代性也是不同的。我們用“現代性”強調的是非同 質性,而且我們強調的是復數而非單數。
我想先講一下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從明朝的 1350 年到 1650 年之間,中國和歐洲發展的方式 很大程度上是基本相像的。到了 18、19 世紀有了 一個“大分流”,這些是世界體系的學者提出的觀 點。這種大分流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在中 國的發展是勤奮革命,是在自己疆域里面的發展, 而在歐洲的發展是建立海外殖民地為基礎的帝國 式的發展,在帝國里面建立了以歐洲國家為中心 的中心邊緣的區分,也就是說,我們關于中心與邊 緣的區分從殖民時代已開始。中國還是以家庭生 產為生產的基礎,而在歐洲則已發展為以階級區 分的生產方式。他們是工業革命,而我們是勤奮革 命,通過豐富的勞動力的投入來進行消耗人力但 節省資源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在中國是以 河流為渠道,在歐洲則是長距離的海洋為渠道,建立與殖民地長距離的貿易關系。同時,歐洲各個小 國的競爭力完全取決于它能夠攝取海外殖民地資 源的程度。而中國歷來是大國,鄰居又都是小國, 長期以來沒有戰爭,中國不需要跟誰競爭以獲發 展,中國的發展歷來是立足于中國本土的發展,貿 易也是短途的。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農村和城市沒 有形成對立的關系,而歐洲工業革命以后發展起 來后形成的城鄉關系是對立性的。(可參考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末尾部分)
我講這些其實是說,在傳統中國,家庭內部生產和消費是沒有分離的,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同 時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基本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 位。生產和消費沒有分離,同時生產者和生產資料 有一定分離,但不完全分離。比如,小農除了耕種 自己那一小塊地外還會幫地主耕種一些地,他跟 生產資料的結合是部分的結合。而在歐洲則是大 都市化生產,生產和消費分離,生產在工廠中完 成,織布機從家庭轉移到了工廠,同時生產者和生 產資料分離。前面幾講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就是一個生產者和生產 資料剝離的過程。分離后,兩方都商品化,生產者 商品化變成勞動力,生產資料商品化變成資本,通 過市場交換二者又加以結合。但是中國漫長的市 場經濟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沒有這種分離,這樣 來說,歐洲形成的是幾種強烈的矛盾對立關系:城 鄉對立,城市的發展是剝奪農村資源和勞動力的 發展;帝國和殖民地的對立;階級對立。這些對立 在 18、19 世紀的中國都沒有完全出現。中國不是 完全沒有資本主義,但是在西歐,資本主義的生產 關系和資本的意志上升到國家意志,就是國家機 器及國家意識形態為國家所掌控。在中國,長期以 來有皇權和紳權的矛盾關系,皇權不能完全代表 經濟利益。簡單來說,傳統上,中國和歐洲發展出 了兩條不同的道路,這可以從生產者和生產資料 的關系、生產和消費的關系、城鄉關系的視角來看不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城和鄉沒有巨大的對立 和隔離,對于當時的精英來說,衣錦還鄉,做鄉紳 都是他的選擇,他可以從城到鄉,也可以從鄉到 城,沒有什么隔閡。
進入 19 世紀后,城鄉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先介紹一本費孝通的書《中國紳士》,這本書講 的城鄉關系是比較有意思的。這本書寫得淺顯,但 卻揭示了相當深刻的東西。他主要講在半殖民地 時期,中國城鄉對立是怎樣形成的。以前其實沒有 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中國有“城”,這是有圍墻的地 方、有防御工事。我們還有“市”,集市穩定下來就 變成小鎮,若隔三差五的則變成流動的非固定的“市”。“城”是政治精英和軍事權威落腳的地方,而 “市”則不定。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是在 19 世紀發展起來的。他講到,中國勞動力很便宜,很 多地主,不需要特別富有,可以完全不勞動,雇人勞動,自己在城里住,跟政治精英去親和。 我提一個小插曲。這個插曲發生在前幾年,我 去耶魯旁聽一個關于中國社會的會議。一個中國 訪問學者在會上發表了一個看法,他說,中國地主 所擁有的土地根本無法跟美國的農民(farmers)所 擁有的土地相比,那么有什么理由說中國擁有地 主呢?可能當時在座的人感覺耳目一新,這是一個 反正統的想法。但是,費孝通在 40 年代寫的這本 《中國紳士》里,早就揭示了這方面的原因。因為中 國勞動力非常便宜,在中國不需要很多土地,不需 要很多的錢財就可以成為地主。我之所以講這個 例子,是因為這里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如果一個 人只通過所謂實證論的方法——看數據,就會得 出我剛才說的有問題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沿著 費孝通等人的方法,沿著社會關系,沿著生產關系 來分析,回到當地情景中去的時候,那個人的講法就變得非常可笑。 馬克思在研究英國工業化時曾經提到,家庭里面的織布機,和當這個織布機去了工廠變成工廠里面的織布機,二者的含義是完全不同的。他 說,它們整個靈魂都變掉了,也就是說,整個社會 關系都變了。但是我們的眼睛不能只盯著織布機, 說“:這還不是同一部織布機嗎?”若這樣的話,我 們就看不出社會本身的變化,看不出其中產生的 斷裂。所以,有時看似有證可查的所謂實證主義的 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可能是滑稽的。
回到費孝通當時講的城鄉關系。這個城指的 是有圍墻的城,在里面住的主要是消費者,也有一 部分是手工業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供城里的消 費者消費的。他說,這種城里進行的交換,這種生 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是以農村資源為基礎 的。城里的消費者的資源來自地租及其他盤剝,有 了地租后還可以進行多元投機,比如投資糧店、米 鋪、當鋪,但總的來說,他的資源來自農村。所以, 城里的交換其實包含了剝削性的城鄉關系。
費孝通進一步指出,到了 19 世紀以后,這種 傳統的城鄉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國出現了現 代意義上的我們所了解的城市——通商口岸,以 上海為代表的半殖民的通商口岸。對這種通商口 岸,費孝通在他的書里面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 說,這種通商口岸的出現使得原來已經有了的城 鄉剝削關系變得更加劇烈,其劇烈程度使得原來 可以維持生計的很多小農破產了。這個過程是這 樣發生的,本來住在城里的這些消費者,一方面要 跟手工業者進行交換,另一方面要跟住在農村的 農民進行交換。費孝通根據江村的數據通過算每 一家有多少土地,種多少糧食,這些糧食可以到市 場上換多少錢,他發現,完全靠糧食,一個家庭是 無法自給自足的。所以家庭需要補貼,這個補貼從 何而來?就是手工藝,農民拿手工藝到市場上進行 交換,這種手工藝對平衡家庭開始是至關重要的。
通商口岸出現后,住在城里的消費者不再愿 意買農村土產品,他更想買洋貨,比如洋肥皂、洋 火柴,因為這可以給消費者帶來很大面子和排場。樣一來,農村的農民生產的手工藝就沒人買了, 沒有銷售渠道了。同時,由于這些城里的消費者熱 衷于買洋貨,他們的生活開始日益奢侈,他們需要 更多的錢來維持他想要的生活。這樣,不但農民自 己的手工藝賣不出去,而且地主對農民的盤剝更 加厲害,在中國就出現了農民與地主的對抗。對于 農民而言,地主是看得見的,他拿了我的東西;他 看不見的是,整個事件背后,通商口岸帶來的帝國 主義經濟對中國的沖擊。這樣,在中國近代史上就 出現了一種狀況——城市的興起伴隨著農村的破 敗。
這是經濟帶來的變化,還有社會關系帶來的 變化。費孝通在書里面做了研究,他調查了 915 個 舉人的城鄉來源。他發現 52%的舉人來自于傳統 意義上的城,41%的舉人來自鄉村。他還調查了幾 個具體的大省份,山東、安徽、山西、河南,這些省 份里,來自農村的舉人是過半數的。這也就是說, 在中國傳統城鄉之間沒有對立的關系。城鎮與鄉 村都提供了精英來源,同時這些精英也可以回鄉。 但是到了 19 世紀以后,洋學堂開了,并且都開在 現代性城市里,比如上海、天津等。由于這種教育 是西方引進來的教育,與中國鄉村社會不接軌,這 些大學生畢業以后回不去了,而且不只大學生,就 是中學生也回不去了。費孝通用了一個有趣的詞: deserters,這個詞在軍事上是指逃兵,形容他要逃 離農村,他來了城市就回不去了。
到了 20 世紀初比如,魯迅寫的“假洋鬼子”就是那種食洋不化的 角色。到了 30 年代,魯迅寫《故鄉》,寫 30 年代的 知 識 分 子 ,也 就 是 小 說 主 人 公“ 我 ”,他 在 城 里 謀 生,是新型知識分子。當時有一大批人從農村來到 城市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在 小說里,他沒法回去了,回來只是為了賣他的老 屋,舉家搬遷,把老母親也接到城市里。他跟他兒 時的朋友見了面居然沒有話說,不知道說什么。他們心中有千言萬語,可是到了嘴巴里卻什么也沒 有。最后,他還是離開了故鄉。這里就遇到了一個 強烈的困境,本來新文化運動是為了整合一個民 族,整合一種新的民族文化,同時要把這種文化大 眾化。但是走到 30 年代的時候,這種新文化運動 顯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新文化運動是以都市為 根基的,是以書面語為基礎的,跟廣大農村沒法結 合;同時其知識結構也是一種外來的知識結構。盡 管在三四十年代出現了左翼文學,但是,即使這種 左翼文學也沒有逃脫這種結構性的局限,這種文 學無法下鄉。魯迅小說反映的是中國知識分子面 對的巨大的城鄉差異和伴隨著的無能為力。最后 他的小說結尾是:“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 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想保存希望,但他不知道 希望在何處,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那么后來,這個問題在中國現代性中是如何 突破的?有兩個突破,一個是有一部分左翼知識分子終于下鄉了,這部分人的下鄉從某種意義上是 被蔣介石“打下去”的。1927 年大革命失敗,蔣介 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共產黨勢力勢必要轉移。當 然,這一下鄉過程并不完全是被動的,毛澤東在大 革命之前就提出了中國農民運動的極端重要性, 不過他當時沒有領導權,他的話沒人聽。1927 年 大革命失敗后,這批左翼知識分子被迫下鄉,跑到 了江西這個紅色革命根據地,這其實把中國新文 化運動往前推了一小步。這時開始了探索知識分 子跟農民結合的辦法。
第二個突破,也是被“打下去”的,這次是日本 人打的。日本侵略中國 30 年,占領了中國的很多 中心城市。很多在城市里的知識生產的機構—— 學校、媒體等開始轉移,往西南和西北轉移。一旦 下鄉,往西南西北等邊緣地帶轉移時就面臨了一 個問題:以城市為中心、以白話文為基礎的新文化 運動如何面對廣大農村?這時,知識分子要和農村重新找結合的方式,這就產生了“延安文化”,這樣 以城市為基礎的新文化運動要重新進行地方化和 鄉土化。這時產生了中國另類的現代性。我這里可 以舉一個作品《小二黑結婚》。我為什么說《小二黑 結婚》反映的是一種另類的現代性呢?因為它反映 的是根植于鄉村的現代性。那么又為什么是現代 性呢?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反抗的是一種傳統的 社會關系、傳統的家長權威,以及這種社會關系及 權威背后所依賴的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這是一 個反封建、反家長權威的愛情故事,這為什么成為 可能?他們為什么沒有選擇私奔等傳統結局呢?他 們的愛情為什么可以成為可能?在我看來,很重要 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革命、土改。因為這兩個年輕 人不再需要他們的家長給他們生活資料,不怕被 趕出家門,他們可以獲得屬于自己的土地。這里有 一個強大的生產資料再分配的動力,使得二人的 愛情不至于成為一個悲劇。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 的鄉村現代性或另類現代性的文本。
這里我們還看到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就是農 村青年作為革命主體的出現。“青年”這個詞是舶 來品,在 19、20 世紀指的是生活在城市的、受過教 育的年輕人。但是通過兩次知識分子被“打下去”, 進行土地革命,尋找另類現代性,農村青年主體開 始出現,他們具有革命性,改革當地生產關系和社 會關系。從這個意義來說,兩次左翼知識分子下 鄉,尋找和農村相結合的道路,都把新文化運動往 前推進了。
下面我要講的中國的現代性是毛澤東時代的 現代性。我以保姆為例來講。先講下大背景,在毛 澤東時代,生產者與生產資料有了一個結合—— 全民所有制或者集體所有制。比如當時說“以廠為 家”“,廠”和“家”放在了一起。我們現在也許認為 這只是一個空泛的口號,但當時卻是切實的經驗。 這尤其可以從后來下崗工人的口述史看出來,他 們會感覺失去的真的是他們的家園。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城市下崗工人的反抗和農民工的反抗是 不一樣的。城市下崗工人的反抗是要“護廠”,而農 民工的反抗則像西歐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 樣要搗毀生產工具,砸掉廠子。反觀歷史,我們發 現,毛澤東時代希望建立的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 的一種結合,另一種是生產和消費的結合。當時很 多國營單位是生產性的單位,也是消費性的單位。 以單位為基礎,有托兒所、醫院、住房和其他福利, 某種程度上有種家的形式,這就是說,那時的領導 不但管生產,還管吃喝拉撒。那么農村呢?在農村 也出現了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以及生產與消 費的結合。和以往傳統不相同的是,結合的級別提 高到了生產隊。雖然傳統家庭仍然存在,但是生產 與消費大都在生產隊中完成。
毛澤東時代的全民企業實際上是一個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雖然增產和利潤是它的一大 目的,但是它還承擔著生產與消費的結合。在農村 發展起來的是社區農業。但是這種結合的方式卻 是以定點方式完成的,就是說,你進了工廠或者呆 在農村之后不要流動。那個時候流動是很困難的, 你的生產和消費是相對固定和穩定的,使這些得 以保證的是戶籍制度。我們當時是部分地去市場 化,很多交換不是通過市場交換的;另外,我們的 生活資料部分地去商品化,雖然還需要錢來買,但 又不僅需要錢,還需要票證。所以,戶籍制度起到 了定點供應的作用,以及生活資料部分去商品化 的作用。
當然,現在的戶籍制度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但是會有人認為,從一開始,戶籍制度就是為 了控制人的流動,為了剝奪農民。我認為,這種看 法是不客觀的和不歷史的看法。這種看法完全忽 視了戶籍制度在當時去商品化的過程中所起的作 用以及保證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所起的作用。如果 我們把當時的戶籍制度等同于現在的戶籍制度的 話,就等于是把前面講到的馬克思的織布機當作是同一個織布機了,看不到織布機的靈魂發生的變化。
當然,當時的定點供應和種種結合方式是以 流動的減少為代價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雖然生產 資料是全民所有,但是管理者只能是少數而不能 是全體人民,所以我們的管理方式是通過代理人 的方式實現的。代理人是誰?我們的干部,干部代 替全民實行管理。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 管理權和所有權其實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可能出 現分離。我們如何能知道我們的代理人確實能夠 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階層的利益來管理 呢?這就涉及到了前幾天講的階級感情的問題,怎 樣保證管理者能夠有工人的階級感情?我們知道, 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私有化是管理層收購,是管理 層的大倒戈。文革中希望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管理者階級感情的問題。
我下面要通過一個最不好的例子來說明毛澤東時代城鄉關系。這個例子就是保姆,家庭服務行業。我們提到,毛澤東時代很多勞動和生產都是社 會化的。但是家庭服務還沒有社會化。當時的政策 里,可以給干部發保姆補貼金,而沒有把他們組織 起來進行社會化勞動。也就是說是通過雇主把錢 發到他們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案例是毛 澤東時代最不好的一個案例,同時也是局部現象, 當時雇傭保姆的人家還是比較少的。
那么,通過這些保姆看當時的城鄉關系是一 種怎樣的城鄉關系?就是工人和農民的關系。當時 在城里工作就是做工人,這是他們認為的最好的 事情。做工人和做農民的區別就是和生產資料結 合的方式不一樣。在城市里做工人可以有全面的 保障,而在農村做農民的保障則僅限于生產隊里, 是部分的保障。所以,當時城鄉關系從某種程度上 可以類比成工人和農民的關系。那么,改革開放之 后我們的城鄉關系是怎樣的?城市為什么有這么 大的吸引力?城市成了消費的中心。以消費為基礎的現代性,改變了原有的城鄉關系。當然這是后話。
當時出來做保姆的都是已婚的農村婦女,人 數相對少。對她們來說,出來工作苦不苦?苦。這 種苦有幾種苦法。一種是離開家庭離開兒女很苦; 一種是工作勞累,吃不好,有時還不被雇主信任, 很苦。她們不用“不信任”,用“偷看”,說雇主偷看 她。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我們知道很多城里人雇 保姆,他不“偷看”,他“監視”,對勞動過程監視,比 如,家里放個老人。這種監視是明目張膽的監視, 完全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當保姆們描 述雇主“偷看”的時候,她們會認為這種“偷看”、這 種“監視”是具有不正當性和不合法性的。但是改 革開放之后,這種對勞動過程的“偷看”和“監視” 是相當合法的了。如果比較毛時代和后毛時代做 保姆的體驗的話,二者都是以工資為形式的雇傭 勞動,二者都很累。不同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大多 數保姆認為她的勞動過程是一種自主行為,她可 以自己掌握勞動過程,而在后毛時代,勞動過程被 監視與被掌控非常普遍。另外,在毛澤東時代,城 市文化具有很濃郁的鄉土性。很多延安時期出來 的干部,原先是城市知識分子,經過延安后具有很 多的鄉土性,回城后依然保持著。又比如城市從農 村招工、上學等。同時整個時代有艱苦樸素的作 風,我們自己做鞋子、做小手工啊。這些都有與勞 動者、與鄉村相結合的特色,使得當時城鄉差距并 不顯得很大。當時孩子都會穿保姆為他做的鞋,并 不丟臉,城里孩子送到鄉下住幾年也很正常。這些 都說明,當時城鄉流動其實也是相當豐富多元的。 但是 80 年代直到今天,把孩子送到農村去養,這 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已經看到了農村的破敗,使我 們很難相信農村可以承擔起撫養我們下一代的責 任。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流動,但這種流動只體 現在單一的流動——從農村到城市打工。這時的 城鄉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另外,在毛時代做保姆,有一個大的背景,就 是基本上普遍的物資都是非商品化的。同時,當時 撫養小孩是由社會的各個角色來參與的,可以是 鄰居、親戚、雇來的保姆。去商品化的大背景下,整 個的風氣是“當家作主”,保姆的勞動也有比較大 的自主性,其勞動是被信任的。現在呢?我做田野 時發現,城里雇主比較愿意要聽話的、易受培訓 的。你不要說你在家里面帶過弟弟妹妹,不要說你 在家里養過自己的小孩,所以你是有經驗的。這可 不行,北京那些家政服務機構會跟你說,你在農村 帶過小孩的種種經驗都要統統忘掉,你到城市里 來是一張白紙,你要重新學起,城里人教小孩的方 法和你的完全不一樣,你不能按你以前的方法來 做,那不科學。這其實是對農村主體經驗的全盤否 定,是對農村鄉土性價值的否定。這個否定其實也 是一個階級改造和勞動改造的過程。這個改造不 是說你不來做打工妹了而來做白領,而是,你依然 是打工妹,但你的想法最好和我一樣,我的想法就 是你的想法,你能替我想。這是一個階級主體改造 的過程。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他們認為農民出去 外面打工可以提高他們的素質。那么,什么是“提 高素質”呢?我們對“素質”的界定都是包含了階級想象。所以,從地方政府而言,也希望有一個階級 改造過程。
毛澤東時代的保姆在城市打工幾年后回去農 村沒問題,參加農業勞動沒問題。而現在的打工 妹,出來做保姆或是其他工作,出現了一個主體性 危機,她進城后沒辦法再回去,即使回去了也是人 在心不在。這時我們又回到了費孝通在三四十年 代講到的問題,就是大學生、中學生進城后就沒辦 法回去了。某種程度上,我們現在的城鄉關系又一 次面臨了和三四十年代相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就 是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城市成為唯一的現代性 可以發生的地方。回到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關系 問題來看,整個改革開放是一個企業甩包袱的過程,企業不再成為社會企業,而是成為資本主義生 產關系下一個正常的企業。所以,我們重新出現了 生產資料商品化和資本化、勞動力商品化、生活資 料商品化,這是一個全面商品化的過程。在農村, 生產者和生產資料還是有結合,我們還保留了一 點點類似社會主義的尾巴。按人頭分田地,有平等 的思想在里面,但是歷朝歷代小農都有這種均田 的想法,所以這本身不代表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 義推動下的平等思想。我們保留了這個尾巴,所以 也就產生了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問題。保留這個尾 巴是為了什么?為了社會穩定。沒有這個尾巴,我 們的社會就更加的不穩定,更加的動蕩。我們保留 了這個尾巴,使得農民和生產資料不能完全脫離, 之間有一個結合,這個結合是從生產隊回歸到了 家庭。但是現在我們又開始講土地流轉,其目的何 在?這種土地資本化其實是想把上面的這個尾巴 割掉,認為這個尾巴是不合時宜的。這個問題我們 以后可以討論。改革開放時代,農村不但喪失了其 相對自主性的存在而變成了現代性的反面,而且 成為城市的反面教材。
最后我想講講“新農村建設”,國家提出“新農 村建設”其實是開始認識到“三農問題”的困境以 及這種困境對社會穩定帶來的挑戰。大家應該聽 過最近的一些新聞,比如大學生村官。國家可能是 想推動某種程度上的城鄉結合。但是我認為,如果 大的社會背景及結構不發生大的變化,這種結合 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而已,不可能真正起到 效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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