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臺灣桃米社區的經驗
摘要:外來社會精英如何進入封閉的農村熟人社會并驅動治理創新？本文通過對臺灣桃米社區的案例分析發現，“文化轉譯”促進了外來精英在社區中的融合。與此同時，外來社會精英也憑借資源優勢，將其關于農村社區治理的構想轉化為社區內相關利益團體的共識，構建農村社區治理網絡，使農村社區成為高度自治的共同體。外來社會精英的自我轉化是其社區建設構想得以實現的起點。面對農村社區相對穩定而封閉的社會特質，淘米經驗對于激發農村社區建設的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社會精英；農村社區治理；桃米社區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農村外來社會精英研究日漸成為農村社區治理的熱點。對于這些精英的作用，目前存在兩方面的觀點：一方面，相當部分的學者認為，在目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下，精英對推動農村社區發展的積極作用勿庸置疑。由于農村具有一定的封閉性，鄉土變革的希望需要由外來力量進行制度建設。①②③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指出，外來精英在農村社區實際發展中帶來了消極作用，如產生了村落派系的非正常博弈、精英掠權，以及在村落發展中的錯位與不足的消極效應。④⑤對于如何借助外來力量推動農村社區治理，臺灣地區的社區治理(社區營造)經驗可以帶來啟發。在臺灣地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有“返鄉”與“重回部落”運動的參與者，他們以啟蒙知識分子姿態，揭露臺灣資本主義發展造成城鄉差距、文化與生態危機、農村衰敗等現象，投入到村鎮改革的行列，參與了古跡保存、生態保育、社區重建等工作。⑥這為大陸思考農村社區外來力量的定位與作用提供了參照。
作為臺灣社區營造的明星社區，位于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區吸引了眾多的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前去調研，但目前的研究只停留在組織信任的層面展開分析卻缺乏對整體社區治理網絡的思考，要么只是對一般性的外來社會力量進行泛化介紹卻缺乏細致的考察。因此，本文以臺灣桃米社區治理中的外來社會精英為研究對象，關注他們是如何參與農村社區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包括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這些社會精英通過何種策略與農村社區居民產生互動？第二，具有保守傾向的農村社區居民接納外來社會精英的動力源自哪里？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外來社會精英融入農村社區的方式。
第三，在農村社區治理網絡中，社會精英如何推動個人的農村社區建設設想變成多方共識并訴諸實踐？第四，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基層政府、社會企業等在內的相關利益團體置身何處？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于反思在大陸農村社區治理中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社會組織乃至企業的角色。
經過實地調研，本文發現在桃米的農村社區建設中，外來社會精英通過“知識培育”、“建立社區居民獲益機制”實現“文化轉譯”，⑦逐漸與社區居民就農村社區的發展方向建立共識，以此實現與社區居民良性互動。在此基礎上，社會精英進一步以組織的形式嵌入農村社區治理網絡，采取“連接多元社會謀發展”、“向政府爭取資源”等策略整合資源，來影響農村社區建設。桃米社區以生態可持續發展為綱的模式緩解了農村普遍存在的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生態保育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賦予了經濟發展不一定需要破壞生態環境的可能性，也使離土不離鄉的農村社區居民獲得平等的發展權，過上體面富足的生活，在農村社區內形塑了突破單純血緣倫理的共同體文化。
二、從社會精英到社區精英：來自臺灣桃米社區的個案
受臺灣工業化和城市化影響，臺灣南投縣埔里鎮桃米社區的大批青壯年常年外出工作，人口結構老化、產業經濟衰退、社會關系疏遠、公共空間單一、地方自治不足。加之鎮垃圾掩埋場就設在此，故社區居民常自嘲為“垃圾里”。⑧然而，在社會精英廖嘉展及其創建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引導與陪伴下，桃米社區開始挖掘到社區原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在短短時間內，逐步以“生態村”的社區總體營造，成功轉型為“9·21”震災社區重建的著名案例，⑨由原來一個傳統產業逐漸凋零的鄉下農村，發展到成為全臺灣皆知的生態社區。⑩
(1)社會精英廖嘉展及其創建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從臺灣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畢業后，廖嘉展先后在《人間雜志》、《天下雜志》雜志擔任記者，體會到臺灣社會變動的力量，也感受到臺灣社會結構性的發展困境。在1989年《人間雜志》停刊后，廖嘉展遷居到曾在那里作過濁水溪瑏瑡相關調查報導的埔里，為日后廖嘉展關注和融入埔里桃米社區奠定了基礎。
隨后，廖嘉展應邀擔任新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任職期間，廖嘉展觀察新港社區營造的過程，使其從過去消極的社會批判，轉向更為積極的參與。社會資本逐漸豐厚的廖嘉展，隨后在1999年1月創辦了臺灣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并擔任董事長一職，以“實踐在地行動的公共價值”，吸引、團結了一群資深和年輕的文化工作者，共同致力社區營造工作。臺灣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也得到了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的支持，出任基金會的“榮譽董事長”，開始了“社區的草根活動是真正改變世界”的實踐。同年3月，廖嘉展協助臺灣社區營造學會創辦雜志《新故鄉》，擔任社長兼總編輯。作為臺灣島內第一本按照商業體系發行的社區性質刊物，《新故鄉》雜志也得到了包括李遠哲在內的文化學術界人士的奔走、募款，寄托了“匯集文化界力量，營造臺灣成為夢想起飛的‘新故鄉’”的希冀。
在1999年的“9·21”地震發生后，受桃米社區邀請，廖嘉展帶領其團隊新故鄉隨即參與到地震后的相關重建工作。在參與社區重建的過程中，廖嘉展提出了兩個策略性觀點：一、社區需要長期的陪伴：在陪伴的過程中，培力(Empowerment)社區建構自我承載的能力。二、在社區內部形成社會運動：讓社區真正面對自己的問題，唯有長期的改造，才有機會翻轉社會不良的結構。瑏瑣這兩條思路事實上成為了廖嘉展及其帶領的新故鄉團隊參與桃米社區重建與后續發展的重要指引。
(2)社會精英陪伴下的臺灣桃米社區
雖然早在1996年桃米社區就成立了社區發展協會，但這個被動且無積極運作的組織并沒有為桃米社區帶來實質性改變。社區居民多限于血緣或親屬關系的互動，網絡連結并不密切，這也使居民對于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積極性偏低、社區共同的意識與認同凝聚較薄弱。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衰敗的農村社區的縮影。
轉折點源于1999年“9·21”地震。當遭受外在威脅時，組織內部的凝聚力便會提高。地震造成921位鄉親罹難，6206棟房屋倒塌，也暴露了桃米里長久以來傳統農村產業沒落、人口外流等的尷尬。如何進行社區災后重建，成為了居民、社區、鄉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議題。憂患意識使重建社區成為了共識。廖嘉展帶領其團隊臺灣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便在此時受桃米里長黃金俊邀請參與到社區重建之中。
隨著緊急救難階段性任務完成，社區長期的發展模式，如何重新建構社區居民關系網絡與調節社區相關議題等被提上日程。瑏瑦為此，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邀請了臺灣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及研究中心、集集特生中心瑏瑧等組織的專家老師前來調研，由此發現了桃米社區具有豐富而獨特的生態資源。在借鑒海外以生態旅游和生態社區為發展模式的成功案例的基礎上，廖嘉展及其帶領的新故鄉團隊初步確定了以生態保育為前提發展生態旅游、促進生態社區發展的桃米生態村發展模式。然而，在起步階段，作為外來力量的廖嘉展及其團隊并沒有得到社區居民的完全信任。為更好地動員桃米居民，廖嘉展堅持將桃米的社區居民作為重要的人力資源，為其創設了參與社區重建的一個可行角色：觀光向導。在確定挖掘桃米社區“青蛙老板”生態價值的農村社區發展道路后，在半強制、半人情的情況下，將信將疑的少數社區居民成為了青蛙知識培訓課程的第一期學員。考核及格的學員獲發了社區頒發的“導覽證”，由此取得在桃米社區做觀光向導的資格。按照社區制定的規則，只有獲得導覽證的社區居民才具備在桃米社區為觀光游客解說的資格。同時，社區也建立了“導覽收入歸個人所有”的收益分配機制。
為擴大桃米社區的知名度，吸引觀光游客，廖嘉展運用個人社會資源，邀請了政府部門的官員前往桃米觀光體驗。在首批官員游客到來之后，加上一些媒體宣傳的配合，桃米社區的知名度逐步擴大，開始迎來外地游客。那些接受知識培訓的專業導覽們由此獲得了比傳統農業生產更豐厚卻又相對輕松的收入，這吸引了更多桃米社區居民參與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組織的桃米社區觀光導覽培訓之中，培訓內容也從早期的青蛙知識介紹擴展到蜻蜓、植物、鳥類以及桃米社區發展史等。
隨著桃米社區的人文生態景觀得以改善，社區居民逐漸意識到“其實我們的家鄉并不是一無是處的，她有很多寶貴的資源。像青蛙，以前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一種生態資源，更談不上要保育它們，現在它是我們的‘老板’，是有經濟價值的，我們要保護它們、保護它們生活的生態”。瑐瑠目前，隨著桃米社區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培力與輔導下，社區居民與生態旅游相關業者、觀光導覽、民宿業者、風味餐廳業者等，圍繞著生態桃米獲得了收益。據調研期間廖嘉展在座談會上提供的統計材料，近年來以社區居民作為參與主體的民宿、餐飲、工藝品及DIY、紙教堂等為桃米社區近200位居民提供了就業，創造的產值估算為130，000，000臺幣(約合人民幣26，000，000元)，這是以往一公斤5臺幣(約合人民幣1元)竹筍種植難以比擬的收入。
同時，社區內部進一步凝聚了共生共榮的價值觀。通過民宿和風味餐廳經營者上交10%的收入、觀光導覽上交20%的收入的方式，桃米社區設立了公積金制度，以作公共支出及社區弱勢照顧之用。在這過程中，社區全員投入社區公共事務，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與桃米社區構成了“互利共生”的親密伙伴關系。廖嘉展個人也在桃米社區中享有了較高威望，從外來社會精英轉化為了得到本土文化所認可、擁戴的社區精英。
(3)文化轉譯：社會精英的社區動員與融入
“轉譯”(translation)的原始概念源于法國科學哲學家、科學人類學家Bruno Latour，他認為實驗室中產生的科學知識需要不斷調整或修飾科學知識的再現形式，以引起公眾的關注，從而影響社會。瑐瑡楊弘任首次將“文化轉譯”用于社區研究，這里的“文化轉譯”具有兩層含義：第一，這是一種“雙向轉譯”：“外來專業知識”與“當地農民知識”之間存在差異，兩者相互影響。第二，在前者基礎上生成了“兩種公共性的想象”，外來團體具有“領域的公共性”，而當地農民則具有“動機的公共性”。總之，文化轉譯論假定兩者各自有其知識形式與公共性想象，雖然彼此文化習性的構成特質不同，但可以進行相互的轉譯，相互的“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而讓雙方在各受影響之后仍舊維持其各自文化習性的主軸，在長期時間下緩緩的進行轉型，也就是在延續之中有所突破。瑐瑢本文基本認同楊弘任對“文化轉譯”的理解，并著重關注外來社會精英如何融入農村社區、參與社區治理的問題。
由于存在差異甚大的文化習性與行動目標，外來的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之間相互產生共鳴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情。真正能融入農村社區的外來社會精英，必定經過特定的轉型過程，這便是“文化轉譯”。“文化轉譯”使兩者實現互通交融：如果社會精英找到了這種轉譯界面，那么社區居民的參與動員就可以順利地實現；在普遍而深入地參與之下，與民眾意識共通的精英理念經由民眾的身體實踐而逐步內化，成為新習慣和新文化。
在臺灣桃米社區的案例中不難發現，文化轉譯主要通過三個關鍵步驟得以實現。首先，外來社會精英需要對農村社區建設有著清晰的理念支持。在桃米社區的建設經驗中，外來社會精英清晰的理念支持一方面體現在對桃米社區的發展規劃上：通過社區資源調研、借鑒國外經驗，社會精英主導制定了符合社區實際情況、具有前瞻性的桃米發展藍圖，為日后的社區發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清晰的理念源于外來社會精英的自我定位，如何把握“自身與社區居民的關系”。誠如廖嘉展所言，“社區營造就是要激活桃米里民的內在力量。在這個過程中，社區的居民才是主體，要讓他們感受到這是為自己而努力的，才會產生永續的行動能力，促進社會變革”。瑐瑤這些從理念出發制訂周密的計劃和宏大藍圖的外來社會精英，在社區建設的起步階段就充分尊重與理解社區居民“獲益優先”、“先做著看”的實用主義，并堅持將其作為社區建設的主體。
第二個步驟是“傳輸知識”并在社區內部訂立規則。例如，規定無“導覽證”的社區居民不能參與導覽工作。這一方面使擁有知識資源的外來社會精英有了融入社區的渠道：這些提供知識支持、方向引導的社會精英，通過向社區居民開展知識培訓、提供知識支持，逐步與居民建立起密切持續的互動，進而為社區居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得到專業系統的培訓的社區居民能提供較為優質的觀光服務，從而提升觀光游客的觀光體驗，進而保障了桃米社區的生態旅游發展模式得以持續。此外，潛移默化的知識培育還促使社區居民重新了解、認識自己所在的社區，進一步激發了社區居民作為主體參與社區發展的熱情。
第三個步驟是“建立社區居民獲益機制”。這是使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得以持續的重要原因。首先，在“知識培育”的基礎上，社會精英利用自身社會資本邀請到社區的首批官員游客，為桃米社區開拓市場、形成品牌打下了良好基礎。隨后，除了部分社區居民因提供導覽服務而獲得經濟收入以外，初步建立的“社區居民獲益機制”因民宿、餐廳的建立得以鞏固，桃米社區居民感受到了“既保護了自己的桃米家園原生態，又解決生活甚至致富”瑐瑥的甜頭，開展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觀能動性被進一步激發。外來的社會精英也因此與社區居民建立了更牢固的互動信任關系，完全完成了個人的社區融入，轉化為社區精英。
三、活化資源：打造社區自治共同體
在完成社區融入、轉化為社區精英的基礎上，社會精英憑借自身的社會資源優勢，采取“連接多元社會謀發展”、“向政府爭取資源”的策略整合資源，使社區發展較大程度地超越了資源約束的制約，并以此使自身組織內嵌于農村社區治理網絡，使之成為農村社區自治共同體的軸心。
連結多元社會，是桃米社區不可或缺的發展理念。通過聯結機制，本土的學界、文藝界、商界，乃至國際化力量，都找到了用武之地。首先，學界成就了桃米的“知識經濟”。受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邀請，陳墀吉教授帶領的世新大學觀光系專家成為了第一支為桃米社區授課的團隊。他們帶領居民做調查，摸底桃米里的資源特色，為居民們講授培養休閑產業的相關課程。課堂內外，桃米人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教授們共同討論出了桃米社區的重建愿景，提煉出“桃米生態村”的概念，從而確立了將桃米里從一個傳統的農村轉型成為一個結合有機農業、生態保育和休閑體驗的教育基地的發展目標。經營民宿也得到了學者們的支持：世新大學老師們開設的600多個小時的課程里，對綠色民宿進行了深入講解，組織學員環臺灣考察了一遍，了解和體驗民宿。在2009年暨南國際大學舉辦的“9·21社區重建國際研討會”中，會后百余位來自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本地的專家學者、社區營造者就分宿在桃米的各家民宿之中，享用來自經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美食班培訓的“社區媽媽”的美食。
其次，文藝界和商界的力量使桃米錦上添花。例如，在由臺灣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臺灣點燈協會(紀錄片工作者)、臺灣音樂人協會三家聯合主辦的“9·21”地震10周年紀念音樂會中，不少臺灣大腕級音樂人都放下工作前來義演，還邀請了臺灣“行政院長”吳敦義前來致詞。瑐瑦臺灣點燈文化協會拍攝記錄片《青蛙共和國》，進一步打造青蛙名片。臺灣飛利浦公司資助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在桃米社區的社區營造工作，并陸續捐獻兩座創意休閑涼亭和很多公共照明設施，以及投入后續教育經費，促成了第二階段社區生態導覽的培訓和社區美食班的開課。瑐瑧信義房屋長期贊助桃米的發展，出版圖書《桃米生態村的未來》、支持生態池建設。資訊工程策進會瑐瑨則協助引進了50臺電動腳踏車，進行低碳旅游以保護環境生態。在多方協力下，多元化的活動滿足了不同群體的需求，吸引了社會人士的廣泛參加，從而增強了社會影響力。
除了本土力量，合理利用國際資源也使桃米擁有了國際知名度。2005年，臺灣重建社區訪問團前往日本參加阪神地震十周年紀念時，得知日本的紙教堂完成階段性任務后即將拆除。作為團長的廖嘉展提出將紙教堂移筑臺灣，使之成為臺、日兩地地震災區重建交流中心的構想，得到了日方的支持。隨后在桃米社區重建的紙教堂，一方面成為了普及地震知識、社區居民聚會交流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成為了桃米的國際名片，是國際友人參觀、學習的平臺。據統計，2014年國際旅客逐漸增加到每月約3000人。
除吸引本土乃至國際力量參與社區建設，桃米社區的成功還綜合體現在社會精英汲取政府資源的能力與技巧之上。早在社區重建階段，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特別邀請了“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協助桃米的生態調查及規劃，并在2001年爭取到了農委會“桃米里生態觀光示范推動計劃”的4年計劃，讓“新故鄉”與社區能持續進行產業、社區生活環境、社區特色形象及生態環境的營造與重建工作。瑑瑠在桃米社區確立生態旅游的發展道路的初期，出于“桃米社區尚未成熟，大規模接待游客會降低觀光體驗”，“行政人員來桃米不需要他們自己掏錢，這種‘免費觀光’可相對降低他們的期待”，以及“獲得公部門日后資助扶持”瑑瑡等方面的考慮，桃米的首批游客便來自于政府，這充分體現了社會精英對桃米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前瞻性以及善于使用政府部門資源的策略。在后續發展中，桃米社區也積極參與政府的服務購買計劃。以“行政院”農委會為例，僅2012年，資助桃米的各項工程底價金額達新臺幣7，440，000元(見表1)。對于一個社區而言，政府的這種支持力度不可謂不大也。
除了“農委會”外，桃米還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水保局”瑑瑢、“文化部”瑑瑣(以前的“文建會”)、“環保署”等政府部門各項計劃的支持，為桃米社區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保障。
總之，廖嘉展及其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一方面做社區培力，陪伴社區居民成長；另一方面導入外界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豐富了農村社區網絡的多樣性。這種內外兼修的方式，使具有資源優勢的社會精英逐漸成為社區領袖(見圖1)。這里具有兩層含義：一方面，社會精英意識到社區居民具有獲益導向的實用主義傾向，通過開放參與、以社區居民深度參與和建立獲益機制的方式使社區發展理念轉化成可操作的技術，即實現了文化轉譯，完成了社會精英的在地化，使其與社區居民之間產生真正的內在聯結。另一方面，隨著文化轉譯的完成，社會精英的資源優勢便逐漸在農村社區建設中得以體現。在桃米社區中，廖嘉展帶領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在與政府對話、邀請藝術家進駐社區、爭取政府和社會資源、拓展農村社區社會影響力等方面都擁有毋庸置疑的話語權，實際上成為了聯結政府、社區組織、非營利組織、地方產業、教育資源的樞紐，改變了基層農村的治理架構。
在搭建了基層農村治理架構后，“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的月度會議為相關利益團體提供了對話平臺，成為實現社區自治的載體。協進會邀請了社區發展協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桃米休閑農業推展協會，以及暨南大學、農委會的生態保育中心、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多個相關利益團體參加，通過較民主的協商機制使桃米社區的發展愿景成為了共識。目前，通過協進會，桃米已經確定了在實現桃米生態村的基礎上，發展埔里蝴蝶王國的愿景。種花挖池為蝴蝶營造生態棲息地的系列改造，成為了桃米乃至埔里地區發展的新希望(圖2)。
如何以一個地方共同發展的愿景，來揉合各種不同相關利益者，以此打破既有的利害關系，讓大家一起為共同的愿景去打拼，且在有實質的效益后，卷起更大的參與，擴大影響，自然形成地方的質變？這是我們一直思考的。這種質變，不完全以經濟的獲利為依歸，它更是生態、生計與生活的共同體現，同時也滿足了參與者的生命價值的實踐，是地方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四、反思與展望
在思考社會精英如何推動農村社區治理的這個問題上，桃米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它為探索農村社會資本、經濟發展模式與鄉村治理的關系提供了絕佳的觀察樣本。在中國大陸農村，同時存在著“公”、“共”和“私”三個領域為地方治理提供資源，分別代表著政府的“再分配原則”、社區的“互惠原則”和市場的“交換原則”，其中，“共”是基層治理的最大資源，而農村精英歷來是“共”的主要承擔者。賀雪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分配型民主”和“動員型民主”兩個概念，前者指的是農民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成果來分享自上而下的轉移資源，后者則是由村民通過民主來討論如何分擔公共品建設責任：出資或出勞的責任。
在桃米社區，外來的社會精英完成了文化轉譯、實現農村社區融入后，成為了社區內部“互惠原則”的主要承擔者，并通過向社會和政府爭取資源使社區實現了“分配型民主”和“動員型民主”的相互統一。在這過程中，社會精英既使原來的農村社區突破了費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又通過聯結的力量締結了依然具有密切聯系、具有共同榮譽、相關利益團體協商對話的新型共享社區，兩者缺一不可。因此，外來社會精英的作用既在于“破”，破除農村社區具有明顯封閉性的人情網絡；也在于“立”，建立新型的協商民主，協同相關利益團體共同推進農村社區發展。在“破—立”之間，需要找到滿足農村居民發展權的契合點，才能實現文化轉譯，將社會精英的構想轉變為農村居民的共識與切實的行動。
當我們繼續仔細審視“社會精英在‘破－立’之間實現了文化轉譯”這一命題，實際上是從微觀層面思考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與融合問題，即如何將社會精英自身置于農村的社區網絡之中。Doug Mcadam瑑瑦關于網絡的分析為本文理解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提供了視角：首先，在網絡聯結中，社區居民增加了與社區事務信息封閉、社會資本薄弱的農村社區實現了資源動員。當然，在這過程中，社會精英的參與及主導難以陷入“強人治理”“能人治理”的憂慮。但是，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度越高，精英治理蛻變成強人專斷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設是漸進積累的，累積式的制度化有助于實現從“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過渡。
桃米社區的價值還在于使地方政府重新定位其角色。除了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聯結，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資源角色，它和社會資源的角色在重建社區方面應該是互補的。政府通過何種制度安排、為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提供何種條件，政府如何與由外來社會精英組建的、活躍在農村社區的社會組織互動，社區居民的自治組織自洽，都對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糅合及整體的農村社區建設產生深遠影響。當前，我們在強調農村社區治理的當下，如何實現黨組織領導下的基層政府、村委會、社區社會組織、村民的多元治理，推動公共服務，因地制宜探索農村社區建設模式，是農村基層治理繞不開的問題。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建設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自下而上的多元化力量參與，農村社區更有基層政權難以滲透的獨特空間，這都賦予了創新實踐的可能性。
其次，網絡本身會提供選擇性誘因，參與所獲得的團結感即是對個人的報酬，以此克服了搭便車的難題。以及第三，一個集體中的組織越是多量與多樣，成員對于網絡的參與度越高，針對特定情境的動員就越是快速而持久。進而言之，正式組織或非正式組織之間的聯結，相互溝通，促成農村社區建設。在桃米社區治理網絡中，團結起來的桃米居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集體榮譽感，將“發展桃米、保護桃米”當作分內之事。同時，包含政府、地方自治組織、學界、商界、藝術界，乃至國際等多元力量的參與，滿足了桃米以及社會的多元需求，使桃米的社區發展具有了穩定性與持續性。
第四，在重建的治理網絡中，已實現社區融入的社會精英，通過提供個人聲望、組織技巧與社會資源，為原本信息封閉、社會資本薄弱的農村社區實現了資源動員。當然，在這過程中，社會精英的參與及主導難以陷入“強人治理”“能人治理”的憂慮。但是，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度越高，精英治理蛻變成強人專斷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設是漸進積累的，累積式的制度化有助于實現從“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過渡。
桃米社區的價值還在于使地方政府重新定位其角色。除了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聯結，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資源角色，它和社會資源的角色在重建社區方面應該是互補的。政府通過何種制度安排、為農村社區建設的發展提供何種條件，政府如何與由外來社會精英組建的、活躍在農村社區的社會組織互動，社區居民的自治組織自洽，都對社會精英與社區居民的糅合及整體的農村社區建設產生深遠影響。當前，我們在強調農村社區治理的當下，如何實現黨組織領導下的基層政府、村委會、社區社會組織、村民的多元治理，推動公共服務，因地制宜探索農村社區建設模式，是農村基層治理繞不開的問題。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建設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自下而上的多元化力量參與，農村社區更有基層政權難以滲透的獨特空間，這都賦予了創新實踐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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