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層的居民數量太大，農民的問題沒有解決。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農村，農民的問題必須解決，否則進不了現代化。”4月26日，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演講時表示，中等城市和農村是完全兩種不同的社會，中國發展接下來的很大任務是在農村。
李強采用ISEI方法測量，分析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3分值群體的傳統農業勞動者，2010年占比46.49%，2000年為63.20%減少了16.71%。另外，李強還發現，33—40分值有一定技術的工人群體，“五普”比例是11.2%，“六普”卻只有9.8%。
“中國這么多年來一直需要那么多的勞動者，技術勞動者居然沒有增加。”李強說，與之相關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農民工怎么辦。“如果農民工打一輩子工還叫農民工，就是社會制度出問題了。”
在李強看來，農民工能否進入“技術群體”，正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問題，因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生產產品的人本身有沒有能力生產出讓大家接受的產品，人是第一位的。
“難道農民工就不能有一個穩定的職業晉升的渠道嗎？”“農民工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嗎？”李強表示，如果他們永遠處在現有社會結構中，社會永遠沒有辦法轉型，但是這需要時間，可能還會是很長的時間。
李強進一步解釋，其實農民工不是沒有技術，對于農民工有兩件事情，一個是希望多掙點錢，但是一個人努力掙錢和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是兩回事，社會地位怎么提升？以干部提升為例，依靠級別，但是，農民工勞動打一輩子，不知道怎么晉升。
“我們確實沒有給農民工創造晉升的渠道，這是大家要思考的。” 李強曾撰文從權力地位、經濟地位、教育地位、技術職稱、戶籍身份地位以及家庭出身分析農民工上升渠道的可能性。他的結論是，職業技術職稱地位對于農民工的發展余地最大，并提出“通過農民工轉變為技術工人(包括高級技術工人)，實現中國社會向中產階級社會轉型還是有可能的。”
李強將當前現狀稱之為“技術流動的社會斷裂”，后果就是直接導致農民工“有技術無地位”。雖然國家層面已經建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并沒有獲得證書，即使獲得證書的少數農民工，也幾乎沒有給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帶來什么影響。因為一個人的專業技術地位只有得到了社會制度的認可，他才可能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
在現實中，很可能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好不容易培養的技術工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工作，只能到大城市就業，而大城市又排斥他們，甚至，北京很多知名大學的畢業生都無法獲得落戶指標。李強說，“如果不給農民工創造一個晉升中產的渠道，社會永遠是一個分化的社會。”
李強曾做過統計，中國社會這些年來通過市場進入中產的途徑是最順當的，但通過市場進入中產目前也存在一個問題，地位不穩定。
“一個社會必須容納中小資本，讓中小資本成為一個主體以后，社會才是正態的。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大壟斷，意味著少數人占有的財富太大，大部分人進入不到社會中產里來。”李強還引用了李克強曾經的表述，“有的城市規劃、管理觀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環境整潔’，犧牲了許多小商鋪。這樣的城市其實是一座毫無活力的‘死城’！”
李強還指出，城鎮化絕對不是農民上樓，現在全國各地推進城鎮化完成指標，“城鎮化很大程度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現在有點急，急于想讓農民完成城鎮化，不應該是這樣完成的。”
城鎮化的核心問題還是農民就業。李強認為，第一要有產業集聚讓農民能夠實現就業。第二要培訓農民，讓農民進入到產業中來，“這兩個事情沒有解決，現在空談城鎮化沒有太大的意義。”
在提問環節，李強還談到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個維度上，“未來的幾十年如果中國不能培育起一個和政府、市場相匹配的社會的話”，就可能出現孫衛平教授所謂的“潰敗”。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經濟問題無法通過自身加以解決。
李強說，社會沒有誠信，沒有誠信又哪有市場？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架機器，社會太弱了，有時候政府也說想培育它，但又看不太清楚，有時候可能還怕，其實現代社會經驗證明，三架機器缺一不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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