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大氣之外，水體、土壤的污染問題也在人們的視線之中，三者一個關乎呼吸新鮮空氣，一個關乎喝上放心的水，一個關乎吃上安全食品，都是960萬平方公里上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期待。
幾乎是踩著全國兩會的尾巴，霧霾又來了，再一次成為盤踞華北上空的主角。這樣的窘境，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不久發出的治霾“懸賞”通告，顯得更為迫切。
“國家為此將設立專項基金，不惜重金組織最優秀的相關科學家攻關，抓緊把霧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來，使治理霧霾更加有效。”3月15日，李克強會見采訪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中外記者時說。
事實上，大氣之外，水體、土壤的污染問題也在人們的視線之中，三者一個關乎呼吸新鮮空氣，一個關乎喝上放心的水，一個關乎吃上安全食品，都是960萬平方公里上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期待。
而科技，是打贏這三大治污戰役必不可少的武器。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江蘇走訪了不少科研院所和相關專家，探尋水體和土壤領域治污中的科技身影。
太湖藍藻危機后，湖泊污染研究成顯學
3月22日世界水日，在太湖湖泊生態系統研究站，停靠著一艘兩層樓高的白色科研船，這是站上科研人員的水上采樣平臺。
研究站常務副站長朱廣偉，也是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他和學生像往常一樣登上采樣船。這天正趕上下雨，船駛離試驗場，來到取樣區后，風浪漸漸大了起來。
冒雨打撈樣本并不罕見。有時，科研任務會催著他們連軸轉，現在還沒到他們最忙的時候，等到四五月，藍藻水華來襲時，朱廣偉要帶著團隊每周兩次發布藍藻水華預測預警半周報。
這是如今湖泊研究的常態。但在以前，這個研究領域卻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顯得有些“門庭冷落”。
2007年太湖藍藻危機事件是一個拐點。
事件曝光后，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有關湖泊水質的種種問題。站長秦伯強研究員告訴記者，太湖藍藻危機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富營養化導致的藍藻水華，污染了飲用水水源地。
中科院南京分院副院長楊桂山經歷了這一事件，那時他擔任中科院南京地湖所所長。他清晰地記得，上級下了“兩個確保”任務，一是確保不發生大面積的湖泛災害，二是確保不發生大范圍的飲用水安全事故。
從那以后，秦伯強團隊開始接到更多的科研任務，根據他在團隊的數據統計，從2007年9月7日到2014年11月，太湖的藍藻水華問題有所好轉。
相應地，有關太湖水質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科學家的青睞。朱廣偉告訴記者，“以前并沒有太多的研究來做，如今一些北方知名高校的教授也帶著團隊來這里開展研究”。這背后是政府在湖泊領域研究經費投入的增加。
危機沒再發生但治理還不夠徹底
科學家眼中的湖泊，是“大地明珠”，具有多種生態服務功能，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取水供水。秦伯強說，我國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2759個，總面積達91019平方公里，其中約三分之一為淡水湖泊，絕大部分為淺水湖泊，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這些湖泊有一個常出現的病，就是“藍藻水華暴發”。
因此，當上個世紀末，我國湖泊污染、富營養化及生態系統退化等問題出現時，秦伯強深感“有心無力”——僅就長江中下游地區而言，這里的淡水湖泊已經有70％～80％富營養化或正變得富營養化。
這些數字意味著“水質在變差”。秦伯強給出的一份數據顯示，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000年前后，太湖的水質已從大部分的三類水、四類水以及小部分的二類水，變成大部分的四類水、五類水以及小部分的三類水。
2007年，水質惡化的記錄，從科學家的實驗室走向社會，“擺在了臺面上”——太湖藍藻水危機事件發生。
危機事件之后，蘇州、無錫、常州相繼關閉了不少小化工企業，搬遷了一批不符合當地產業規劃的企業。不過，根據秦伯強的了解，考慮到當地經濟的發展，還有一些污染企業沒有完全關閉。
這也是秦伯強參與治污任務以來的一大心得，即湖泊治理“管理是關鍵、技術是支撐”，管理的核心是控源截污，而需要科學家做的，更多的是對污染物來源的認定，以及對治理方法、生態補償根據的科技支撐。
比如，誰污染了、污染多少、補償多少，對人體健康和當地經濟發展有多少影響，這些都可以量化。秦伯強說，可以在跨界的河道上設立監測點，采取科學的方法指標進行監測等，建立一套科學的算法來支撐生態補償的政策。
如今即使在稍冷的季節，太湖岸邊還能看到一些綠色的藍藻，甚至是一些黑色的液體。秦伯強說，控源截污還不夠徹底。但慶幸的是，科學家在湖泊領域的研究，有了穩定的支持——當地政府成立廳局級的太湖辦，來專門抓太湖的治理問題。“這樣，科學家研究的持續性，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政策的波動影響。”秦伯強說。
關乎“米袋子”的土壤：要幾百年才能長出1厘米
土壤污染的治理，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盡管對普通民眾而言，相比于空氣污染和水體污染，大家對土壤污染的緊張感還沒那么強烈。
比如，人們所深惡痛絕的霧霾，雖然屬于大氣污染，但它和土壤也有一定的關系。近年來，我國多個城市連續出現霧霾天氣，根據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的研究，北京空氣中PM2.5的來源，除了燃煤、生物質燃燒、汽車尾氣與垃圾燃燒、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5個重要來源，土壤揚塵的平均貢獻率達15％。
畢竟，土壤對人類生產、生活來說無處不在。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長沈仁芳將土壤稱作“地球的皮膚”，在他看來，土壤，這一層鋪在地球表面的松散物質，關系到“米袋子”和“菜籃子”，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質量。
1931年日本“痛痛病”事件讓很多人心有余悸，而這樣的案例，也是每個研究土壤的人都熟知的：在日本富士縣，20世紀初，人們發現當地水稻生長不良，到了1931年，又出現一種怪病，患者大多是婦女，腰、手、腳等關節疼痛難忍，嚴重者呼吸都困難。有的患者還不能進食，痛苦無比，常常大呼：痛死了痛死了！“痛痛病”由此得名。
后來人們才知道，富士山有一條神通川河，當地居民以此灌溉兩岸莊稼，后來一家金屬礦業公司在河的上游修建一座煉鋅廠，排放污水中有大量的鎘，鎘污染了水，水又污染了土壤。經過科學調查，河兩岸水田所產的稻米，富含大量的鎘，即“鎘米”，鎘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最終導致了“痛痛病”。
沈仁芳說，土壤是生物、氣候、地形、時間等自然因素和人類活動綜合作用下的產物，要幾百年的時間才能長出1厘米。這意味著，一旦土壤被污染，修復起來是“一代人都很難看到結果的”。
令人欣喜的是，去年5月“土十條”發布。這被稱為在我國土壤修復領域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其中在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方面，要求建立的地方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必須嚴于國家標準。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周東美說，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非常重要，這是用來判斷土壤環境質量狀況好壞的尺子。
不過周東美調研發現，實際上，目前我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建立，往往是基于在全國對污染物最敏感的那個土壤類型上的取值，而其他土壤都具有較大的環境容量。這在周東美看來似乎是沒有必要的，還是要正視土壤修復的規律，按自然規律做事。
他說，我國目前場地修復工程越來越多，但目前一個問題就是要求修復的時間太短。實際上，如果可以較長時間的修復，修復所用的方法可以溫和些，對環境影響可能才會小一些。
另一片值得關注的就是農田土壤。根據周東美的調研，我國農田土壤污染面廣量大、類型多樣，但目前來看，并沒有一種特效藥或技術可在短時間內快速、大面積解決所有問題，他說，只能根據實際污染情況、農業、氣候、經濟條件甚至當地風俗，來有針對性地“開藥方”，“一刀切的做法要不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報 2017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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