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中紀委七次全會強調加大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最高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打擊“村霸”已成各級紀委和檢察機關的工作重點。“村霸”為禍鄉里，侵害集體利益，破壞農村和諧穩定，為老百姓深惡痛絕。懲治“村霸”是關涉基層治理秩序，關系老百姓安全感、切身利益的大事。
“村霸”是鄉村社會一直以來都存在的痼疾。歷史上，大凡遭遇自然災害、戰爭或社會動亂，村莊就會出現潰敗。一些村莊精英收羅了鄉村混混等邊緣人群來壓制農民反抗，成為惡霸地主，甚至于基層政權也啟用鄉村混混作為基層治理的“經紀人”，這樣就產生了各類“村霸”。當前，我國實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激烈的階級沖突已不存在，“村霸”已無大量產生的社會土壤。但是，在有的農村地區，村莊生活原子化程度較高，尤其是稅費改革以后，基層治理能力普遍弱化，一些中西部農村的鄉鎮政府基本上是“維持型”政權，沒有能力也無動力介入村莊事務，這樣就產生了一些“強人”維護村莊安全、生產合作、調解糾紛等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強人”本身是農村社會結構的自然產物，受制于村莊輿論、法律制度的監管，不過，在原子化較為嚴重的村莊，農民集體行動能力較差，個別私心較重的“強人”就有機會謀求私利，甚至采用暴力手段損害村民利益，侵占集體財產。一些“強人”通過非法手段操控村民選舉，成為村干部，這又反過來強化了其對村莊的控制，“村霸”就此產生了。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基層治理能力弱化的問題。但是隨著大規模投入以及工商資本下鄉，使得農村灰色利益空間也在不斷膨脹，為“村霸”留下了可乘之機。比如，在項目落地過程中，“村霸”通過非法手段承包工程，運用暴力威脅等“協助”施工方給“釘子戶”做工作，從而獲取巨額報酬等，已經成為農村灰色利益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懲治打擊“村霸”，需要兩手準備、兩手都要硬。一手抓村莊建設，清除“村霸”的生存土壤。具體而言，在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村莊的基礎設施建設，更要著力進行文化和法制建設。另一手是抓基層治理能力建設，壓縮“村霸”賴以生存的灰色利益空間。具體說來，一是要調整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設計，比如改革國家涉農資金的投入方式，讓鄉村兩級組織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二是要通過基層組織建設，讓基層政權發揮日常監管的作用，讓村民自治真正有效運轉起來，防止“村霸”攫取村莊權力。
在治理“村霸”的具體方式上，還有較多的制度空間可供運用。首先，完善和發展村民自治制度。自從1998年村組法施行以來，我國的村民自治制度已經走過了將近20年時間，如果加上施行階段，則時間更長。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是符合農村治理實際的，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村民實現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一般而言，“村霸”是破壞民主制度的產物，也是村民自治所不容許的。嚴格按照村民自治要求來進行村級治理，既可以壓縮農村灰色利益空間，又可以在制度上防止村干部獨斷專權，使“村霸”失去生存空間。其次，要充分發揮黨在監督、完善村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基層黨組織在村級治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加強基層黨建，同樣是壓縮“村霸”生存空間的基礎工作。黨組織可以通過加強組織工作，強化黨的紀律作風建設，防止那些“村霸”攫取村莊權力。一旦黨員干部蛻化成為“村霸”，黨和政府的紀檢監察部門應該積極干預。
說到底，“村霸”是基層治理體系不夠科學，治理能力較弱情況下產生的，欲根治“村霸”，不僅有賴于農村社會順利轉型，更有賴于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新聞網-農民日報 201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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