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村社會治理，無論是之前河南推出的“4+2”工作法，還是當前山東費縣實施的“3+4”農村治理保障體系，其目的都是保障農村社會健康、穩定、和諧發展。近年來，筆者在一些地方走訪中了解到，農村社會治理并不完全取決于其治理模式如何完善、優越，而是在具體實踐中鄉鎮領導與農村干部能否將相關政策落到實處，使農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否則，再好的治理模式也處理不了相關問題。
本文筆者以在河南一些地方走訪過程中了解到某些鄉鎮領導在處理農村“雙違”建設過程中實行的雙重處理標準引發的一些問題為例剖析鄉鎮政府的某些治理行為對農村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
一、鄉鎮政府處理“雙違”建設雙重標準的具體表現形式
近年來，筆者在河南一些地方走訪時了解到一些農村的“雙違”建設（違章建設與違法建設）成為鄉鎮政府治理農村社會的“老大難”問題。很多鄉鎮領導將難治理的責任歸咎于涉事農民。但筆者通過走訪獲取的相關證據材料證實，造成“雙違”建設難以治理的主要原因并非涉事農民，而是領導干部實施的“雙重”標準。根據走訪了解到的實際情況，筆者將這種現象歸納為三個方面：
1、鄉鎮領導對“雙違”建設的雙重認定。關于農民的某些建設是否屬于“雙違”建設，鄉鎮領導應該依據相關法律、政策之規定進行研判，之后，才能作出相應處理。但筆者在走訪中了解到事實并非如此，一些鄉鎮領導而是憑借自己的的主觀意識進行認定。涉事農民所做事宜只要符合領導“口味”，其建設即便是違法的，領導們在處理過程中會“睜一眼閉一只眼”。相反，如果涉事農民所作所為不符合領導心意的，其建設即便是合法的，領導也會認定其違法，并被強行拆除。如X市G鎮領導2015年強行拆除Z村村民在建養豬場事件。鎮領導在沒有辦理任何用地手續的情況下，打算用行政手段征用Z村4位村民（他們是親兄弟）5畝多耕地作為鎮派出所新址建設使用。該村民規劃占用該地擴建自己的養豬場，因鎮政府拿不出用地的合法手續而被該村民拒絕。為此，鎮領導以“在耕地上搞非農建設行為違法”為由將正在建設的養殖場強行拆除掉。就在同一地塊，之前，有些村民在自己承包的耕地上建住房，鎮領導以“此行為破壞耕地”為由強行拆除。2014年，鎮政府用行政手段占用這些村民的部分耕地建郵政局。之后，這些村民在該地塊上建造住房，鎮領導不再過問。
另外，為獲取更多的征地或拆遷補償，有些農民在即將拆遷或將要被征用土地上搞一些“突擊”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典型的“雙違”建設，按照相關規定，政府領導應該對這些違建行為作出相應處理。但在實際生活中，有些鄉鎮領導卻是“分類”處理：如果這些違建者或是村干部、或是與領導干部有一定“交情”的村民，這些村民的建設在領導眼中就不是“雙違”建設。相反，這些“違建者”如果是普通村民或與領導干部沒有“交情”的村民，這些建設就是“雙違”建設，如Z市2014年建新城區，Z鎮三個行政村確定為拆遷區，鎮相關領導為了從中謀取一些暴利，他們與某些被拆遷戶暗地里相互勾結，突擊辦理家庭式工廠，農民出資，政府官員做擔保，并推薦施工隊在被拆遷區域內“建設”工廠。如果同意該條件，村民的建設就是合法的。否則，就是違法的。不僅拿不到更多的補償，其建設還有被政府強行拆除的風險。
2、鄉鎮領導對“雙違”建設主體的區別處理。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在沒有辦理合法用地手續的情況下，在耕地上搞樓房建設或非農設施建設，其建設是典型的“雙違”建設，相關領導本應該依法依規如實進行查處。但，有些鄉鎮領導的處理方式卻是“看人下菜碟”。如果違建者是村干部或其家族有一定的社會背景，鄉鎮領導的處理方式是“干打雷不下雨”，甚至偽造事實，掩蓋違法者的違法行為，如J市D鎮Y村村民反映村干部非法出讓集體土地搞商品房建設事件。市國土資源局下達法律文書確定其占地建房行為違法。而鎮領導用紅頭文件的方式向上級相關部門匯報處理事項，該文件上講：村干部集資600萬元搞的新農村建設。相反，如果這些違建者是普通民眾，鄉鎮領導的查處就會雷厲風行。
3、鄉鎮領導對“雙違”建設的處理手段。事實證實，有些鄉鎮領導在處理某些“雙違”建設問題過程中也采用不同的處理標準。針對某些“雙違”建設，鄉鎮政府認為有把握“搞定”的情況下，他們就走司法途徑，到法院起訴涉事當事人某些行為違法，在法院的判決下，再進行相應的處理。相反，如果鄉鎮領導認為沒有絕對把握的情況下就會用行政手段強行拆除。如X市G鎮領導2016年拆除B村村民養殖場事件就是如此。鎮領導認為B村姚某在其承包的耕地上建的羊圈，鎮領導講該地被政府征收為由，到法院起訴姚某建羊圈行為違法。然后在法院的判決下，才進行的拆除。但2015年G鎮Z村村民的在建養豬場被強行拆除并非如此，而是其用地行為遭到涉事村民拒絕后采用的是強行拆除。
二、鄉鎮領導“雙重”標準治理引發的社會問題
從走訪了解到的實際情況，鄉鎮領導采用這種雙重標準處理“雙違”建設給農村社會管理和穩定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根據實際情況，筆者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
1、畸形處理“雙違”建設，加劇干群矛盾。鄉鎮政府在處理一些相關事務過程中，有些農民不支持或反對領導干部的“決策”而被鄉鎮政府視為“刺頭”或“釘子戶”，并為此得罪領導干部。當這些村民在某些“禁區”內搞某些建設時，政府領導和村干部就會暴力手段將其拆除。其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有意打壓這些“刺頭”或“釘子戶”；另一個是有意“作秀”讓其他村民看，這就是不“聽話”的下場。這樣能起到“殺雞嚇猴”的效應，以此告誡其他村民，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須與領導干部保持“統一”戰線，否則，這些“刺頭”就是下場。
這樣，政府與這些農民之間的矛盾就會加劇，從而導致他們在心理上對相關領導產生敵視、仇視心態。
2、“雙違”建設越治越亂，越治越多。因一些有“背景”村民搞的“雙違”建設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反而比正常情況下得到的經濟補償更多。為此，越來越多的村民紛紛效仿，在一些違禁區域內搞一些“雙違”建設。因這類違建者越來越多，鄉鎮領導擔心強行拆除可能會引發區域性農村穩定，并擔心某些幕后交易被揭穿。為此，一些鄉鎮領導在處理過程中只是走走形式，在一些“雙違”建筑物上標注一個“拆”字，就算完結處理。從而造成這種“雙違”建設越來越多，最后形成“頑疾”。筆者在一些地方走訪過程中看到很多耕地上種不是莊稼，而是簡易房屋。很多澆灌農田的機井一口緊挨一口。但，這些機井不是用來澆灌農田的，而是用來等待獲取征地補償的。
3、造成農村社會出現“對立性”分裂。由于鄉鎮領導雙重標準處理“雙違”建設，給某些農民在處理相關事務過程中造成錯誤認識：要想在某些事件中獲取更多利益或得到更多實惠，就必須“選邊站”，與領導干部保持一致。否則，就會遭到領導干部的打壓。這樣以來，這些“選邊站”的村民就會被戲稱為領導干部的“順民”。該現象引發一些堅持正義的農民與這些所謂的“順民”就會形成結構性“對立”，這種“對立性”矛盾給農村和諧發展造成某些障礙。
三、建議
1、領導干部更改錯誤觀點，端正執政理念
從當前一些農村“雙違”建設治理情況可見，一些鄉鎮領導與農村干部的錯誤施政理念造成政府失信于民，給農村治理造成重重阻礙。
為此，筆者建議一些領導干部應該根據本轄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在具體實踐中必須做到以“三農”為核心、以中央政策精神為軸心、以法律為準繩，公平、公正處理涉農事件。只有端正了執政理念，才能贏得廣大農民的信任，才能化解矛盾，才能促進農村和諧發展。
2、農村治理，領導干部必須從自身做起
從一些地方的“雙違”建設治理情況可以清楚看出，有些農村問題得不到處理的根源是領導干部自身原因，而非農民。但一些領導干部通常會將相關責任歸咎于農民一方，不從自身情況找原因。從而導致某些問題（矛盾）越陷越深，最終形成“死結”。
為此，筆者建議無論是鄉鎮政府領導還是農村干部，在處理相關問題時必須做到自身“干凈”，只有己正才能正人。只有自己沒有問題，才能在處理相關問題過程中不會發生問題。這樣才會有利于農村健康發展。
3、團結廣大民眾，共同治理農村社會。
根據我國基本國情及農村的實際情況可見，農村社會治理是一個復雜而又系統的管理體系，而非幾個領導干部就能夠完成、做好的。特別是一些敏感問題或特殊事件，少數領導干部為了自己某種私利，拉幫結派，給農村社會的治理造成一定困局。
為此，筆者建議有些領導干部在處理相關事務過程中必須摒棄某些狹隘思維，只有保障廣大農民的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才能贏得廣大農民的信任與支持，只有與廣大農民搞好關系，打成一片，才能將農村社會治理的更好。
4相關“難題”走司法程序，讓法院裁決結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司法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日益增多。事實證實，很多涉事農民都是通過司法所訴訟的方式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維護。當前，因種種因素造成涉事農民與政府之間失去互信，有些問題的處理走進“死胡洞”。
為此，筆者建議無論是涉事的農民還是鄉鎮政府在遇到有爭議的問題時，應該到法院提出相關訴訟，讓法院做出相應裁定。這樣，不僅有利于問題的處理，也能證實領導干部在處理問題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還可以增加干群互信，化解矛盾，更有利于農村健康發展。
結束語
關于農村社會治理，好的治理模式固然重要，但關鍵還要看基層政府和農村干部如何落實、實施，只有讓好的治理模式發揮其好效應使廣大農民從好的治理模式中得到更多實惠，
只有得到廣大農民的認可，該治理模式才能得到更廣泛的推廣。
作者單位：河南省新鄉市高新區關堤鄉張八寨村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