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當今的每個村民來說，國家已經成為重要的日常生活。吉登斯認為“日常生活”是具有重復特征的持續性，因而，正是在日復一日的平常之中，國家通過各種形式反復出現在村民的生活里，使之成為常態。
從20世紀初國家的政權建設遭遇地方權力文化網絡而遭到內卷化，到以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為標志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再經過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總體性國家的波折，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改善，到今天國家已經完成了對鄉村的成功而全面的滲透。通過基層黨組織和村民委員會細致入微的制度建設，村落儼然成了國家。對于當今的每個村民來說，國家已經成為重要的日常生活。吉登斯認為“日常生活”是具有重復特征的持續性，因而，正是在日復一日的平常之中，國家通過各種形式反復出現在村民的生活里，使之成為常態。有一些形式具有顯性的制度化特征，而更多的是在一種不確定的形式中完成了國家的初衷?？疾齑迓渲械娜粘Ｉ?，能以一種饒有趣味地心態去發現于細微末節處透露出的村落與國家的關系，使得習以為常的瑣碎表象擁有深刻的學理意義而不至于讓個體被宏大敘事淹沒。
1.學校教育：制度化的國家
從村落視野出發，曾經村小作為“村落中的國家”（李書磊）發揮著重要的國家意識形態滲透功能。學校作為西方的舶來品，經過國家的引進和推動，到達鄉村時已經產生了多重的隔膜。從民國時期鄉村教育運動開始，學校教育與鄉村的隔離關系就已經被揭露了，如陶行知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這條路是國家糅合城市化而建立的政治滲透之路。
村小曾經在村莊里，在空間上屬于村莊，而在時間和生活方式上卻與村莊相去甚遠。但是它仍以一種神奇的力量改造著鄉村，事實證明，這一改造是成功的：擁有學生身份的鄉村兒童就是不一樣！首先體現在，作為學生的兒童不必參加田間勞動，家庭必須為他們騰出時間做作業，而一個學業有成的年輕人再去干農活是一幅極其不協調的畫面。由此，學校賦予了鄉村這樣的意識：國家可以提供新的身份以脫離農民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新身份意味著公職、工薪和不受勞役的身體甚至相應的權力。這種意識通過國家的反復灌輸，最終在鄉村獲得認同。一種意識形態要發揮制約的作用，必定要得到受支配者的默認，因而，學校教育的利益性在得到村民自主認同的過程中得以成為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存在。早在一個家庭組建之時，“上學”已被納入家庭發展規劃之中，孩子降生后的日常教育中使用的話語多半也是與此有關，在幼兒園之前，兒童已經獲得了“自己將來要上學”的基本觀念。
另一方面，村民作為社會的個體，通過學校完成了與國家的制度性互動。國家教育體制的建構中，鄉村一級屬于義務教育范疇。義務教育是作為公民必須履行的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因此，這更加強了國家與鄉村及鄉村個體命運的聯系，比起自覺認同來說，這一法律帶有強制性色彩。普九、控輟保學、掃盲等相關的行為成為教育系統的政治任務。現在，控輟保學與精準扶貧政策掛鉤，即精準扶貧戶的子女必須完成九年義務教育。這項任務使學校與地方政府發生了基于政治制約的互動，學校統計出精準扶貧戶的輟學生名單，與鄉政府取得聯系，再由鄉政府通知到各個村委，村委向各戶通知，然后學校派出老師和鄉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員，一起到村里去挨家挨戶做動員工作。而享受到精準扶貧政策的村民若不送子女去學校，就可能被取消享受這項福利的資格。
學校在地理空間和現代時間中實現了對村落的雙重國家滲透。一方面，村落視野中的學校教育經歷了建國后“村村有小學”的普及化，到學校布局調整制度下的大規模撤并的歷程。有學者將其歸結為“文字上移”的過程。受制于資源分配的限制，鄉村只有國家提供的教育資源，村民別無選擇。即便隨著學校布局調整，多數的村落里已經沒有了學校，學校雖然在地理空間上不“在”村落之中，但是通過制度規劃，村民仍然在跨越地域的空間里通過學校繼續與國家發生著持續的聯系。另一方面，這種聯系在時間上產生了一個群體，可稱之為“周末兒童”，即因學校布局調整后產生的寄宿制學校，兒童在周末才能回到村里，仿佛是一個“游客”，在村子里短暫休息兩天然后又去接受義務教育。
2.村落：國家的微空間
隨著村小撤并和國家政治行為的深入，學校作為曾經的國家象征逐漸被村部取代。每個村部建設都已經規范化。在外觀上是兩層磚房結構，白墻琉璃瓦，水泥院壩，在顯眼的地方用金色的大字樹立著“XX社區”。村部的構造顯現出完整的國家化形態：一般在一樓有一個辦事大廳，大廳中間是鋪設大理石的服務臺，安放著幾臺電腦，電腦對應著放著村主任、村支書、村文書的名牌；在大廳的墻上懸掛著各種制度規范，有村委職責、村規民約、辦事流程等等；另外還有遠程教育中心、農家書屋、殘疾人活動中心、村級文化站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小小的村部集各種功能于一身。
村部成為一個完全的國家存在，在空間上屬于村落，其功能實如國家的具形化，它不僅僅是一種符號，而是在長期的運作中，與村落的生活融為一體。第一個層面，村部成為一個公共議事的場所，一些屬于村落的重大政策性議題都會在這里完成，如每年的村委換屆選舉，一事一議工程的村民代表會議，低保等福利政策的商討等。第二個層面，村部是村民的辦事中心，特別是辦理各種手續時，村部是最基礎的手續起點。第三個層面，村部作為相對寬敞的場所，可供村民舉辦婚禮等大型宴席，體現了公共資源的開放性。第四個層面，村部是文化活動中心，村部提供有各種體育器材和樂器。
然而實際上，村民也許對國家這一宏大概念并不會明確知曉，但是，他們在使用村部資源的時候就和國家發生了直接的聯系?！爸贫刃问降墓潭ㄐ圆⒉荒苊撾x或外在于日常生活接觸而獨自存在，而是蘊含在那些日常接觸本身之中。”掩蓋在瑣碎日常之中的行為，實質上說明了國家在村落中的存在形態：與日常生活共融。
3.村干部：個體的國家身份
村干部是國家對村落中的個體賦予的國家身份，無論是領頭的支書還是村民小組代表，都是由越來越規范的公開選舉產生，顯示著獲得該身份的程序正義。
獲得這樣的國家身份，對于村民來說意味著榮譽和利益。榮譽感顯示了與其他村民的不同，是具有“身份”的人。利益不是指金錢上的利益，利益是指該身份可以讓人獲得更多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來自于鄉政府的關系，這樣辦起事來會比較方便。雖然實際上除了村支書和村主任屬于實際上的干部，但一些村民對隊長、村民代表等非常熱衷。
村部的政治體系由兩個機構組成：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村黨支部由書記、文書、紀檢員三種職務構成，村民委員會由村主任、婦女主任、文書構成，村委會下面還有群團組織，包括隊長、團支部書記、民兵連長、防疫員、村民代表，其中村民代表是由8至15戶為一個單位選擇一位做代表，村民代表的作用是代表小組做參與相關議事。村委會接受村黨支部的領導，但實際上，這兩個機構往往存在著競爭。決定競爭關系的是書記和村主任的勢力強弱。勢力強弱往往與個人的能力、性格有關系，但也和個人與鄉政府政治聯系的密切程度有關。
4.福利政策：神化的國家
近些年來，國家給農村的福利政策真可謂是名目繁多。
民政方面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這一部分是比較常規的，但是，在監督機制不那么發達、民中權利意識不那么強烈的時候，低保往往被干部私吞，真正困難的村民并沒有享受到好處?，F在國家對這一塊的監管比較嚴格，低保才真正發揮了它的作用。然而僧多粥少，低保的部分實際運作是證—錢分離，把家中有子女上學的農戶的信息報上去，這些農戶把低保錢取出來給實際上困難的群眾。還有冬春生活救助，對季節性可能生活困難的農戶補助衣被糧食。還有大病救助，應對臨時性出現大病的農民進行及時性的救助。
林業上有公益林補償，即以每個村為單位，對集體的公益森林進行補償，補償款根據公益森林的面積計算后平攤給每一個人。還有退耕還林政策，該政策自2002年開始實行，歷經了15年時間，對改善生態環境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使一些農民獲得了利益。退耕還林政策剛出來的時候，是按照各戶的種植樹木的面積進行相應的糧食補償，后來才改成用錢補償。那時候退耕還林后種植的經濟林木，如果農民經營得好，現在就是“搖錢樹”。筆者出生的村，當年就是推行種植桑樹、板栗和花椒，現在農民都能從中掙不少錢。這改變了鄉村傳統的經濟結構。
另外還有需要農民自己交錢的保險。如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一個人每年150元的保險費，可以享受醫保政策范圍內的補貼，這一塊對農民的助益比較大。另外還有肥豬保險、玉米保險、稻谷保險，這些保險是政府要求的，每個村必須有大約60-70%的參保比例，使農民的風險降到最低。肥豬保險是12元一頭肥豬的保險費，如果發生瘟疫，參保戶將得到700元一頭的賠付。玉米保險是4.5元一畝的保險費，在幼苗期成災賠付400元一畝，成熟期成災賠付800元一畝。稻谷保險是8元一畝，在幼苗期成災600元一畝，成熟期成災1000元一畝。
現在最重要的福利政策就是精準扶貧。這比以往的任何福利政策都更具有政治性，對于扶貧單位和扶貧干部來說，這是一項政治性任務，檢查監督的力度也比較大。福利國家是一項軟性的政治滲透，使農民更加依賴國家，并且塑造了神圣化的國家形態。
總之，目前國家通過政治性的強制手段和福利性的隱性手段，已經在方方面面深入鄉村?？梢哉f，現代國家的確是在以滿足人民的需要為目的，試圖在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方面提供最好的條件。村落中的個體也從各方面與國家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以求取個人利益最大化。黑格爾表示，由于國家的普遍目的與個人的特殊目的在成熟的共同體內是相互滲透的、交融的，所以任何個人在實現自己私利的同時也就實現了國家的普遍目的。在這樣的語境中去審視個人、村落與國家的關系，似乎國家確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只不過，隨著時間和空間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重組，國家是以不同方式存在日常生活當中與個人和村落發生同構。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吧（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