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出臺《北京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工作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提出，今年起在北京市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力爭到2020年初步構建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方案》明確了“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的原則，促使賠償義務人對受損的生態環境進行修復。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實施貨幣賠償，用于替代修復。（新華網，7月4日）
“環境有價，損害擔責。”事實上，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就曾提出：“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中間明確了補償主體。即：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這個“誰”，可以是國家、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有時還可能涉及多個主體。但筆者看完無論是綱要所提，還是《方案》所指，總覺得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實施貨幣賠償，用于替代修復有一種莫名的“悲愴”之感。生態保護會否就此為“貨幣賠償”所折腰？
有這樣一句話說，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可生態環境一旦遭到破壞，需要幾倍的時間乃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復，甚至永遠不能復原。而恢復和改善已經惡化的環境，必須做長期不懈的努力，其任務是十分艱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為了眼前利益而去肆意破壞？就算賠償，又真能到達與損壞的價值同等？這在一定程度上講，它會否給個別投機者有機可乘，在資源環境領域出現“搭便車”和“公地悲劇”等問題，著實難說。而要解決這些問題，用“貨幣賠償”補償只能算得上一種“下下策”，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錢不是萬能。
再者，保護與補償是基于破壞后的修復賠償，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賠償與破壞的能找到眼前相對平衡點，也終歸有得不償失的之感。抓經濟靠基礎建設、發展產業、招商引資無可厚非。但，統籌協調、追求綠色發展、探索新的生態經濟不可或缺。為此，還得在加強生態文明考核評價制度建設，改變唯GDP的觀念，淡化GDP考核；得完善環境保護制度；得提高生態補償成本，體現生態價值，生態補償制度應有要義；得健全責任追究和賠償制度。對其的破壞和損害要賠償，更得進行追究責任，打破“錢是萬能”臆想，避免“我有錢我做主”。
而更為現實的難題是，環境破壞具有潛伏期和長期性。如果污染企業或是團體管理不慎，這個“賬”又算在誰的頭上？換句話說，從短期看來，補償或是修復可以給最直接的受害者帶來精神的慰藉。但我們應看到的是，無論是賠償到位還是修復有效，對于生活在環境破壞區域或者周邊的人們而言，都需要他們作出放棄多年來已近乎固化的“靠山吃山”的自我犧牲。更為甚者，有可能就此消弭那一方“鄉愁”。筆者愚見，不妨以合適的手段管理者連帶其中，讓污染者付出經濟補償同時，管理者不能置身事外。
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生態損害的修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生態環境損害后負面影響的顯現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破壞、修復再保護，無疑是程序倒置。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增強全民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方為“上上策”。不讓生態保護為“貨幣賠償”折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需監督前置。
（作者單位：四川北川縣組織部）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