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少年楊洋為救落水同伴溺亡，家人為其申報“見義勇為”稱號一事，前日有了最終的結果。東西湖區(qū)見義勇為促進會正式回復，楊洋的行為不能被認定為“見義勇為”。(<<楚天都市報>>2014-11-1)
一個11歲的花季少年，因為救落水的同伴，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當事情發(fā)生之后，對于他本人的犧牲以及對他的家人來說，如果既能夠獲得社會的贊譽，又獲得官方的“見義勇為”稱號，應該是最好的收官方式。如此，至少他們會覺得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他家人的心靈會得到少許的安慰。但是，如今他的家人大失所望，如果他地下有知，恐怕會只有不解----—用生命去救他人，竟然不算見義勇為？這見義勇為促進會到底在促進什么？
當然，東西湖區(qū)見義勇為促進會的理由又是非常“充分”的：楊洋與三位同伴是同學關系，事發(fā)前相約而行，當結伴人發(fā)生意外時，其他結伴人進行施救，屬于自救互救行為，所以不屬于《武漢市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條例》中的認定標準，而見義勇為促進會只能“公事公辦”，不能“壞了規(guī)矩”。
自救當然不能算見義勇為，但贏救同伴，怎么就不能算是見義勇為？據(jù)說這是因為同伴之間有相互救助的義務。既然這里是在講條例，但它依據(jù)的法律是什么？什么法律規(guī)定了同學、同事、同伴、熟人之間有相互救助的義務？相互救助，應該是道德層次上的問題吧？何況，楊洋還只是11歲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對同伴承擔什么救助義務？同時，武漢的見義勇為獎勵條例是一種法，而東西湖區(qū)見義勇為促進會是在執(zhí)法。但雖然條例是白紙黑字，促進會又強調(diào)于條例無據(jù)，卻都忽視了一點：法最核心的精神是對善與正義的維護與高揚。當一個少年用生命去換回同伴的生命之后，竟然連見義勇為的稱號都無法獲得時，這是在維護與高揚善，還是反其道而行之？這樣的條例是不是應該“壽終正寢”了？見義勇為促進會在執(zhí)行的時候，如果靈活一點，是不是會導致社會的口誅筆伐，意味著給社會傳遞了負能量？想當年，少年汪踦為國戰(zhàn)死，魯國人想為他舉行成年戰(zhàn)士的葬禮，但這是完全不符合當時的規(guī)矩的，于是去問孔子，特別看重禮教秩序的孔老夫子的回答是：“能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相對于幾千年前的孔老夫子，武漢的立法者與執(zhí)法者不應該深刻反省嗎？而且此前，汨羅市川山坪鎮(zhèn)湖畢村12歲女孩周婷，也是因為救落水同伴而犧牲，不就先后被汨羅市、岳陽市的“見義勇為先進個人”？兩相比照，誰的做法值得肯定？誰傳遞的才是正能量？
筆者一點也不鼓勵未成年人做楊洋、周婷這樣的選擇，但當楊洋用生命都換不到一個見義勇為的稱號時，我們的見義勇為條例以及見義勇為促進會，所促進的，不恰恰是見死不救？
來源：第八屆縣鄉(xiāng)干部論壇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nèi)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