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鄉紳階層是一個有著特定利益的經濟政治實體，僅從個體道德考量鄉賢制度和文化是有缺陷的。回顧歷史，鄉紳作為封建土地私有制之下的特權階層，掌握著鄉村社會話語權，剝削佃農，甚至借履行收稅職能之名加大對村民的盤剝。立足當下，重建鄉賢面臨著無法回應的挑戰，農村空心化帶來了農村基層組織渙散，即使精英分子回到農村，也難以改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羸弱的現實。如此，對鄉賢能夠“彌合社會分歧，加強鄉村建設”的想象有說服力嗎？。破土近期推出關于“重塑鄉賢”專題，從各個角度討論這一問題，以饗讀者。歡迎參與討論，來稿請寄groundbreaking@126.com。
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重視現代鄉賢》和《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兩篇文章，談論基層“鄉賢治理”之作用。在《重視現代鄉賢》一文中，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鄉賢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們協調沖突、以身作則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在《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一文中，作者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黃海認為，建構新鄉賢文化，有利于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有助于鄉村治理現代化。黃海建議培育新鄉賢文化要注重發揮離退休干部、知識分子、優秀農民工、企業家等群體的引領作用。
恢復鄉賢制、重視鄉賢文化并不是人民日報首次提出。2014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利萬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志良的提案便是“希望向全國推廣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弘揚鄉賢文化的做法”。在2014年第十四屆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任志強、馮侖、王巍等商界大佬們圍爐漫談鄉愁，呼吁恢復“鄉紳制度”，他們認為，“有鄉紳就留得住鄉愁，沒有鄉紳就留不住鄉愁，沒有鄉愁。”
為什么各界大佬們如此“心有靈犀”地大力鼓吹鄉賢文化、重建鄉賢制呢？
這股鄉賢風吹來是為了應對目前農村空殼化背后鄉村治理能力弱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社會空心化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空心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青壯年勞動力被迫到城市謀生，農村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兒童，這就帶來了另一個問題——農村基層組織的渙散。政府也在嘗試采用不同的方法解決鄉村治理問題，例如安排大學生到農村擔任村官。2008年國家開始選聘大學生村官，截至2013年底，全國共選聘41萬名大學生村官，目前，在崗大學生村官有22.1萬名，覆蓋全國1/3以上的行政村。然而大學生村官工作開展7年以來，成效并不明顯，因此，政府正在縮減大學生村官名額，２０１５年中組部宣布把大學生村官名額壓縮到17萬人左右（資料來源：新浪新聞）。鄉賢文化的興起與大學生村官的退潮表明政府對農村治理問題上的思路正在發生轉變。
鄉村治理一直是當下農村社會的一大難題。一方面目前全國大部分鄉村職能虛弱，基層村委對村務沒有動力，對村民沒有組織和動員能力，導致政府政策在鄉鎮一級后執行不下去，中央對基層政權的約束力已經大大減弱。另一方面，隨著征地拆遷、村政腐敗導致農村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面對兩方面的壓力，政府也在思考解決辦法，一些知識分子和商界大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重視鄉賢文化、重建鄉賢制，但是鄉賢制的黑歷史你真的造嗎？
逼人賣兒鬻女、初夜權．．．．．．鄉賢的黑歷史一籮筐
鄉賢制源自于明初推行的“里甲制”，即每110戶編為1里，由丁糧最多的10戶擔任里長，其余100戶則稱為甲首。在中國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國家政權只能擴張到縣一級，縣以下都是由代理人即土豪、劣紳代行部分國家政權的職能，實行“鄉紳自治”。自治的核心便是征收賦稅，而這些“鄉賢”在收稅過程相互勾結，層層加碼攤派，這些雜派通常會是中央正稅的數倍，老百姓多繳納的部分就被這些“鄉賢”瓜分。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由于戰亂，武力變成了鄉賢的主要標準。擁有“強武力”的，就成了軍閥和高官，而擁有“小武力”的地方土豪就是通常所說的“鄉賢”。民國時期，在江蘇和山東交界的農村，惡霸地主壟斷田畝，甚至擁有自己的武裝隊伍、私家刑堂，把農民當農奴隨意處置，有的對農民還有初夜權。
鄉賢制是封建國家政權控制鄉村的方式，依托于鄉紳自治，土豪劣紳成了土皇帝，而為了繳納翻了數倍賦稅的村民卻要賣兒鬻女。鄉賢制直到新中國成立才被完全廢除，1949年建國后，黨建立了健全的社會管理體制，從省市縣到鄉鎮村落建立了黨支部，政府管控的觸角伸到了最底層，這樣就徹底消滅了鄉賢制度。
鄉賢制度滋生了封建土地制度之下的特權階層，豪強劣紳依靠土地私有制而擁有了在鄉村社會中的話語權和剝削佃農，又依靠鄉賢制在替政府履行收稅職能時加大對村民的盤剝力度。直到新中國成立，廢除土地私有制，這一寄生階級才被完全摧毀。現在一些知識分子和商界大佬卻要重新建立鄉賢制度，是要為進一步地恢復土地私有、賣兒鬻女做鋪墊，做名副其實的“鄉紳”、“土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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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到：“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鄉賢制一提出就被廣大網友強烈抵制，人民群眾早就聞到了這股言論里透出的腐爛僵尸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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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文化無助于解決農村空心化
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已摧毀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村，英國封建時期的紳士就是中國的鄉賢，英國的紳士體制在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十九世紀便已經瓦解了。資本主義高速地消滅了舊有的關系，但資本主義不是永動機，當它開始顯得乏力時，它造成的問題逐漸爆發出來。農村空心化與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相伴而來，一些人亂開舊時代的藥方早已不足為奇，但卻總是巧妙地避開了“對癥下藥”四個字。
鄉賢文化的興起源于農村經濟衰敗、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失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建設鄉村的思考。鼓吹鄉賢文化的知識分子是希望通過文化調和的角度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矛盾和對立，然而無論是鄉紳制還是換湯不換藥的鄉賢制都無助于改變農村社會的空心化和分化局面。
農村的分化問題由來已久，自分田到戶就開始出現，近些年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一位接受筆者采訪的農村研究方向的專家指出農村分化是農村商品化的必然結果，“在城市資本下鄉和鄉村內生資本不斷形成的過程中，驅動村莊分化的動力早已消解了所謂的‘傳統社會紐帶’的粘合力；而城鎮化過程中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農村土地，這些年圍繞征地拆遷導致的矛盾此起彼伏。這些問題顯然都不是‘鄉賢’能解決的問題。”針對農村存在的這些問題，人民日報的兩篇文章希望鄉賢能夠起到“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但所謂的“鄉賢”本身就是這種社會分歧的一部分，這位專家進一步指出黃海文中提到的鄉賢代表——離退休干部、知識分子、優秀農民工、企業家，都是回到村莊的精英人士，他們或者將農村作為投資場所，或者被吸納到已經在村莊經營的資本體系中，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或即將和普通村民的利益相沖突。“所謂‘鄉賢在村子里地位比較高，村民比較能夠聽得進他們的意見，可以起到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恐怕只是知識分子的想象。”這位專家說到。
農村社會空心化源自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人民公社解體后，農村重新恢復了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但問題是小農經濟無法容納農村的全部勞動力，其他無法被吸收的勞動力就成了“剩余”勞動力。另外，人民公社時期農民享有的醫療教育等福利也隨著公社的解體而喪失。在市場化經濟浪潮下，農民生產和生活資料全面商品化，土地上的收入已經無法保障一家人的溫飽問題，農村人被迫背井離鄉到城市里販賣自己的勞力維持生計。
因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得不到加強的情況下，無論是發展“鄉紳”文化還是“鄉賢”文化都無助于扭轉農村社會日益分化和空心化的趨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破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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