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區改造運動中的宏仁村
在昆明的拆遷大計中，宏仁村只是無數歷經“臺風過境”的普通村莊之一，而當野火燒盡，看似卑微如野草的基層力量卻能趁著喘息的契機迅速自我修復并重生。在拆遷與造城運動試圖重建城市環境的同時，往往忽略了表面上破敗的傳統民居環境其實并不蕭條，對于文化傳承來說，失去宏仁老村一般的“廢墟”或許也意味著整個傳統文化的生存土壤將要面臨萎縮。新舊交替之間，我們應該審視不可逆的生存空間更迭給城市文化根基造成的影響。
▍宏仁村基層自治的復興
2010年7月，昆明滇池東岸的宏仁村因抵制違法拆遷被央視《焦點訪談》報道而成了昆明市有名的“釘子村”。宏仁村包括老村和新村兩部分，在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高潮時期（2010~2011），新村和老村都曾被列入拆遷范圍。其中老村有數百年歷史，是一座有滇池地區典型聚落特征、古村落格局和一批傳統建筑的居民區，宏仁舉全村之力，保全了以“新農村建設”之名統一建蓋的新村（共502幢新房子），但老村就沒有那么幸運了，經過幾輪拆遷的掃蕩，相當部分的建筑被拆毀。
在延續兩年的大拆遷時期，宏仁村的正式組織（社區和小組）從村中撤出，村兩級組織的干部都簽了拆遷協議，將自家房子交給拆遷辦拆除，搬到村外去住，他們被留守本村的人稱為“流亡政府”。這期間村干部每天開車來駐村的拆遷辦上班，也就是說一個村社的正式組織及其成員都成了拆遷方的雇員。拆遷辦（指揮部）本身也是一個奇特組織：它由各級政府（區和街道辦）的職能部門抽調一些人，加上社會招聘人員組成，由開發商提供資金支持其運轉。它是一個臨時機構，被拆遷戶到法院起訴拆遷辦，會被以“拆遷辦不是主體”為理由拒絕。但拆遷辦的權力又很大，完全取代了村落層面的正式組織。從拆遷項目推進的策略著眼建立拆遷辦、撤出正式組織，甚至破壞基本公共服務設施（例如水電、公共廁所）等是為了加快拆遷的進程。與此同時，拆遷方甚至還可能聯手灰黑勢力出沒于這種“無人區”，使之盡快變成不可居之地。宏仁村在一段時間內就是這樣的地方。
自前年初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運動陷入停滯，特別是村小組換屆選舉以來，混亂數年的宏仁村走上了緩慢修復和秩序重建的路途。在2014年初宏仁村還是秩序不彰，但從下半年開始，即使從地方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角度看，這里的生活秩序和社會治安都值得表揚了，街道派出所的一名警官稱贊到：宏仁的刑事發案率直線下降。區和街道辦領導也對前年上任的村小組組長李紹榮及其班子的克勤克儉和治理成效表示贊許。但在幾年前，這些領導卻是與抵抗拆遷的李紹榮團隊相互對立的。新年前幾天，村小組的“村民代表會”聽取了李紹榮的述職報告，他決定繼續過去一年多以來的工作方向。如果不是礙于宏仁村過去幾年已成為拆遷者眼中的一顆“釘子”，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將這里當作“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反四風”和“法治建設”的先進單位來上報。但這里的人們并不關心虛頭八腦的榮譽，他們只希望政府給他們一些自治的空間，讓他們自己將日子過好，不要再有人隔三差五打著“xx發展”的大旗來攪擾他們原有的生活秩序。
宏仁前些年的混亂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一系列“發展”項目引起的，影響最甚者莫過于2010年開始的“城中村改造”。為了將宏仁村拆平，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和拆遷雇傭軍一起，幾乎將這個基層社區變成了“不可居之地”。在這個“無人區”，灰黑勢力也乘機坐大，最終成了一股威脅地方和平的力量。但是基層社會自我修復的能力仍然強大，一旦地方政府停止干預，假以時日，秩序便自然恢復，公正和正氣重新當道。原因很簡單，這里有幾萬人過日子，自然會遵循過日子打交道的規矩，也就不會順遂拆遷者制造“無人區”的愿望，任其潰爛。
一個空間上的社區仍然存在是很重要的：只要社區存在，其內必有鄉賢或鄉紳說話和定規的機會。先是依靠鄉賢的領導來反拆遷，后來又在基層換屆選舉時，將他們選進“村小組”和“村民代表會”，宏仁村依靠這些鄉賢和協商民主的治理結構，重新走上了今天的治理道路。
幾年前宏仁村的正式組織成員撤出村莊后，留守的村民自發形成每星期三傍晚在“橋頭上”（村內的公共場所）舉行聚會的習慣。村民們在聚會上聽鄉賢莫正才老人等講解中央政策、討論村內事務。2013年村小組換屆選舉以后，“橋頭會”不再舉行，村民集會變成由村小組長召集的“戶長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自2013年6月上任以來，這屆村小組長召開過十幾次“戶長大會”，“村民代表會議”更是每逢有重要事項必定召開。一年多來，村小組長的建議一部分被“戶長大會”或“村民代表會”通過，一部分被要求調整，還有一些則沒有通過。無論議事結果如何，“重要事項要經過這兩級治理結構通過”已經成為一條規矩。在兩級治理結構之外，宏仁村幾年前組織抵制違法拆遷的鄉賢們仍然給村小組長提供治理意見，有些則直接參與行政管理工作。這些人在村內都德高望重，由這些人以正式或非正式身份形成的社區治理系統是今日宏仁村的政治和社會核心。
將鄉紳/鄉賢指導與“村小組”、“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會”等基層正式組織相結合，形成穩定的“村落協商民主治理”是今天宏仁村獨特的政治機制。其形成也是2013年基層換屆選舉的結果。宏仁村的現狀雖有其歷程的特殊性，但這種基層治理機制具有可復制性。
必須承認，地方政府的態度和身份轉變很關鍵。前些年基層政府與開發商關系緊密，甚至到了共用辦公場所的地步。房地產開發商和政府互相綁架，形同“政府－公司”。去年以來，政府收手、開發商跑路，拆遷部隊不再騷擾地方，公安派出所還能主動配合村小組改善治安環境，給村落社區提供了朝向健康方向的制度基礎。
由宏仁村案例可見，當下解決基層治理的路徑是給予基層社會充分的自治和自決的空間。有學者哀嘆當下鄉村社會治理的一個缺失是不再有傳統士紳及其對鄉土社區的教化。宏仁案例說明所謂傳統的復興或消失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只要有一定的地勢依憑，只要能假以時日，只要這些“人物”肉身不死，士紳就能夠涌現。有了這種地勢、時勢和人勢，再輔以法治和為政旨在保一方平安的行政，“地方鄉紳／鄉賢－協商民主”的治理機制就能形成。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宏仁村也出現過與當前相似的治理和復興。那時候周邊的村莊都被稅費和提留等重負所困，到處都有農民上訪，唯有宏仁村比較安靜。宏仁村那時候剛從此前十幾年的衰敗和混亂中走出來。當時的村長聲稱：“我家村子不是先進典型，我家村子也沒有人上訪。”我將那時的宏仁村稱為“處于臺風之眼中”。果不其然，從2003年以后，“臺風眼”的平靜不再，狂風重來。新一輪風暴是征地拆遷的城市化和城中村改造，最后在2008~2011年演化為所謂“城改大業”。這是大拆大建的巔峰，也是政府作為的極致。一系列“政府－地產”資本的聯袂侵入將滇池沿岸社會的傷害達到空前程度。去年10月發生在晉寧致使9人死亡的征地事件也是這場“城改大業”種下的惡果和延續。當今天的宏仁村艱難復興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這些歷史，必須提醒地方政府切勿重蹈覆轍。我們不愿再看到今天的宏仁經歷另一次臺風過境。
▍新村與老村：落腳城市或在廢墟上生長
宏仁新村現在有兩萬左右外來人口租住，加上本村的數千人，這里已經是一個小城鎮。這是什么概念？宏仁村低廉的房租為國家解決了兩萬余外來打工／經商者進入城市的問題，而且他們還能基本安然地生活在這里。今天中國所謂有前途的城市就是那些能夠吸引人口流入的地方，因而宏仁村一類的地方對昆明城市的貢獻就更明顯了。在旁觀搞所謂“蟻族”、流動人口、創業人才等等安居工程時，我們不妨想一想誰能夠一次性解決兩萬人的居住問題，如此大的一個居民區，僅有二十來人（五六個村小組干部加上12個綜合管理聯防隊員）在管理。僅就此而言，政府也該給宏仁村發一個獎。
相對于新村來說，地方領導已經習慣將宏仁老村視為“爛尾工程”。他們一見到宏仁的小組長就會問：你們的老村還要放多久？每當這種話題開啟，對話就會在討價還價的維度展開。政府官員堅持老村應被拆除，村小組長堅持在保留部分歷史傳統區域的前提下，對老村進行更新。其他條件還包括對搬遷居民的安置——蓋回遷房；根據目前市場價格重新談判拆遷補償標準等等。雙方都知道在這些條件下無法取得共識。
外來人對宏仁老村的第一印象是廢墟。它的一半房屋或者被全部拆毀，或者主體雖在但門窗已被卸除。村內道路高低不平，路邊有拆除房屋后的建筑垃圾，倒塌的房子內有生活垃圾。整個村莊如同地震后的廢墟。
但如果換一個視角和立場，宏仁老村會呈現出另一種“情景”和另一種生活的豐裕。我最近與居住老村的幾個人談話時，問他們：“你們居住在這個地方的感受是什么？”他們都回答：“好在”或“舒服的很”。這種訪談本屬多余，直接觀察更有意義。老村中的居民都在房前屋后的土質廢墟上種菜，有些更將廢棄的房子稍加圍堵，改成養雞場。村子南面一塊荒廢多年的土地則被一些村民分割成各家的菜地。他們用的肥料大部分來自村內的傳統廁所里的人糞尿。因為較少使用農藥和化肥，他們種的菜在農貿市場很搶手。這些人每年種菜的凈收入一般都在3萬元左右，自家基本上不買蔬菜。由于老村安靜，老年人生活不用爬樓，一些先前搬進新村與子女居住的老人又搬回老村來住。
兩年前，村中大寺的側屋和山門由村民捐錢得以修復。寺院被重新恢復成村民請客的客堂。去年9月以來，一個由花燈票友和退休職業演員組成的戲班子租用大寺的一間房子作為常年演出場地。這個戲班子是從官渡古鎮移過來的，據說原來的那邊成本已提高，難以找到負擔得起的劇場，戲班子每天下午兩點至四點演出，門票每張3元（附帶茶水），演出的都是追本的傳統大戲。10月份他們正在上演《煙花女告狀》，這出戲從頭至尾要演十六七天，水準相當高。其風格雜糅了花燈、滇劇、京劇和相聲小品，既基于經典腳本，又調侃當下的社會現象。觀眾對演出有直接呼應，每天有五六十人，一部分是本村老人，另一部分則來自官渡、呈貢甚至昆明其他地方。劇團劇目以及非折子戲的演出方式對傳承花燈文化具有重要意義。而如果沒有宏仁老村這樣的“廢墟”，這個劇團幾乎不能生存。有時候因為天氣冷，觀眾來的太少，村里的老觀眾便湊錢補償劇團，反諷的是，當現今的官渡古鎮被打造成愈發高大上的“文化古鎮”的時候，真正能傳承花燈文化的劇團卻不得不從那里逃到這個廢墟上來生長。這與中國很多地方的文化古城修復一樣，最后的結果是光鮮的舞臺上僅剩一些劉老根大舞臺式的小品和折子戲。
“追本大戲”猶如大學里的讀書會和“席明納”（seminar討論課），前者是演員的童子功，而后者則是學生學術成長的基礎。讀書會或“席明納”是一種“低成本”的學術活動，但沒有讀書會和席明納的大學和學術是空中樓閣。現在大學里到處充斥著“論壇”和“讀書匯報會”，但很少有人了解大學的精髓就是這種“低成本”的讀書會，就像在折子戲薈萃的現代舞臺，很少人理解追本大戲是傳統戲的根本一樣。在這樣的劇團和演出能扎根宏仁的時候，地方上有識見者，特別是地方政府領導應當對他們小心呵護，應當重新審視宏仁老村這種“廢墟”的價值。
廣而言之，當代中國的文化和藝術成就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廢墟”養育的。例如北京的圓明園、東村、草場地、宋莊和黑橋之于視覺藝術；樹村、五道口和安河橋之于流行音樂；北大和清華附近的城中村之于學人。這些所謂“臟亂差”的地方正是文化和藝術中最具創造力的北漂們曾經或現在落腳的地方。在世界范圍內，藝術成長于廢墟也是普遍現象。例如紐約的蘇荷藝術區曾經是一片廢棄的廠房，巴黎的拉丁區是19世紀巴黎城市大改造中幸未拆除的老舊城。今天要談論當代西方藝術不能不提蘇荷區，就像談論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文學藝術必須提到培育了波西米亞精神和生活方式的拉丁區。
實際上宏仁老村的保留與政府的城中村改造“收尾”之間并不矛盾。上面提到，村小組長與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缺少共識，是指在過去幾年沿襲的大拆大建思路上，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而若換一條思路則會有達成共識的可能。例如，宏仁村在過去一年已經提出將該村1950年代初以前的村界范圍內作為修復保留部分，其余部分土地由政府和開發商拆除作為回遷安置房和商業開發使用。這一建議雖然離幾年前政府的完全拆除的目標有距離，但是它能夠使該村的歷史文物（如兩所掛牌不可移動文物寺廟和幾十所傳統民居）和傳統村落格局，以及最重要的傳統生活方式，得以保留。與此同時，部分已經簽了拆遷協議的村民的回遷安置房也能夠得到解決。此外，政府和開發企業也能夠平衡資金投入。
▍被圍困空間的抵抗
如果將宏仁老村當下的價值置于其周邊的滇池東岸變遷背景前，會顯得更突出。這里僅舉一例。
宏仁村的鄰村五臘村有兩座古寺，分別為“圣恩寺”和“寶龍寺”。在五臘村的民居被拆平以后的四年多里，兩座寺廟一直立在廢墟中未被拆除，廟里分別有一些老人堅守。幾年來我們曾經數次訪問這兩座廟，守廟的老人們談及拆遷時稱：拆遷方必須在本村地界內蓋一所新寺。地方政府和拆遷方確實答應了老太太們的條件，兩年前（2009年9月）開始在該村南部地界內蓋一座寺廟。去年下半年這座寺廟落成，名為“寶圣寺”。我去年7月份在新建寺院中見有一塊寺碑上刻著：“兩所寺院，由于年久失修，面臨倒塌，急將（待）拆除。”我們都見過那兩所被稱為“面臨倒塌”的寺院。它們都是始建于明朝晚期的寺院，最近一次被修復不過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不存在“年久失修，面臨倒塌”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是這兩所寺院處在新螺螄灣商貿城圈占的核心地盤之內。其中圣恩寺被新螺螄灣開發的安置房和商業住宅樓盤的24幢高樓項目所圍，寶龍寺的后墻角被一條新修的道路切過。這條路是幾年前螺螄灣開發商修建的一條通往其物流倉庫區的通道。兩所寺院原來都是在村落的中央，而村落都在2010年的城中村改造中被拆平。寶龍寺所處的照西自然村在拆遷時候甚至還是一個有大量耕地的鄉村。
幾年來兩所寺院雖然勢單力孤，但一直被老人們駐守和看護。實際上即使在當下，兩所寺院也無拆除的必要。被商業住宅樓所圍的圣恩寺與新建樓盤可以相互映襯。從“經濟價值”著眼，與一所古寺為鄰能使新樓盤的價值得到提升。寶龍寺后墻邊的那條通道本來不是一條規劃道路，雖然其野蠻切過，寶龍寺也不是非要被拆不可。從兩所寺院的文化價值來說，它們更不應該被拆。它們不只是五臘村村民的財富，更是滇池東岸甚至整個昆明市的財富。以五臘村兩所舊廟的歷史和規模計，它們應當屬于區（縣）一級不可移動文物。我們曾多次問過廟中老人是否知道此方面情況。他們回應說：沒有聽說過。事實上，宏仁老村兩所寺廟的“不可移動文物”銘牌是在拆遷辦被攆出村子后，被村民在拆遷辦放棄的辦公室（村客堂）內發現的。在此之前宏仁村人都不知道村內兩所寺廟是掛牌文物。
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和社會性財富，在這里最終變成了街道辦與村民關于“值錢的地”和一文不值的“破房子”之間取舍權衡的談判。就土地而言，這兩塊地所在地區每畝土地招標價格在數百萬元，這些土地被征收、轉讓，已經落入開發商囊中。如果再容許兩所寺廟保留，地方政府和開發企業完全無法想象這兩塊肉如何被割舍。不僅值錢的土地不能舍，后來新建的寺廟也能帶來錢。新廟的投資為九百余萬元，這樣的建設項目一般都有尋租的空間，僅因此地方政府和村組織領導都會積極推動拆除舊廟蓋新寺。
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與駐守兩所寺廟的老人們談過多次，最后似乎達成了共識，即在五臘村地界內重修一座新寺院，然后拆除兩所老廟。現在的新廟在昆明南部繞城路南邊，按昆明市的最新規劃，繞城路以南將保留為農業區，今后不會再有規劃的城市建設。去年新寺廟建成后，似乎兩所老廟的駐守者再無強硬理由拒絕拆廟了。當時廟里的老人稱：他們要求拆遷方對其修繕寺廟所花費的錢財給予補償。
五臘的兩所寺廟在去年底被拆平。新建的寺廟富麗堂皇、流光溢彩，五百羅漢塑得像敦煌的盛唐經變圖一樣氣勢磅礴，令觀者震撼。如今寺廟門上掛著“居家養老活動中心”的牌子，到那里開過會的宏仁村人都稱“蓋得好”。將來人們只會知道原來的老寺廟因為“年久失修，面臨倒塌”。“過去”就是這樣被刻入新的空間，一段歷史就這樣被記錄。
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列斐伏爾說過“空間是當下的”（present）。列氏的意思是雖然一個社會空間內留有歷史意味、時間痕跡，但那個讓人側身其中的具體空間是“現在的”，是整體當下的。換句話說，一個地方可以被當作鄉愁和懷舊之地，但這是一個“現在的”空間。列氏是一個深諳政治行動的人，他的這句話可以當作有政治洞見的警句。如果再發揮一下，可以說：空間不可逆。這意味著，一個空間一旦被改變，未來無論出現何種政治“復辟”，人們都只能在“敵人”生產出的當下空間中棲身，都只能在那個當下的空間中想象，只能以那個當下的空間為感受、認知甚至認同的基礎。例如很多人發現一個現象：已經“上樓”的農民在小區房中重新扎根。農民在小區延續了社區傳統和網絡，找到了使神靈得到安置的新位置，其自身也在探索中與新環境相互適應，比如昔日的農民大媽開始熱衷于廣場舞，“上樓”農民形成了對小區的認同。
再例如一般都認為今天的巴黎是奧斯曼大改造留下的空間。19世紀中葉在拿破侖三世統治下，經奧斯曼之手，巴黎從一個歐洲古城變成“現代之都”。在奧斯曼進行巴黎大改造的時候，雨果等作家都紛紛起而反對。但反對聲沒有能夠阻止奧斯曼的拆遷，在十幾年間數萬幢房子被拆倒，許多道路被拓寬成“林蔭道”。后來仍有許多人批評奧斯曼毀了古城巴黎，但奧斯曼的巴黎已經是不能逆回的巴黎城市空間。人們是在這個空間中現身、感受、獲得認同。在這里人們安居下來，感受奧斯曼創造的這個當下空間，仰慕19世紀以來的巴黎，不再知道奧斯曼之前的地方。
這些例子表明人的地方認同是在當下的空間發生的，因而試圖用當地人個體感受的方式來批評“農民上樓”就會顯得矯情。從這樣的路徑去觀察，研究者或批評者往往困惑于當地人對于新環境的適應和認同。更不要希望古城復建能帶回歷史和鄉愁。因此拆毀平庸的山西大同，建唐宋“古城”是荒謬的：觀念上的復舊可能出現，空間上的“復辟”不可能。雖然某一地方／空間的表征可能會能容納“過去”，但被冠以“唐城”、“宋城”或“古滇國”的地方的“空間是當下的”。
今天要想感受非奧斯曼的巴黎古城，只有在他的拆遷不及之處，例如馬黑區、拉丁區或一些背街僻巷。這些地方在19世紀末巴黎大改造之時，相比于林蔭大道兩邊的奧斯曼式六層標準建筑，是一些“臟亂差”和“廢墟”的所在之地，但幸而他們得以存留，才有今天的巴黎風情。與此相似，尋找老北京生活也要去那些非旅游熱點的平庸老城區，例如東四和西四一帶的胡同里。所謂老昆明的生活情景則在不倫不類的錢局街這種地方，在宏仁老村這樣的廢墟之地。
“空間不可逆”，一切從事社會實踐的人應當以此為行動的警示。從政治人類學的角度，徹底的批評和行動應當是阻止社會空間發生根本變遷。讓這些現存的社會空間繼續延續。政治的選擇不應當是讓一個“廢墟”被以“改造”、“重建”或“復舊”的名義放棄或取代。這也表明我們的鄉愁是從這些不倫不類的平庸城市，甚至當下的廢墟之地發生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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