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跟著別人毫無知覺地離開家鄉，改變了自己的和家族的生活，最后成為自己家鄉最熟悉的陌生人。
單位組織去阿拉善植樹，我把隨手拍的巴彥浩特鎮馬路上的照片發給朋友，她家就在這里。微信里回復的卻是“不認得，我不熟悉的街道”。想想不禁要笑，此時的她身處南半球的澳洲，地產咨詢工作要求她對悉尼某個區的所有醫院、購物中心等位置了如指掌，甚至從小區開車到最近的學校幾分鐘，她也熟記于心。但是對于曾經16年生活的家鄉，她卻實實在在地變成了一個異鄉人。
還記得高中時候她來到自治區的首府上學，跟我講下雨的時候因為想念爸媽，就對著窗外哭。10多年過去了，她從小鎮來到首府，在北京上大學，最后落在了跟我整整相差3小時時差的南半球。這在文學的傳統命題中，就是活生生的“外省青年”，在這個行列里的，還有《紅與黑》里的于連、《高老頭》里的拉斯蒂涅，甚至還有駱駝祥子。在文學史里，外省青年就是那些來自底層的、邊緣地帶的年輕人，他們背負著社會意識形態和個人的內心矛盾，向經濟、政治中心地位發起奮斗。
可是轉念想想，包括我在內的身邊的人們幾乎全部都是外省青年，在中國從農村向工業化社會轉變的時代潮流中，幾代青年人迎來改革開放、戶籍改革以及高校招生改革的政策變化，我們跟著別人毫無知覺地離開家鄉，改變了自己的和家族的生活，直到最后成為自己家鄉最熟悉的陌生人。
人口流動是城市化進程中最為顯性的部分，在中國，衡量一個城市經濟文化水平的高低，大抵你只需要簡單地看，這里是人員輸入地區還是輸出地區。人們用腳投票，走出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但是，農村變城市，三五月即可高樓平地起；但人的城市化，可能要花一輩子的時間，而且快速城市化過程帶給每個個體內心的挑戰，卻很難被量化寫在任何政策文件中。我的很多同學大學畢業在北京定居，在一個典型的小家庭中，也許她來自河南，他來自浙江，而他們的孩子將是一個北京人。千萬這樣的小家庭代表了千萬家庭的斷代史，每個家庭成員只擁有生命前二十幾年的地域史，緊接著他們的生活便坐著火車和飛機，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就像被拋向湖心的石子，雀躍后水紋散開，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這個北京出生的孩子成長著，沒有機會仰望媽媽頭頂鐵青的天，也聞不到爸爸屋外金黃的稻香。
也許個體歸屬感還只是一個矯情的非分之想，在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中，大面積頻繁的人員流動，被看作會帶來駭人的社會影響。由于教育制度不合理，加上市場經濟缺乏自發糾正收入不平等的機制，社會的流動性就會增加，人們必須走出去尋求一份更為體面的工作。他認為，流動性會成為固化特權利益的工具，人才出走后，小鎮的執掌者可能會是擁有更多財富的特權階級。一句話就是“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也許皮凱蒂的論調過于宿命，我們也沒有文學作品里戲劇化的生活，但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給每一個青年人帶來重新選擇機會的同時，也帶來了精神上的抉擇。我認得一個山東的打工女孩，她曾在北京學院路的各大院校當過保安，卻像《革命之路》中弗蘭克夫婦對巴黎心懷執念一樣，對云南有著迷信般的狂熱。她堅持認為去云南生活是自己一生的追求，她從圖書館借來小冊子，背下每一篇關于云南的講解文章，甚至留下學生扔掉的快遞箱，只因為那是從云南寄來的。而最終她去過了云南，現在在深圳的工廠里往流水線上的電視機后面貼標簽。
我的朋友——來自阿拉善的小鎮青年，盡管身在澳洲，還是會在某一個瞬間聞到阿拉善的味道，看到阿拉善的顏色。而我總是做著同一個夢：刺耳的下課鈴聲出其不意地響起來，我急急忙忙穿過整個走廊，一轉身，眼前正是小學的操場，地上的沙粗礪可見，天上陽光正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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