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農村家庭教會，完全是調研的意外。起先是住在房東家里，問她閑暇時間都做啥，她隨便點出幾類常規活動，然后嚴肅地告訴我們她不信教，我們繼續追問時她不愿再多講，只是提示碰到教徒后無須驚訝。
沒過多久我們就碰到一個女教徒，當時只是想問她的交往和家庭生活，她卻將話題岔開給我們講述信教經歷，并引出信教時間長社會名聲好的教首劉祥。村書記對劉祥的印象很好，直接打電話后讓我們去找。很快，我們見到面善的劉祥，在簡短介紹后他直入主題，向我們介紹了當地的信教情況。我們前后找到劉祥訪談三次，又通過他的引薦去找信徒訪談，逐漸廓清A村教會變遷情況。對于敏感且復雜的家庭教會來說，任何褒貶不一的評論都顯得淺陋。筆者只能依據有限的理解能力，在勾勒A村教會的變遷及現狀之余，語境化地提出農村教會有效管理的建議。
隨著農村信教人群的增多，如何管理農村教會成為一大難題
農村教會的崛起
A村所在的縣在解放前就有教會活動，傳教密集、教徒眾多的地方設立有教堂，當時村民稱為“洋教”。新中國成立后，吳耀宗提出“三自宣言”，各地紛紛成立“三自教會”。1950年，A村所在縣成立三自教會，在各鄉鎮片區設有負責人，往下是村一級的教堂。若信教人數不到50人，就設立祈禱組聯系點，不再設置專門的教堂。
劉祥開始信教時25歲，信教與妻子生病有關。當時他結婚不久，妻子就失去理智，說哭就哭，說笑就笑。他回憶說，妻子老說見鬼，但他看不見鬼，說是病又找不出病因，打針吃藥均不見效果。不久，有個教徒找到劉祥，說是只要信教病就能好。劉祥出于試一試的想法，陪著妻子參加了該教派的活動。為了讓妻子盡快好起來，他一有時間就看圣經，后來妻子病慢慢好了，自己和妻子都信教了。
劉祥說，文革前他信教要嚴守秘密，隨便禱告被發現后會被打倒。從他的講述看，他信的教不屬于三自教會，否則不會不設置正規堂點。文革期間不少教會領袖、精英被打壓，劉祥不再參加活動而在家里自學。一方面，他虔誠地信著耶穌，一方面，他喊“毛主席萬歲”，日常生活中他燒紙不跪拜偶像，而是按照圣經的要求先尊國家。他在順從的前提下靈活地信著教，對我們說“國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硬著頭皮干，沒好處”。
集體化時期的系列政治運動，不僅打掉封建社會的壇壇罐罐，非三自教會活動空間也幾乎消失。當所有的菩薩、族譜、牌位被毀掉后，1980年代國家權力上移并沒有帶來傳統信仰的回歸。相反，A村所在的縣于1988年恢復宗教信仰自由后，蟄伏在民間的非三自教會如雨后春筍般半公開活動起來。
劉祥于1988年參加教會活動，那時20多個人聚在教首的家里。學習了一個月他就不去了，原因是他與教首的脾性不合，對教首為人和處事看不慣，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覺得教首對教義的講解，與他所信奉的真理有偏差。劉祥不久加入另一個聚會點，參加活動的有10多個人，劉祥很快發現講解的不合理，他便再次回家自己學習領會。劉祥參加的第一個教會，信教者很快增至30多人。有人聚會就有奉獻，就需要會計和保管員，但是該教會經常有人撬奉獻箱，不久教會就宣告解散。劉祥認為，主要是教首信的不真，不帶頭向好沒好名聲。
隨著村莊活動空間的自由，不少信徒認識和頻繁地交流。不久就有信徒找到劉祥，希望在他家里辦聚會。第一個安息日來了十多個信徒，后來因隔壁村村長的家屬也信教，該村長就批給劉祥一點集體廢地。劉祥加大宣傳力度要求信徒多奉獻，加上他人捐贈不久就籌到7000塊錢，他拿著這筆錢在廢地上蓋起三間磚房。占用公共土地且得到村長認可，為劉祥所在的教會贏得合法性。很快，房屋容納不下驟增的教徒，劉祥就找到村里和組里商議，在三間房的基礎上進行擴建。正式組織對劉祥很“照顧”，劉祥當然會支持村里工作。在農業稅時期村里下達任務，劉祥不僅動員教徒完成，還主動為村里義務宣傳。
非三自教會在去政治化環境中成長，又在半正式治理機緣下獲得發展。問題是，相較于三自教會的愛國取向和政治服從，非三自教派的政治取向是晦暗不清的。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策略，使劉祥所在的教派成員驟增，但策略性依附引出的發展，不一定保證農村教會健康。1980年代劉祥加入又退出兩個教會，教派理念分歧遠大于具體運作問題，劉祥所在教會在后來也遭遇了類似的問題。
農村教會的紛爭
A村所在縣統計的信徒有10萬多人，不包括普遍沒有上報的非三自教徒。三自教會的組織架構很清晰，全縣有1個牧師，管縣域教會工作，下面是長老，有30-40人，管教務、財務、事務，其次是執事，管后勤，再下面是傳道員，負責講解《圣經》。三自教會下面分片區，片面下面是聚會點，全縣正規教堂有480個。一般情況下，1個點1個負責人，2個傳道員，下面就是堂委，常規設置是5人，星期六是安息日，教會教著學《圣經》，主要原則是愛國愛教，既遵國法又遵天法，天法主要是十條戒律，國法主要是國家法律。
劉祥雖非嚴格意義的三自教徒，但他在信教過程中沒有違法違規，且他以自己的服從和協助，贏得了村組織和村民的一致認同。因此，當他所在教會走上地面后，不僅沒有被有關部門制止，還于1993年被批準設立堂點。相較而言，A村其他教會雖然也會地上化，但大多沒有被賦予合法符號。盡管在A村眾多的堂點中，僅有劉祥所在教會被批準，但它卻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如果說集體化時期宗教管理是政治掛帥，以信徒是否愛國愛黨來區分教會正當性，改革開放以來的宗教管理堅持法治原則，即只要不觸犯法律不公開挑戰黨和政府權威，管理部門就以教會活動確定是否擴大其發展空間。它引出的潛在治理問題是，若農村教會現時無斂財行為、不危機人身和社會安全，管理部門是無權干涉教會活動的。在新時期新型治理邏輯下，劉祥所在的教會快速發展，不久即暴露出若干組織問題。
2014年10月11日，山東招遠故意殺人案一審宣判。張帆、張立冬等2人被判死刑，呂迎春被判無期徒刑，張航有期徒刑10年，張巧聯有期徒刑7年
劉祥出走兩個教會，曾帶出一部分信徒，在他成為教會的負責人后，帶出的人自然依附于他。其中有個叫徐寧的年輕人，他對基督教教義理解較深，自恃有才不時會提出意見，因此遭致教會堂委的不滿，他就帶一撥人重新組建教會。跟隨徐寧出走的還有錢梅，他們均成為新教會的講道員。經過若干年的發展，錢梅所在教會有100多信徒，在A村已經算是很大的教會。后來錢梅的侄子發現她與全能神的人混在一起，并在錢梅家里發現了有關世界末日的一些冊子，她侄子拿來小冊了交給劉祥。劉祥就向上反應請牧區領導人來處理，他們過來收繳了冊子并找錢梅談話，錢梅主動認錯，說自己一時糊涂，并表示以后會改正，牧區的人就走了。
全能神是邪教，發現即應制裁。但牧區領導管理教會要依法，僅僅依據小冊子就給予重罰，很難講得通。2013年時，同一教會的徐寧發現錢梅并沒有悔改，加上徐寧和錢梅作為骨干有過節，徐寧就上報給縣宗教局、三自和派出所。錢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表態說宣傳全能神是非法的，以后不再與全能神攪和在一起，錢梅甚至寫了好幾封保證書。有全能神傾向的人，終于不再過去活動。
劉祥作為資深教徒，對宗教管理有體會。他告訴我們，即使知道誰是邪教徒，公安部門也不能動，因為要講人證和物語。舉報后可抓人的部門只有國保大隊，如果沒人舉報國保大隊就無從搜集信息。問題來了，誰愿意去舉報呢？在特殊時候，國保大隊主動出擊抓過邪教徒，派出所也曾召集劉祥等人開過會，提醒他們一旦發現邪教要即刻舉報。那么，劉祥如何看待與全能神接觸的錢梅呢？
劉祥的回答是，“錢梅不是帶頭傳邪教的，是被人誘惑的。人的頭腦不一樣，智慧不一樣，信仰不一樣，動機不純，別人一說，他就試試看，就信了”。我們對該回答稍微解析下，就會發現劉祥表達的意思，即錢梅對教義的理解不深，還沒有像他那樣虔誠信教。我們了解到，錢梅從劉祥的教會出走后，劉祥就不再與他們有來往，不僅如此，A村的教會相互之間不交流，除開擔心本教會人員流失外，主要原因是教義理解有差別。即使不同教派見了面，他們也不會坦誠交流。問題是，在教義理解上誰更能接近真理，是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事，劉祥的說法從側面說明教會管理難度。
農村教會禮拜堂（資料圖）
農村教會的管理
追究劉祥的信教歷程會發現，盡管他開始與三自教會無關系，但后來的招來信徒和辦堂點，使他與三自教會建立起體制聯系，他的信仰因此越來越受三自的影響。劉祥很是自豪地說，他是因為自學時間長能講道，然后又到縣三自被培訓了半個月，所以他能從教義角度區分出正邪教。
其實，在三自教會的管理體系里，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培訓。A村所在縣的正規教會，對堂委要求一直較高。堂委一般年齡大、信教時間長、信仰要虔誠，且堂委搭配注意老中青結合，以保證三自教會理念的無縫傳播。正常情況下，老牧師帶小牧師、老長老帶小長老，他們均受國家支持的神學院培養。正因為如此，國法與天法才不會有沖突。
對于正規的教會，若有事務要做，必須開會同意。一般是先開堂委會，然后開信徒會。經大家無記名投票選舉，從幾個堂委中選出負責人，負責人不僅要信仰虔誠，而且要在教會有好名聲。選舉負責人時，上面會來人主持，如縣三自派人監督。選出的人須得到上級同意，堂委重要職責是傳達精神。信得真、有智慧的信徒，可以調動到縣三自去工作。
A村所在縣在鎮一級設片長，負責本轄區內的教會管理，教徒提升要經過他的考察。地下教會要想合法在地上傳播，必須首先得到縣宗教局認可蓋章，不少農村教會為了獲得體制認可，甚至主動要求上交每年一次的奉獻。對于正規教會，相關部門會一年一查，主要是看電器設備、是否有危房的問題，以便及時排除安全隱患。除開垂直化的宗教部門條線，還有一條線依照政府層級設置，縣里要求鄉鎮領導抓宗教管理，鄉鎮領導再抓下級組織負責人，統戰部門、派出所等是直接責任主體。做個假設，如果農教會得到政府部門管理，教會堂委經過正規神學院培養，基督教的農村傳播就不會出問題。實踐地看，這個假設很難成立。
農村教會在舉行聯誼活動（資料圖）
建國后我們之所以區分三自和非三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基督教派眾多，不同教派對黨和政府的政治認同存有差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中央政府以愛黨愛國為政治原則，調動起群眾檢舉揭發的積極性，再輔以層級制組織的強有力治理，農村教會的不良影響因此被扼制住。現在的問題是，從地下走向地上的農村教會，不少是非三自教會的殘存物，不同教派對體制和社會理解不同，會造就出不同政治色彩的教徒行動。從管理主體角度看，我國有三種宗教管理辦法，它們能區分出正教邪教，促進農村教會健康發展，以下簡要介紹：
第一個是從教義角度區分。同樣的圣經教義，講道方式有差異。對于初入教會者來講，很難在短期內聽出正邪。尤其是那些急于得到保佑的人，很容易誤入歧途。但那些年長的信徒能聽出來，尤其是堂委對傳道有辨別力。當然，若是常看《圣經》，對教義有理解，也能分辨出正邪。如果相關部門加強對堂委的管理，其信仰端正能夠扼制邪教的傳播，前文中劉祥的舉報即是例證。如果宗教部門調動堂委監督積極性，多下基層走訪了解教徒信息，布道者一旦偏離《圣經》內容是能被查出的。
第二個是從社會表現區分。我們訪談劉祥時他說，“不去拉人入教會，人是不能拉的”，換言之，如果有某教會成員不斷勸說，信教能治病有諸多的好處，至少是很可疑的。有些教會活動很隱秘，且傳教方式也很隱秘，成員一天到晚不回家，影響到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被要求多奉獻以得永生，其邪教屬性是很容易判斷的。我們在調研時，村民說某某信的是邪教，就是從生活常識感知的。如果堅持走群眾路線，發揮群眾監督積極性，就以很快甄別出正邪教。
第三個是從常規管理區分。限于獨特歷史和發展現實，要將復雜的農村教會屢清楚，并不是一件易事。就我們的調查看，基層相關部門有兩大管理問題，一是如何甄別和對待正邪教會，二是如何做好常態化的教會管理。前者不僅是個管理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浙江省“三改一拆中”出現的教會政治化反抗，在基層宗教部門管理實踐中同樣存在，如何協調好管理與政治關系需要進一步探索。常態化宗教管理的關鍵是，在克服官僚主義氣基礎上，加強相關主體的責任建設，提高常態化認證和監督水平，尤其要強化基層組織治理能力。
總結起來，宗教管理需要“三位一體”，只有宗教業務機構、政府職能部門聯合起來，踐行群眾路線實現常態化管理，決策部門制定出清晰的宗教管理原則，上下合力、多方齊心、社會參與，才能去偽存真的推動農村教會良性發展。
（本文劉祥、徐寧、錢梅均為化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經資訊新媒體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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